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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文學傳統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
魯迅文學傳統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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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文學是由多民族文學所構成的。二十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少數民族文學盡管其發展水平不相一致但它們卻日益顯示其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研究魯迅文學傳統及其繼承與發揚,自然不可忽略它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關系。毫無疑問,魯迅的戰斗精神與人格力量,他的小說、雜文、散文藝術曾經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少數民族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發展,參與著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的成長的哺育。
  關于少數民族文學的界定,目前中國學術界的看法還不盡一致;但大體上形成了“廣義說”與“嚴格意義說”兩種觀點。前者主張凡是少數民族出身的作家寫的作品都應歸屬于少數民族文學;后者則認為只有那些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的表現少數民族社會生活,以本民族人物為主要描寫對象,甚至是用本民族語言文字寫出的作品(沒有本民族文字者不要求這一點),才能算作少數民族文學。廣義的少數民族文學則把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史上一些重要作家包括進去,如老舍(滿族)、沈從文(苗族)、李準(蒙古族)等。從嚴格意義的少數民族文學出發,上述作家則不作研究的重點。本書這一章的敘述,著重關注那些屬于嚴格意義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家的創作,介紹魯迅文學傳統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中所發生的廣泛影響。
  另外,中國少數民族中有相當多的民族使用漢字(盡管也有本民族的語言,但是沒有文字)。他們的作家往往用漢文閱讀與寫作。有些民族雖然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但其作家一般都熟悉或精通漢文,如蒙古族、朝鮮族及滿族。上述那些民族的作家在接受魯迅作品的影響上不存在或基本上不存在文字障礙。而另一些少數民族如中國西部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藏族、柯爾克孜族、錫伯族等等,他們的作家則用本民族文字閱讀與寫作。由于地域等原因,這些民族的作家對于漢文的熟悉遠不及中國東部的少數民族作家。這些少數民族文學在接受魯迅文學傳統的影響,獲取魯迅作品的思想與藝術的營養方面,則要求助于翻譯,并受到本民族文化發展水平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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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代,一些少數民族青年,為了尋求自身的出路(擴而大之也是為了尋求救國救民之路),從當時的革命文學特別是魯迅的作品里獲得了思想上的啟迪與力量,其中一些人后來走上文學創作道路。這些人是魯迅作品最早的受惠者,也可以說是魯迅文學傳統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中所發生的越來越大的影響的起點。
