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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莊燦煌的博客     阅读简体中文版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譯文] 可惜的是——雖然談到三更半夜,竟是白白的向前移席,因為他問的并不是天下百姓,而只不過是鬼鬼神神! 

  [出典]  李商隱  《賈生》

  注:

  1、《賈生》 李商隱

  宣室求賢訪逐臣,  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  不問蒼生問鬼神。

  2、注釋:

  ①賈生:賈誼,西漢著名的政論家,力主改革弊政,提出許多重要政治主張,但卻遭讒被貶,一生抑郁不得志。

  ②宣室:漢未央宮前殿的正室。訪:征詢、咨詢。逐臣:被貶之臣。賈誼被貶后,漢文帝曾將他召還,問事于宣室。才調:才華氣格。無倫:無人可以比得上。

  ③可憐:可惜,可嘆。蒼生:百姓。問鬼神:事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文帝接見賈誼,“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

 

  3、譯文1:

    漢文帝為了求賢,曾在未央宮前的正室里召見被逐之臣,論那賈誼的才華和格調確實是十分脫俗超群。可惜的是——雖然談到三更半夜,竟是白白的向前移席,因為他問的并不是天下百姓,而只不過是鬼鬼神神!

    譯文2:

   漢文帝為求賢在宣室召見被放逐的賈誼,賈生的才能在天下可以說是蓋世絕倫。奇怪的是談到半夜時,文帝將身子移向前去,問的不是天下百姓的事,而是有關鬼神。

  4、李商隱生平見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5、賈誼不僅是漢初著名的文學家,還是一位早熟的政治家,二十多歲即當博士,一年中官至太中大夫,文帝驚其才,擬授以公卿之位,后因見嫉權臣,被貶斥長沙王太傅,幾年后才得入京面君。當時,文帝剛主持過祭禮,有感于心,所以在未央宮前殿的宣室,與他談開了鬼神之事,并多有詢問。賈誼對此一一作答,使文帝不覺中移膝傾聽,并感慨道:“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史記·賈誼列傳》)。

  李商隱此詩寫的正是這件事,只是他不像一般文士那樣,以贊嘆或傾羨的口吻報寫君臣的遇合,而是從相反的角度,對此事作別具深意的闡發,從而使詩歌有了一種獨特的內涵。

  詩歌一開始直寫文帝夜召賈誼事,“求賢”、“訪逐臣”兩詞寫出文帝的求賢心切,而逐臣的“才調無倫”是其所以要深夜相召的原因。如前所說,賈誼年少才高,然他因才高而達,也因才高而窮,被貶到長沙便是證明,現在文帝深夜相召,莫不是有獨排眾議,重新起用逐臣的打算?讀這兩句,人們不免對此有所等待。然而,這正是作者高明之處:先蓄足聲勢再行折轉,為突出后兩句作鋪墊。因為事實是文帝宣室夜召逐臣,并不為聽取如何治國安民的大計,他感興趣的只是鬼神之事。由此,這種求賢心切,足以證明其政治上的昏憒慵弱;其對逐臣有所咨詢,適足成為對逐臣的愚弄和侮辱。試想,賈誼年少得志,自視甚高,原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向,現在文帝不問他治國安民之策,反向他討教鬼神之事,豈不是將他與巫祝同列,難道還有哪一種懷才不遇比這種遭人冷落,更令人痛切、喪氣呢?賈生才高被貶的坎坷遭遇曾激起歷代人的同情,他們感嘆其空抱經國之才,痛惜其不幸的結局,然而視線總跳不出一己窮通榮辱的圈子。

  作者此詩表明:個人的窮通與是否被欣賞,當以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否被采用,政治才能是否得到發揮為標準,這一隱含在詩歌深層的見解不能不說高人一籌。

  這里還必須指出,作者此一番議論并不是針對文帝而發的,因為文帝剛行過祭禮,由此而感鬼神之事,問及賈誼,算不得沉溺鬼神,更不能由此斷言他不以天下蒼生為念,更何況歷史上的文帝是一個頗有遠見宏志的君主,他繼承高祖打下的基業,有鑒于天下初定人心思安的情勢,推行“與民休息”政策,使天下大治,“文景之治”為歷代史家所稱道。這一點作者并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這么寫,原為托古諷今,借前朝舊事寓現實感慨。作者是晚唐詩人,晚唐不少皇帝多有因崇佛媚道,服藥求仙而荒廢政事者,他們才是“不問蒼生問鬼神”,才是他所要真正諷刺的對象。

  寓意深刻是本詩的最大特點,作者于此可謂頗費斟酌,他沒有去追求詩歌前后兩部分內容轉換的突兀,而只用了“可憐”和“虛”兩詞輕輕撥轉。“可憐”

