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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莊燦煌的博客     阅读简体中文版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譯文]  走出門滿目蕭條一無所見,只有堆堆白骨遮蔽了郊原。

  [出典]  東漢  王粲  《七哀詩》 其一

   注:

   1、 《七哀詩》 王粲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2、注釋:

     西京:指長安。東漢都洛陽,洛陽在東,長安在西,因稱長安為西京。

     無象:無道或無法。

     豺虎方遘患:豺虎:指董卓余黨李傕、郭汜等人。方遘患:正在制造禍亂。遘:同“構”。

     中國:此指北方中原地區。

     委身:托身,寄身。適:往。

    荊蠻:指荊州。荊州本楚國之地,楚國本叫“荊”,古人稱南方民族為“蠻”,故舊稱荊州為荊蠻。

    攀:謂攀拉車轅,表示戀戀不舍。

    蔽:遮蓋。

    顧:回頭看。

    兩相完:兩者都能保全。

     霸陵:漢文帝劉恒墳墓,地處長安東面。岸:高地。

    《下泉》:《詩經·曹風》篇名。《毛詩序》:“《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下泉”,即“黃泉”,指地下。“下泉人”,此處也有暗指漢文帝之意。


    3、譯文1:

      西漢的都城長安城上空已是黑云亂翻,李傕、郭汜等人在這里制造事端。我忍痛告別了中原的鄉土,把一身暫托給遙遠的荊蠻。送行時親戚眼里噙著淚水,朋友們依依不舍攀著車轅。走出門滿目蕭條一無所見,只有堆堆白骨遮蔽了郊原。一個婦人面帶饑色坐路邊,輕輕把孩子放在細草中間。嬰兒哭聲撕裂母親的肝肺,饑婦人忍不住回頭看,但終于灑淚獨自走去,“我自己還不知道死在何處,誰能叫我們母子雙雙保全?”不等她說完,我趕緊策馬離去,不忍再聽這傷心的語言。登上霸陵的高地繼續向南,回過頭我遠望著西京長安。領悟了《下泉》詩作者思念賢明國君的心情,不由得傷心、嘆息起來。

    譯文2:

    長安城內已經混亂得不成樣子,虎狼一樣的軍閥(董卓部將李傕、郭汜等人)在這里造孽生患。我忍痛告別中原故土,不得不寄身于那荊楚偏遠之地。送行時親戚悲痛不已;揖別的朋友們攀著車轅追逐著道別,依依不舍。走出門去不見人煙,中原大地哀鴻遍野,餓殍載道。那路邊上坐著一個面帶菜色的婦人,無奈地把嗷嗷待哺的嬰兒放在草叢中。走了幾步,那饑婦人忍不住地幾番回頭看,嬰兒啼哭聲撕裂了母親的肺肝,躊躇許,還是灑淚獨自走開,不忍回來再看孩子一眼。饑婦人哀聲哭訴:我自己還不知道身死何處,有什么辦法能讓我們母子兩人都能保全?但愿孩子遇見個好心人,或許他還可以活下去……不等她把話講完,我趕緊策馬揚鞭離去,不忍心再聽下去。登上漢文帝墓——霸陵高地繼續南走,我傷心地回過頭來,再望一眼那多災多難的長安城。我忽然領悟了《詩經下泉》一詩的情境和感受,深切體會到了作者思念賢明君主的心情,此時此境使我不由得傷感。


   4、王粲(公元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十四歲時來到長安,十七歲因董卓余黨作亂,南下避難,依附劉表,但在荊州十五年,一直不得重用。曹操攻下荊州時,劉表已死,他勸服劉表之子劉琮依附曹操,被任命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建安二十二年隨曹操東征孫權,因病死于途中,年四十一。王粲年輕時就很有才名。他早年曾經親歷戰亂,流離顛沛,對人民的苦難有深切的感受,作品內容充實,情調悲涼,成為“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中年之后,深得曹操信任,官至侍中,生活優裕,在鄴下與曹氏父子周旋期間,寫下了一些歌頌曹操功德的作品,失去了建安文學進步的思想光澤。

     王粲一生以文才而聞名天下,在七子中文學成就最高。與曹植并稱為“曹王”。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稱他為“七子之冠冕”,著有詩、賦、論等60篇。多篇作品收入《文選》。明代人輯錄其作品,編成《王侍中文集》流傳后世。