  彝族著名作家李喬在《自傳》中這樣敘述過:“我半工半讀混到初中畢業,雖然我的成績很優異,但在國民黨反動的大漢族主義的統治下,竟連一個糊口的工作也找不到。沒有辦法,我便到昆明找出路,仍找不到工作。這時,在窮極無聊中開始接觸新文學。我如饑似渴地讀魯迅、郭沫若、茅盾、蔣光慈等等作家的一切能找到的作品,也讀中國的古典文學以及翻譯的外國進步作家的作品。我從這些書里吸收營養,慢慢地也想學習寫作了。”〔1〕1930年,李喬和幾個同鄉青年流浪到上海。在這個大城市,李喬更方便地接觸到魯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作品,并有幸聆聽過魯迅《文學與革命》的講演,開始認識到“一個好的青年必須首先是革命者”〔2〕,并使自己有了文學創作的正確方向。 在魯迅作品和當時的“普羅文學”影響下,李喬應創造社主辦的《現代小說》雜志的“無名作家處女作征文”,寫出了反映自己曾經當童工體驗過的云南個舊礦工生活的小說《未完成的斗爭》。雖然由于創造社被當局查封,這篇小說已經發排終未能同讀者見面,而李喬在文學創作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無疑同魯迅的直接影響有密切關系。李喬后來回到云南家鄉在個舊、石屏等地任教。他的《自傳》說:“在黎烈文先生主編《申報》副刊《自由談》時,我愛讀魯迅先生在上面發表的那些匕首一般的雜文,自己也學寫了一些題為《礦山通訊》的短文,投到《自由談》發表。”〔3〕這里指的就是1934年4月至6 月間《申報·自由談》的發表的題為《個舊廠》的一組通訊。這些作品用第一人稱敘述方式,寫“我”在個舊錫礦所見所聞,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地方是一個活地獄,有著無人性的殘忍,蠻橫的剝削,黑暗的壓迫。”作者“愛讀”的魯迅雜文那種樸實的戰斗精神與藝術風格,在這批短文中有著明顯的烙印。
  另一位彝族女作家李納雖然也有過李喬類似的尋求出路的經歷,但她有機會在四十年代初到了延安。1942年考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在這里直接承受了魯迅作品的滋養。后來,她在東北開始從事小說創作時,魯迅倡導的療救國民精神痼疾的主張在起著作用。她最初發表于《東北日報》上的短篇小說《煤》(1948年)與《出路》(1949年)的主人公黃殿文、彭名貴身上都有著舊社會給予的精神奴役的創傷,落后,缺乏勞動者的覺悟,多少能映出阿Q、閏土的影子。 畢竟時代不同,黃殿文、彭名貴在新政權的感召與教育下,“浪子回頭”成為新社會的主人。魯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憤為新生活的熱烈期望所替代。
  抗日戰爭時期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后來成為中國少數民族著名作家的,還有壯族的陸地和侗族的苗延秀。
  陸地在李納之前就到了延安。1939年1月考入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畢業后曾一度留院工作。抗戰前陸地在廣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就開始受到魯迅作品的影響。他的處女作《期考的前夜》(1936年)以諷刺與辛辣的筆墨抨擊了當時腐敗的教育制度。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和工作時,他創作了小說《鄉間》(1942年發表于桂林《大公報》副刊)。這是一篇揭露與鞭撻廣西農村鄉紳魚肉鄉民,欺詐舞弊的罪惡行徑的作品。其冷峻的現實主義批判鋒芒和諷刺藝術,得益于魯迅文學精神。當時,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里,“學魯迅”是對學員從做人到文藝創作的一個總體要求。陸地的《鄉間》和隨后發表的引起過爭論的短篇小說《落伍者》(延安《谷雨》雜志1942年第四期)都可以說是實踐“學魯迅”的具體成果。
  苗延秀是1942年4月來到延安, 并進入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的。抗戰初期,他在昆明工作時曾參加昆明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的俄文夜校學習,從校圖書室里開始讀到魯迅作品。魯迅那些針貶時弊,揭露黑暗的雜文給了苗延秀很大影響。1941年苗延秀的處女作《搬家》在昆明《晨報》上發表。據研究者說:“這篇文章的創作成功,是受魯迅‘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打’的大無畏精神鼓舞的結果。”〔4 〕苗延秀在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有機會系統地閱讀魯迅的小說和雜文。這些作品從題材到主題,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乃至語言風格,都使他感到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雖然其中有一些地方一時還理解不透,但那強烈的愛憎情感,嚴肅的社會解剖,強大的藝術魅力,濃郁的民族色彩,引起他極大的興趣。