  即可惜之意,雖不及“可恨”、“可悲”等詞來得強烈,但卻更能讓人體味作者情感的冷峻。“虛”即空自之謂,不經意地用此詞,卻將文帝“夜半前席”的求賢之舉一下子推倒,讀者的心理震撼也因此達到高潮。

  應該說,象本詩這樣,以尋常字傳達深切的主觀情感,且傳達得如此委婉,不露圭角,在歷代詠史詩中是罕見的。北宋王安石也寫過一首同題詩:“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取意與李詩相反,見解獨特,然而就藝術表現而言,其一任議論肆行,坦率發露,與李詩寓意深刻而形象生動,雖辭鋒犀利而抑揚頓挫,相比顯然有上下之別。

 

  6、賈誼貶長沙,久已成為詩人們抒寫不遇之感的熟濫題材。作者獨辟蹊徑,特意選取賈誼自長沙召回,宣室夜對的情節作為詩材。《史記·屈賈列傳》載:

   賈生征見。孝文帝方受厘(剛舉行過祭祀,接受神的福祐),坐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對方)。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詩人卻獨具只眼,抓住不為人們所注意的“問鬼神”之事,翻出了一段新警透辟、發人深省的詩的議論。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前幅純從正面著筆,絲毫不露貶意。首句特標“求”、“訪”(咨詢),仿佛熱烈頌揚文帝賢意愿之切、之殷,待賢態度之誠、之謙,所謂求賢若渴,虛懷若谷。“求賢”而至“訪逐臣”,更可見其網羅賢才已達到“野無遺賢”的程度。次句隱括文帝對賈誼的推服贊嘆之詞。“才調”,兼包才能風調,與“更無倫”的贊嘆配合,令人宛見賈生少年才俊、議論風發、華采照人的精神風貌,詩的形象感和詠嘆的情調也就自然地顯示出來。這兩句,由“求”而“訪”而贊,層層遞進,表現了文帝對賈生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幾乎會誤認為這是一篇圣主求賢頌。其實,這正是作者故弄狡獪之處。

   第三句承、轉交錯,是全詩樞紐。承,即所謂“夜半前席”,把文帝當時那種虛心垂詢、凝神傾聽、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狀描繪得維妙維肖,使歷史陳跡變成了充滿生活氣息、鮮明可觸的畫面。這種善于選取典型細節,善于“從小物寄慨”的藝術手段,正是李商隱詠史詩的絕招。通過這個生動的細節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訪”而贊的那架“重賢”的云梯升到了最高處;而“轉”,也就在這戲劇高潮中同時開始。不過,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轉逆折,而是用詠嘆之筆輕輕撥轉──在“夜半虛前席”前加上可憐兩字。可憐,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強烈的“可悲”、“可嘆”一類詞語,只說“可憐”,一方面是為末句── 一篇之警策預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這里貌似輕描淡寫的“可憐”,比劍拔弩張的“可悲”、“可嘆”更為含蘊,更耐人尋味。仿佛給文帝留有余地,其實卻隱含著冷雋的嘲諷,可謂似輕而實重。“虛”者,空自、徒然之謂。雖只輕輕一點,卻使讀者對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賢姿態從根本上產生了懷疑,可謂舉重而若輕。如此推重賢者,何以竟然成“虛”?詩人引而不發,給讀者留下了懸念,詩也就顯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瀉無余。這一句承轉交錯的藝術處理,精煉,自然,和諧,渾然無跡。

    末句方引滿而發,緊承“可憐”與“虛”,射出直中鵠的的一箭──不問蒼生問鬼神。鄭重求賢,虛心垂詢,推重嘆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為了詢求治國安民之道,卻是為了“問鬼神”的本原問題!這究竟是什么樣的求賢,對賢者又究竟意味著什么啊!詩人仍只點破而不說盡──通過“問”與“不問”的對照,讓讀者自己對此得出應有的結論。辭鋒極犀利,諷刺極辛辣,感概極深沉,卻又極抑揚吞吐之妙。由于前幾句圍繞“重賢”逐步升級,節節上揚,第三句又盤馬彎弓,引而不發,末句由強烈對照而形成的貶抑便顯得特別有力。這正是通常所謂“抬得高,摔得重”。整首詩在正反、揚抑、輕重、隱顯、承轉等方面的藝術處理上,都蘊含著藝術的辯證法,而其新警含蘊、唱嘆有情的藝術風格也就通過這一系列成功的藝術處理,逐步顯示出來。

