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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莊燦煌的博客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譯文]  我自己還不知道死在何處,誰能叫我們母子雙雙保全?

  [出典]  東漢  王粲  《七哀詩》 其一

   注:

   1、 《七哀詩》 王粲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2、注釋:

     西京:指長安。東漢都洛陽,洛陽在東,長安在西,因稱長安為西京。

     無象:無道或無法。

     豺虎方遘患:豺虎:指董卓余黨李傕、郭汜等人。方遘患:正在制造禍亂。遘:同“構”。

     中國:此指北方中原地區。

     委身:托身,寄身。適:往。

    荊蠻:指荊州。荊州本楚國之地,楚國本叫“荊”,古人稱南方民族為“蠻”,故舊稱荊州為荊蠻。

    攀:謂攀拉車轅,表示戀戀不舍。

    蔽:遮蓋。

    顧:回頭看。

    兩相完:兩者都能保全。

     霸陵:漢文帝劉恒墳墓,地處長安東面。岸:高地。

    《下泉》:《詩經·曹風》篇名。《毛詩序》:“《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下泉”,即“黃泉”,指地下。“下泉人”,此處也有暗指漢文帝之意。


    3、譯文1:

      西漢的都城長安城上空已是黑云亂翻,李傕、郭汜等人在這里制造事端。我忍痛告別了中原的鄉土,把一身暫托給遙遠的荊蠻。送行時親戚眼里噙著淚水,朋友們依依不舍攀著車轅。走出門滿目蕭條一無所見,只有堆堆白骨遮蔽了郊原。一個婦人面帶饑色坐路邊,輕輕把孩子放在細草中間。嬰兒哭聲撕裂母親的肝肺,饑婦人忍不住回頭看,但終于灑淚獨自走去,“我自己還不知道死在何處,誰能叫我們母子雙雙保全?”不等她說完,我趕緊策馬離去,不忍再聽這傷心的語言。登上霸陵的高地繼續向南,回過頭我遠望著西京長安。領悟了《下泉》詩作者思念賢明國君的心情,不由得傷心、嘆息起來。

    譯文2:

    長安城內已經混亂得不成樣子,虎狼一樣的軍閥(董卓部將李傕、郭汜等人)在這里造孽生患。我忍痛告別中原故土,不得不寄身于那荊楚偏遠之地。送行時親戚悲痛不已;揖別的朋友們攀著車轅追逐著道別,依依不舍。走出門去不見人煙,中原大地哀鴻遍野,餓殍載道。那路邊上坐著一個面帶菜色的婦人,無奈地把嗷嗷待哺的嬰兒放在草叢中。走了幾步,那饑婦人忍不住地幾番回頭看,嬰兒啼哭聲撕裂了母親的肺肝,躊躇許,還是灑淚獨自走開,不忍回來再看孩子一眼。饑婦人哀聲哭訴:我自己還不知道身死何處,有什么辦法能讓我們母子兩人都能保全?但愿孩子遇見個好心人,或許他還可以活下去……不等她把話講完,我趕緊策馬揚鞭離去,不忍心再聽下去。登上漢文帝墓——霸陵高地繼續南走,我傷心地回過頭來,再望一眼那多災多難的長安城。我忽然領悟了《詩經下泉》一詩的情境和感受,深切體會到了作者思念賢明君主的心情,此時此境使我不由得傷感。


   4、王粲(公元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十四歲時來到長安,十七歲因董卓余黨作亂,南下避難,依附劉表,但在荊州十五年,一直不得重用。曹操攻下荊州時,劉表已死,他勸服劉表之子劉琮依附曹操,被任命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建安二十二年隨曹操東征孫權,因病死于途中,年四十一。王粲年輕時就很有才名。他早年曾經親歷戰亂,流離顛沛,對人民的苦難有深切的感受,作品內容充實,情調悲涼,成為“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中年之后,深得曹操信任,官至侍中,生活優裕,在鄴下與曹氏父子周旋期間,寫下了一些歌頌曹操功德的作品,失去了建安文學進步的思想光澤。

     王粲一生以文才而聞名天下,在七子中文學成就最高。與曹植并稱為“曹王”。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稱他為“七子之冠冕”,著有詩、賦、論等60篇。多篇作品收入《文選》。明代人輯錄其作品,編成《王侍中文集》流傳后世。

