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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青山人未老  ——陸耀東先生的學術成就與品格評述
踏遍青山人未老  ——陸耀東先生的學術成就與品格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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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陸耀東,1930年生,湖南邵陽人,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聞一多學會副會長,是當代中國有影響的現代文學評論家,尤以詩歌研究和魯迅研究為學術界所稱道。已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已出版專著《二十年代各流派詩人論》、《徐志摩評傳》、《中國現代四作家論》以及《魯迅小說獨創性初探》等。
  陸耀東先生自1955年于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留校以來,一直執著于學術與教育事業。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矢志不移,即使在反右斗爭中受到沖擊,1958年下放農場勞動時,都堅持搜集資料,讀書和寫作。憑著在本學科領域的豐厚的資料積累、廣博的知識修養和扎實的寫作工力,早在50年代的魯迅研究等領域內即有建樹,在粉碎四人幫以后更成為本學科領域出色的學術帶頭人之一。與同輩優秀學者一樣,陸先生雖不具有創業者的資格,但歷史卻賦予他們以承繼者的新姿、艱難推進的使命與深入開掘的重任。在王瑤、李何林、唐韜、劉綬松等老一輩學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的基礎上,他們以扎實求新的學術品格和豐碩的學術成果,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學術成就與貢獻
      1.魯迅研究
  陸先生的現當代文學研究是從魯迅研究起步的,在50年代他就成為新一代魯迅研究的骨干之一。當時,在一些研究者普遍否認魯迅筆下的狂人所固有的病理特征,以劃分階級成分的方法取消這一形象的復雜性時,陸先生發表了《關于〈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形象》一文,通過對狂人的言論、行動和心理特征的分析,認定“狂人,是一個活生生的真狂人,不是假裝的,也不是統治者故意給他戴上狂的帽子,更不是作者心目中的概念的化身。從這個人物的言論、行動、心理活動來看,是具有狂人的病態的。他的感受,是一個有著明智觀點的人物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后的感受”。這種論析沖破了批評界庸俗社會學的傾向,使對于《狂人日記》的研究回歸到審美對象本身,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可供繼續深入開掘的基礎。因此該文常被一些論者提及,被認為是50年代魯迅研究中影響最大的文章之一。縱覽“狂人”形象的學術觀點,先后有“假狂”說、“真狂”說、“真狂·象征”說、“狂與不狂的模糊集合說”,陸先生那頗有說服力的“真狂”說,已成為一家之言,載入魯迅小說研究的史冊。
  “文革”后,陸先生在魯迅研究中較早運用比較研究方法,在魯迅與尼采的研究上取得了學術界公認的作為特定時期標志的成果。魯迅與尼采的關系,一直是魯迅思想研究者關心而不大敢接觸的問題,除1939年洛濁文(王元化)寫過《魯迅與尼采》專論外,最近數十年來,在寧左勿右思潮的指導下,很少人去探索這個問題,似乎覺得把魯迅與尼采聯系起來便會貶低魯迅。1978年,陸先生發表了《試談魯迅評尼采》一文,第一次系統地歸納了魯迅在三個不同時期對尼采的不同評價,理清了魯迅對尼采的認識過程,同時又特別將這種認識過程與魯迅自身思想發展歷程聯系起來作動態考察,指出魯迅對尼采的認識過程,“前期有偏頗,后期基本上正確。