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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的象征意義
《原野》的象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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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日出》之后,大約在1936年末到1937年初,曹禺創作了他的第三部多幕劇《原野》。動蕩的時局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原野》和前兩部劇作的命運不同,幾乎沒引起什么轟動。曹禺對這部生不逢時的《原野》,也不像當初《雷雨》、《日出》發表之后,寫出長篇的創作談,來敘述該劇的創作動機和寫作構想。由于種種原因,作者自己也冷落了他這第三部作品。直到1957年以后,他才在一些訪問中片斷地談到《原野》,而對其主題的解釋前后又有一些出入,從而使這部本來就不易理解的作品帶上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原野》要表現什么?“原野”象征什么?這一直是曹禺研究者們感到困惑的問題。一般認為,《原野》敘述了一個復仇的故事,表現了舊中國農村農民與惡霸地主間的階級矛盾,以及農民的反抗與覺醒。不論是批評《原野》還是肯定《原野》,大多立足于此。但在我看來,《原野》的意義并不在于展示舊中國農民遭受惡霸壓迫、覺醒并起來反抗的過程,而在于對人的心靈世界的進一步揭示。當年寫作《雷雨》時困擾曹禺的問題并沒有因《雷雨》的完成而消失,它依然在困擾著曹禺,而且日甚一日。那種“蠻性的遺留”,對宇宙的神秘的憧憬,依然在《原野》中留有明顯的痕跡。
   一
  我們不妨分析一下仇虎為什么走不出那片黑林子,黑林子對仇虎究竟意味著什么,這該是探討《原野》象征意義的關鍵。
  在《原野》開頭,作者這樣描寫“原野”: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著香,禾根在土地里暗暗滋長。巨樹在黃昏里伸出亂發式的枝芽,秋蟬在上面有聲無力地震動這翅翼。巨樹有龐大的軀干,爬滿年老而龜裂的木紋,矗立在莽莽的原野中,它象征著嚴肅、險惡、反抗與憂郁,仿佛是那被禁梏的普饒米修士,羈絆在石巖上。……
  曹禺細致地描述了這棵巨樹,賦予它特定的象征意義,比之為希臘神話中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巨樹顯然是《原野》主人公仇虎的寫照。仇虎一出場便“背倚巨樹”,而他的形貌與巨樹的形貌也有某種同一:粗獷、強健、不屈,還有丑陋。此外,如同普羅米修斯的巨樹是一個被禁錮的對象,仇虎的腳踝上也帶著沉重的鐵鐐。到了第三幕第五景中,巨樹又出現了:
  大地輕輕地呼吸著,巨樹還是那樣嚴肅險惡地矗立當中,仍是一個反抗的精靈。……
  如同序幕時仇虎倚巨樹出場一樣,仇虎最后死在那株巨樹之下。在巨樹之下,他將匕首扎進自己的心口,也將鐵鐐遠遠擲出。
  如果巨樹就是仇虎的話,那么,鐵鐐的對應物又是什么呢?會是原野嗎?是什么禁錮了這株象征“嚴肅、險惡、反抗、憂郁”的巨樹?是什么樣的鐵鐐鎖住了仇虎?
  仇虎是回來復仇的。10年前,焦閻王為了圖謀仇家的土地,勾結土匪活埋了仇虎的父親,將仇虎的妹妹賣進妓院,又誣告仇虎入獄,仇虎在獄中被打成殘廢。現在他回來了,帶著兩代人海樣的深仇回來了。焦家所做的一切,在這里濃縮為仇虎腳上的鐐銬,鐐銬的解除隱含了復仇的意念。我們注意到一個細節,即仇虎選擇了焦大媽的斧頭作為砸斷鐐銬的工具。這在作者恐怕是有用意的。“斧頭是焦……焦大媽的”這話,白傻子重復了兩遍,仇虎要的似乎也就是這把斧頭。“我要自己敲開我這副金鐲子送給焦老婆子戴”。這句話所表露的并不只是一種復仇心理,它實際上暗示了仇虎整個的報復計劃。隨著劇情的發展,用焦母的斧頭敲開鐵鐐,然后給焦母戴上,這句話的潛在意義逐漸地顯露出來。焦閻王死了,失去直接復仇對象的仇虎該怎么辦呢?按照父債子償這一傳統觀念,仇虎自然想到了閻王的兒子焦大星,想以焦大星的性命來償還他兩代人的血債。但這并非仇虎復仇的全部意圖,更不是仇虎復仇的主要行動。事實上,仇虎的目的并不是殺死焦大星。倘若仇虎的目標只在于父債子還,那他不必計劃殺死小黑子,更不必假手焦母。讓焦母誤殺小黑子并非巧合或疏忽,而是仇虎有意的安排。在第三幕中,仇虎承認了他有意這樣做:
  花:(忽地疑惑,抓住仇虎)虎子,你告訴我小黑子究竟怎么死的?