     蔡邕是當時的文壇巨匠和領袖,此人才學過人,朝野聞名,人們對他無不敬仰,家里常常賓客盈門。有一天,王粲去拜訪他。蔡邕早已聽說王粲的大名,聽說王粲到來,慌忙出迎,連鞋子都穿反了。王粲進屋后,賓客門見他只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而且身材短小瘦弱,容貌丑陋古怪,大為驚訝,弄不懂蔡邕為什么要如此看重王粲。蔡邕明白眾人的心思,就說:“這是王公的孫子,有特殊的才能,我是不如他的。我家的書籍文章,都應該送給他,才算物歸其主。”從此,兩人便成了忘年之交。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賞識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關系也相當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曹丕、曹植非常尊重王粲,他們之間經常有詩賦往還。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王粲隨曹操征討孫吳,次年春,在返回鄴城途中病逝,時年四十一歲。曹丕親率眾文士為其送葬。為了寄托對王粲的眷戀之情,曹丕對王粲的生前好友們說:“仲宣平日最愛聽驢叫,讓我們學一次驢叫,為他送行吧!”頓時,王粲的墓地上響起了一片嘹亮的驢叫之聲。這驢叫聲響徹四野,并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千古絕唱。葬禮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誄》,其中說:“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可見其交情確實非同尋常。 

    王粲死于壯年,其死因被記載在東漢名醫張仲景的傳記中。其中言道,張仲景憑自己多年的醫療經驗,漸漸發現這位僅有二十幾歲的作家王粲隱藏著可怕的“癘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對王粲說:“你已經患病了,應該及早治療。如若不然,到了四十歲,眉毛就會脫落。眉毛脫落后半年,就會死去。現在服五石湯,還可挽救。”可是王粲聽了很不高興,自認文雅、高貴,身體又沒什么不舒服,便不聽他的話,更不吃藥。過了幾天,張仲景又見到王粲,就問他:“吃藥沒有?”王粲騙他說:“已經吃了。”張仲景認真觀察一下他的神色,搖搖頭,嚴肅而又深情地對王粲說:“你并沒有吃藥,你的神色跟往時一般。你為什么諱疾忌醫,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這樣輕呢?”王粲始終不信張仲景的話,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脫落,眉毛脫落后半年就死了。 

    《七哀詩》起自漢末,以反映戰亂、瘟疫、死亡、離別、失意等為主要內容。《七哀詩》是民眾生活的寫照,與宮廷詩相對應,具有鮮明的民間色彩。《七哀詩》保存到現在的作品,可以見到的,以王粲的《七哀詩》為最早,其中《西京亂無象》一詩,最能代表漢魏風骨,堪稱典范之作。王粲用舉重若輕的筆法,記錄戰亂給人們帶來的災難,讀來催人淚下,為杜甫《三吏》《三別》所祖。清人方東樹評價這首詩說:"沉痛悲涼,寄哀終古。其莽蒼同武帝而精融過之,其才氣噴薄,似猶勝子建。感憤而作,氣激于中而橫發于外,后惟杜公有之。"(《昭昧詹言》)