     蔡邕是當時的文壇巨匠和領袖,此人才學過人,朝野聞名,人們對他無不敬仰,家里常常賓客盈門。有一天,王粲去拜訪他。蔡邕早已聽說王粲的大名,聽說王粲到來,慌忙出迎,連鞋子都穿反了。王粲進屋后,賓客門見他只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而且身材短小瘦弱,容貌丑陋古怪,大為驚訝,弄不懂蔡邕為什么要如此看重王粲。蔡邕明白眾人的心思,就說:“這是王公的孫子,有特殊的才能,我是不如他的。我家的書籍文章,都應該送給他,才算物歸其主。”從此,兩人便成了忘年之交。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賞識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關系也相當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曹丕、曹植非常尊重王粲,他們之間經常有詩賦往還。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王粲隨曹操征討孫吳,次年春,在返回鄴城途中病逝,時年四十一歲。曹丕親率眾文士為其送葬。為了寄托對王粲的眷戀之情,曹丕對王粲的生前好友們說:“仲宣平日最愛聽驢叫,讓我們學一次驢叫,為他送行吧!”頓時,王粲的墓地上響起了一片嘹亮的驢叫之聲。這驢叫聲響徹四野,并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千古絕唱。葬禮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誄》,其中說:“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可見其交情確實非同尋常。 

    王粲死于壯年,其死因被記載在東漢名醫張仲景的傳記中。其中言道,張仲景憑自己多年的醫療經驗,漸漸發現這位僅有二十幾歲的作家王粲隱藏著可怕的“癘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對王粲說:“你已經患病了,應該及早治療。如若不然,到了四十歲,眉毛就會脫落。眉毛脫落后半年,就會死去。現在服五石湯,還可挽救。”可是王粲聽了很不高興,自認文雅、高貴,身體又沒什么不舒服,便不聽他的話,更不吃藥。過了幾天,張仲景又見到王粲,就問他:“吃藥沒有?”王粲騙他說:“已經吃了。”張仲景認真觀察一下他的神色,搖搖頭,嚴肅而又深情地對王粲說:“你并沒有吃藥,你的神色跟往時一般。你為什么諱疾忌醫,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這樣輕呢?”王粲始終不信張仲景的話,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脫落,眉毛脫落后半年就死了。 

    《七哀詩》起自漢末,以反映戰亂、瘟疫、死亡、離別、失意等為主要內容。《七哀詩》是民眾生活的寫照,與宮廷詩相對應,具有鮮明的民間色彩。《七哀詩》保存到現在的作品,可以見到的,以王粲的《七哀詩》為最早,其中《西京亂無象》一詩,最能代表漢魏風骨,堪稱典范之作。王粲用舉重若輕的筆法,記錄戰亂給人們帶來的災難,讀來催人淚下,為杜甫《三吏》《三別》所祖。清人方東樹評價這首詩說:"沉痛悲涼,寄哀終古。其莽蒼同武帝而精融過之,其才氣噴薄,似猶勝子建。感憤而作,氣激于中而橫發于外,后惟杜公有之。"(《昭昧詹言》)


