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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
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
莊燦煌的博客     阅读简体中文版

        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

  [譯文]  國家安危的大計,自有當政的王公大臣支撐,我這個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須杞人憂天,枉自老淚長流呢!

  [出典]  杜甫  《去蜀》

   注:

    1、  《去蜀》杜甫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如何關塞阻,轉作蕭湘游?

    萬事已黃發,殘生隨白鷗。

    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

    2、注釋:

      五載:760年—765年(上元元年—永泰元年)。

      蜀:廣義指四川,該詩專指成都。

    梓州:四川三臺,758年(唐乾元元年)改梓潼郡為梓州。

    關塞阻:蜀道難,難返長安。

    瀟湘游:將往荊楚游歷。

    萬事:從前之事。

    殘生:后半生。

    大臣:指郭子儀。


    3、譯文:

      在成都客居了五年時間,其中一年還是在梓州(四川三臺)度過的。當前到處兵慌馬亂,關山交通阻塞,我為什么反要遠瀟湘作客呢? 回顧平生萬事,一無所成,可頭上發絲已由白轉黃,表明身衰體弱之極;而展望此去前程,又是那么渺茫難測,只能以抱病殘生象江上白鷗一樣到處飄泊了。國家安危的大計,自有當政的王公大臣支撐,我這個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須杞人憂天,枉自老淚長流呢!

 

    4、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河南鞏縣。祖父杜審言是唐初著名詩人。青年時期,他曾游歷過今江蘇、浙江、河北、山東一帶,并兩次會見李白,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

  唐玄宗天寶五年(746) ,杜甫來到長安,第二年他參加了由唐玄宗下詔的應試,由于奸臣李林甫從中作梗,全體應試者無一人錄取。從此進取無門,生活貧困。直到天寶十四年(755),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一職,負責看管兵甲倉庫。同年,安史之亂爆發,此時杜甫正在奉先(今陜西蒲城)探家。第二年他把家屬安頓在鄜州羌村(今陜西富縣境),只身投奔在靈武(今甘肅省)即位的肅宗。途中被叛軍所俘,押到淪陷后的長安,這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叛軍殺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難。直到至德二年(757)四月,他才冒險逃到肅宗臨時駐地鳳翔(今陜西省鳳翔縣),授官左拾遺。不久因疏救房琯,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自此他對現實政治十分失望,拋棄官職,舉家西行,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嚴武死后,他離開了成都,全家寄居夔州(今四川奉節縣)。兩年后,離夔州到江陵、衡陽一帶輾轉流離。

  唐太宗大歷五年(770),詩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他的詩在藝術上以豐富多采著稱,時而雄渾奔放,時而沉郁悲涼,或辭藻瑰麗,或平易質樸。他擅長律詩,又是新樂府詩體的開創者。他的詩聲律和諧,選字精煉,“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正是他嚴謹創作態度的真實寫照。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詩圣”之稱。他的詩留存至今的有一千四百余首。有《杜少陵集》。


    5、這首四十個字的短小五言律詩,總結了詩人在蜀五年多的全部生活,筆調堪稱恢宏寥闊。正如清人浦起龍所說:“只短律耳,而六年中流寓之跡,思歸之懷,東遊之想,身世衰頹之悲,職任就舍之感,無不括盡,可作入蜀以來數卷詩大結束。”(《讀杜心解》)。

     首聯“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蜀,廣義指四川,此詩專指成都,這句詩是說詩人在成都客居了五年時間,其中一年還是在梓州(四川三臺)度過的。次聯說:當前到處兵荒馬亂,關山交通阻塞,我為什么反要遠瀟湘作客呢?這是以設問的語氣表達難言的隱衷,是問自己,也是問一切關心他的親友。言下之意是自己是知道時局如此紛亂不宜遠行的,表隱衷而出以設問,無奈與憤激之情自見。在嚴武當政時期,為了照顧詩人貧困生活,曾表薦他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但詩人性忠直難被群僚所容,時受譏諷,因此不久堅決辭職歸草堂。嚴武在世時尚且如此,此詩他人亡職歇,更待不下去了。暗示此去原非本意乃是迫不得已。“瀟湘”,是湖南兩條重要河流,此泛指湖南地區。詩人前往,因為那邊有可以投靠的親友故舊,如舅父崔偉,朋友韋之晉、裴虬等人。