特別是魯迅關于創作革命文學“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的教導,對于他沿著魯迅的方向,做革命的文學家,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在延安,苗延秀寫了短篇小說《紅色布包》(發表于1945年2月延安《解放日報》)及其續編《共產黨又要來了》。 這兩篇小說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以及人物描寫,情節處理,細節運用等“都從魯迅那里吸收和擇取了豐富的養料”〔5〕。
  除此以外,還有幾位蒙古族作家也曾在魯迅藝術學院學習過,接受過魯迅文學傳統的影響,不過地點不在延安,時間則已是解放戰爭時期。比如巴·布林貝赫與敖德斯爾曾進入冀察遼聯合大學魯迅文學藝術學院學習,特·達木林在佳木斯東北大學魯迅藝術系就讀過一段時間。他們后來都成為蒙古族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重要作家。
  李喬、陸地、李納、苗延秀及巴·布林貝赫、敖德斯爾、特·達木林等人或是親自聆聽過魯迅的講演,或是在以弘揚魯迅文學傳統為己任的學府中學習過。這必然大大豐富了他們在一般閱讀中所接觸了解的魯迅文學傳統。他們走上文學創作之路也都離不開魯迅精神及魯迅作品藝術的啟迪與幫助。魯迅文學傳統影響從這批中國少數民族現代文學作家開始,并逐漸惠及整個少數民族文學各個方面,而且在一代又一代作家身上持續下去。
  1981年在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時,李喬曾發表過一篇題為《感謝魯迅先生》〔6〕的文章。 其實這篇文章也表達了那些曾經受惠于魯迅文學傳統的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的某種共同心聲。他們的人生道路與文學創作的成就,都應該“感謝魯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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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代,在中國西部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學青年就開始接觸到魯迅作品。渠道之一是蘇聯出版的魯迅著作的俄文譯本在新疆的流傳。渠道之二是抗戰初期來新疆的革命文學家對魯迅的介紹。
  1934年至1937年間,新疆先后有三批以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為主的青年學生被選派去蘇聯留學。其中一些愛好文學的青年在蘇聯讀到魯迅的小說和雜文。有人把它們帶回了新疆。這些魯迅作品的俄文譯本便開始在新疆少數民族的青年中傳閱。維吾爾族著名作家與學者烏鐵庫爾回憶起當年讀到魯迅小說《一件小事》時說:“偉大的魯迅先生同情勞動人民的崇高思想,從學生時代就深深印在我的心靈中,至今還督促自己踏踏實實地做人。”〔7〕
  維吾爾現代文學的先驅著名詩人黎·穆塔里甫也是先通過俄文讀到魯迅作品的。他曾熱情地把魯迅與高爾基并列,稱贊魯迅是“我們的高爾基”。他還利用在《新疆日報》維文版編輯部工作的條件多方面向維吾爾文學青年宣傳魯迅講解魯迅作品。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宣稱“普希金的歐根·奧尼金,高爾基的保爾·符拉索夫,魯迅的阿Q, 茅盾的吳蓀甫,是文學作品中創造典型形象的光輝典范”〔8〕。 更有意思的是黎·穆塔里甫還創作過一幅魯迅木刻畫像:留著高爾基式的唇須,穿著長袍,兩眼深邃地注視著遠方。這幅木刻魯迅像通過報刊傳遍了天山南北,懸掛在新疆不少學校中。黎·穆塔里甫是一位詩人,他的愛國詩篇《中國》《給歲月的答復》等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作品。但他也從魯迅那里學來了本民族文學傳統中似無先例的雜文形式,借著這種“匕首”“投槍”的戰斗銳力迅速配合當時的抗日的反法西斯的宣傳。目前在《黎·穆塔里甫詩文選》里收集的有《在死亡的恐怖中》(1942年)和《“皇軍”的苦悶》(亦譯《天皇武士末日將臨》,1943年)兩篇。其犀利的嘲弄筆調全然脈承魯迅雜文的戰斗風格。
