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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中國現代小說的對外傳播
魯迅與中國現代小說的對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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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歷來十分重視中國與各國之間的文化、文學交流。從青年時代起,他便致力于外國文學的翻譯,一直持續到晚年。幾十年中,他翻譯的文字幾乎與創作的文字相等。在輸入外國文學的同時,魯迅也很注意向世界各國介紹中國的新文學,讓世界了解中國。后一方面的工作,魯迅是從本世紀20年代中期才開始著手的,雖然僅10余年時間,但他為此付出的心血,是不應該被遺忘的。
  “五四”新文學的對外傳播,始于20年代初期。小說方面最早譯成外文的新文學作品,正是魯迅的《阿Q正傳》。1925年, 在河南開封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俄國顧問團工作的蘇聯人瓦西里耶夫(中文名字王希禮),準備將《阿Q正傳》譯為俄文。 他請當時同在顧問團工作的曹靖華寫信給魯迅,允許他翻譯這篇小說,并請魯迅為譯本寫一篇序言和提供自傳。魯迅接信后,認為這是一件“欣幸的事”,“很應該感謝”譯者〔1〕。同年5月底,魯迅寫了《俄文譯本〈阿Q 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一文,托曹靖華轉交王希禮,該文最初發表于1925年6月15 日《語絲》周刊第31期。魯迅在序文中寫道:《阿Q正傳》的寫作, 是為了描出“我的眼里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小說出版后,中國讀者有各種不同的反映,“在毫無‘我們的傳統思想’的俄國讀者的眼中,也許又會照見別樣的情景的罷,這實在是使我覺得很有意味的。”王希禮的譯本直到1929年才由列寧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譯本名叫《阿Q正傳》, 實則是魯迅的一個短篇小說選集,內收8篇作品,除王希禮所譯《阿Q正傳》外,其余為:卡扎克維奇譯《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什圖金譯《孔乙己》、《風波》、《故鄉》、《社戲》、《頭發的故事》。魯迅所寫《序》收入書中,《著者自敘傳略》未譯出,隨同寄出的魯迅照片也未采用。同年,科金翻譯的《阿Q 正傳》另一譯本也在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
  就在王希禮打算翻譯《阿Q正傳》之時, 另外有人也已經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1925年4月,在美國出生的華僑梁社乾寫信給魯迅, 談到他在翻譯魯迅小說。6月上旬,梁社乾將《阿Q正傳》的英文譯稿寄給魯迅審閱,魯迅于6月20日校正寄還。該譯本于1926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后又多次再版。有的蘇聯學者根據魯迅為王希禮譯本寫序的時間,斷言魯迅作品最早譯成歐洲文字的本子,是俄譯本。實際上,英譯本更早,只是此譯本由中國出版社印行,并非在歐美出版。據《魯迅日記》記載,梁社乾在翻譯《阿Q正傳》過程中, 曾與魯迅多次通信,得到魯迅的熱情幫助,可惜他們的通信都未保存下來。
  真正在歐洲最早出版的魯迅作品外文譯本是法譯本。1926年,在法國求學的中國留學生敬隱漁將《阿Q正傳》譯成法文, 發表于巴黎《歐羅巴》雜志5月號和6月號上,譯文有刪節。敬隱漁在譯文前簡短地介紹了魯迅的生平和創作,對《阿Q正傳》推崇備至。從1926年1月至1927年10月,敬隱漁與魯迅一直保持通信聯系。在給魯迅的第一封信里,敬隱漁寫道:“魯迅先生:我不揣冒昧,把尊著《阿Q 正傳》譯成法文寄與羅曼·羅蘭先生了。他很稱贊,他說:……《阿Q 正傳》是高超的藝術底作品,其證據是在讀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覺得好。這可憐的阿Q 底慘象遂留在記憶里了……。羅曼·羅蘭先生說要拿去登載他和他的朋友們辦的雜志《歐羅巴》。我譯時未求同意,恕罪!幸而還未出格,反替我們同胞得了光彩,這是應告訴而感謝你的。我想你也喜歡添了這樣一位海外知音。”據當年在法國留學的林如稷回憶,羅曼·羅蘭在給敬隱漁的回信中還談到:《阿Q正傳》“是一篇富于諷刺的現實主義杰作。阿Q的形象將長久留在人們的記憶里。……在法國大革命的時期,也有類似阿Q的農民。”〔2〕。這是魯迅作品,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第一次受到西方文藝界人士的高度重視。1929年,敬隱漁將他譯的《阿Q正傳》、 《孔乙己》、《故鄉》收入他編譯的《中國當代短篇小說作家作品選》一書,在法國出版。此書很快由英國人米爾斯譯成英文,改名為《阿Q 的悲劇及其他當代中國短篇小說》,1930年在英國出版,次年又在美國面世。從此,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開始為歐美各國所知曉。由于敬隱漁同魯迅的通信未能保留下來,我們不知道他究竟向魯迅請教過哪些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長達近兩年的通信中,有志于譯介魯迅作品和中國現代文學的敬隱漁,一定向魯迅求教過不少問題,而魯迅則盡量給以圓滿的答復。魯迅還給敬隱漁郵寄過數冊《莽原》雜志,以使后者對中國現代文壇有更多的了解。
