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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基石(三)
魯迅: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基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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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怒其不爭”:與民間話語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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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來的魯迅闡釋總是努力強調其民間大眾話語性質,努力把他描繪成大眾群體中的一員,人民大眾的牛,好像魯迅只是統治者的叛逆,而對大眾只有俯首聽命充當馬前卒。直到90年代,還有一些新出版的研究著作在努力把魯迅打扮成一個自愿自覺遵從工農大眾意志的小兵。但是,如果我們走近魯迅,就不難發現他的話語決不是民間大眾的話語,這二者是不能混淆的。他的確與民間話語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確對民間文化有濃厚的興趣,也的確密切關注著民間大眾的生活,并且對大眾有深刻的同情。然而,這一切都不能證明他的民間大眾話語性質。他以現代啟蒙主義與民間大眾劃清了界限,“怒其不爭”的情感態度使他與阿Q、華老栓、七斤和祥林嫂這些大眾的代表站到了不同的地平線上。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總是以能躋身廟堂為人生價值實現的目標,而一旦仕途阻塞,則往往又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是隱者之路,歸隱山林,超然物外,或者并不真的超然物外而是獲得隱者美名走上終南捷徑;二是既然不能當諸葛亮,就到梁山當吳用,吳用的前途不可限量,或者通過“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途徑走進廟堂,或者通過協助“奪了鳥位”而成為新的諸葛亮。魯迅與這條條道路都作了徹底的告別。對中國歷史的透徹理解和對國民性的深入研究,使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國的主奴之道。于是,不從眾,不媚俗,不怯于眾勢,不淹沒于民間,成為魯迅的一大特色。
  魯迅對大眾的態度是值得注意的,總的說,他的態度可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概括。這種拜倫式的態度顯示的正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立場。而且,這種態度是衡量一個知識分子是否獲得了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立場的標志。只有“怒其不爭”而無“哀其不幸”是非人道的立場。只有“哀其不幸”而無“怒其不爭”則是民間大眾自己的立場。只有這兩者的結合顯示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立場。現代精英知識分子不可能像隱士那樣超脫,他們關心和同情大眾,為大眾的疾苦而痛苦,但是,他們絕不是站在大眾同一地平線上的代言人,決不是大眾意識的“留聲機器”,也不是利用大眾之力而滿足私欲者。這種態度的最突出的代表者就是魯迅。這種態度與大眾保持了一定距離,這距離并不意味著他對民眾的輕視,而是因為他知道大眾發出的往往并不是他們自己的聲音,只有大眾真正覺醒并成為真正的“人”之后,真正屬于大眾自己的聲音才能得到表達。
  魯迅前期對民眾的態度大概是公認的,他之所以棄醫學文,就因為看到了中國民眾的落后與愚昧。“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注:《吶喊·自序》。)《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文章顯示的對庸眾的態度人們已多有論及。在五四時期,因為雷峰塔的倒掉,他一面批判中國人的“十景病”,一面斥責著愚昧的民眾的“奴才式的破壞”。他贊美盧梭、尼采、托爾斯泰、易卜生等“軌道破壞者”,嘆息的是“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從的睡沫淹死。”(注:《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他感嘆:“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注:《墳·娜拉走后怎樣》。)他的現代啟蒙主義立場使他不可能與大眾在思想感情上保持一致或者打成一片。因為他知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注:《熱風·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他悲哀于大眾的冷漠,竟將烈士的鮮血吞食,竟把革命家逝世的日子作為歡樂的時光。