魯迅對尼采的認識,和魯迅的整個思想發展歷程是一致的”;認為“有的同志把‘五四’看作魯迅前后期思想的分界線……并不符合魯迅思想發展的實際”。由于此論具有一種內在的深刻性和令人信服的真實感,從而贏得了學術界的重視,多次被一些學術論著援引其觀點或全文轉載。趙家璧先生在《編輯生涯憶魯迅》一書中更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這個專題自1939年王元化論文發表后研究上的“一個大突破”,“一次可喜的大收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從解放后數以萬計的魯迅研究論文中選錄了31篇其中就包括了這篇文章。在1981年魯迅誕辰一百周年之際,陸先生又與唐達暉先生合寫《論魯迅與尼采》,較前更為深入透辟地分析了魯迅接受尼采影響的時代原因,魯迅與尼采在若干問題上觀點的異同,尼采著作對魯迅著作的影響,并就如何理解這種復雜的歷史現象提出了獨到的見解。還從魯迅的雜文、散文詩、小詩中逐一剝析出魯迅與尼采的思想關系及其異同,論述十分精彩、深刻。該文在《魯迅研究》發表后,先后三次被轉載,又被選入《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1986年又被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魯迅研究室編輯的《魯迅與中外文化的比較研究》一書,該書編者在《概述》中指出此文“是近年魯迅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它將魯迅與尼采比較論研究課題推入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陸先生對魯迅小說藝術的研究,成績也比較顯著。他和唐達暉先生合著的《魯迅小說獨創性初探》,著眼于魯迅小說作品思想與藝術上的獨特之處的探過,新見頗多。其中既有微觀探討,也有整體把握。其敏銳的發現是作者通過細磨慢研而噴射出來的。這部書并不厚,但讀過它的人都感覺著沉重的份量。
      2.中國新詩研究
  陸先生治新詩有年,早在50年代就開始準備,新時期思想解放之初,他的新詩研究一發而不可收。《二十年代中國各流派詩人論》等學術論著標志著他一開始就站在中國新詩研究的前列。收入該書的十篇論文,對20年代各個流派中成就較大的14位代表詩人詩作分別作了專題論述,加上附錄的《新詩第一個十年鳥瞰》,從而較全面系統而又清晰深刻地展現了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詩壇面貌。從他的一篇篇詩人論中,我們既能看到一個個詩人的獨特面貌,又能窺見詩歌某些方面的總體氣象和詩歌潮流的整合趨勢,這大概是他作為一個文學史家的詩歌研究的獨到之處吧。所以,有的評論文章說,《詩人論》是可以“當作現代詩歌的斷代史來讀的”[①]。《詩人論》堅持以美學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為指導研究新詩。作者在評論“湖畔派”的愛情詩時說:“愛情是與人類社會同在的。在不同時期,一方面不可否認,它有著共同的成分。故而愛情詩的生命力,不能僅僅從它的時代特色中去尋找;另一方面,它又必然有著特定的時代特色,而且在不同歷史階段,即使愛情詩水平相等,它們的歷史地位也不盡一樣。可以設想,如果‘湖畔’派的愛情詩晚出十年那它就不會如此受人重視。今天,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必然會降低。”這的確準確地把握了“湖畔”愛情詩的思想與藝術價值之所在。作者通過對冰心的小詩細致入微的分析后指出,冰心小詩對“愛”的謳歌,盡管其主觀動機是多么不同,客觀上都具有反封建的意義。他說:“詩人那么重視母愛,把母愛視為最美好最高尚的東西,原因之一是:當時的社會只有冷風凄雨,充滿爾虞我詐,勾心斗角,沒有或者缺乏‘愛’的溫暖。詩人為什么那么推崇‘童心’,原因之一還是:兒童相對地說,較少受到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薰陶,比較純真,‘和他們說話不必思索,態度不必矜持’。詩人歌頌寧靜、柔和和清秀的大自然,我認為也是他不滿意于社會現實,追求比社會現實更美好的境界的反映。”這里清楚地表明冰心的小詩內容與她所歌詠“愛”的哲學是合乎人道、關乎人性的,是與五四時期“人的解放”的時代旋律相應和的。因為陸先生從時代精神的角度把握詩人的思想傾向性,論定詩歌的審美價值,《詩人論》也就具有了濃厚的歷史感。