  1928年,在上海同濟大學任教的廖馥君著手翻譯德文本《阿Q 正傳》。10月間,魯迅與廖通信并見了面,估計他們曾談及翻譯之事。后來廖將譯文交德國老師盧克斯帶回國,但未見出版。
  在東方國家中,最早譯介魯迅和中國現代文學的是日本。1928年,井上紅梅首先譯出《阿Q正傳》,但誤譯甚多。30年代初, 與魯迅結下深厚友誼的日本新聞聯合通信社的特派記者山上正義,鑒于魯迅希望有一個決定版的《阿Q正傳》日譯本,遂開始翻譯這篇小說。 初稿譯出后,魯迅進行了“嚴密的校閱”,并給譯者寫了85條注釋。山上正義在譯文前寫了一篇《關于魯迅及其作品》的文章,稱魯迅是中國文壇的“泰斗”,《阿Q正傳》“是當今文壇上的一部名著。 這不單是在文壇上,就是在一般讀者當中,《阿Q正傳》這個名詞, 目前也不是一個固有名詞,甚至已成為一個通俗的普通名詞。‘阿Q’同張三、李四一起, 已成為日本的太郎、長松相類似的一個普通的名字了。”山上正義譯的《阿Q正傳》于1931年在東京出版,書名叫《支那小說集·阿Q正傳》,里面除《阿Q正傳》之外,還收入了柔石、馮鏗、胡也頻等人的作品和小傳,顯然有紀念左聯五烈士的用意。在此之前,山上正義已向日本文藝界介紹過魯迅。1928年3月, 他在日本《新潮》雜志發表了《談魯迅》一文,對魯迅的生平和作品做了簡要介紹,這是日本一般雜志上刊載的最早評述魯迅的文章。
  大約在1931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打算編譯一本反映中國新文學成就的書。他曾為此幾次拜訪魯迅,得到魯迅的大力支持。1933年,編選工作完成,該書取名為《活的中國》,主要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專收魯迅的作品,共8篇,即《藥》、《一件小事》、《孔乙己》、 《祝福》《風箏》、《論“他媽的!”》、《離婚》,外加一篇《魯迅生平》;第二部分收錄其他中國作家的小說,共17篇,入選的作家有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從文、孫席珍、田軍、林語堂、蕭乾、郁達夫、張天翼、郭沫若、失名(楊剛)、沙汀。另外還有兩篇附錄,一篇是尼姆·威爾士(斯諾前妻海倫·福斯特的筆名)著《現代中國文學運動》,一篇是《參考書目》。1936年10月,《活的中國》在英國倫敦出版。斯諾在《編者序言》中寫道:為了改變許多西方人對中國現代文學所持的輕視態度,有必要譯介一些中國當代作品“讓大家讀讀”,“我是在會見了魯迅和林語堂之后,才決定由我本人來承担這項任務的。魯迅那胸襟寬廣的人道主義精神,對人的滿腔熱情以及對周圍事物的洞察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相信他的作品一定能夠提供有意義的說明。”〔3〕為了表示對魯迅的敬意, 《活的中國》的封里還刊登了一幅魯迅照片。這部譯著比較全面系統地向西方讀者介紹了中國新文學的成就,它的副標題:《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已經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魯迅于1933年3 月曾經寫過一篇《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就是應斯諾之約而寫的,所選作品收入《活的中國》。篇目由魯迅選定,其中有的并不是小說,可能是后來臨時變換的,在《自序》中,魯迅強調自己最初從事短篇小說的創作,是受了外國小說,“尤其是俄國、波蘭和巴爾干諸小國”文學的啟迪,目的是為了揭示“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原意其實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并不是為了當時的文學家之所謂藝術。”魯迅的這種審美觀,影響了斯諾,以致后者在選擇其他中國作家的小說時,也偏重于那些揭露性的,譴責性的,描述中國社會現實的作品,即使文字粗糙點也沒有關系。魯迅對自己的作品能被介紹給美國讀者深感欣慰,他說:“這些東西,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注意,雖然很被有些批評家所排斥,而至今終于沒有消滅,還會譯成英文,和新大陸的讀者相見,這是我先前所夢想不到的。”〔4〕