    5、這首詩寫得悲涼沉痛,真切動人,是建安詩歌中的名作。方東樹評為“冠古獨步”,不是沒有道理的。

    《七哀詩》今存三首,不是一時之作,這里選的是第一首。后代都把它作為最能代表建安詩歌現實主義精神的五言力作。公元192年,大軍閥董卓被殺后,他的部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大肆燒殺搶掠,李郭二人又互相混戰,造成一場空前浩劫。王粲在南下避難,逃離長安不遠的路上,目睹了一幕悲劇,心中無限酸楚,便把這件事如實地反映了出來,并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詩的開頭兩句概括在交待當時的局勢。“亂無象”正是軍閥橫暴,民不聊生的概括。詩進而對這種混亂局面指出其形成,是因“豺虎方遘患”所致,一下子就把對禍國殃民的“豺虎”即軍閥的憤恨表達了出來。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這四句,寫作者在混亂局勢下,無可奈何被迫遷移。作者本從洛陽流離長安,現又要離開長安,故云“復棄”;“荊蠻”是遠離長安的偏遠之地。特地指出加以點明,以顯示這次“委身”仍是出于無奈。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尤其兵荒馬亂之際,生離等于死別,“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就是寫出了離別時的悲痛場面。“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對當時長安四周數百里內不見人煙,“白骨盈積”的慘象,僅用十個字就作了高度概括。“無所見”正是為了強調下句的“白骨蔽平原”。這五個字極富概括力,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無限傷心慘目的圖景。“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詩人選擇了一個饑婦人由于萬般無奈,只好棄子逃難的場面。草叢中呱呱待哺的嬰兒,不久就要變成一具白骨是完全可以預料的,但棄子求生的饑婦人是否能逃脫餓斃的厄運尚不可知,她心中明白,等待著自己的同樣是死亡。這真是慘絕人寰。“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目擊者王粲在這慘絕人寰的饑婦棄子的事實面前竟因毫無解救辦法,也只好一去了之。詩最后寫作者登上霸陵,回頭遙望長安,傷心感嘆。霸陵是文帝的墓葬,文帝時代是漢代的太平盛世,因而,“下泉人”既是借用《詩經》典故表達“思治”求安,“思明王賢伯”的心愿,也隱寓了對賢明的漢文帝的懷念。 

     《七哀詩》表達了詩人譴責軍閥作亂,同情人民痛苦,希望國家安定的進步思想。這一主題,是結尾四句點明的。這首詩運用了白描的手法,既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概述,又有饑婦棄子的典型事例的刻畫,這樣忠于現實的抒寫,使全詩的悲劇氣氛更加濃厚。


   6、東漢末年,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外戚和宦官專權長達百年,形成了東漢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公元184年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爆發,東漢王朝派皇甫嵩、朱儁、盧植等率軍鎮壓。經過數年的拼殺,黃巾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但東漢政權內部的矛盾更加激化起來。由于并州牧董卓的入京,盡攬朝政,廢黜少帝,另立獻帝,其專橫跋扈激起了東漢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反對,出現了全國州郡興兵討董卓的軍閥大混戰。連年的征戰,出現了“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詩》)的悲慘景象。可以說,黃巾起義是導致三國時代出現的直接原因。


   7、 《三國演義》的思想精華,居于首位的就是對國家統一的向往,這是《三國演義》思想價值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我們這個民族為什么能夠經歷磨難而不倒?為什么在四大文明古國中是唯一的種族不曾滅亡、文明沒有中斷的一個國家?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從周朝起,我們就逐步形成了向往國家統一,追求安定太平的共同民族心理。這種共同心理,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聚合力,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優良傳統。維護國家的統一安定,是我們民族一貫的政治目標。周代以來兩千多年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民族曾經屢次被“分”開,飽受分裂戰亂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總是以驚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犧牲,清除了分裂的禍患。在那“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漢末大動亂時期,羅貫中敏銳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通過對漢末三國時期歷史的藝術再現,鮮明地表達了廣大人民追求國家統一的強烈愿望。在小說中,當天下大亂之后,那個時代的英雄們想的是什么?我認為就是以“曹孫劉”三方為代表的英雄們,順應時代的潮流和民眾的愿望,力圖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去重新實現國家的統一。三方爭天下,爭的是什么?爭的是重新統一的主導權,而不是單純的斗智、斗心眼。這是《三國演義》的政治理想,也是人民性的突出表現。


    8、漢桓帝時有五千六百萬人口,到了三國混戰,黃河流域“十口驟減,十不存一”。三國合計,人口大約六七百萬。“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9、一將功成萬骨枯。

我們先來看我國歷史上人口的一些重大變化:

夏禹時期——1355萬!
秦朝公元前2212000萬、

公元前2063000
西漢末年:公元23——5960萬!
西晉:281——1616萬(跌得太慘了)!!!
隋朝:606——4601萬!
唐朝:755——5300萬!

北宋:1006——1628萬(也跌得非常慘)!!!
1080
——3300萬!

南宋:1223——7681萬!
元朝:1294——5684萬(少了兩千萬,也厲害)!!!
明朝:1402——6659萬!
      1578
——6069萬!

清乾隆:1741——14341萬!

1791——30000萬!