  三聯說,回顧平生萬事,一無所成,可頭上發絲已由白轉黃,表明身衰體弱之極;而展望此去前程,又是那么渺茫難測,只能以抱病殘生象江上白鷗一樣到處飄泊了。這是在去意已決之后,撫今追昔的感慨,“去蜀”之舉更顯其悲。困苦生涯,莫此為甚,不能不悲憤交集,“黃發”、“白鷗”聯成對仗,表示行廉志潔如故,決不肯為窮困改節。由此結出尾聯的反語。尾聯說:國家安危的大計,自有當政的王公大臣支撐,我這個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須杞人憂天,枉自老淚長流呢!表面是在負氣說話自我解脫,其實是位卑憂國的肺腑之言。明知這班肉食鄙夫只會以權謀私,承担不起國家頂梁柱的重任,而自己“致君堯舜”的理想久遭扼殺,國之將覆,不能不悲。寄忠誠憂國之思于憤激言辭之內,感人的力度更見強烈。清人蔣士銓有詩贊杜甫云:“獨向亂離憂社稷,直將歌哭老風塵。”(《南池杜少陵祠堂》)指的正是這位詩圣的高尚情操。

  此詩尾聯用激切語言所寄托的深于憂患不忘國難的赤誠丹心,更是一篇精髓所在。


    6、公元765年四月間,傳來了叫杜甫震驚的消息,好友嚴武病故。一下子失去了憑靠的杜甫,不得不辭別草堂,帶領全家人乘船東下。臨別他在草堂做了一首《去蜀》。“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游。萬事已黃發,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

    公元770年四月,杜甫由長沙到衡陽,一直身患疾病的他,心里清楚的感覺到“羈旅病年侵”的嚴重情況,在旅途中寫下了一首長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詩中從追思一生仰慕的古圣賢起筆,迎風憑眺,到憂慮天下局勢仍然動蕩不安。最后說“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這也成為詩人留給后人最后的話。不久杜甫就在漂泊湘江的船上永遠的閉上了眼睛,享年五十九歲。后來同為詩人的元稹為杜甫撰寫一篇墓志銘,其中說“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傲。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7、杜甫入蜀時(759年),安史之亂尚未平息,到公元763年史朝義戰敗自縊,部下將領田承嗣等降唐,連續八年的戰亂暫得結束。但吐蕃、回紇相繼進攻以及藩鎮割據的局面已形成。

  開元天寶之際,唐邊防以西北為最雄厚。安史亂起,河西、隴右、朔方軍全被征調,西北一空。吐蕃、回紇乘虛而入。自公元761年起至詩人寫《秋興》八首的時候,吐蕃、回紇以及黨項羌、渾奴剌不斷進攻,他們或分或合,或長驅直入,或騷擾邊境。他們不僅占有河隴一帶,還在公元763年兵臨京師,迫使代宗出奔。吐蕃軍入長安,使長安在收復后(安史亂中,長安曾陷落)又遭受一次焚掠。公元764年吐蕃、回紇又一度逼近奉天,京師戒嚴。765年又舉兵數十萬進攻。其他如蜀北部和西北部也遭受吐蕃等的攻擊或占領,經常處于戰爭狀態。

  自安史亂后,藩鎮就各擁重兵,唐中央政府難以控制。杜甫所在的兩川,這幾年間軍閥混戰,此起彼伏,少有寧靜時候。如公元761年有段子璋反,762年有徐知道叛亂,后又與部將李忠厚爭雄。765年又有崔旰之事。廣大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難中。