  1934年5月至1935年10月,魯迅、 茅盾同美國友人伊羅生曾多次通信,商談編選中國現代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的有關問題。在這之前,《草鞋腳》一書實際上已經編成。因為1934年3月23日, 魯迅已應約為該書寫了一篇《〈草鞋腳〉(英譯中國短篇小說集)小引》,文中寫道:“在中國,小說是向來不算文學的。在輕視的眼光下,自從十八世紀末的《紅樓夢》以后,實在也沒有產生什么較偉大的作品。小說家的侵入文壇,僅是開始‘文學革命’運動,即一九一七年以來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會的要求的,一方面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這一本書,便是十五年來的,‘文學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說的選集。因為在我們還算是新的嘗試,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見它恰如壓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雖然并不繁榮,它卻在曲曲折折地生長。”在《且介亭雜文》“附記”里,魯迅又對該書作了介紹:“《草鞋腳》是現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應伊羅生(H.Isaacs)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選出,他更加選擇,譯成英文的。但至今好象還沒有出版。”該書的出版一直拖了40年。直到1974年,才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1979年10月,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把伊羅生捐贈該館的有關《草鞋腳》資料的復印件贈送給我國,才使我們對該書有了清楚的了解。
  這批珍貴的資料共分為5個部分:1.魯迅、茅盾致伊羅生的7封信;2.魯迅、茅盾為該書寫的自傳;3.魯迅所寫序言;4.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5.擬選入《草鞋腳》的作品篇目、部分作家簡介和作品簡介。在致伊羅生的7封信中,魯迅、 茅盾對譯者的工作表示“非常高興”,并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如對1930年以后的左翼文學作品,建議譯者“多介紹些新進作家;如何谷天的《雪地》及沙汀、草明女士、歐陽山、張天翼諸人的作品,我們希望仍舊保留原議。”魯迅和茅盾對伊羅生的翻譯予以很高的評價,鼓勵他繼續從事這一有意義的工作:“您說以后打算再譯些中國作品,這是我們很喜歡聽的消息。我們覺得象這本《草鞋腳》那樣的中國小說集,在西方還不曾有過。中國的革命文學青年對于您這有意義的工作,一定是很感謝的。我們同樣感謝您費心力把我們的脆弱的作品譯出去。革命的青年作家時時刻刻在產生,在更加進步,我們希望一年半載之后您再提起譯筆的時候,已經有更新更好的作品出世,使您再也沒有閑工夫仍舊找老主顧,而要介紹新人了,——我們誠心誠意這么希望著,想來您也是同一希望罷!”在信中,魯迅和茅盾還回答了伊羅生提出的一些問題。
  如果拿當初擬選的作品篇目與1974年出版的譯本相比較,我們發現伊羅生對原定篇目做了許多改動。魯迅和茅盾推薦的一些作品,如丁玲的《水》、張天翼的《一件尋常事》以及吳組緗、草明、歐陽山、艾蕪、沙汀、巴金、冰心、葛琴、張瓴、魏金枝、漣清等人的小說,伊羅生都未收入。他選收了另外一些作品,如魯迅的《狂人日記》、《藥》、《孔乙己》,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葉圣陶的《潘先生在難中》,茅盾的《秋收》(茅盾因不愿讓自己的作品占太多的篇幅,曾提議將《秋收》去掉,只存《春蠶》和《喜劇》),蔣光慈的《黑森》,丁玲的《某夜》等。盡管伊羅生改換了不少篇目,但原書的基本構想仍得以實現。就內容而言,該書所選多為左翼作家的優秀之作。有些作者還為革命獻出了生命。如《金寶塔銀寶塔》的作者丁九(應修人)、《血字》的作者殷夫等。魯迅將他們的作品介紹到國外去,不僅僅是期望歐美讀者了解中國左翼文學運動,也有以此紀念作者之意。先生當時的心情和用意是不難理解的。總之,《草鞋腳》中的作品,廣泛反映了20至30年代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生活,這里既有現實的丑惡和黑暗,又有人民的痛苦和抗爭;既有日本侵略者侵占東北的暴行,又有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等等,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的一幅縮影。正如魯迅在《〈草鞋腳〉小引》中所說:“至今為止,西洋人講中國的著作,大約比中國人民講自己的還要多。不過這些總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國有一句古諺,說:‘肺腑而能語,醫師面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說話,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罷。然而,也一定能有醫師所診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實是十分真實的地方。”《草鞋腳》正以其深刻、細致的筆觸,勾勒了西方人所診察不到的中國人民的真實生活圖景。