  按照過去的認識,這一切都顯示著魯迅前期思想的局限,說明魯迅這一時期存在著“對人民力量認識不足的弱點”。(注:高等學校教材直到目前仍然多持此說,該語引自唐@①《中國現代文學史》。)然而,半個多世紀過去之后,我卻感覺到這正是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魯迅之所以比他人偉大之處。并且,這種態度貫穿著他的一生,是他一生都沒有改變的基本觀念。按照一般的看法,魯迅在1927年到1928年之間思想發生了根本轉變,然而,就在這個時期,我們也仍然能夠看到他更多的這種論述。面對中山陵合龍口之際南京流傳的“太平歌訣”,魯迅說:“看看有些人們的文字,似乎硬要說現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這樣的市民,黎明也好,黃昏也好,革命者們總不能不背著這一伙市民前行。雞肋,棄之不甘,食之無味,就要這樣地牽纏下去。五十一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無把握的。”(注:《三閑集·太平歌訣》。)面對國民黨的屠殺,他也是說:“我們中國現在(現在!不是超時代的)的民眾,其實還不很管什么黨,只要看‘頭’和‘女尸’。”(注:《三閑集·鏟共大觀》。)
  他雖然同情大眾,但卻不像那些自封的無產階級作家那樣對大眾作出或真或假的信任和崇拜的模樣。他繼續著他從日本留學時期就確定的批判國民性的道路,并不因為有人宣布阿Q時代已經過去就跪倒于據說已經提高覺悟的阿Q面前,或者幫他去抬秀才娘子的寧式床。他到處看到中國民眾的奴性,不時地在文章中提示這種奴性。魯迅說故鄉紹興的“墮民”是一種“已經解放了的奴才”,他們的奴才身份事實上早已經獲釋,但“就是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力”。(注:《準風月談·我談“墮民”》。)魯迅對中國大眾的奴性思之甚深,悲之甚切。他一生對麻木的看客不曾有過好感。而他一再地指出中國大眾往往都是看客。到了30年代,他也仍然一直關注并反復思考著這一問題。魯迅寫過這樣一種發現:“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著,不久準可以圍滿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個人,無端大叫一聲,拔步便跑,同時準可以大家都逃散。”(注:《花邊文學·一思而行》。)中國大眾的這種無主見,隨大流的精神特征,在魯迅的小說、詩歌、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在《南腔北調集·經驗》中,他揭示中國大眾自私、冷漠的靈魂:“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撞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于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這種現象在今天的中國大概是有新的發展了。
  魯迅終生對大眾沒有什么好看法。所以他的批判鋒芒不單單指向權威,而且指向民眾。因為他清楚:“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么?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注:《華蓋集·通訊》。)這時的魯迅已經接受了階級論的觀點,但是,階級論的觀點并沒有使他從此便簡單地認為被壓迫者便比壓迫者人格偉大。他清楚奴才和主子的精神聯系,最讓人讀之難忘的名言是:“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待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一樣。”(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這種選擇使魯迅走上了異常孤獨的道路。中國現代歷史上這樣的孤獨者為數仍然不多。一些人有權威可以依附,一些人有大眾可以憑靠。魯迅卻既無權威可依,也無大眾可靠。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奠基者,作為20世紀中國的啟蒙思想家,他為自己選擇了一條孤獨而艱難的道路。自由需要代價,獨立需要代價,知識分子話語的獨立需要堅強的意志,需要能夠承受孤獨的強大自我。否則,背靠大眾,臥于傳統,人云亦云,隨風搖擺,還有什么知識分子的獨立話語可言?歷史選擇了魯迅,或者說,魯迅選擇了歷史,是他為把中國引向現代而自覺地承担起了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空間的創建。在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兩個奠基人中,胡適在人格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等方面無疑也是一面精神旗幟,但是,與魯迅不同,他精神立場的堅定伴隨著行為上的隨和,他們都是傳統勢力最堅決的反抗者和批判者,但是,同樣的堅決,卻不僅有溫和與激烈之分,而且有致力方向的差異。胡適的可貴在于身近廊廟而不被權威話語淹沒,努力改造權威而拒絕被權威所改。魯迅的可貴在于與大眾同行而不陷入民間的沼澤,努力啟發大眾而不被大眾同化。這都是啟蒙主義者所選擇的孤獨的人生之路。