上表的慘痛歷史,最突出的有幾點。夏禹時期就算公元前16世紀一直到公元前2世紀的秦朝,14個世紀整整1400年過去了,中國人口僅僅增長450萬人,緩慢的原因就是爭權奪利的戰亂。

23年到公元281年,中國人口凈減4000多萬,著名的三國分爭,人口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10、在每個中國人的一生中,“吃了嗎”這句話,說了、聽了成千上萬次。

從某種意義上講,對于饑餓的忍受和抗爭,構成了中華民族歷史的主線之一。“野有餓殍”、“人相食”、“易子而食”、“饑民遍野”之類記載,史不絕書。千百年來,埋葬在九州大地上的父老鄉親,大多數是餓死鬼。

隨便拎出幾位古代詩人筆下的饑餓記錄、死亡報告: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曹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王 

饑餓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陶淵明

入門聞號啕,幼子餓已卒。     ——杜 

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李 

所以,中國老百姓最大的幸福,是不餓肚子。所以,“精打細算”、“勤儉節用”、“飽時憶饑”、“恒思一粥一飯來之不易”等等,常被中國人寫進“家訓”之類。


11、《桃花源記》是陶淵明的代表作之一,約作于公元422年,那年他58歲,歸隱田園已經16年了。年輕時的陶淵明本有“大濟蒼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時代正是晉宋易代之際,東晉王朝極端腐敗,內部互相傾軋,連年混戰,老百姓或戰死于沙場,或餓死或逃亡,出現“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慘狀。人們詛咒戰亂,詛咒君權吏虐,詛咒苛捐徭役,渴望能有一方安居樂業的凈土,這便是當時的社會現實。陶淵明的一腔抱負根本無法實現,他只好借助創作來抒寫情懷,塑造了一個與污濁黑暗社會相對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美好情趣。這便是陶淵明創作《桃花源記》的原因。筆者認為,陶淵明的真正創作緣起應該與慧遠大師有密切的關系。慧遠大師以“凈土宗”為“果”,而陶淵明以《桃花源記》作為“果”來回應。慧遠大師與陶淵明的關系就是“凈土宗”極樂世界與“桃花源”理想社會的關系,就是佛教與儒教的關系。《桃花源記》中描寫的理想社會不可能是陶淵明親眼所見的。可能是他“從慧遠所聞、從廬山所見、從田園所感”糅合而成的產物。


12、縱觀中國三千余年的歷史,除了春秋戰國時期,三國時期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中最熱鬧的時代。別的不說,僅是集中國人計謀智慧之大成的“三十六計”,在三國期間都能找到實際應用的戰例或事例。這也是很為一些人所自豪的,很久以來,人們就時常議論外國人很愛看“三國”,還有什么專門的研究會之類,為的是從中學一點“戰爭藝術”“外交謀略”和“商戰智慧”,好像外國人雖然生意做得好,國力強大,但都是“三國”大學畢業,不過是中國人的學生而已。如此,“三國”倒好像給中國人長了很大的一個臉。
  
  《紅樓夢》中有一面奇特的鏡子,叫做“風月寶鑒”,照一照正面可心想事成,能和愛慕已久的人約會,而照反面呢,則是一具猙獰的骷髏,嚇出人一身的冷汗。歷史也是這樣的,從欣賞的正面看,“三國”里英雄倍出,弄得百十年間風起云涌,著實讓人羨慕得很。可要從背面看呢,“三國”時期可算得上是人類歷史上人與人之間相互傾軋得最集中、最厲害,當然,也是中國人最為悲慘、最為苦難,生命倍受煎熬的歷史時期之一。
  
  我們不妨來看一看“三國”時期的人口狀況。據《晉書》記載,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時,全國共有1677萬戶,5648萬人,而到西晉統一中國時(公元281年),全國只有245萬戶,1616萬人。另據“東漢會要”記載,東漢末年全國約有1600萬戶,5000萬人,但到魏、蜀、吳三國形成之時,三國的人口加起來只有767萬人。兩份資料,具體的數字雖然不甚相同,但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從東漢末年到“三國”結束,全國減少了4000萬人。
  
  按照中國人的生育能力,正常情況下中國的人口應是增長的,比如現在,我們實行了最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仍然沒能控制得住人口的過快增長。“三國”時期的人口,不求增長也罷,但短時期內減少了四千余萬人,顯然是不正常的,肯定與戰亂有關。除去正常死亡和統計上的遺漏,四千萬中我覺得至少有一多半是因戰亂而死的。
  