   5、這首詩寫得悲涼沉痛,真切動人,是建安詩歌中的名作。方東樹評為“冠古獨步”,不是沒有道理的。

    《七哀詩》今存三首,不是一時之作,這里選的是第一首。后代都把它作為最能代表建安詩歌現實主義精神的五言力作。公元192年,大軍閥董卓被殺后,他的部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大肆燒殺搶掠,李郭二人又互相混戰,造成一場空前浩劫。王粲在南下避難,逃離長安不遠的路上,目睹了一幕悲劇,心中無限酸楚,便把這件事如實地反映了出來,并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詩的開頭兩句概括在交待當時的局勢。“亂無象”正是軍閥橫暴,民不聊生的概括。詩進而對這種混亂局面指出其形成,是因“豺虎方遘患”所致,一下子就把對禍國殃民的“豺虎”即軍閥的憤恨表達了出來。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這四句,寫作者在混亂局勢下,無可奈何被迫遷移。作者本從洛陽流離長安,現又要離開長安,故云“復棄”;“荊蠻”是遠離長安的偏遠之地。特地指出加以點明,以顯示這次“委身”仍是出于無奈。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尤其兵荒馬亂之際,生離等于死別,“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就是寫出了離別時的悲痛場面。“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對當時長安四周數百里內不見人煙,“白骨盈積”的慘象,僅用十個字就作了高度概括。“無所見”正是為了強調下句的“白骨蔽平原”。這五個字極富概括力,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無限傷心慘目的圖景。“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詩人選擇了一個饑婦人由于萬般無奈,只好棄子逃難的場面。草叢中呱呱待哺的嬰兒,不久就要變成一具白骨是完全可以預料的,但棄子求生的饑婦人是否能逃脫餓斃的厄運尚不可知,她心中明白,等待著自己的同樣是死亡。這真是慘絕人寰。“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目擊者王粲在這慘絕人寰的饑婦棄子的事實面前竟因毫無解救辦法,也只好一去了之。詩最后寫作者登上霸陵,回頭遙望長安,傷心感嘆。霸陵是文帝的墓葬,文帝時代是漢代的太平盛世,因而,“下泉人”既是借用《詩經》典故表達“思治”求安,“思明王賢伯”的心愿,也隱寓了對賢明的漢文帝的懷念。

    《七哀詩》表達了詩人譴責軍閥作亂,同情人民痛苦,希望國家安定的進步思想。這一主題,是結尾四句點明的。這首詩運用了白描的手法,既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概述,又有饑婦棄子的典型事例的刻畫,這樣忠于現實的抒寫,使全詩的悲劇氣氛更加濃厚。


      6、 王粲有《七哀詩》三首,最感觸的還是這句"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不但王粲不忍聽,千載之下我讀起來猶覺心寒。這是個母親啊,將自己的孩子丟棄。我相信,但凡有一點希望她都不會這么做。

  人在動蕩中,錢財權位都可舉手丟棄,唯獨最難割舍骨肉至親。母子之情更是天性,萬難割舍。現在母子也不能相顧,其他人其他事可想而知。我想那母親,她狠心丟下孩子,不是想他凍餓而死,她已知自己無活路,孩子跟著自己只有死路一條,拋棄他,也是死中求生的方法,也許這孩子被好心人揀去,有一線生機。如果沒有,孩子一定會死,而她也行將死去,那只好泉下相見,來生再續母子緣……


    7、《七哀詩》真實描寫了關中遭受戰亂的情形:“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這樣動人心魄的詩句,表達了詩人對人民的深切同情。《從軍詩》表現了詩人建功立業的理想,歷來為人傳誦。 

   歷史總在翻掌蓮花覆手風云間,將文人的才思噴薄而盡,直至生命終結。王粲,七子之冠冕,以昭昭日月之德,灼灼明星之才,想我們打開一個不一樣的天地。剎那間觀照到生之脆弱,路之難尋,死之沉墜,人之無奈。

     天涯望盡,浮生若夢,繁華如錦。終有這樣一個人,在彼岸的繁錦中且行且吟,低吟淺唱,不訴離殤,亦如王粲。

     月明如水,松風寂寂,一彎淺月照一地紈素。在時光的無涯的海中,我們窺探王粲心中的光束。那月色的白,竟不是悲涼,不是苦痛,唯見歲月悠長,留一地蒼涼的祝愿……


    8、東漢末年,戚宦紛爭、黨錮之禍本已使政局極端動蕩不安,而嚴重的土地兼并令使得貧者無立錐之地,越來越多的農民陷于絕境。再加上各地水、旱、蝗、風、瘟疫等天災連綿不斷,以致流民暴動時有發生。

  《后漢書.桓帝紀》載“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
  董卓當權時期,已經是“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余肉,臭穢道路”的局面。
  《魏書.宣武帝本紀》載“四州大饑,民死二十萬余口”。
  西晉初年傅咸上書中說:“戶口比漢十分之一”。
  《晉書.食貨志》載“晉末……或斃于饑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王粲,建安七子之一,《七哀詩》中對漢末現實有真實寫照。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一代梟雄曹操,也有“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的詩句。

