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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基石(四)
魯迅: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基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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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現代獨立性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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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魯迅的獨立人格與獨立思想,大概沒有多少人會有異議。但是,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首先就是長期以來有人由于各種原因而片面地理解或片面地解釋魯迅自己所說“遵命文學”的含義。遵奉“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命是廣泛流行的結論。然而,我卻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遵奉無產階級之命的。查魯迅的生活,在他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沒有一個能夠影響他思想的無產階級分子出現在他的身邊。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被認定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般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但我卻找不到任何材料證明他們曾經命令魯迅或者魯迅遵奉他們的命令。
  “命令”過他的只有錢玄同。全部的過程正如《〈吶喊〉自序》中所講的,魯迅正在抄古碑,錢玄同來請他寫文章。而他的態度卻是:“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得到的回答是:“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于是魯迅被說服,承認“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魯迅答應給《新青年》寫文章,考慮到“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在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于自己,卻也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將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注:《吶喊·自序》。)這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魯迅之所以被說服,決定的因素在魯迅自身。原因就在于他本人雖然因為思之甚深面對中國這間鐵屋子幾乎絕望,但是,卻早有更深處不甘絕望的反抗意志。正因為這樣,當新文化運動到來時他已經不是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他看到了曙光,有了一點希望。在《隨感錄三十八》中,他說:“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著‘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癥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這已經是與新文化運動領袖集團的主要人物非常一致的認識了。
  其實,魯迅自己解釋得很清楚:“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注:《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首先,這“命令”是“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同時,命令主體實際上是新文化運動對積極向上精神的必然要求。對于這種要求,魯迅的確遵從了,為了五四新文化陣營共同的目標,他努力在作品中表現出希望的亮色。但這同時也是他自愿的選擇,而不是對什么權威的服從。作為一個獨立的思想者,他的一切都是自動選擇的結果,而不是遵命的結果。
      2
  另一個問題是他與左聯的關系。魯迅參加了左聯,這是無法改寫也不必改寫的事實。有人為此而贊美他,因為他進入戰斗集體去從事遵命文學活動;有人攻擊他,認為他終于向論敵投降。來自不同方面的褒貶都否定著他的獨立人格和知識分子獨立的話語立場。
  事實上,只要不為某種紗幕所遮蔽,就不難看到,魯迅雖然參加了左聯,但與左聯卻是一種非常復雜的關系。從他與左聯的復雜關系,可以看到他絕不盲從的各種表現和無法改變的個性主義。