  在整個“三國”時期,各路英豪共發動了多少次戰役,我沒有做過詳細的統計,即使統計也不可能準確,因為除了有名的戰役之外,那些小的,不能體現、烘托英雄偉績的戰役肯定不會被記入史冊,因為,為王侯將相立傳是中國歷史的準則。既便如此,保守地估計,“三國”時期的戰役不會少于上百戰。在這百戰之中,會有多少士兵死于刀槍劍戟之中,有多少平民百姓因此而流離失所,直至死于亂兵之中,又有多少人因為連年戰亂而死于饑寒交迫之中?我們知道,曹操是實行了屯兵制度的,如果整個社會中還有足夠的人種田,還能從百姓中籌到軍糧,他決不會去讓士兵在作戰之余去種地的。
  
  一將成名萬骨枯。人們現在津津有味地品著的那些英雄,除了戰死的,被另一個大英雄殺掉的,其他都在“三國”時期自始至終地活著,而且還不斷地在上演著斗智斗勇的歷史活劇。而那些死去的呢?僅僅在歷史之中留下了一串串枯燥的數字。可是,還原到那個歷史時空之中,那些死去的士兵、平民,也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他們也有自己的喜怒哀樂,也有自己的生活向往,他們也在為人之子、之夫、之父。可是,他們都在英雄的驅使之下,或者是為了英雄,一個又一個地永遠倒下了,就像一粒石子,在水面上冒了一個泡,消失了。而在那個時代里活著的平民百姓呢?在一陣又一陣的鼓角爭鳴之中,在一天又一天的刀光劍影之中,在一“國”又一“國”的軍隊穿梭之中,他們又是怎樣地生活的,怎樣侍奉老人,怎樣撫育幼子呢?
  
  可惜,在中國的歷史中,平民百姓沒有話語權,沒有人記錄他們的生活,甚至沒有人還會想到還有他們的存在。在英雄的心目中,他們只是扛槍、使刀、放箭的工具,只是種田、拉車、抬轎的動物(會自主行動的生物)。他們的悲慘的生活境況,只能從當時的文人所留下的詩文中窺見片鱗只爪的消息。“建安七子”之一的詩人王粲,在歸附曹操之前,寫過一些表現當時社會現實的詩歌,其《七哀詩》中寫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再如其他記錄當時境況的詩句:“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余一,念之斷人腸。”這是何等慘烈的景象,這樣的國度還是人在其上生活的地方么?也許有人會說,這是詩歌的夸張,但想一想四千萬人的死,就知道這決非詩人的憑空想像。
  
  面對這樣一個時代,如果有一個假如讓你回到歷史的選擇,我想,不論是那些津津有味地品“三國”的學者、藝術家,還是那些津津有味地讀品三國、看品三國的官與民們,真心地想去做一回“三國人”的可能不會太多。當然,那些覺得自己也是“天下英雄,唯操與使君耳”的人,可能是愿意回到那個時代的,但他是否能拉起八十萬人的水陸大軍,就是個疑問。
  
  從現在的“三國”熱中看,對“三國”時代民生的艱難與悲慘,很少有學者和藝術家作深入的分析與挖掘,即便有也只是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熱談著的仍然是講解計謀,評點英雄。這就不能不說到現代學者的治學觀念以及藝術家的創作取向了。陳壽那樣寫歷史,羅貫中那樣進行文學創作,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他們的那個時代里,中國最缺的就是人文主義觀念。但當今的學者和藝術家們,現在仍然將目光集中于英雄的斗智斗勇,只是議論英雄的誰大誰小,而不去分析和展示在英雄光環覆蓋下平民生存的不易,顯然有違當今社會文明的要義。
  
  正像任何歷史都是現代史一樣,大多數的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也都應當是為當代服務的。而當代社會的發展潮流則是構建以人為本的文明社會,決不是“王侯將相主義”的以英雄為本。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國》中說,三國時代的曹、劉、孫都是大英雄,其目的都是想統一中國,結束戰亂,救生民于倒懸之中,所以都是令人敬仰的。對三位大英雄的相互爭斗,固然可以這樣理解。但從平民的角度看,他們都想一統江山是不錯的,可要說他們統一江山目的就是為了救萬民于水火之中,卻未必是他們內心真實的全部的想法。首先,“三國”時期使萬民倍受煎熬的水火,恰恰是由他們的統一欲望而起的;其次就是他們連年征戰,殺伐不斷,所為顯然是“一王獨大”。上百年的時間里,三位英雄真可謂平分秋色,誰也沒有斗過誰,等到司馬氏真的統一了天下時,將生民從水火之中“救”出來時,平民卻是所剩無幾了。
  