  《詩人論》在重視思想評論的同時,更重視美學的評論,這具體表現在對詩人藝術個性的探求和詩美的發掘上。作者對郭沫若、馮至、聞一多、徐志摩等詩人的詩藝成就給予了充分肯定,對他們的抒情個性和藝術技巧作了準確的揭示。他指出馮至的詩歌和郭沫若的詩歌兩者都是美,但郭詩體現為“狂放不羈的氣勢,奇特的想象,粗獷的聲音和英雄的格調”,而馮至則是“以正直的觀念,健康的感情,純凈的心靈美影響讀者。”郭詩如《女神》的美,“首先是內律”,馮至詩歌則“幾乎全部用形象顯示或暗示”。在論聞一多的詩美時,指出了他那“沿著自辟的航線飛翔”的想象的獨特性,詩歌語言的絢麗的情調色彩等等。對徐志摩的詩,作者指出具有詞藻美、形式美和音樂美,但同時也根據他從積極浪漫主義后退到消極浪漫主義的創作過程,指出他那妍媸互見的“感情柔細而流于膩,風格輕靈又近于滑”的抒情個性。類似這樣的分析不僅避免了評論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體現了批評思想中歷史的和美學的觀點的結合。
  《新詩第一個十年鳥瞰》一文,可說是20年代詩歌的略史。它是在對20年代重要詩人專論的基礎上對20年代新詩的總論,較為全面系統地評說了新詩第一個十年的歷史,對中國詩歌變革的動因,新詩理論建設和論爭,新詩創作的總體面貌,新詩流派的發展線索及興衰起伏的原因等,作了全面的梳理和總結。其資料之詳,涉獵之廣,領會之深,讓人佩服不已。這篇論文,無疑加重了本書的份量。
  陸先生對20年代各流派詩人的研究以對徐志摩等人的研究最為學術界所推崇,最引人注目。《徐志摩評傳》是陸先生新詩研究上的重要收獲。他以多年教學與研究的深厚功力,對徐志摩的生活、思想、藝術作了系統、深入的研究探索,提出了很多可貴的見解。在現代文學史上,徐志摩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作家。早在30年代初,他就被認為是文壇的一個杰出代表,是沒有與之并駕齊驅的繼起者的布爾喬亞式的“開山詩人”和“末代詩人”。《評傳》以大量的原始材料再次證明了這一點。此外,他還就徐志摩民主主義思想的性質,愛國主義的深度,在現代評論派和新月派中所起的作用,在幾次論爭中的具體表現以及文學創作的主張和實踐,以及和他當時親近的陳西瀅、胡適、聞一多等人的異同等,都作了深刻的論述。特別是對于徐志摩思想與藝術的復雜性的發掘與剖析,是十分新穎、獨特的,是作者從紛繁復雜的頭緒中,從大量的史料中,經過理性的梳理后完成的,因而具有相當的可信性和說服力。《徐志摩評傳》對徐詩的評價,頗多精細獨到的闡發。例如認為《志摩的詩》雖寫于“五四”低潮期,但“也有時代精神的回響”,“具有‘五四’光華的折射”。《評傳》在分析中擺正作品的生活內容與作品的總的藝術價值的關系,不以題材論高下。有些批評者特別著重《先生!先生》、《叫化活該》、《誰知道》、《蓋上幾張油紙》、《一條金色的光痕》等,因其題材的現實性較強。而《評傳》則認為,這些詩從題材上說,確有積極意義,但作為藝術總體,其藝術水平并不很高,給詩壇提供的獨創并不多。而他的那些以愛情、理想以及其他一些無直接政治意義題材的詩篇,如《雪花的快樂》、《沙揚娜拉》、《再別康橋》等,則是徐詩藝術成就中最高的。
  陸先生重點研究的詩人還有馮至。他寫過《論馮至的詩》和《馮至評傳》兩篇長文,都著重探討馮至的創作道路及在抒情詩、敘事詩和十四行詩方面的獨特藝術貢獻,特別是對其詩美的探討,尤富于學術理論素養和才情。現在,他正在撰寫北京出版社約稿的《馮至傳》,相信這會是一個更有份量的學術成果。
  陸先生對二十年代中國新詩的研究已充分展示了他的實力和才華,現在他正在對三、四十年代詩人詩作進行具體研究。其中《論艾青詩的審美特征》尤富新見。學術界曾對艾青《我愛這土地》一詩“帶有憂郁成份”持不同看法,有人并以此攻訐詩人。陸先生則認為,對于憂郁正如同對于樂觀,必須根據具體情況作出具體的分析。“艾青的憂郁,其實是政治責任感的一種表現形式”。作為詩,對于同一種政治內涵的情感,完全可以而且應該以詩人自己獨特的方式表達。任何不必也不應加以規定,或從中分出高低好壞。“艾青詩中這種基于革命責任感的憂郁,與他的詩的深沉特色相聯系,否定了其中的憂郁,無異于否定了這詩的根本價值和詩美。”這種見解,有力地矯正了以前研究中的偏頗。陸先生正在撰寫的多卷本《中國新詩發展史》一定會是一部富于創見性的書,一座豐富的詩的寶藏!