  那是一個悲劇的時代,東漢末年的大戰亂幾乎使整個社會毀滅。


    9、哀民生之多艱,自古以來詩文不斷,如:

    張俞的《蠶婦》“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梅堯臣的《陶者》“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
    范仲淹的《江上漁者》“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里。”
    王粲的《七哀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就連光緒皇帝,也寫過《圍爐》詩:“西北明積雪,萬戶凜寒飛;惟有深宮里,金爐獸炭紅。”

 
    10、人間最淵博的一份關懷,應是對有情世界的全然入心。

   當思及耶穌從容地以十字架為其正位,以璀燦的鮮血沾溉愚昧的子民時,我們凜然驚動,不只是自己因他而得救贖的感恩,而為了那份從容里包含的無限的愛。

   當念起釋迦牟尼佛舍離繁華,四處宣法,曼妙的梵音吟唱著大千的苦空,我們豁然下淚,不只是自己因他而有解悟的感激,更為了那份同體大悲,無緣大慈里包容的無盡的情。

   在我們的國度里,沒有如此嘔心瀝血的宗教傳統,然而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即提出“仁”為人之最高評價,孟子也曾平靜地述說:“仁者愛人。”一種人心的普遍事實,始終貼切地蘊存于國人的日常言行舉止,也在文字中留存他們的真摯。今日,我們來看傳統詩文載現的這份普遍的人間關系,與其說是虔敬的宗教情操,不妨更直接地說是生命的開放,以一己推向無限,以一顆熱切的心擁抱世界,有如澄天皓月,遍攝一切水月般吧!

   黃昏的光暈漸漸消褪,輕風拂動,蘆荻在岸泮水中畫滿了朦朧的亂影,亂影又漸漸沒入黑夜的潑墨中。時間悄悄地轉移,一縷堅韌而幽柔的樂音占領著潯陽江頭的夜色,也占領著白居易與所有旅客的心境,琵琶內結的哀怨,與外發的沈肅,弦弦掩抑中,結合著人心的孤寒淪落之感,流蕩復流蕩。“東船西舫悄無言,惟見江心秋月白。”江心倒映的秋月以一片清清冷冷的素白,見證著飄泊的旅人在人間道上輾轉的清冷。

   漲潮的春江,浪潮卷裹著年少的夢幻奔涌向前,依依裊裊地擺動裙裾,一波波地相互追隨,便起起落落地劃滿了溫柔的潮痕。初生的月色投映在水面,在漣漪的 輪中,展現著一片浮光躍金的光影。夜漸深了,江水靜靜地流,宛轉而纏綿;斜月依依西行,靜定而多情,“斜月沈沈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江與月沈靜地交會,張若虛所見的春江花月夜,始終是朦朧的美麗。

   中秋的夜里,黛玉與湘云避開凸碧堂的人群,逕往凹晶館行去,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個月影,一縷悠揚凄傷的笛音幽幽勾勒出寒涼的氣氛。湘、黛二人聊詩為樂,及至“虛盈輪莫定,晦朔魄空存;壺漏聲將涸,窗燈焰已昏;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皓月銀光便化成彌天的冰雪,紛紛降臨,籠覆過山水池閣,也掩覆了敏銳孤寂的心魂,一種奇譎凄楚的冷艷,是那夜里的月色,也是那夜里的人情。

   六朝繁華,金陵王氣,曾是一場熱鬧而浪漫的夢,一如夜夜東升的月色,迷戀地撫觸過重閣疊榭連霄漢的宮庭,照臨畫舫聲歌不絕的秦淮。夢后,景物依舊,山河故我,江水依然有潮汐漲落,“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水邊明月,依然以它浪漫溫柔的光色,照臨金陵城墻,投映秦淮河中,秦淮河的水月遂經歷著金陵王城的繁華與傾頹。

   白居易所感傷的清冷,張若虛所思懷的多情,曹雪芹所鐫刻的凄艷,劉禹錫所驚訝的滄桑,是一一相殊的月魂呢?還是一月的化身?