  杜甫對國家大事和政局的變化無一日忘懷。上述情況,在詩人創作中都得到反映。見《早花》、《對雨》、《愁坐》、《警急》、《王命》、《征夫》、《西山》三首、《巴山》、《天邊行》、《歲暮》、《釋悶》、《去秋行》、《光祿坂行》、《草堂》等詩。這些重大事變,有的是詩人輾轉聽到的,有的是他親身經歷的,或者是在身邊發生的。盡管杜甫寬慰自己說:“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去蜀》),其實,詩人卻“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干”(《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8、杜甫的仁者胸懷也表現在熱愛祖國,密切關注國事的發展,這已經超越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忠君”的范疇,上升到對國家社稷的關懷,并將之訴諸筆端,用詩歌全面、深刻地表現時代的重大主題,他的詩被稱為“史詩”,是因為其可以證史,亦可以補史之不足。例如《兵車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悲陳陶》、《悲青坂》、《哀江頭》、《北征》、《洗兵馬》等詩,繼承了《詩經》、《離騷》重視興寄的愛國憂民精神,又發展了兩漢樂府民歌“寫時事”的優良傳統,以時事入詩而飽含熱淚深情,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的幾乎所有國家大事,展現了戰火中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就連《月色》、《月夜憶舍弟》、《秋興八首》、《登高》、《岳陽樓》等寫景抒情的詩也是心系國事,把個人的遭遇融于國家的命運中。這些詩作,可謂家愁與國恨互為因果,因國恨而使家愁愈顯深重,因家愁而將國恨具體化,從而家愁、國恨一一落到實處。杜甫始終關注著國家的安危,他的喜怒哀樂總是和國家命運的興衰緊密相連。如《春望》、《聞官兵收河南河北》、《收京》等詩就反映了詩人與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與祖國的安危息息相連。“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等滲透著愛國血誠的詩句讀來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由此,一個憂國憂民的仁者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9、說“哭”:

     男人有淚不輕彈,但有的時候有淚還得彈的,這淚渾濁、厚重、真摯、深沉、悲壯、崇高、凄涼。
 
     初唐詩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勸遠走他鄉的朋友不要太過悲傷,因為“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雖流淚但情境高遠開闊,無兒女情長之羈。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這是男人的孤獨和悲涼之淚,令無數聽者在猝然間為之神動心折,感嘆不已。
   
    杜甫《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國愁家恨浸透紙背;《喜達行在所三首(其二)》“愁思胡笳夕,凄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隸章初睹,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中興有望,正使人欣喜至極。然而詩人卻“嗚咽淚沾巾”,哭起來了。這啼哭正是極致感情的體現,是激動和喜悅的淚水;“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這些詩句都表達憂國憂民之情,杜甫之淚深沉而悲壯。
 
    唐代詩人白居易《琵琶行》最后兩句“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白居易之淚就遠不如杜甫之淚那么有境界了,充其量也只是顧影自憐,最多讓人生憐憫之意罷了。
 
     宋代詞人蘇東坡《江城子》“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此詞是悼念已逝十年的妻子的,作為蘇東坡是豪放派的代表,但這首詞并不豪放,他此時的淚,感情真摯,情境凄涼。
 
      南宋詞人辛棄疾《水龍吟》中“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此詞豪而不放,壯中見悲,力主沉郁頓挫,其淚真乃“英雄淚”!
 
     曹雪芹《紅樓夢》中“自題一絕”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辛酸淚”一句道盡曹雪芹一生經受的酸甜苦辣。

 
    10、一個人能把國家的人民的事情系在自己身上,把自己的生命和國家人民的命運連在一起,他就可以配得上“偉大”二字。屈原“國無人莫我知兮,又和懷乎故都”中有一份深厚的忠懇摯情;杜甫“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把個人的榮辱完全拋到了腦后;陸游臨死,悲傷的是“不見九州同”。他們把別人的“大生命”和自己的“小生命”連接在了一起,并最后融在了一起。雖然我們說生命是個體的,但那些依然顧我明哲保身的思想與為民請命家國一統的思想有沒有高下之分呢?

 
    11、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游。世事已黃發,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杜甫的《去蜀》則是行者的最佳寫照。旅行者永遠無法像游者那樣只沉迷于山水風景帶來的感覺刺激之中,因為使行者“行”的,并不是簡單的對新奇環境生活的追求,而是一種深層次的,內心深處的對固有生活模式的顛覆。這種顛覆是來自精神上的,是與庸俗、市儈、丑陋的現實生活不可避免的矛盾與碰撞。你可以把行理解為一種逃避,但在更深的意義上,它是一種背叛,一種對更高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渴望。