  與民眾同行又保持距離,這是魯迅的選擇。這選擇不是由于對民眾的冷漠,而是由于對民眾的熱愛。正因為愛之深切,才對其弱點不能容忍,發出毫不留情的猛烈批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對民眾的態度沒有完全走向尼采。他沒有表現出尼采式的對民眾的蔑視甚或敵視。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魯迅的思想源中,除了尼采之外還有托爾斯泰。正因為人道主義精神,使魯迅沒有象尼采那樣走向敵視大眾、反對女人、厭惡弱者的立場。魯迅對弱者充滿同情,對孩子,對女性,對受壓迫和欺凌的大眾,都有足夠的同情。正是這種人道主義的精神,使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在強調個性主義的同時,留下了通往大眾的道路。所以,“哀其不幸”和“怒其不爭”是必須聯在一起的,如果沒有哀其不幸,就失掉了人道主義的博大情懷,就背離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如果失掉了“怒其不爭”,這種同情就容易使知識分子滑入民間大眾的話語立場。創造社和太陽社在20世紀末的轉變雖然原因復雜,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由于他們是五四運動成果的坐享者而不是在舊文化的一統天下里開創新文化的奮戰者,因而缺少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確立的那種牢固的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立場。
  因為歷史沒有為大眾提供發音器官,他們發不出聲音,在20年代到30年代的中國,魯迅承担起了為其喊出痛苦之聲的使命。但是,他不是一般的代言人(在文學中,大眾代言人也決不應該是一個美稱),而是同時承担著大眾精神疾病診斷者的使命。而這兩者的結合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的使命。魯迅一生所做的,一是引導大眾改變奴隸的地位,二是引導大眾改變奴隸的精神狀態。這也正是他的“立人”思想在指向大眾時的基本內涵。魯迅終其一生為這一目標而努力,他一邊向奴隸主發出憤怒的斷喝,一邊向奴隸發出站起來的呼聲,并且讓奴隸們認識自己身上的各種劣根性,以求將來能夠從根本上消滅奴隸和奴隸主的歷史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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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雪峰在《關于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中對“魯迅主義”的概括有這樣四點:一是創造了詩與政論凝結為一體的雜感;二是為民族和大眾而戰斗的意志和博大的愛;三是大眾化;四是對古代傳統的批判繼承。應該說前兩點是不錯的,但后兩點卻可以用于左翼的其他作家而唯獨按不到魯迅的頭上。第四點與此處所論無關,所以盡管說魯迅“師法‘儒派’中的某些可貴精神”和繼承“中國舊有的好的文學傳統”與魯迅對待傳統的態度得不一致,在此且不管它。我所懷疑的是第三點——魯迅的大眾化。我以為,魯迅的文學創作所走的是一條化大眾的道路,與自30年代初以來的大眾化道路是背道而馳的。
  首先需要指出,魯迅絕不贊同我們一般所說的大眾化。按照流行的解釋,大眾化就是“變得跟廣大群眾一致;適合廣大群眾需要”。(注:《現代漢語辭典》,商務印書館1981版,P.200。)關于“大眾化”這個詞,人們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但是,這是目前仍然最流行的《現代漢語辭典》里的解釋。可能有人會指責辭典對這個詞的解釋不準確,因為當年大眾化的討論中它的內涵是遠比這要復雜的。但是,我認為不應該指責辭典,特別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辭典,代表的更是流行的權威認識。我以為,不僅不應該指責辭典,而且應該時時注意,在使用一個詞語的時候首先不要忘了先去查一下最流行的辭典。因為只有這樣,提出的口號才不至于被他人接去而引向反面;同時也可避免接過一個口號大加贊美,到后來卻發現那口號中裝的并不是自己要贊美的東西。無論什么時候,普及性的辭典所代表的總是最流行的解釋。事實上,大眾化的口號從提出的那一天,就是向這個方向努力的:變得跟廣大群眾一致,適應廣大群眾需要。它意味著知識分子向工農大眾學習,意味著遷就和迎合大眾而徹底改造自己,預示著知識分子主體性的喪失和臭老九的命運,也預示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那種把大眾化作另外解釋的努力不過是一些知識分子的一廂情愿。魯迅當然不會贊同這樣一條道路。他不會愿意好好接受看客們或者阿Q的再教育。他自我認定的角色是大眾的改造者而不可能成為被改造者。盡管魯迅也有個別表現工農大眾樸素品質的作品,盡管早在四十年代就出現了把《一件小事》作為魯迅小說代表作的現象。但是,魯迅自己決不會認為《一件小事》比《狂人日記》、《藥》和《阿Q正傳》更重要。
  有必要考察一下大眾化運動的過程和魯迅在整個過程中的表現。我以為,要考察大眾化運動的全過程不能只是從這個口號的提出開始,而應該考察它的全過程。大眾化的傾向是從五四運動落潮之后“到民間去”的口號開始,經過“革命文學”運動,然后在30年代形成并提出的。沒有前面的基礎,就沒有大眾化問題的提出,而在這個全過程中,魯迅的態度一直是明朗的。
  早在1925年,他就對“到民間去”的口號表示懷疑。“但從此也可以知道:我們的‘民間’怎樣;青年單獨到民間去,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這一個標語時又怎樣?”(注:《華蓋集·忽然想到(十一)》。)當時的人們大概沒有多少人懷疑到民間去的必要,但魯迅懷疑它,因為他能夠意識到雖然是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單獨到民間去之后,他的力量會是多么渺小。許多人都興奮地高叫,卻想不到知識分子到民間去面對的多種可能。只有長期研究國民性問題的魯迅能夠意識到,民間大眾的力量是大的,他足以吞掉幾個剛剛覺醒的青年。事實上,五四時期的魯迅與30年代的魯迅在這一方面沒有多大的變化,他不反對知識分子去接觸大眾,更不反對為大眾做事,但是,他卻時刻警惕著覺醒的知識分子話語被大眾話語淹沒這一致命危險。