   “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佛偈如斯提示。

   浩瀚的宇宙,月只唯一,它照臨廣漠的空間,也籠罩悠邈的時序。秦時明月可以照映漢時關,也可照映民國的盧溝橋,作每一位熱血壯士的見證;秦淮的明月,可以同時在西湖、在洞庭、在有水的千江,覓得它的纖纖化身。在相殊因緣的會合之下,它們或許有不同的面貌展現;在心思相異的人情感識中,它們或許有不同的聯想啟引,但是,千古流轉,同是唯一不死的月,千江映照,同是唯一多情的月。

   而我們更關切的是,我們的人生呢?是否果如“一切水月一月攝”般?“一性圓通一切性”呢?無論劉禹錫所驚訝的滄桑,曹雪芹所鐫刻的凄艷,張若虛所思懷的多情,白居易所感傷的清冷,莫非都是同一種生命的本質在相殊境域中所幻化而生的情意么?所以今日的我們讀《石頭城》、《紅樓夢》、《春江花月夜》、《琵琶行》,或者面臨類似的情境,也才有感會他們的滄桑、凄艷、多情、清冷的可能。生命的共通本質為月,我們的身軀是水,我們的私情,原是月印萬川,我取一影的水月。

   如斯,并不意味吾人生命,情意在發放當下的不得自足與圓滿,亦不否認個人生命的風姿相殊。在個人的因緣際遇里,本此共通之性,可以反應以不同之情思舉止,全天下一太極,物物亦自是一太極,——一水月配合周遭的環境,自成一片獨立的風景,——人性配合時空的境遇,自是獨立的風姿。另一方面,它令我們能通過自身的感覺,去體會其他生命,去設想他們的情境,我們的情也才不是封閉的自戀,通過了解、設想、涌生真摯的悲憫,一份莊嚴的生命的共感,結合了有情世界的人、物,超邁時空的隔絕,隨著心念的交契,便一路滋生著青青情誼,這是人間情愛的溫厚處。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向是中國士人的懷抱,對于天地萬有皆存親切的認同,在具體的行事上,或是文學藝術的表現,始終是一脈強韌明顯的傳統。屬于大地之歌的《詩經》,或寫生民時農桑生活,或寫征伐的戰績與心情,甚至男女歌詠,莫不顯示著純樸溫厚的胸懷。即以《豳風·七月》為例,寫時序推移中,農家的勞動進程與心情,在和緩周詳的鋪陳里,那不只是一個農民家庭的紀錄,彷若便是整個民族都參予了這一個身體與心靈的活動。那發的寒風、栗烈的寒氣便襲擊著我們,那汗水與淚珠便滾動在我們的額頭、頰上;田間采茶獲稻的身影,是每一個強健耐勞的壯丁;埂上提壺攜饌的殷勤,是每一家婦子的心情;徑旁提籠忘采桑的凝思,是每一位女子的癡情;而歲暮冬藏,舉觴稱賀的欣喜,更是每一家、每一歲的圓滿????廣土眾民的同命之感,在那時已深深根植著。

   后代對于眾生的關切與悲憫,絲毫不曾懈怠,這份觀照天地人的心情,發展為二系相殊的情懷:一則著眼于現實世界的困厄流離,一則著眼于自然民情的從容親愛。

   相對待于理想世界的現實,總有許多不堪不忍處:生命的衰竭、抑郁與漂泊,親身領納,固然是一種傷害,而當我們放眼四周,察覺到無數的生命,正一步步艱難地顛沛在人生道上,悲嘆如何能止?哀歌如何能止?漢魏古詩中對于時歲推移所產生的悲情,感慨十分深沈,試讀其一: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人來人往,世代冥滅,人生如何能逃離生死的輪轉,突破死生大限呢?生、老、病、死原是自然的現象,但在追尋永恒安頓的人世,“夕暮成老丑”、“奄忽隨物化”都不是超然可解的現象,而是違拗了人生意愿的變故。尤其死生大變,辭離平生所親所愛所知所感的一切事物,跌入一團無可知、無可想的空茫中。于是,對于熟稔世界的眷顧,對于未知世界的恐懼,與在時空坐標中遍覓不著定點——生時的家居與死后的丘墳,俱非永恒的歸宿,盡在滄桑之變中流轉——的不安,交雜成人們觸及“死亡”這一概念時,普遍涌生的悲情,既傷逝者,行自念也,亦是對所有必然步上此途的人群的哀感。