    其實終點又何嘗不是起點?人的一生都在不停的奔波和忙碌著,至死方休,只不過,有些人是在游,有些人,在行。

    行者無疆。旅行的不僅是人,還有思想和靈魂。

    屈子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在今天看來,依然有它不朽的精神意義。憤而投江是無處行也無法行,雖然偏激,但是這種對思想靈魂、精神價值、國家命運的高度尊重直至要拿生命來祭奠的舉動,構筑起了民族永恒的脊梁。只可惜生活在這個物欲橫流、紙醉金迷的社會里的大多數人們,已經習慣了游,而不是行。 

     畢竟踏上自己的思想之旅本來就是件很痛苦的事。

 
    12、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讀書人的小生命,與民族、國家之大生命,詩人之感性存在,與國家、社會之理性目的,緊緊相連。自此之后,中國人的鄉關之戀便演化為、象喻為政治之戀、君王之戀和文化之戀。思家的魂夢飛縈,不僅是一己小我的溫煦之情,而且是與國家民族文化理想循循相通的莊嚴圣潔之情。自此之后,政治之治亂興衰,不再是外在于生命人倫之事,而是由生命中延伸開展而出的真實需求。中國人的政治情結也就生命化、人倫化了。
 
     韓愈有詩云: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哪堪又憶家。(《次鄧州界》)戀闕是理性的政治意識,憶家是感性的生命欲求,前者植根于后者,后者又為前者所強化、延伸。哪堪即表明,情感幅度之廣與深,令詩人有難以承受之苦。中國懷鄉詩濃重之憂患意識以及強烈感染力之緣由,于此即可見出一斑。
 
      戀闕與思家的相互強化,在杜甫身上表現最為典型。如清人袁枚所言:人但知杜少陵每飯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兒女間,何在不一往情深耶?(《隨園詩話》)僅以其在蜀詩為例,其基調即為思家。而思家又與戀闕組成錯綜而和諧的復調旋律。其中,歸期未卜世亂未靖構成同一痛苦之源。如云:“望鄉應未已,四海尚風塵。”(《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在老杜的詠唱中,懷鄉的旋律與憂國的旋律,依然起伏相應,同存俱適,他那種真誠是足可以感動天地的。所以,不懂得“知人論世”為何物的批評家們批評老杜太“官迷”的時候,我是大不以為然的。
 
      用一個機心重重的現代人的心理去揣想一個早已把家國系于一身的忠心耿耿的古代忠臣,是有些厚侮古人的。尤其是到了南宋、晚明和晚清這些所謂“天崩地解”時代,國破家亡成為同一現實,兩種旋律遂渾然為一,家亦國,國亦家,不復有區別,融匯為極悲壯深沉的時代音調。如事去空垂悲國淚,愁來莫上望鄉臺(汪元量《潼關》);秋風秋雨暗天涯,越鳥巢翻何以家(《越州歌》),字、字、字,異名同指。家非家、國非國,中國傳統詩學中所謂黍離麥秀之思,即指此種作品。如果說,老杜仍有“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去蜀》)的信念,仍有青春作伴好還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歡顏,而到了南宋遺民,卻一變而為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陸游《示兒》)的刻骨相思。
 
    中國思鄉曲憂患之深、痛苦之至,唯有到遺民口中,方才越轉越深,唱出了字字泣血的音符。由此,你也就不難理解遺民們的一腔憤懣,一懷愁緒,進退皆憂的矛盾心態了。

     13、作為淚水,悲戚的傳說終于不再干澀,因為不再干澀,淚水便有了斷續的緩與急、哀與樂,有了緊緊相擁,有了百般回首。只是茫茫的夜空,“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淚水,流也流不盡,淌也淌不完。

     它繼續漫延著,流經宋朝淮海居士(秦觀,字少游)的心田,沖刷出恨愁哀怨,沖刷出落魄感傷;淌過清真居士(周邦彥,字美成)的柔腸,洗盡悒郁離愁,譜成一曲“渭城三疊”千古吟唱著。

     此外,還有位容易觸景傷情的詩人,就是大唐詩圣杜甫。他也曾哭著鼻子說過:“萬事已黃發,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

     不必淚長流,可他還是流了,流落在外數十年,直到萬事已黃發,在一個寒冷的冬夜,于湘江上的一葉孤舟里與世長辭。

     如果說,歷史是一條長河,那么淚水便是它最真切的組成。

2013-09-10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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