  從1938年起,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大批共產黨員來新疆工作。隨后又有一些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和學者如茅盾、薩空了、趙丹、于村、白大方等先后來到新疆迪化(烏魯木齊)工作或講學。他們以新疆學院、高級中學和新疆文化促進會及其所主辦的文化干部訓練班為陣地,廣泛宣傳抗日的革命的文藝,魯迅精神與魯迅作品的介紹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茅盾、白大方、李云揚等在迪化主辦的“魯迅講座”十分活躍,聽眾中不乏懂漢語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烏孜別克族、錫伯族、蒙古族和回族的青年。一些人后來成為新疆少數民族文學的中堅人物。1940年10月,在新疆學院教務長林基路的主持下,迪化各界舉辦了紀念魯迅逝世四周年活動,并出版了油印的紀念刊,介紹魯迅的生平和著作,贊頌魯迅的戰斗精神,弘揚魯迅的革命文學傳統。黎·穆塔里甫隨后還請人將紀念刊中的一些文章譯成維吾爾文,在他主持的《新疆日報》副刊《文藝花壇》介紹給維吾爾族的文學青年與廣大讀者。同時,在林基路等人的努力下,一批從延安生活書店訂購的魯迅作品也陸續運抵迪化書市和新疆學院,成為當時各少數民族文學青年所喜愛的讀物。
  現代維吾爾戲劇與小說的奠基者祖農·哈迪爾在他的文學創作起步階段就直接受到魯迅文學傳統的影響。1937年初,祖農·哈迪爾從家鄉伊犁額敏縣來到迪化,后來就讀于畜牧專科學校。他有機會參加“魯迅講座”等文學活動,也得到一些魯迅作品,使他更增添了對文藝的興趣。據人回憶,祖農·哈迪爾當時將魯迅的一些雜文和小說《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故鄉》《祝福》等匯編成一本小冊子, 經常同好友一齊研讀。《狂人日記》中關于“吃人”的描述,阿Q 的精神勝利法以及祥林嫂、閏土的命運都給這位維吾爾青年留下極深的印象。而魯迅那些深刻犀利的雜文既給了他思想的啟迪也開擴了他的文學視野。據祖農·哈迪爾自己說,他的雜文《命令》與《向鬼子進攻》等就是受魯迅雜文的戰斗精神鼓舞、學習魯迅雜文風格而寫成〔9〕。1938 年祖農·哈迪爾利用暑假迎合當時迪化活躍的戲劇演出,寫出他的第一個也是維吾爾現代話劇開山之作的《愚昧之苦》。劇本的主人公伊明是搬運工人木沙的大兒子。他的小弟弟生病,迷信的父親不去找醫生偏要求助巫師。服了“符藥”的小弟弟的生命結果還是被病魔奪走。伊明為此事同愚昧的父親發生沖突。后離家出走。木沙辛辛苦苦干活仍生計艱難,最后貧病交加流落街頭。這時,從醫學專科學校畢業的伊明回到家鄉,醫治好了父親的病,并開診所用科學向愚昧開戰。《愚昧之苦》在某些情節上顯然受到魯迅的《藥》的啟示,而劇本對于愚昧的嚴峻的批判里似乎聽到了“救救孩子”的呼聲。祖農·哈迪爾創作的第二個話劇劇本《麥斯伍德的忠誠》(1939年)相當深入地描繪了維吾爾農民的苦難。主人公麥斯伍德是一位勤勞虔誠的農民,在封建剝削與宗教愚弄下,悲慘地被黑暗社會所“吃”掉。祖農·哈迪爾早期的創作包括他最負盛名的話劇《蘊倩姆》(1940年)及短篇小說《精疲力盡的時候》(1947年)都滲透著魯迅式的清醒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在藝術的“吶喊”中強烈地控訴著封建社會“吃人”的罪惡。
  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爆發了反抗國民黨殘暴統治的“三區革命”。當時三區革命的主要領導者阿合買提江在談到發展民族文藝時,多次強調要學習魯迅的戰斗風格,號召撰寫魯迅雜文式的“言簡意賅的短文”以配合革命宣傳〔10〕。同時,“三區革命”政府的機關刊物《同盟》刊登了哈米提·蘇里唐翻譯的魯迅的《狂人日記》。從此,魯迅作品的維文正式譯本相繼誕生(此前已有魯迅作品維吾爾文的手抄本在流傳)。這樣,不僅對維吾爾族文學創作在接受魯迅文學傳統上更為有利,而且也為哈薩克族及其他新疆少數民族文學青年學習魯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似乎還應該提及的是,抗日戰爭時期魯迅作品在新疆的傳播對于一個人數不多的民族——錫伯族文學所產生的影響,這足以說明魯迅精神和魯迅文學傳統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中的號召力。錫伯族主要聚居在伊犁察布查爾縣,少數人散居在迪化、伊寧等城市。錫伯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學傳統。新疆錫伯族是18世紀中葉由東北遷移過來的,所以保存著重視漢文學習的風氣。知識分子多懂漢語,可以直接閱讀當時流傳到新疆的魯迅作品。曾經在新疆文化促進會主辦的文化干部訓練班學習并聆聽過茅盾主持的“魯迅講座”的錫伯族著名作家郭基南有過這樣一段描述:“由于魯迅先生在自己的作品中比較概括和集中地描寫農民群眾的悲慘命運,寫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沒有地位,揭示農民問題的實質,展現出舊中國農村的逼真生動的圖畫。