  仇:(機械地)他奶奶打死的。
  花:我知道。可你叫我把黑子抱到屋里是怎么回事?
  仇:唔,(低沉)一網打盡,一個不留。
  花:為什么?
  仇:焦家害我比這個毒。
  花:那么你成心要把孩子放在屋里?
  仇:(苦痛)嗯,成心!
  花:你早知道瞎子會拿棍子到你屋里去?
  仇:知道。
  花:你是想害死黑子!
  仇:嗯!
  花:你想到她一鐵棍子會把孩子打——
  仇:(爆發)不,不,沒有,沒有。我沒想到,我原來只是恨瞎子!我只想把她頂疼的人親手毀了,我再走路,可是大星死后我就不成了。那一會功夫,我什么心事都沒有了,我忘了屋里有個小黑子,我看見她走進去,媽的!(敲自己的腦袋)我就忘記黑子這段事情,等你一提醒,可是已經“砰”一下子——(痛苦地)你看,這怪我!這怪得了我么?
  仇虎的話前后有些矛盾,但我們寧可相信前一部分是他的真實想法。仇虎早就將小黑子列入復仇對象,至于殺死大星后這想法有無改變,那是后來的事。在第二幕中,當花金子囁嚅地問仇虎:“為——為什么偏偏是大星呢?難道一個瞎子不就夠了?”仇虎回答說:“不,不,死了倒便宜她,(狠狠地)我要她活著,一個人活著!”對仇虎來說,殺死焦老婆子并不解恨,他采取了最殘酷的報復方式,先殺死焦大星,再設法讓焦母親手殺死她的孫子,這樣,就不光是讓焦老婆子一個人孤寂地活著,而且也讓她內心永遠遭受痛苦的折磨。這種懲罚正是仇虎所預期的。這也是我們先前所說,仇虎用焦母的斧頭敲開鐐銬的真實意義。即是借焦母之手來實行自己的復仇計劃,而將敲下的鐐銬給焦母戴上,則又意味著焦母將為自己的行為痛苦終生,承受心靈的折磨。
  不幸的是,這條鐵鐐并未能給焦母戴上,它反倒又回到仇虎身上。殺死焦大星的行動給仇虎的心靈以太大的震撼,而小黑子之死更使仇虎陷入追悔與自責。仇虎的心靈遠不如他的外形那般強悍,復仇沒帶給他預期的快感,卻造成了他內心無法調和的深刻矛盾。一方面,他竭力使自己相信復仇行為的正義性。他給自己尋找理由,殺死焦大星是因為他是閻王的兒子,小黑子之死過錯并不在他,退一步說,就算小黑子也是死于他手,這也不算過分——父親的死,妹妹的死,還有仇虎本人所受的罪,使他有充分的理由這樣做。“我現在殺他焦家一個算什么?殺他兩個算什么?就殺了他全家算什么?對!對!大星死了,我為什么要担待?他兒子死了,我為什么要担待?對!我為什么心里犯糊涂,老想著焦家祖孫三代這三個死鬼?……”另一方面,仇虎又受到良心、道德的強烈譴責。他拼命申辯小黑子不是自己殺死的,可是不成,大星、小黑子那屈死的身影總在他眼前出現。聽到焦母的叫魂聲后,這種幻覺更加明顯了。幻覺的出現實際上是仇虎分裂出去的另一個自我——代表著良心、道德的自我。這個自我很清楚:焦大星是個好人,是仇虎從小的好朋友,焦閻王造的孽不該由他來承担;小黑子是無辜的,他只是個孩子,不該死得這樣慘。“驚懼、悔恨、與原始的恐怖”導致了仇虎的幻覺,而幻覺更加深了仇虎的驚懼、悔恨與恐怖。整個第三幕所要傳達的,便是仇虎心中的驚懼、悔恨與恐怖之感。“血洗得掉,這‘心’跟誰能夠洗得明白”。仇虎無法調和內心的這一矛盾。他變了,他不再是出場時那個強悍的無所畏懼的仇虎,而變得脆弱、驚慌、疑慮重重。一副無形的鐐銬鎖住了他。但仇虎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他還帶著金子在黑林子里東奔西突,尋找那通向金子鋪地的理想去處的鐵軌。然而,就在他終于找到鐵軌的時候,他發現了十天前他敲下來扔在水池邊的鐵鐐。正是這鐵鐐的出現,才使仇虎真正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他明白自己又被鎖住了。“這次它要找我陪它一輩子”。這副心靈上的鐐銬沒有任何斧頭可以敲開,于是他放棄了最后的掙扎,仇虎又回到從前那個仇虎,他對花金子說:“告訴弟兄們仇虎不肯(舉起鐵鐐)戴這個東西,他情愿這么——(忽用匕首向心口一扎)死的”臨終之前,他將鐵鐐擲到遠遠的鐵軌上,伴隨著鐵鐐落地的當啷一聲,仇虎倒下了。他終于以死換得了徹底的解脫。