  對于一般人來說,組織意味著一種依靠。缺少自我的人或者用魯迅的話說缺少“個人的自大”的人尤其需要組織。魯迅是孤獨的,加入左聯本可以是解脫之途,即使主體的獨立性喪失,也可以換得挑避自主的輕松。因為自主與自由都需要代價。然而,魯迅注定了是悲劇式的,加入集團不但沒有消除精神的孤獨和焦慮,而且背起了更為沉重的十字架。一方面,作為一種自學選擇,他努力相信通過階級斗爭的方式可以解放勞苦大眾,因為他知道在中國現實的土地上他的國民性改造工程路途是多么漫長。另一方面,他更知道,在中國現實的基礎上對民眾的遷就意味著什么,作為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承載者,他不愿意看到與現代性目標相背離的結果。同時,他又清楚的知道:“……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眾戰斗,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注:《華蓋集·這個與那個》。)所以,在投身于左翼文學運動的時候,他沒有因此而變得更輕松,而是承受了更多的痛苦。給他帶來更多痛苦的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集團的矛盾。因為他雖然參加了一個否定知識分子自身立場而獲得大眾立場的集團,卻沒有因此而放棄他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魯迅往往被看作左聯領袖和左翼文壇的盟主,但他的左翼文壇旗幟和盟主的地位,不過是因為他的影響和成就所致。其實,他一直不是合格的左聯盟員。他從不參加左聯搞的飛行集會,不贊成左聯領導人的種種主張,不接受任何人試圖強加給他的教導,很少參加左聯的會議,不尊重領導,不團結同志,稱領導為“元帥”、“工頭”、“奴隸總管”……如果不是情況特殊,中國的任何集團都不允許這種成員存在。
  在左翼文藝的領導者和批評家中,馮雪峰是比較接近魯迅也比較了解魯迅的。他公開對創造社提出批評,主張團結魯迅而不是把魯迅打倒。但是,正是他曾把魯迅稱作“同路人”。因為他清楚地知道魯迅與自己之間的巨大差距,也知道魯迅的“同路人”屬性。(注:馮雪峰《回憶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P.4-6。)對于左聯,魯迅的確只是一個“同路人”。無論后來馮雪峰如何根據需要而修正自己的觀點,都不會影響他本來看法的正確性。過去魯迅研究界由于各種原因而否定這種看法,其中一些人出于對魯迅的愛而把魯迅與左聯緊緊地捆在一起,或者抹平矛盾,你好我好大家好;或者立魯迅為左聯正宗,指責魯迅的論敵極左而讓他們蒙受不白之冤。學術研究應該尊重的是事實依據,應該看到魯迅從來就不是左聯集團中合格的列兵,更難占據正宗之位。這主要還不在于他不守紀律,而在于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他不會像別人那樣放棄自己的見解,克服自己的頭腦而無條件地服從集團的要求。他和那些為政治斗爭服務的左翼文學戰士的相同點僅僅是對大眾的同情和對權威話語的反抗。但由于思想認識和基礎的不同,他無法與他們步調一致,而且,他也沒有像其他的投身于政治革命的文藝戰士一樣自覺地改造自己,克服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因而即使向著大眾“開步走”,也不能去做大眾意識的“留聲機器”。
  正因為這樣,雖然文壇都以魯迅為左聯領袖,但事實上左聯自有其真正的領導,一切無須他來指揮。行動方針和重要的決定都無須他過問,形成決定之后能夠通知他就是禮貌。像郁達夫被開除等這樣的事,魯迅沒有權力過問,事后才被通知,表示反對也不起作用。甚至左聯解散這樣的大事,魯迅也并不清楚。左聯1935年底解散,次年4月24日,魯迅給何家槐的信中卻說“現在竟不知道這集團是否還在,也不能看見最末的《文學生活》……”(注:《書信·360424 致何家槐》。)5月2日致徐懋庸的信中又說:“集團要解散,我是聽到了的,此后即無下文,亦無通知,似乎守著秘密。這也有必要。但這是同人所決定,還是別人參加了意見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潰散。這并不很小的關系,我確是一無所聞。”(注:《書信·360502 致徐懋庸》。)閱歷甚深的魯迅有時也犯天真,竟以為這樣的大事應該與他商量。
  左聯沒有把他看作自己人,而魯迅也沒有把左聯看作自己的依靠,參加左聯之初,魯迅就曾在信中告訴友人:“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于會場中,一覽了薈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注:《書信·300327 致章廷謙》。)參加之后,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敵也從來沒有因為成為戰友而實現過聯合,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地毫不掩飾心中的厭惡。他扶持柔石等青年作家,卻并不只因為組織,正如蕭軍蕭紅等人一樣,很多人到左翼周圍是奔魯迅去的,事實往往是私人感情。這從魯迅死后左翼作家以魯迅劃線的你死我活就可以看出。
  魯迅與左聯,最后的結局更是不歡而散,雙方冤憤難平。
  讓我們看一看魯迅對左聯的印象吧!看這個集團是如何使他陷入無法擺脫的苦惱!是如何使他在生命的最后都無法安靜,無法忘卻,并決定“一個也不寬恕”。看魯迅35年到36年生命最后的一年多時間中給朋友的信件中關于左聯的感覺——
  “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后來的暗箭;受傷之后,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因此,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給誰也不知道。我以為這境遇,是可怕的。……”(注:《書信·350423 致蕭軍蕭紅》。)
  “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記得托爾斯泰的什么小說說過,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險的,但一看見大將面前防彈的鐵板,卻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帥以為生命價值,彼此不同,那我也無話可說,只好被打軍棍。”(注:《書信·350628 致胡風》。)