      3.現當代文學思潮研究
  現當代文學思潮一直是陸先生十分關注的研究領域,他在這方面有過很多思考,發表過很多啟人深思的見解。他正在從事的國家課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學思潮》就是試圖集中展開對現當代文學思潮的研究,還有博士點基金課題《中國現代詩歌變革與西方漫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也把側重點放在現當代文學思潮研究上。當然,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未完成,還無法作出具體評說。不過,他在魯迅研究和新詩研究中,已經或多或少地表現出對現代文學思潮研究的深厚功力。從這些并不是以思潮為主的研究課題中可以看到,他對作家作品的研究從來都是把它放到文學思潮這個大背景中去觀照、去審視的,或者說,他的作家作品研究從來都沒有脫離現當代文學思潮的種種聯系。在陸先生的多種論著中,或多或少地體現了他對現當代文學思潮的深刻洞察與精辟見解。《論魯迅與尼采》比較系統地體現出魯迅與外國文學思潮的某種深刻聯系;《魯迅與“拉普”派》則較全面地理清了“拉普”理論與中國左翼文學思潮的關系,可以說,這也是陸先生對現代文學思潮研究的貢獻。從陸先生的一些基本見解中,我們已經領悟到了現當代文學思潮研究必須走向縱深發展的趨勢。
      二、治學態度與學術品格
  在40年的學術生涯中,陸先生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學術品格。總結陸先生的治學態度與學術品格,主要為這樣幾個方面:
  一、一貫堅持嚴謹、扎實的學風,十分重視研究資料的全面掌握和深入挖掘。他在魯迅研究和中國新詩研究中,就充分顯示了這一特點。從50年代起,他就開始搜集新詩資料,從1978年起,到舊書屋選購,到全國各地圖書館大量復印、抄寫新詩集。現在,他所購買、復印、抄寫的現代新詩集達600種左右,占解放前全部新詩集的約百分之五十。他搜集新詩資料之多,為國內外學者所公認,美國學者李歐梵先生認為“國外學者不能望期項背”,他發表于《文學評論叢刊》第26輯上的《二十年代新詩雪泥鴻爪》一文,綜述20年代中國新詩概況,羅列詩集之多,涉獵資料之廣,實為少見。陸先生的新詩論著,始終堅持從原始材料出發,他對每個詩人的評價,都建立在對詩人全部詩作及其有關研究資料的掌握和審視的基礎上。例如他在撰寫《徐志摩評詩》之前,是香港出版的《徐志摩全集補編》的主編之一,在全面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對徐志摩的生命、思想及其創作作了全面的研究。《評傳》對徐志摩1930—1931年思想中重要而微妙的變化,發掘出不為人注意的四個例證材料并加以論述,頗具說服力。這種廣征博引、探幽發微的學術風格,給本書增添了資料價值,為后來的徐志摩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所以趙家璧先生在讀了《評傳》后致信作者說:“拜讀后,感到傳記部分,字字有據,寫作態度嚴肅認真,與有些人著眼詩人私生活的文章完全不同;而你的評論,我認為既符合史實,也符合詩人的個性,可稱最值得給徐志摩研究提供資料的一本好書!后面三篇評作品的查證,說明你這幾年確實下了扎實的研究功夫,值得我向你學習、致敬。”[②]由于對現代新詩作品和研究資料廣泛涉獵和充分掌握,陸先生對20年代中國新詩的研究駕輕就熟,材料和觀點密切統一,每篇詩人論既是在大量材料的基礎上立論,又是以翔實、典型、準確的材料去恰當地證實其觀點,因而具有扎實、豐厚和透徹的風格。陸先生做學問不盡可能全面占有資料,就不輕易動筆,一旦為文,便言必有據,論證充分、細致、有力。他的《試談魯迅評尼采》一文幾乎列舉、囊括了魯迅論尼采的所有作品、文章。《為“俄國歌劇團”與該團在北京的演出》更用大量的歷史事實和作家生平材料及其創作的眾多作品,展示他所處的歷史環境、生活經歷和文學創作的有機聯系及其發展演變的全過程。正因為全面占有資料,才有可能全面的分析,也才能做出穩妥科學的歷史評價。