  由于歷史提供的條件,20年代末開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受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擠迫。一方面,隨著北伐戰爭的結束和統一的國家政權的建立,政治權威試圖以自己的意志整合文化,建立新的文化秩序。另一方面是來自一些年輕的作家向民間話語傾斜而發動的攻勢。面對權威話語的擠壓,魯迅的反抗我在上一部分中已經提及,他以堅決的反抗堅守了知識分子話語的立場。面對后一方面的擠壓,魯迅也進行了他的斗爭。關于來自民間方面的擠迫,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先是1926年郭沫若身著國民革命軍裝向青年作家發出了“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注:郭沫若《革命與文學》,1926年4月《創造月刊》。)的號召。接著是1928年創造社和太陽社成員們紛紛認定個人主義的文藝早已過去,繼之而起的將是民眾的文藝。他們提出:“革命文學應當是反個人主義的文學,它的主人翁應是群眾,而不是個人,它的傾向應當是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注:蔣光慈《關于革命文學》,引自《當代中國文藝論集》上海樂華圖書公司1933年版。)。他們要向著大眾“開步走”,以大眾為表現對象,“努力獲得階級意識”,并且在語言上“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注: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1928年2月《創造月刊》。)魯迅作為五四新文學和新白話以及個人主義的代表成了革命大軍興師之前的祭刀。
  馮乃超對魯迅“愚弱的國民”和“第一要著,是在改變我們的精神”等啟蒙主義話語大不以為然。(注:馮乃超《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著自己?》,1928年4月《文化批判》。)成仿吾說魯迅“暴露了知識階級的厚顏,暴露了人道主義的丑惡”。(注:成仿吾《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1928年2月《創造月刊》。)錢右@②嚴厲批判魯迅的“小資產階級的惡習性”之后指出:“魯迅所以陷于這樣的狀態之中,我們也可以說完全是所謂自由思想害了他。”(注:錢杏@②《死去了的阿Q時代》,1928年3月《太陽月刊》。)郭沫若則宣判魯迅為“封建余孽”和“二重反革命”。(注:杜荃(郭沫若)《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1928年8月《創造月刊》。)
  他們以最激進的面貌批判和否定五四,否定啟蒙主義文學。改造舊社會的迫切之情可以理解,但為了尋找改造舊社會的力量而建立的對群眾的認識,卻使他們陷入了一種貌新而實舊的境地。他們反對的所謂“舊式的作家”,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先驅。他們所反對的所謂“舊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出現的新思想。他們用以反對和否定個人主義的所謂新思想,也不全是新從國外引進的思想,而往往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受到沖擊的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所形成的帶有封建色彩的群體意識。這些激情滿懷卻缺乏深刻的年輕人自以為找到了新的價值而超越了五四新文化精神,卻沒有意識到他們以最激進的面貌出現,承載的卻是傳統的慣性。如果我們比較一下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學運動和代表國家權威話語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就會發現他們雖然在政治上存在嚴重的對立,但在文化上是多么一致。他們都一樣反對五四新文學,反對歐化,都反對個性主義而努力張揚群體意識。他們雖然有分歧,但背后站立的是同一個傳統。只有現代知識分子話語是這個傳統的異己。
  30年代文壇就在這樣一個基礎上迎來了大眾化的討論。大眾文藝運動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反對歐化。盡管瞿秋白等人有時也在理論上表示不一般地反對歐化,但批判的鋒芒所向卻是五四新文學的“歐化傾向”。他們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產生了一種新式的歐化的‘文藝的貴族主義’”。(注:《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P.881。)所以,文藝大眾化的中心任務之一就是“在知識青年小資產階級群眾之中進行反對一切反動的歐化文藝的斗爭”。(注:瞿秋自《大眾文藝的問題》,《文學月報》1932年創刊號。)在大眾化的討論中,倡導者高聲呼喚文藝“向著大眾飛躍”。認為“什么只應該提高群眾的程度來欣賞藝術,而不應當降低藝術的程度去遷就群眾,——這一類話是‘大文學家’的妄自尊大!”(注:瞿秋自《大眾文藝的問題》,《文學月報》1932年創刊號。)當有人提出文藝大眾化的第一重困難在于大眾自己的時候。瞿秋白立即嚴厲指責作者和他代表的知識分子“還沒有決心走進工人階級的隊伍,還自己以為是大眾的教師,而根本不肯向大眾去學習”,是“企圖站在大眾之上去教訓大眾”,并且指出“這種病根必須完全鏟除”。(注:《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P.875,878。)本來肩負著啟蒙之歷史使命的知識分子,從這時開始,不能再理直氣壯地“站在大眾頭上教訓大眾”。他們開始被引導去向大眾學習,去遷就和迎合大眾的思想感情和審美心理。知識分子開始放棄自己的話語權,放棄自己的歷史主體地位,向工農大眾認同。