這圖畫,和錫伯族農村的實際情況多么相似。而在《故鄉》中描繪的被‘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的閏土的形象;在《祝福》中展示出的被天災人禍折磨得無路可走,以至最后凍死餓死在鄉鎮除夕的爆竹聲中,成為封建社會的犧牲品的祥林嫂的苦難命運;又在《狂人日記》中塑造的那個吃人的舊社會里,喊出了‘救救孩子’的響亮呼聲的所謂‘狂人’的遭遇,都跟錫伯族農民的命運多么相同。而且,比比皆是。尤其是在《阿Q正傳》中描寫的阿Q的身世,引起錫伯族人民群眾的極大同情;而在阿Q身上表現的‘精神勝利法’, 即國民、 人類的落后性質——‘阿Q精神’,至今還成為他們彼此提醒的警句和口頭禪。”又說:“特別是他那富有革命哲理的戰斗性很強的雜文,成為錫伯族青年當時學習和宣傳新思想、批判舊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文學,反對舊文化、舊禮教的藝術武器,在錫伯族人民群眾中間,的確起過‘火光’和‘燈火’的作用。”〔11〕至于魯迅文學傳統在錫伯族新文學的誕生中則起了重要的決定性的作用。當時,在迪化出版的《朝霞》雜志和在伊寧出版的《伊犁報》上發表的一批學習“現代文學的巨匠魯迅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面對人生,扣緊時代”,“抨擊敵人或有害的事物,同情人民的疾苦,批評人民內部落后的東西,熱烈企盼光明”〔12〕的小說、詩、雜文,就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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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后,少數民族文學得到長足的發展,魯迅文學傳統在少數民族文學中的影響也日益深入和多向化。這首先得力于魯迅文學作品的普及和少數民族文字的譯本的有計劃地大量出版。不僅使掌握漢文的少數民族讀者和作家能夠更廣泛地閱讀到魯迅作品,其他少數民族讀者和作家也可以從本民族文字的魯迅作品的譯本獲得魯迅文學傳統的熏陶。早在五十年代,北京民族出版社及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等一些地方出版社便將翻譯出版魯迅著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同時,這些地方的少數民族文字報刊也開始刊登魯迅作品的譯文。一時,在少數民族作家中“學習魯迅”蔚為風尚。繼《吶喊》《彷徨》的少數民族文字譯本在五十年代后期由北京民族出版社推出后,魯迅的小說集、散文集、雜文集均已陸續翻譯成少數民族文字出版。
  很多資料顯示,那些同新中國一起成長的少數民族作家,都曾得益于魯迅著作與受惠于魯迅文學傳統。他們在其“自傳”或“自述”里懷著感激心情說及過自己曾經如何“如饑似渴”的閱讀魯迅作品,學習其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藝術的。如蒙古族的瑪拉沁夫,維吾爾族的艾里坎木·艾合坦木與克由木·吐爾地,回族的馬犁與白練,白族的楊蘇、張長與曉雪,彝族的蘇曉星,朝鮮族的李根全,土家族的汪承棟與張二枚,壯族的古笛,苗族的伍略,侗族的袁仁琮,達斡爾族的孟和博彥與巴圖寶音等即是。白練就這樣說過:“我接觸文學最初和影響最深的還數魯迅”,“他嚴肅的寫作態度……樸實而犀利的文風,對革命文藝事業的獻身精神,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也是我從事文藝創作和做人的鼓舞力量。”〔13〕孟和博彥則說:“后來我特別熱衷于讀魯迅的作品,曾收集過他的一些書,中外聞名的《阿Q正傳》和他的部分短篇小說, 極深刻地留在我的記憶里。”〔14〕而這種不可磨滅的記憶一直影響著孟和博彥的文學創作。蘇曉星在他的《自傳》中寫有這樣一段深刻的文字:“魯迅、巴金、冰心、朱自清等作家的作品,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正對黑暗的舊社會有滿腹地冤苦要訴而無法訴,有滿腔的不平要發而無處發時,這些文章恰好啟示了我怎樣表露心底,讓積悶于胸中之火噴發燃燒。它們從文學的角度啟發我去思考我的民族人民如牛似馬的苦難生活,鼓勵我去為他們的不幸遭遇吶喊呼吁。我于是把整個心力傾注于文藝學習”〔15〕,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當代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習魯迅時,已經不局限于魯迅的戰斗精神與革命現實主義等等,他們從魯迅作品特別是小說中得到更多的直接的藝術借鑒,從而有助于豐富與提高少數民族文學特別是小說的藝術審美價值。