  “我在這里,有些英雄責我不做事,而我實日日譯作不息,幾乎無生人之樂,但還是受許多閑氣,有時真令人憤怒,……我們×××里,我覺得實做的少,監督的太多,個個想做‘工頭’,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現此翼已經解散,別組什么協會之類,我是決不進去了。”(注:《書信·360405 致王冶秋》。)……
  魯迅反復向朋友訴說心中的悶氣,開始是只向幾個密友,后來卻忍不住到處訴說。他曾經計劃身體稍好一點之后“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萬字,把歷來所受的悶氣,都說出來”(注:《書信·360523 致曹靖華》。)。但是,生命苦短,他就這樣帶著滿腔悶氣離開了人間。所以最后的時刻“一個也不寬恕”。魯迅對自己參加左聯沒有直接說過后悔的話,表示后悔不符合魯迅的性格。但是,有兩件事是應該注意的:一、當蕭軍要加入左聯時魯迅不同意,并明顯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三郎的事情,我幾乎可以無須思索,說出我的意見來,是:現在不必進去。最初的事,說起來話長了,不論它;就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里,出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里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于我們的話,對于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我的這意見,從元帥看來,一定是罪狀……”(注:《書信·350912 致胡風》。)二、左聯解散之后,魯迅寧愿冒各種罪名而堅決不再加入以左聯為基礎建立的新的組織,正是由于“鑒于前車”。(注:在《350405 致王冶秋》、《360423 臻曹靖華》、《360424 致何家槐》、《360502 致徐懋庸》、《350505 致王冶秋》等多封書信中,魯迅都有如此表示。可見這個集團給魯迅心靈上造成的傷害之深。)
  冷靜地看問題,我不愿意只是站在魯迅的立場上指責元帥和工頭們,因為他們沒有錯。按照中國傳統,他們的做法才是正常的,問題是魯迅對于中國傳統來說太反常。左聯像中國的一切集團一樣不可能因為魯迅而改變做法,那就只怪魯迅對它不適應。魯迅之所以不能適應左聯,根本原因是個性主義和他的獨立人格。因為無論工頭如何,沒有獲得獨立意識的人們本不以為怪,一切都不是不可以忍受的,只是鞭子抽在魯迅身上,感受與抽在阿Q祥林嫂們身上很不相同而已。
      3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魯迅思想轉變的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魯迅研究中一個權威的觀點是把魯迅分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個人主義而后期是集體主義,前期是進化論而后期是階級論。可是,應該注意的是,雖然魯迅參加了集團,卻仍然堅守著他的知識分子話語立場,他有發展和變化,但正如許壽裳所說:“思想只管向前邁進,而主義卻是始終一貫的”。(注:轉引自(日)北岡正子《我對〈我所認識的魯迅〉的異議》,見《魯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4期。據該文比較,這句話在大陸出版的《我所認識的魯迅》一書中被刪掉了。這種刪除原因難以確證,但有一點是明顯的,那就是它與從進化論轉向階級論,從個人主義轉向集體主義這一權威解釋是不一致的。)
  對魯迅轉變和前后期的劃分始于30年代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在這篇序言中,瞿秋白把個性主義界定為魯迅前期的思想,并且進行了否定,并代他宣布了這一轉變:“從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斗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二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士,”(注:《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P.992,997,995。)后來的人們就不再用“友人”之類的詞匯,而是讓他直接成了勞動群眾的一員,一個小兵,一頭人民大眾的牛。這里的集體主義與大眾是等義的。于是,魯迅似乎成了大眾文學的代表,似乎魯迅已經不是一個啟蒙主義文學家,而成了大眾意識的表現者。
  瞿秋白說:“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著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過程,時常不是立刻就能夠脫離個性主義——懷疑群眾的傾向的;他們看得見群眾——農民小私有者的群眾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馴服的奴隸性,可是,往往看不見這種群眾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見他們的笨拙的守舊的口號背后隱藏著革命的價值。魯迅的一些雜感里面,往往有這一類的缺點,引起他對于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注:《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P.992,997,995。)瞿秋白的評論顯示的是30年代中國的民間大眾話語立場。他把個性主義定義為“懷疑群眾的傾向”,并且反對這種傾向。談到群眾的自私、盲目等等缺點的時候,把“群眾”限定為“農民小私有者的”,因為在他看來,工人階級是不可能有這落后性的。他指責魯迅的啟蒙主義立場,只看到群眾的奴隸性而看不到群眾的“革命可能性”。