   生命本身的成住敗壞,已是令人難堪的處境了,若再加上人為破壞因素,傷痕也越發深刻,偏是人類的愚癡一日不滅,彼此的傷害也就不會終止;戰亂流離、貧窮困苦也就是每個世代不免的悲劇,對悲苦眾生的不忍之情,也世代流蕩在每一位有情人的心懷。漢魏之際,世局擾攘,戰亂迭起,建安文人即有許多悲民之作,王粲的《七哀詩》是我們熟稔的代表作品: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 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

   人誰無戚友,誰無親子?生離死別的愁慘,無論發生在自己或路人身上,都同樣逼入詩人胸懷。詩人的眼觀照著大地的苦難,詩人的心擁抱著大地的生民,詩人的情也包容著苦難大地的生民之憂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所自許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與其說是政治家的熱誠,毋寧說是文人真切的情懷。

   這份文人情懷,在歷代的文學作品里,都有十分深刻動人的表現。再以唐代為例,詩圣杜甫所以贏得后人無限敬重,除了創作形式的完美,更重要的是他寫實詩風所流露的仁民愛物襟懷。生逢安祿山之難,親見亂事始末,對生民的一腔悲憫,使他自然地走向寫實路線,《兵車行》、《奉先詠懷》、三吏、三別等都有極其動人的描寫。杜甫的詩作一方面作著事實的描述,如《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戌,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直接將史實呈現在讀者面前,在現實層面上,詩人無能為力,唯有與王粲“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一般,看著悲劇發生,而自己還得走上自己的途程;然而另一方面,詩人也涌現著他蓬勃的濟世理想,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

   這份積極意念的燃燒,點燃寫實文學的希望,免于絕對悲觀晦暗的沈淪。加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奉先詠懷》)的對比諷刺,已開啟了稍后的元白社會詩派功能觀的先聲。標舉“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的白居易,力倡社會寫實,在《寄唐生詩》中寫道: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

   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

   明朗地以對生民的悲憫與助益,作為文學存在的唯一理由與目標。在此,我們無意論辯白氏文學觀的偏頗與否,要指出的是:歷代寫實文學的產生,都是指向生民苦樂的關懷,除卻詩文,中國的小說、戲劇、傳奇作品,同樣漫溢著人世的關愛。

   對眾生的關切與悲憫,除了發展為面對現實世界的困厄流離而生的悲慨,另外一種情懷,則從現實逼仄中覓得一隙超解,著眼于自然民情的從容親愛,擺落愁苦的污染,肯定澄凈生命中存有的平和親愛,以感激的心情去欣賞、去加入。陶淵明是很好的典型,他將自身歸屬于自然大我,從容地品會流動于天地之間的生意,淡淡的欣趣,淡淡的人情,卻是最深睿淵容的喜悅與情意,我們試看他的《移居》: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思去茲。衣食當須幾,力耕不吾欺。

   對人情、天道付予全然的信任,淵明所以備受后人推崇,不只在平淡,不只在率真,更重要的,應是在他的與天地生民交融合流的境界的提示。

   這份對生命的關切,不但施諸今人,尚且上追古人,下被來者,歷史上的人事皆是我觀照的對象,歷史上的缺憾不幸,也牽扯著詩人多感的心魂。無論中外,詠史都是文學的重要題材,而中國的詠史文學卻未如西方般,發展出一套敘事的傳統,反而多轉化為詠懷,而成為中國抒情傳統的重要環節,關鍵在作者投入了濃烈的情緒,抒發情緒的意愿遠超過描述史實的興趣。這種情緒的主要內容,一是以歷史事件作為隱喻的自傷,另一便是對古今人事的關切入心了。劉長卿的《長沙過賈誼宅》:

   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后,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吊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