  從中國少數民族小說家的一些作品里不難發現,諸如題材處理、人物刻畫、情節構思乃至細節描寫等方面都不乏從魯迅小說藝術里獲得的認真借鑒。這當然不是簡單的照搬,但讀者分明可以感受到魯迅文學傳統的流動。當代蒙古族著名作家瑪拉沁夫的幾部小說代表作,如出版于五六十年代的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和短篇小說集《花的草原》及八十年代初發表的短篇小說《活佛的故事》,評論者就曾指出過這些小說在藝術上直接對魯迅作品的借鑒〔16〕。值得注意的是瑪拉沁夫本人在《談創作的準備——在內蒙古青年文學創作會議上的發言》《人物·感情·創新——在自治區蒙文作者讀書班的發言》和《短篇小說雜談——在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的講課紀錄》這些講話中,曾結合自己的體會向青年作者介紹與分析了魯迅小說的藝術技巧精華,強調它們對于蒙古族文學創作借鑒的重要性,要求青年作者認真的深入的學習,并融會到自己創作的血肉中去。無妨摘引兩段:“從某種意義上說,魯迅的《阿Q正傳》,也可以說是社會問題小說, 作者對當時的社會現狀和各式各樣的人物,進行了深刻的觀察,感到中國人中有一種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法’。為揭露和鞭撻這種“國民性”,作者從一個具體的人物——阿Q入手,通過阿Q這一典型形象的精神狀況、內心活動、生活經歷、追求和失敗等等,進行多方面的刻畫,完成了作者對‘精神勝利法’這種‘國民性’的揭示和批判。但是作者并沒有寫‘精神勝利法’的形成、存在及其發展的過程,也沒有簡單地圖解‘精神勝利法’這種‘國民性’的概念。作者要表現的所有的東西,都是通過阿Q 這個典型人物展現給讀者的。”“魯迅先生選擇人物、語言,乃至細節是非常嚴格的,所以也是非常準確、生動、富于表現力和感染力。你看那個孔乙己,他的衣著、表情、語言乃至小動作,與人物性格多么貼切啊。三千余字,把一個人物的一生都概括了。足稱世界短篇之翹楚。你再看那個阿Q,本來頭上有塊瘡疤,還老是遮遮擋擋,忌諱亮字,越遮擋,越忌諱,越受人戲弄;要槍斃了,還把那個圓圈非要畫圓不可,最后還是沒畫圓!……那些性格刻畫,這些細節選擇多么準確而富于表現力啊!”〔17〕這兩大段文字的摘引并非多余,它們顯示出一位少數民族作家對于魯迅小說藝術的深刻理解與把握;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間流露著一種學習魯迅的自覺以及要使魯迅文學傳統在本民族文學創作園地札根的可貴努力與良苦用心。
  這種自己學習魯迅又諄諄教導本民族的文學青年要重視對于魯迅作品的學習的可喜現象在當代少數民族作家中累見不鮮。滿族作家關沫南與另一位滿族作家李惠文在他們的《怎樣進行作品結構》與《我的創作體會》中,還有仫佬族作家包玉堂的《習作答問》〔18〕里都說到要善于從魯迅作品中汲取藝術精華來豐富自己提高自己,并作為對本民族文學青年的期待。可以說,弘揚魯迅文學傳統已成為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重要課題,為更多的作家所珍重和努力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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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魯迅,師承魯迅,結果在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中產生了一些既植根于本民族文學傳統又可以同魯迅名著類比的作品。它們不是簡單的模仿,但魯迅作品的影響的印記又歷歷在目。這類作品曾經引起過研究比較文學的學者的關注。無疑,這是魯迅文學傳統深入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取得的相互交融的成果,它們是一些本民族生活土壤里嫁接魯迅文學傳統所燦開的藝術之花。
  這類作品中比較典型的是維吾爾族作家祖農·哈迪爾于1954年創作的描寫農業合作化在維吾爾農村引起深刻變化的短篇小說《鍛煉》〔19〕。讀這篇小說人們必然聯想起魯迅的《阿Q正傳》。 祖農·哈迪爾在三十年代末就開始同《阿Q正傳》結下不解之緣。 當時他還曾把這篇小說譯成維吾爾文以手抄本形式向文學同好推薦,可見其鐘情之深。