其實,對于群眾的革命可能性,魯迅是充分看到了的,只可惜他不太信任。他曾經說過,“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注:《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一個很重要的分歧不是別的,而是無論錢杏@①還是瞿秋白、馮雪峰、周揚,都不愿意承認阿Q性格的普遍性,都根據愿望而相信阿Q的進代已經過去。從瞿秋白的序言,我們可以看到他與魯迅思想的巨大差距。瞿秋白雖然也批評創造社、太陽社的人們,但他與創造社太陽社對魯迅的批評并沒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因此,瞿秋白對魯迅的評論雖有很多值得稱道之處,但一些結論卻只能是他從政治角度而進行的一種簡化讀解。比如說魯迅“從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這“狼的懷抱”顯然是指大眾。而我以為,魯迅根本沒有回到“狼的懷抱”。自從二十年代最后的幾年,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從自己的道路上回到了“狼的懷抱”,但那不是魯迅。魯迅孤獨地走著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之路。瞿秋白無力解釋魯迅,因為他自己的高度尚無法對魯迅深入理解,只能是根據自己的需要而解釋魯迅。甚至使用的語言,比如“帝國主義的戰神強奸了東方文明的公主”之類的語言色彩,無論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都很難與解釋魯迅相和諧。
  從瞿秋白開始,魯迅研究非常一致地接受了魯迅兩個時期的結論。直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的新版舊版的大學教材還都沿用著這個基本發展線索:從進化論最終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走到了戰斗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事實上,這個結論并不準確,至少是簡單化的。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進化論與階級論的問題。有一句話被反復使用,那就是魯迅在《三閑集·序言》中說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并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人們往往以此作為從進化論轉向階級論的根據。由于各種原因,當然有不少人喜歡拿出這句話印證瞿秋白沒有論證的結論。但是,對此,我以為還是應該看一看胡風的解釋:“這是說他讀了一些馬列主義文藝理論,解決了一些文學史上的問題,并沒有說他的全部思想‘轉變’。”(注:《胡風晚年作品選》,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P.26-27。)魯迅此后的確不再只信進化論,但并沒有否定進化論。他接受了階級論,但并不只信階級論。他說過:“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經濟’(也可以說根據于經濟組織或依存于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注:《三閑集·文學的階級性》。)
  魯迅是超越于階級論之上的,作為一個獨立的現代知識分子,不是哪一種理論所能夠裝得下或者覆蓋得了的,他的思想當然能夠容納階級論。何況,階級論與進化論并不矛盾,進化論幫助人們認識歷史的縱向發展和演變,階級論幫助人們認識社會的階級和階層的構成及其矛盾,二者并不形成非此即彼的矛盾沖突。因此,任何一個清醒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完全拒絕階級論,因為一些社會問題用階級論的觀點會看得更清楚,正如有些問題用階級論的觀點只能看到更模糊一樣。從魯迅對農民起義領袖們的看法,就可以看出他沒有運用階級斗爭的學說解釋歷史。現代知識分子話語是不盲目拒絕任何一種學說的,魯迅接受階級論而沒拋棄進化論。30年代他還為進化論“連名目也奄奄一息了”而嘆息就是證明。(注:《〈進化與退化〉小引》。)
  他不再只信進化論的結果是他不再相信所有的青年都勝過老年。這里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射來的一枝枝冷箭中發現那些言必稱大眾和革命的青年往往遠比封建的遺老們卑鄙下流。有必要看一看《〈三閑集〉序言》中的這段原文:“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后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夠畏了。”認為青年勝過老年,的確只是魯迅的美好愿望,他經歷的歷史沒有提供這樣的佐證。認為新出現的思潮比舊的思想文化成果更有價值,也是把進化論機械化的偏頗,這是魯迅的經歷所能夠證明的。但這不應成為否定進化論的口實,因為進化論也承認進化過程中有退化的現象。而且,進化不會是同步的,在一些生命進化的時候另一些生命未必能夠同時進化,在五四之后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各種現實既有退化現象,也有本來就沒有完成進化的年輕人貌似進化的退化現象。