  當然,為當代服務的“三國”研究,是不能去批評曹、劉、孫為什么不會坐下來談一談,簽一個和平協議,非要打個你死我活,獨占了江山不可的。但是,指出他們的那種英雄行為的歷史缺憾,使數千萬人為他們的英雄壯舉而死去,以警示現代的人們應該接受歷史的教訓,從而種下人文主義的種子,從根本上避免歷史的重演,則是完全應該的。而這樣的歷史研究和藝術創作,也正是構建現代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13、古往今來的人們都厭惡和恐懼的,首先是戰爭。“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自從人類社會形成之后,戰爭一直沒有停息,數千上萬年前的狼煙一直飄到現在。莊子在《則陽》篇中講述了一個寓言故事,在蝸牛左角上建立國家的叫觸氏,在蝸牛右角建國的叫蠻氏,蠻觸兩國常為爭地而戰,遺尸成萬。莊子用這個故事來諷刺春秋戰國時代各個諸侯國之間的混戰。秦失其鹿,天下逐之,自秦朝統一天下而又失去天下后,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伴隨著連綿不斷的戰爭,在大規模的戰爭中間還有覬覦皇位的陰謀和叛亂,有開拓疆土或保護疆土的對外戰爭。“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這是魏晉時代飽受戰亂之苦的百姓的凄涼的心聲。“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這是魏晉時期戰亂之后的慘景。“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這是唐代詩人對統治者以正義為幌子發起的戰爭的懷疑。

“乃知兵者是兇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傳說中的黃帝就指出兵為兇器,春秋戰國時范蠡諫越王勾踐說:“臣聞兵者兇器也!”但人類的無盡貪欲,使戰爭連綿不息。“秦家筑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直到今天,爭奪土地和資源仍是戰爭的起因,現代戰爭與古代的區別,只是武器先進了,殺傷力強了,有了大炮、坦克、戰斗機,一顆炸彈可以炸死一大片人,一顆導彈可以毀滅半個城市,如果動用核彈,可能毀滅一個國家。以維護正義的名義發動戰爭,是古代的統治者早已經用過的,以反恐怖的名義侵犯別的國家,則是今天的創造。弱肉強食,以大凌小,實際上不用什么借口。


    14、站在無定河邊,望著無數的斷頭枯柳,這就是無定河邊的“砍頭柳”!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涿鹿中原,攻陷朝歌,長平坑殺,六國蕩平,楚漢相爭,赤眉綠林,黃巾祭旗,官渡之戰……攻城略地,人頭滾滾,血流漂杵!

王粲《七哀詩》云:“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歷史行進到公元八世紀中葉,強大的唐帝國竟然不堪一擊:安祿山攻破潼關,八百里秦川勢如破竹;楊貴妃馬嵬伸頸就死……

緊接著,黃巢橫行,中原板蕩。沙陀族李克用的人馬和唐朝軍隊連結起來,在無定河邊與黃巢軍隊廝殺決戰,黃巢退出陜西。

一個叫陳陶的福建人,從延平府(今南平市)到了長安,再上西北邊地。他來到無定河邊,低頭在河岸上撿起了一塊白骨,望著嘩嘩的河水感嘆道: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歷史就是一條無定的河水!

陳陶抬起頭,忽然看見河邊生長的無數砍頭柳。他凝望著,一株株砍頭柳幻成了一個個直立不撲的唐朝軍士,一陣悲涼感從心中掠過:那無數戰死的士兵,正是家中閨人夢中思念、牽掛的人!心中忽地靈光一閃,借古題樂府《隴西行》吟出了一首千古絕唱:

誓掃匈奴不顧身,

五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閨夢里人。

顯然,陳陶這里所說的“匈奴”,只是一個借詞,泛指北方的敵人。

徜徉在無定河邊,我感受到的是一種深秋的蕭瑟、蒼涼和悲壯。風急天高,楊葉紛紛,伴隨著心中的陣陣凄愴,我望著那潺潺的無定河水,自西向東,應和著岸邊小楊樹的悲聲,日夜不息地向著黃河奔去。


2013-09-10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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