  1936年春,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寫信給魯迅,請他幫助挑選一些中國小說介紹給日本讀者。魯迅選出了中國青年作家的10篇小說寄給山本。同年6月, 日本《改造》月刊以“中國杰作小說”為總題陸續將它們發表。最后只發了6篇。同年4月,魯迅用日文寫了一篇《“中國杰作小說”小引》,后刊載于《改造》月刊6月號。在文章中, 魯迅闡述了中國新文學建設與外國文學的關系。他說:“第一,新文學是在外國文學潮流的推動下發生的,從中國古代文學方面,幾乎一點遺產也沒攝取。第二,外國文學的翻譯極其有限,連全集或杰作也沒有,所謂可資‘他山之石’的東西實在太貧乏。”對“五四”以來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創作,魯迅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創作中的短篇小說是較有成績的,盡管這些作品還稱不上什么杰作,要是比起最近流行的外國人寫的,以中國事情為題材的東西來,卻并不顯得更低劣。從真實這點來看,應該說是很優秀的。”〔5〕可惜因缺乏資料, 我們不知道魯迅挑選了哪些作家的作品。
  1936年7月,魯迅應捷克漢學家普實克之請, 為其所譯魯迅小說集寫了《〈吶喊〉捷克譯本序言》,該譯本共收小說8篇,1937年12 月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在《序言》中,魯迅熱忱地寫道:“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卻只有用文藝來溝通,可惜走這條道路的人又少得很。出乎意外地,譯者竟首先將試盡這任務的光榮,加在我這里了。我的作品,因此能夠展開在捷克的讀者的面前,這在我,實在比被譯成通行很廣的別國語言更高興。我想,我們兩國,雖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為我們都曾經走過苦難的道路,現在還在走——一面尋求著光明。”魯迅從青年時期起,就十分關心東歐國家人民的命運。飽受外族侵略的東歐各國人民,與中國人民一樣,受盡壓迫和侮辱。所以魯迅總愿意接觸他們表現“叫喊和反抗”的文學作品。在《摩羅詩力說》等文章中,魯迅熱情地向國人介紹了波蘭作家密茨凱維奇、匈牙利作家裴多菲等人的創作。現在普實克準備將他的小說譯介到東歐去,魯迅當然非常高興。他殷切希望中國人民與東歐人民之間有更多的接觸,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早期中國新文學作品的對外傳播中,短篇小說扮演了主要角色,這是因為新文學的實績首先體現在這一方面。當時中國作家創作的長篇小說不多,杰作更難尋覓。新詩一方面較難翻譯,另一方面也還很不成熟;劇本創作也較少。譯介的短篇小說中,魯迅的作品又占了很大的比重。魯迅小說最先引起國外文壇的重視,譯介也最早。20年代外國人翻譯的中國小說幾乎全是魯迅作品,直到30年代初,才開始陸續介紹其他中國作家的小說。這種情況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規律是相吻合的。
  魯迅一向十分重視扶持文學新人的成長,當他編選外文譯本時,始終很注意選擇青年作家的小說,尤其努力介紹那些思想進步的新進作家。盡管這些青年作家的創作還不十分成熟,但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的社會現實,表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藝術上也顯露出一定的才華,所以深得魯迅的贊賞。魯迅特別強調:他們的作品,“在外國讀者看來,也許會感到似有不真實之處,但實際大抵是真實的。”〔6〕真實性, 戰斗性,這就是魯迅挑選作家作品的標準。由于魯迅的熱情介紹和大力推薦,中國的新文學作家逐漸為各國讀者所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終于開始走向世界。
  注解:
  〔1〕魯迅:《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2〕參見戈寶權:《談〈阿Q正傳〉的法文譯本》,載《南開大學學報》(哲社版)1977年第6期。
  〔3〕見《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期。
  〔4〕《集外集拾遺·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
  〔5〕〔6〕《集外集拾遺補編·“中國杰作小說”小引》。
貴州文史叢刊貴陽49~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袁荻涌19981998貴州師大中文系 作者:貴州文史叢刊貴陽49~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袁荻涌19981998
2013-09-10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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