  《鍛煉》的主人公麥提亞孜在性格行為、 精神狀態方面有著同阿Q許多相似之處,顯然是一個維吾爾文學中的“阿Q”翻版。同阿Q一樣,麥提亞孜也是在封建經濟壓榨下失去了土地的無業游民,靠零星出賣自己的勞力與手藝勉強糊口。這種社會處境養成他那懶惰疲沓,自負自欺,不思進取等壞毛病。作者所深刻認識到的主人公的精神創傷與人格扭曲,所表現的清醒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與對勞動者的深切同情以及藝術上的白描傳神的手法,冷靜又略事夸張的語調等不妨說深得《阿Q 正傳》的藝術真諦,并能為己所用。
  誠然,麥提亞孜同阿Q所處的時代完全不同了。 農村的土地改革使他重新獲得了土地,而農業合作化運動與社會的向前發展必然要將麥提亞孜這類“懶漢”改造為新型農民。麥提亞孜性格上那些“阿Q 氣”就構成了同現實生活的矛盾。《鍛煉》正是從這種矛盾沖突中深入開掘主人公的性格,并表現其在社會推動下向可喜的方向發展的。盡管到了新社會,麥提亞孜身上那些落后的毛病,難免遇到他人的“嘲弄”與“幸災樂禍”,甚至也不乏假洋鬼子式的“不準革命”的壓制,來扼殺他的“積極性”。在人們的欺侮和他自釀的苦果面前,麥提亞孜靠著“阿 Q式”的自譬自解作為精神武器。他種的油菜因為“懶惰”與“怕太陽曬”,誤了收割。他能用“割田也像學手藝一樣,我還沒學會這個手藝”來搪塞別人的責問。集體去修渠時,麥提亞孜“躲工”未成被人發現,他自認“晦氣”的是:“咳,真是氣死人。我躲起來,結果給你們發現了。”在回答人們“現在該怎么辦時”,他大可“自輕自賤”:“我像個喪家犬,隨你們處置,該怎么辦就怎么辦吧!”至于麥提亞孜躺在桑樹下幻想著:“桑葚成熟啦,落到我的嘴里來吧!”這個細節顯示的人物行為與心態之可笑,并不亞于阿Q “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尋到一注錢”那些描寫。自然,麥提亞孜的自譬自解,同阿Q近似的自認晦氣, 自輕自賤及可笑的幻想的具體內涵都建立在維吾爾民族心理素質的基礎上,并不混于阿Q的。但是作者的成功的借鑒, 使這個新舊社會之交的維吾爾族農民典型形象極富藝術光彩,在風趣中發人深思。
  麥提亞孜畢竟是生活在社會主義時代的勞動者,他得到的關懷多于“欺侮”。農業合作化使他有了揚長避短發揮才智的機會,后來被選為合作社副業生產小組的技師,“從前的那些破敗的生活也完全煥然一新”,并同所愛慕的寡婦伊扎提汗喜結良緣。《鍛煉》的麥提亞孜走向新生的喜劇性結局同《阿Q正傳》阿Q被槍斃的悲劇性結局,雖截然不同,但在不同的時代都起著“引導國民精神前途的燈火”的藝術作用。《鍛煉》的麥提亞孜這個典型形象的藝術成就應該是從魯迅開始的革命現實主義的勝利,是魯迅文學傳統的勝利。
  注釋:
  〔1〕〔3〕《中國少數民族現代作家傳略》第131、132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6〕《感謝魯迅先生》,《民族團結》1981年9月號。
  〔4〕〔5〕《一位深受魯迅影響的侗族作家——苗延秀》,見《魯迅與少數民族文化》第72、73頁,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版。
  〔7〕〔8〕〔10〕轉引自《魯迅作品在新疆》,見《魯迅與少數民族文化》第26、25、29頁。
  〔9〕轉引自《魯迅精神對維吾爾現代文學的影響》, 見《魯迅與少數民族文化》第65頁。
  〔11〕〔12〕《魯迅精神與錫伯族文化》,見《魯迅與少數民族文化》第32、36頁。
  〔13〕轉引自《魯迅與少數民族文化》第39頁。
  〔14〕〔15〕《中國少數民族現代作家傳略》第238、156頁。
  〔16〕參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瑪拉沁夫研究專集》第264、303、386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7〕同上書第83、50—51頁。
  〔18〕載《作家談創作》,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19〕漢譯文見祖農·哈迪爾小說集《鍛煉》,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魯迅研究月刊京35~4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丁子人19981998丁子人 新疆師范大學中文系 郵編 830053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35~4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丁子人19981998
2013-09-10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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