  點破而不說盡,有論而無斷,并非由于內容貧弱而故弄玄虛,而是由于含蘊豐富,片言不足以盡意。詩有諷有慨,寓慨于諷,旨意并不單純。從諷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實際上詩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許多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藥求仙,不顧民生,不任賢才,詩人矛頭所指,顯然是當時現實中那些“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封建統治者。在寓諷時主的同時,詩中又寓有詩人自己懷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詩人夙懷“欲回天地”的壯志,但偏遭衰世,沉淪下僚,詩中每發“賈生年少虛垂涕”、“賈生兼事鬼”之慨。這首詩中的賈誼,正有詩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諷漢文實刺唐帝,憐賈生實亦自憫。(劉學鍇)

 

  7、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

 

    “宣室”即漢朝未央宮前殿的正室,這里用來指代漢文帝。“逐臣”,指被貶斥在外的官員,這里代指剛從長沙召回的賈誼。當年,賈誼字字懇切地上書指斥漢王朝的種種弊病,引來的卻是權貴的切齒痛恨,他被貶官至長沙。那時候,他以為自己會病死在那里。不過,漢文帝后來還是想起了他,將其召回長安。在未央宮的宣室,君臣暢談,夜半方罷,漢文帝對賈誼的才華欽佩無比,甚至發出感嘆:“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才調”,包括才能與風姿。“無倫”,無人能比。一個“更”字,突出賈誼的卓爾不群。由“求”,到“訪”,到贊,表現出漢文帝對賈誼的格外器重。這不僅是寫賈誼的出眾不凡,也是寫漢文帝的愛才,看樣子真是求賢若渴,虛懷若谷啊!如果不看下文,我們會以為李商隱描繪的是一副明主求賢、君臣際會的美好圖景,以為賈誼終于能夠得到重用了。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可嘆啊,漢文帝與賈誼談到深夜,身體還不斷地往前靠,原來問的不是天下蒼生的治國大計,而是在求神問鬼。

    古人席地而坐,雙膝跪下,臀部靠在腳跟上。“前席”,就是說漢文帝聽得非常投入,以至于不知不覺地向前靠。這樣一個小小的細節,就把漢文帝那殷殷垂詢、認真著迷的情態描繪得活靈活現。而一個“虛”字,又把那份急切、誠懇否定得一點不剩。“虛”,空自、徒然的意思。雖只輕輕一點,卻使讀者產生了懷疑:如此推重賢者,何以竟然成“虛”?詩人引而不發,給讀者留下了懸念,詩也就顯出跌宕波折的情致。

    “可憐”二字,貌似輕描淡寫,實則輕輕一帶,把全詩的情緒一下子全都打落,隱含著冷雋的嘲諷。詩人的技巧也藏在這一微妙的轉折中。果然,最后一句急轉而下,揭開謎底。原來前面的種種渲染都是在蓄聲造勢,為后兩句的轉折作鋪墊。讀到這里,怎能不對平庸的帝王發出諷刺的一笑,又怎能不為賈誼感到悲哀呢?

 

    評 解

    據史書記載,賈誼覲見漢文帝時,漢文帝剛從祭祀典禮上回來,遂就鬼神之事向賈誼討教。漢文帝問鬼神之事本是事出有因,有所感而發。但是,詩人卻抓住這一情節大做文章,把一般意義上政治上不得志,理想抱負不能夠實現的懷才不遇的內含推向一個更深的層面,即遇與不遇不在于個人的窮達與榮辱,而在于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否被采用,是否能夠造福天下蒼生。這一隱含在詩歌深層的見解不能不說高人一籌。

    表面上看,詩人是在諷刺漢文帝的昏庸。實際上,李商隱并非不知漢文帝是有感而發而問及賈誼的,還算不得沉溺鬼神,更不是斷言他不以天下蒼生為念,更何況歷史上的漢文帝還是一個頗有遠見的君主。李商隱的真正意圖是托古諷今,借前朝舊事寓現實感慨。身處晚唐,不少皇帝因崇佛媚道、服藥求仙而荒廢政事,他們才是“不問蒼生問鬼神”,才是他所要真正諷刺的對象。

    結構巧妙、寓意深刻是該詩的最大特點。詩人成功地運用了欲抑先揚的手法,由“求”而“訪”而“夜半前席”,層層推進,最后突然跌落,可謂大開大闔,別具匠心。

 