  盡管大眾化的倡導者所代表的并非真正的民間文化,他們的聲音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大眾的聲音。但是,因為本世紀民間話語仍然是依靠代言,而且積極充當大眾代言人正是本世紀一些知識分子的自覺選擇。那么,這種代言的結果就不妨看作民間大眾話語。
  面對民間話語的擠壓,魯迅是堅韌的。他與革命文學論者展開了激烈的論戰。他在《路》。《上海文藝之一瞥》等文章中對工農大眾的文藝代表們的嘲弄是一針見血的。他不相信一些在咖啡館里的留學生能夠發出大眾的聲音,他只相信血管里流出來的是血而水管里流出來的只是水。他當然不反對文藝為大眾的命運而吶喊,因為他一直就是這么做的,但他不同意去做大眾留聲機器,更不接受為了獲得大眾意識而向大眾學習和改造自我的做法。他堅持啟蒙主義的文學方向,從來沒有否認知識分子的先知先覺作用,沒有否認知識分子應該有的先驅性質。正是這一切使他堅守了知識分子的話語立場。
  啟蒙主義的目的是立人。為立人必須批判國民性,必須否定奴隸性而張揚個性。所以,是否承認大眾的落后性,是否堅持啟蒙主義立場,是否承認個人的權利和地位,是20年代后期之后中國文學中現代知識分子話語與民間話語和權威話語的重要分界線。
  魯迅不贊成犧牲文藝的藝術性去適應大眾的水平,更不同意放棄現代意識而去迎合大眾陳舊的習慣心理。無論魯迅后期的思想有什么變化,五四時期確立的啟蒙主義立場始終堅守著。當左聯討論文藝大眾化的時候,他首先担心的是“若文藝設法俯就,就很容易流為迎合大眾,媚悅大眾。迎合和媚悅,是不會于大眾有益的。”他主張“應該多有為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目的卻仍然是“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注:《集外集拾遺·文藝的大眾化》。)而這種意識卻正是瞿秋白們要鏟除的“病根”。
  關于大眾文藝和大眾語的問題,開始魯迅沒有發表多少意見。但是,因為見到一些“高論”,還是忍不住說了一些話。他曾經諷刺那些學習大眾語言者“如果也照樣的寫著‘這媽的天氣真是媽的,媽的再這樣,什么都要媽的了’,那么于大眾有什么益處呢?”(注:《且介亭雜文·答曹聚仁先生信》。)在《門外文談》中,他也寫下了這樣一些句子:“這一回,大眾語文剛一提出,就有些猛交趁勢出現了,來路是并不一樣的,可是都向白話,翻譯,歐化語法,新字眼進攻。他們都打著‘大眾’的旗,說這些東西,都為大眾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余孽,借此先來打擊當面的白話和翻譯的,就是祖傳的‘遠交近攻’的老法術;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其實也還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這里多談。現在要說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錯誤的人,因為他們不是看輕了大眾,就是看輕了自己,仍舊犯著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他不同意因為大眾不懂就要不得的觀點,更不可能因為作品不能為大眾所喜聞樂見就不是好作品的價值觀。他認為那些打著大眾的旗號,反對五四白話,努力迎合大眾,主張“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的觀點,“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地成為新國粹派”。而對于國粹派,魯迅是永遠不可能與之一致的。這一切都證明他仍然在保衛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果,保衛著啟蒙主義文學的方向,堅守著知識分子的話語立場。
  大眾化和化大眾的矛盾主要就表現在是批判國民性還是迎合大眾。對于迎合大眾的觀點,魯迅曾經嚴肅地指出:“主張什么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于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閑的。”這個問題值得注意,我們過去只認為魯迅反對做統治者的幫閑,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魯迅同時也反對做大眾的幫閑。他知道與他在一個陣營里的那些作家雖然也背叛,但是,從大多數來說,對統治者的態度是沒有多大問題的。然而,幫大眾的閑,而沒有自己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卻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問題。魯迅對這個問題終于表達了清楚的意見:“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像為大眾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他明確地告訴人們,為大眾著想,文學家不能去適應大眾的胃口,“因為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挑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閑,是絕對的要不得的。”長期以來,在談論文學的民族化和大眾化的時候,這些話是從來不被引用的。