  其次,讓我們看一看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問題。這一論斷雖然長期被廣泛引用,但,瞿秋白并沒有說明他是如何完成這種轉變的,也沒有舉出事例證明他拋棄個人主義而轉向集體主義。我們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創造社成員在革命文學的倡導中表現出對個性主義的告別和對大眾集體的崇拜,也可以看到民族主義文學理論家關于五四時期是個性主義的階段而他們將要以民族這樣的大集體取代個人主義的宣言。但卻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魯迅也完成了這樣一個轉變。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魯迅腹背受敵,兩面作戰,既抵擋來自拿了大眾委任狀的民間大眾話語的攻擊,又要迎戰來自持了民族命運大旗的民族主義文學的討伐。我們看到的是他不想屈從于任何一個集體,無論這個集體是打著階級的旗號還是打著民族的旗號。
  唯一的事實是他加入了左聯這個集體。但正如前面所說到的,他并不是這個集體的一個合格成員。即使沒有與左聯的矛盾,加入一個集體也并不意味著思想上轉入集體主義。再退一步講,即使他有過否定個人主義而贊成集體主義的言論,事實上也沒有放棄他早已根深蒂固的個性主義。盡管他與創造社的人們一起進入了左聯,但是,他始終沒有接受他們對五四文學及其個人主義的否定。為了某種共同的事業,魯迅當然能夠顧大局,但是,進入一個集團,卻并不意味著放棄了自己對于個性的堅守,更不意味著放棄了自己固有的與集團不符合的思想。我們從他參加左聯之后的那一系列的表現,以及他與左聯的關系,就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在集團中堅守著他的個性立場。在五十年代和“文革”時期,我們常常把因個性很強而與領導意志不一致的人稱做“個人主義”,把向組織鬧個人獨立性的人稱做“個人主義”。其實,那正是魯迅在左聯中一直沒有克服的“錯誤”:個性主義。
  從逝世之前不久寫的《半夏小集》中A與B、C、C太太的對話也可以看到魯迅當時的思想。那對話與其說是表現了魯迅對托言公義以營私的反感,不如說是魯迅對借大義而剝奪個人權利的抗議。它與五四時期魯迅的個性主義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魯迅接受階級論之后,也沒有拋棄人道主義。在魯迅那里,沒有人道主義就沒有對大眾解放事業的同情,就沒有對奴隸們的反抗斗爭的支持,是人道主義使他關心和同情勞苦大眾和一切弱小者,也是人道主義使他同情可能帶來大眾解放和美好生活的階級斗爭實踐。魯迅的這種情況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是有代表性的。很多知識分子之所以同情大眾革命,參加階級斗爭,不是由于自身無法生存而逼上梁山,而是由于對勞苦大眾的深厚同情。從這個意義上說,階級論之所以被魯迅接受,不是因為它與人道主義對立,而是因為它在實現人道主義理想過程中的工具價值。他沒有把階級論與他的人道主義對立起來。因為人道主義并不限于哪一個階級,在它的前面加任何限制性的定語都是無意義的。魯迅的人道主義大概也不是階級的概念所能概括和限制得了的。
  盡管如此,接受階級論之后,魯迅思想中還是存在著人道主義與階級斗爭的矛盾。他曾經試圖接受階級論者的“非人道主義”,從《〈農夫〉譯者附記》中可以看到,“我們由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領悟蘇聯所以要排斥人道主義之故,因為如此厚道,是無論在革命,在反革命,總要失敗無疑,別人并不如此厚道,肯當你熟睡時,就不奉贈一槍刺。所以‘非人道主義’的高唱起來,正是必然之勢。但這‘非人道主義’,是也如大炮一樣,大家都會用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非人道主義”的理解和認識。然而,他對斯大林主義的階級論者的階級斗爭的殘酷性大概是并非沒有保留。查魯迅對蘇聯文學理論的翻譯,最后一篇是1932年8月翻譯的日本上田進的《蘇聯文學理論及文學批評的現狀》,此后,他沒有再翻譯過蘇聯文學理論。該文的內容介紹了1931年斯大林直接控制意識形態之后出現的比拉普更專制的文壇局面。魯迅譯完這樣的文章之后對蘇聯文壇的感想不能隨意推測,也不能由此斷定他從此不再翻譯蘇聯文藝理論的原因,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會是愉快的,親歷“元師”們的所作所為,他也許會有可怕的預感,也許由此而更生警惕。魯迅喜歡為譯文寫一點前言后記,而這篇譯文沒有寫下任何文字。結論不敢妄斷,只是一點思考。
  在投身于大眾革命事業的同時,魯迅并沒有忘記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應該承担的啟蒙使命。關于大眾化運動中堅持大眾立場的情況前面已有論述,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也沒有因此而止步,而是仍然堅決反傳統,在“國難聲中”,他看到的是“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種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著筋斗漂上來”(注:《二心集·沉滓的泛起》。)。關于《莊子》和《文選》的爭論,其原因也在于他不滿于文化上的后退,與他少讀或不讀中國書的立場是一致的。
  總而言之,無論魯迅思想怎樣發展變化,現代知識分子的現代獨立性是始終堅守的。正因為這樣,他才在20世紀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心中樹起了永遠不倒的雕像。
  字庫未存字解釋:
    @①原字屯加阝
  
  
  
魯迅研究月刊京4~1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新宇19981998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4~1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新宇19981998
2013-09-10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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