  8、李義山的〈賈生〉詩,歷代以來都有佳評,但他們都只注重他作詩的高超技巧,并未指出不合史實且失之過苛之處。他們同意了李義山「以偏概全」的論法,忽略了漢文帝一生的事跡。其實,漢文帝是一位以德化民的仁君。他在位二十三年,自奉儉薄,所有的宮室、苑囿、車騎、服御,都是他父親暨呂后時所遺之物;他想興建一座露臺,估價要花百金,便羞慚地取消計畫;他最心愛的慎夫人,衣裙不準長到拖地;宮中的帳幕,完全素色。他的儉樸,歷代哪位帝王能及?!他為了減輕人民負担:田租由十五稅一,改為三十稅一,后來又下詔免徵田租。 賦由每年一百二十錢,減為四十錢,這些都是他注重民間疾苦的德政,怎忍心說他「不問蒼生」呢?
筆者平日很喜愛李義山的詩,也讀過他所有的好詩,在讀〈賈生〉詩時,心生疑惑,于是翻閱《漢書·文帝紀》及〈賈誼傳〉,深覺他的批評和譏諷,有失公正、寬厚之道,因此暫拋喜愛之心,為漢文帝鳴冤!
撰文者:江國貞·臺北商專教授

 

   9、值得一提的是,歷史上的漢文帝并不是一個“昏君”,而是一個開創“文景之治”的“有道明君。那么,他為什么在國家存亡的重要時刻“不問蒼生問鬼神”呢?

其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各類封建迷信思想大行其道,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黎民百姓,都受這種思想的影響,作為一名帝王,他關心的是自己的江山,而不是黎民百姓。所以“不問蒼生”。

其二,當時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科學文化很不發達,存在著極其濃厚的迷信習慣和傳統,越是遇到重大問題,往往就越是要“求神問鬼”。漢文帝也未能免。

歲月悠悠,無情地滌蕩著社會的污泥濁水,又精心地呵護著人間一切真、善、美的東西,并努力使之世代流傳,其中就包括李商隱那篇《賈生》。國為它以美的形式,善意地向人們發出一個真誠的忠告:要心系“蒼生”,遇到困難要求助于自己,而不要再干“問鬼神”的蠢事。

 

  10、 中國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以家國天下為終生的奮斗目標,在古代,“忠君”與“愛國”是一個概念,于是“濟世蒼生”的路子也就只有一條仕途了。所謂的“出世”和“入世”兩種選擇,實際上只是“出仕”和“入仕”兩條道路。這樣,能否做官就成為衡量文人成功與否的主要標準。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讀詩書,為的就是能金榜題名,做上大官,侍奉皇上,治理天下,一施自己的遠大抱負。用李白的話說就是:“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但是由于科舉制度選拔的不合理性,才學并不能成為仕途的通行證,而且選拔官員數量有限,因此大批文人連試不第,滿腔才學無法發揮。

    詩人需要真誠,否則無以為詩;而官場卻需要虛偽,否則無以通達,這正是他們的人生悲劇所在。所以在政治舞臺上,中國文人永遠是退避者、受難者的角色,他們永遠只能是詩人而做不了政客。于是文人們隱居山林,玩弄花草蟲魚消磨自己的壯志,給后世留下“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的田園情趣,偶爾也發些“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牢騷。但是自然山水還是不能熄滅燃燒在他們血液中的忠君愛國愛民的火焰。受現實所限,他們卻只能將報效國家的愿望埋藏于心。那時人們的價值觀、成就觀沒有像現在這樣多元化,要成名就只有這一條路。于是他們對國家、對命運的心態總是在希望與悲觀之間,并且痛苦地終生面對“歸隱”與“進取”的嚴峻又無解的課題。

   孔圣人提出了一個正統文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的典范態度———“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仕途無望、人生苦短,可謂“窮”了,“獨善其身”便演繹成對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寫作是一個文人“不朽”的途徑,也便成為一個文人終身的事業。一部《史記》就使司馬遷獲得了永生。白居易一生專心求索永久的詩名,晚年拖著病體還伏枕作詩不止。死前將寫定的詩集五本分五處收藏,希望詩名永傳的用心可謂良苦。這是傳統儒家知識分子超越個體生命、追求永生不朽的一種獨特形式,也往往是驅使他們在有生之年有所作為的秘而不宣的內在動力。不僅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人是如此,即使有些尊奉道家思想,看上去遠離世事過著隱逸生活的文人,其實也未嘗不是在以另一種方式為自己打造身前身后之名。通過著書立說,給自己留下身后之名,從而實現對有限人生的超越,成為古代許多文人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

   “儒道互補”人格模式與傳統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主張是一致的。蘇軾與陶淵明都是這一人格模式的典型代表。蘇軾晚年幾乎把陶淵明詩全部和了一遍。這不僅使蘇詩在藝術上攀升到了更新的高度,而且使蘇軾與陶淵明一起,成為中國古代兩個“儒道互補”人格模式的典范。以蘇輕絕妙的詩詞、文賦為載體,以共獨特的人格魅力為榜樣,“儒道互補”對封建時代后期的知識分子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成為他們所普遍奉行的人格模式。

  

 

2013-09-10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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