  二、勇于探索、勇于創新的治學態度和實事求事的科學精神。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里,現當代文學研究通常采取的是一種簡單化的、片面的政治視角,以單一的、非歷史的政治標準作為唯一的“試金石”,合則是,不合則非。粉碎四人幫之后,現當代文學的眾多領域都等待學者們去開發、去突破,但由于多年極左思潮的影響,人們大多心有余悸,而對于那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禁區”,更是小心翼翼繞道而過。而陸先生在這期間則表現出了大膽追求真理的勇氣,較早注意到了對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率先向一些學術“禁區”和學術疑難問題發起挑戰。1978年他將尼采對魯迅的影響作了比較研究。1984年,他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發言《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爭議的作家作品評價問題》,引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反響;此文發表后,在學術界影響很大。此文以《新月》、《現代》作家群及徐志摩、沈從文、戴望舒等作家為例證,提出了現代文學研究中至關重大的理論問題。文章指出,由于對有爭議的作家作品評價的問題沒有解決好,造成中國現代文學史很不“完整”的現象,對這些作家采取“一刀切”的辦法,文學史就談不上全面反映歷史,更不用說總結文學發展的歷史規律”。對“有爭議的作家”評價不當,實際是由于理論上“左”的偏頗造成的。其表現是,在作家的思想與作品關系的問題上,用對作家思想的分析代替對其作品的評價;用作家某一階段的思想代替他的整個一生的思想;用作家的政治態度來取代他的整個思想,從而造成了對作家評價的偏頗。在作品的生活內容與作品總的藝術價值關系上,用作品題材作為評價作家作品的第一要義,這就勢必對一批不以重大題材為內容而藝術上確有異彩的作品采取不公正的態度。所以“對于作家作品的歷史評價,應從作品出發,根據它在文學上獨特貢獻的大小而定。”陸先生提的這個問題,擊中了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流弊,對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陸先生勇于探索的勇氣不僅體現在對現代文學研究“撥亂反正”的理論問題的深刻洞察上,更明顯地體現在對一個個具體問題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中。如果說從客觀上提出整個學科建設的理論見解,需要的是站在時代高度的膽識與深諳歷史與未來的眼光,那么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和把握則需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他指出,“中國現代文學史,既然是一門學科,那么,它只有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客觀地科學地總結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規律,才會真正成為科學,才會有生命力,任何人要想步入歷史科學宮殿的大門,至少要有敢于面對歷史真實的勇氣、決心和態度。”(《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爭議的作家作品評價問題》)陸先生在80年代上半期接連推出的專著和論文,就是“敢于面對歷史真實的勇氣、決心和態度”的鮮明標志。他“以作家作品為根據”,重新評價了一大群以前被否定、冷落和有爭議的作家和詩人,實事求是地肯定他們對新文學的貢獻及其在文學史上的歷史地位,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三、力求藝術感受的獨特、真切與審美評價的精當、公允。文學史研究除了鉤沉稽索,辯識謬誤之外,更在于有新的理論和藝術發現,而越是能把握文學這種富有審美張力的狀態,就越能有新的發現。或者說,文學史研究水平的高低取決于很多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研究者本身要有藝術的眼力,藝術感受一定要獨特、真切,審美把握一定要準確、中肯。陸先生在現代文學史研究中,處處體現出較高的理論素養和文學素養,對作家作品的研究有具體而又深刻的藝術感受和認識。他對魯迅小說的探討細膩深入,在很多不為人注意的地方,發現了魯迅小說的獨創性所在,他對《狂人日記》、《風波》、《故鄉》、《阿Q正傳》、《孤獨者》、《補天》及《故事新編》中的作品內蘊的獨特的感悟與深刻理解,使他一一掘發出其中的精妙,顯得十分引人矚目。