  魯迅一直沒有接受知識分子可以成為大眾文學家從而去表現大眾意識的觀念。他說:“在現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民——為材料,做小說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的口吻而說的。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民富足些,這才能有錢去讀書,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說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說。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為是平民之音了,因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于鄉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貫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是就格律而言,還有構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注:《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對于革命文學,他的看法也是這樣:“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注:《而已集·革命文學》。)
  許多人對魯迅有一種錯覺,或者人云亦云并無自覺,或者被流行的價值阻礙了目光,往往只看到魯迅對知識分子的批判,而沒有注意到這批判并不意味著他傾向于大眾。魯迅之所以更多地批判知識分子,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話只有知識分子能夠聽得懂。由于對大眾的認識,他甚至曾經暫不準備與大眾說話。在《華蓋集·通訊》中寫給旭生的信中就說:“我想,現在沒奈何,也只好從智識階級——其實中國并沒有俄國之所謂知識階級,此事說起來話太長,姑且從眾這樣說——一面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而且他們也不是區區文字所能改革的”。后來的魯迅主張走向民眾,但他卻仍然是帶著化大眾的目的而走近的。《二心集·習慣與改革》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它明確地表現了魯迅進入30年代之后的文學思想。在這篇文章中,他說:“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于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這是他對大眾的基本看法。他接著說:“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的,要緊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沒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義,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于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嘆賞,得些自己的滿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了。”他認為,如果不改變大眾的舊習慣,則無論什么樣的革命,都將是“沙上建塔,頃刻倒壞”。而他的辦法是“深入民間的大層中,于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這正是他自己的言行的一種說明,是對知識分子表明其走向多數的原因。這與他的初衷的確并無二致。 (待續)
  字庫未存字解釋:
    @①原字弓加(屮下加又)
    @②原字屯加阝
  
  
  
魯迅研究月刊京4~1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新宇19981998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4~1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新宇19981998
2013-09-10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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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革命先行者民國之父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本名孫文,字載之,號日新、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是醫師、近代中國的民主革命家、中國國民黨總理、第一任中華民國....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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