   將自傷融入傷古的情緒中,詩人上契賈誼、屈原,交融了三人的悲情,亦是所有逐客的悲情,自憐憐君,“憐”字正道出了詠史詩中時時蕩漾的心情。

   最后,我們嘗試考察中國文學中對物的情感。以韓《惜花》、王沂孫《齊天樂》為例,一寫落花的傷心情態,一寫秋蟬的凄苦形貌,作者以旁觀之身,作真切的體會。我們常以想像或設擬的修辭法來解釋這種超越個人情緒,宣示普遍現象或情感的作品表現,這是從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形態的觀點來解說,我們更愿指出另一觀點:文學是生命的表現,想像與設擬的可能,原是基于生命中聯通物我的悲憫情操。

   或許有人懷疑:類似《惜花》、《齊天樂》之作品,純是詩人以自我情緒強加諸物,花何嘗傷心?蟬何嘗凄苦?如此又得展開一場莊惠魚樂之辯了,而結論亦終如莊子的回答:“我知之濠土也。”莊子見倏魚出游從容,揆諸已情,若自己也出游從容,則覺愉悅;故自然感知魚樂。這份愉樂的色彩,不是由莊子強加于魚,而是魚以它的形容,召喚起莊子生命中一縷熟悉的感覺,也唯有開放戶牖,與大地生氣流轉溝通的生命,才能有如此親切的照會。韓、王沂孫的詩作亦復如此,花的零落、蟬的聲貌勾起了生命底層的情感,這份情感非我私有,應是所有生命的共同感覺,故花應覺傷心,蟬應覺凄苦,花、蟬的傷心、凄苦,真實地存在風雨中、枝椏上。換言之,詩人即在那枝淪落的花紅,驚恨枯瘦的秋蟬身上,去感覺如此生命場景中所普遍存有的感覺。我們若以生物學的觀點,硬去畫分人我、物我的界限,一如惠子的名家心態,硬要去詢問非人的動植物自身是否有與人一般的心靈運作能力,一般地面對變遷、摧折的反應,無論答案如何,那是絕對無法與作品相應的心態,只因作品的抒發,是出自作家肯認有情世界的溫厚情懷。


    11、真實的林徽因,有著新世紀女性亦難企及的堅毅。為了不做亡國奴,她可以同梁思成放棄北京優渥的生活,攜家帶口四處遷徙,避居昆明,避居李莊。炮彈就在頭上飛,“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那時真是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混亂年月。人們只看到她光鮮亮麗的一面,亦只覺得她只能養尊處優下去。又誰知,她真的可以不計環境,放下身段,洗手做羹湯,比一個農婦更加辛勤、更加艱難地去操持家務。這樣流離的生活一過就是七八年,她所受的苦難以想象,而她的肺病也因為環境惡劣、過度勞累而到了沉疴難起的地步。最后,回到北平時,已經肺部洞穿,感染到腎,做了腎切除手術。這在當時是個極危險的手術,連醫院也沒有十足把握,之前梁啟超就是因腎切除手術失誤而死的。這不能不成為林徽因心頭的陰影。

  她時時感覺到死神在身邊徘徊,要拽她走。幸而手術成功,她的生命才得以延續,但她最終還是先相伴半生的梁思成而去。林徽因是個才貌雙全的奇跡,才貌既然雙全,壽數未免減。

  也許,正是因為她沒有和詩人作無謂的糾結,才能如此精彩出眾。她是美人,美得眾人交口稱贊贊。她聰明,聰明得毋庸置疑。她卻沒有迷失在浮華的贊譽里。清醒,是林徽因最值得尊重之處。


    12、每一首詩都是一個故事,每一個故事背后都有一位過盡千帆的詩人。當故事走遠之后,心里的情感卻天長地久,這也是我們一次一次翻讀起了毛邊、泛著沉香的詩卷的原因。我希望:更多人的通過我們的文字愛上唐詩,讓世人的視野穿過浮躁與輕佻,望向唐詩、望向真誠、望向更加綠意蔥蘢的遠方。

     流傳了代代的唐詩,有太多的失佚與變遷,書中所引的詩文,我們本著擇善而從的原則,盡量選擇流傳廣泛、字義通順的版本,其中難免有爭議與疏漏,望親愛的你給予我們小小的寬容。相信愛詩的人都一樣,文字堆砌起的這個巢穴里,我與你在此同眠。

   而在此之前,我還要一直枕著詩人眠,直到老得睜不開眼的那天,因為: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醉唐詩2)

 

2013-09-10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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