他的詩人論幾乎篇篇寫得扎實、厚重、活潑、生動,這一方面在于他對研究資料的全面占有和深入控掘,另一方面則得力于他那較強的理論素養和藝術感受能力。解讀詩歌需要由敏銳的感覺體味,從深思里去領略。解詩,作為一種批評,則是對詩歌語義的意思的解讀與闡釋,這尤其需要有相當的藝術感受和審美判斷能力。陸先生對詩歌的研究,以理解作品為前提,在理解中實現對作品本體的欣賞和審美判斷。他認為對作品本體的細讀與理解是詩歌研究的第一步,一首詩的形式與意義只有在反復咀嚼、不斷細讀之后才能展現;只有通過對作品的細膩感受與深切體驗,研究才會深入,結論才會準確可靠。這種詩歌研究的科學性決定了它的難度所在。陸先生深有感觸地說:“尋覓詩美,是探寶,也是探險,是愉悅和享受,也有艱辛與失敗,我主觀上力圖從美學的觀點和歷史的觀點出發,盡可能地排除個人的偏見,客觀地從中國新詩的發展長河中來考察,來分析論述。”
  四、始終保持活躍的思想、開闊的視野和不斷更新自我的超越意識。不少人認為,陸先生始終有一顆年輕的心。我認為,這,一點也不假。一般來說,今天的中老年學者和青年學者之間有一條“代溝”,但陸先生在為一批80年代研究生的論文集《中國現代文學歷史比較分析》撰寫序言時,不僅為青年學者群的崛起感覺到一種激勵和幸福,而且認為這兩代人“精神上似無間”,不應夸大“代溝”界限,這剛好說明陸先生有一顆熱情、奔進的年輕的心。陸先生喜歡和年輕人接觸、交談,切磋學問,他和他的學生象朋友一樣親熱,這使他始終擁有一種年輕的心。但對于年輕人中存在的“玩學問”,他是反對的;對于某些年輕人的所謂“轟動效應”和追求“片面的深刻”,他是不贊成的。我們說陸先生始終擁有一顆年輕的心,主要指他始終保持活躍的思想、開闊的視野和不斷更新自我的超越意識。陸先生和同代絕大多數學者一樣,主要持一種社會歷史批評方法,但同時,陸先生并不為此所囿,始終注意吸納時代新潮,大膽采用新的研究方法。《關于〈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形象》,就是他在50年代運用美學和歷史觀點相結合的批評原則的最早嘗試。在魯迅與尼采、魯迅與“拉普”派等研究課題中,他自覺運用比較論的研究方法,其中《試談魯迅評尼采》被認為是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里“運用比較研究解決歷史疑難”的最早文章[③],它為魯迅與尼采的比較論研究“開了一個好頭”[④]。《聞一多的新詩與其文化心態》有意從文化心理學角度切入,而《從創作過程看魯迅雜感的特色》則從創作心理學角度分析作品,陸先生對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化思潮都有廣泛而深入的了解,并且經常注重學術界的新信息、新觀念、新方法,大量地涉獵新知識、新書籍,始終注視著學術前沿的新動向,把握著整個學術發展的趨勢。這就使他在學術研究上能跟上發展變化的形勢,在學術交流和學術信息中能胸有成竹地發言和對話。對“歷史的”與“美學的”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方法,他運用得十分嫻熟,這種傳統的方法并沒有妨礙他接納新潮,除舊更新,他還常常從研究對象出發選擇新的科學的研究方法,這就使得他對中國新文學的分析高屋建瓴,切中要害。
  注釋:
  ①《文學評論》1987年第4期。
  ②見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重印〈巴黎的鱗爪〉(序)》。
  ③《文學評論》1988年第2期第95頁。
  ④張夢陽《魯迅與中外文化比較研究概述》。
                       (責任編輯 周棉)*
  
  
  
徐州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73-7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龍泉明19961996 作者:徐州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73-7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龍泉明19961996
2013-09-10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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