  至此,我們總算澄清了一個問題,即仇虎擲出的鐐銬并不象征著重入牢獄,而是一種心靈上的囚禁。良心、道德的自我譴責才是這鐐銬的真正內涵。相應地,那片黑林子所代表的,應該是人的本性的迷失,是欲望無限擴張而導致的心靈的蒙昧。
   二
  第三幕仇虎出場時,作者這樣寫道:
  ……在黑的原野里,我們尋不出他的一絲“丑”,反之,逐漸發現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貴的同情的。他代表著一種被重重壓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所受的不公。在序幕中那種狡惡、機詐的性質逐漸消失,正如花金子在這半夜的折磨里由對仇虎肉體的愛戀而升華為靈性的。
  這段描寫是耐人尋味的。曹禺似乎認為,這個受良心譴責煎熬的仇虎才真正代表了人性的本真,因而他是美的,值得人們高貴的同情。顯然,他在這里肯定的是人性中善的一面。在這樣一種觀念的支配下,仇虎的死與其說是一種抗爭,倒不如說是一種贖罪行為。仇虎以自己的死冼凈了他手上的血。曹禺以這種方式又一次間接地肯定了那個至高無上的道德原則。
  這使我們想到《雷雨》的悲慘結局。在《雷雨》的最后一幕,劇中人物或死、或瘋、或出走——他們必得如此。曾經有人說這是因果報應觀念在作祟,其實不然。曹禺這樣安排,仍是基于他對“雷雨”雙重象征性的理解:人類的原始本能既可以生人也可以死人,它帶來新生,同時又必須以死亡為代價。《原野》中花金子的疑問:“為什么我們必得殺了人,犯了罪,才得到那個金子鋪路的地方?”同樣表明了這一點。新生與死亡、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就是這樣交織在一起。所以,盡管場景、人物不同,但兩出戲中的主人公的心路歷程、最后的結局卻頗多相似。而且較之《雷雨》,《原野》中那象征破壞、毀滅的一面得到更突出的表現。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蠻性、原始生命力是怎樣導致仇虎精神的分裂,怎樣幻化為無邊無際的黑森林,最后終于吞沒了仇虎。
  回到“原野”的象征意義這個問題,可以說與“雷雨”相同,“原野”的象征意義也是雙重的。一方面,就本來意義上說,“原野”本該是一個自由的、無拘無束的所在,是原始生命的象征。正是在這片原野中產生了仇虎,猶如那棵巨樹矗立在原野一樣。如果說蘩漪是一個“最雷雨的性格”,那么仇虎該是一個“最原野的性格”。但另一方面,一旦這種原始生命力失控,它便會反轉來成為一種異己的力量。作為現實中鐵鐐的對應物,“原野”成為禁梏巨樹的地方,成為仇虎——那個因其良心譴責而失去原始活力的仇虎走不出去的黑森林。就這點而言,它是《雷雨》中的“雷雨”的又一種新的象征形式,只是較之《雷雨》,情感與道德的沖突在這里得到更為顯露的表現。我們也可以說,“原野”實際上是一個泛化了的“家”。曹禺似乎意識到,這種對人的心靈的壓抑、禁錮并不僅存在于有形的“家”,它遠遠超出有形的“家”之外而無所不在。那個象征著理想的金子鋪路的地方并不在原野之內,而是某個未知的所在。實際上,仇虎本人曾有意無意否認了它的存在,這恰恰表明了“原野”無所不及的范圍,表明了作者的絕望。
  曹禺曾經對人談到《原野》的得名,受到了波斯詩人歐涅爾一首小詩的啟迪。那是一首表現一個青春少年愛情的詩:“要你一杯酒,一塊面包,一卷詩;只要你在我身旁,那原野也是天堂。”[①a]這也許只是曹禺創作的初衷,而劇本實際表現的內容、情調則與這首小詩相去甚遠。盡管與花金子重逢并得到她全部的愛,但原野并沒有成為仇虎的天堂,在第三幕中,原野竟使仇虎產生如臨地獄的幻覺。愛情在這出戲中只是居于一個次要的位置,只具有場面的意義而不能統領全劇。就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來說,最接近《原野》本來意義的、曹禺本人的解釋,是1983年5月他寫給四川文藝出版社蔣牧叢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曹禺寫道:
  《原野》是講人與人的極愛和極恨的感情,它是抒發一個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詩(當時我才26歲,十分幼稚)。它沒有那樣多的政治思想,盡管我寫時是有許多歷史事實與今人一些經歷、見聞做根據的。不要用今天的許多尺度限制了這個戲。它受不了,它要悶死的。……[①b]
  曹禺終于吐露了自己的心聲!是的,《原野》所要表現的,正是一種強烈的情感的糾葛,一種扭曲了的人性。《原野》是一首情感的詩,而不是某種政治思想的圖解。由此依稀可以看到當年寫《雷雨·序》、《日出·跋》時那個意氣縱橫、不能自己的曹禺。然而,70余歲的老翁與20出頭的青年,畢竟還是有差距的。
  這封信,曹禺曾囑蔣牧叢不要發表,這又表現出后期曹禺一貫的審慎。田本相的《曹禺傳》首次將它披露出來,才使我們得以多少了解一點曹禺的真實想法。1982年,《原野》由凌子改編執導,搬上銀幕,得到文藝界的好評,凌子本人更稱《原野》是曹禺劇作中最好的一部。這無形中對曹禺是一種鼓勵,使他敢于將自己的真實思想表露出來。另一方面,對凌子過于寫實的改編,曹禺大概感到意猶未足,尤其是電影對原作中“原野精神”的有意淡化,對他來說恐怕是一個不便明言的遺憾。于是,他終于借四川人藝排演《原野》之機,不公開地表示了上述意見。
   三
  在曹禺的全部劇作中,《原野》無疑是爭議最多,分歧最大的一部。而所以如此,關鍵即在于該劇存在一種先入為主的理解,即根據劇本以農村生活為題材這一事實,認定作者試圖表現舊中國農村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反抗,并進而對劇中人物作相應的階級分析,在此基礎上評判作品的成敗。這樣一來,不但批評者未能把握作品的真實底蘊,予以令人信服的批評;就是肯定者也沒有領會作者的本來用心,作出合乎實際的肯定。說好說壞,都不免于隔靴搔癢。而在五六十年代那樣一種政治環境中,作者也實在難以據實申辯,只能是由人評說,甚至附和流行的看法了。
  本文對《原野》象征意義的理解是否就符合曹禺的創作意圖呢?這恐怕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將《原野》的創作理解為作者對“蠻性”的一種呼喚,對人之復雜本性的一種剖析,較之從表現農村階級斗爭的角度去詮釋評判,更接近作品的內在精神,也更符合作者寫作《原野》時的實際狀況。而且,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原野》,我們就會發現,在《雷雨》、《原野》和《北京人》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關聯,它們共同體現了曹禺前期劇作的若干基本特征。同時我們也會發現,《原野》所以采取這樣一種非寫實的表現形式,正是由其特殊的表現內容所決定的。作者并不刻意追求細節的真實,而更醉心于營造一種氛圍,一種情境,從而使演出具有相當濃郁的主觀色彩。
  在這個意義上說,《原野》確實和那位波斯詩人有某種關聯,那就是曹禺是將《原野》作為詩來寫的。雖然與后來的《王昭君》相比,《原野》的語言并未趨向韻律化。
   (作者 北京師大中文系副教授)
  ①a 參見高瑜:《曹禺談〈原野〉》,《北京藝術》1982年第8期。
  ①b 轉引自田本相:《曹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頁。*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61-65J5戲劇、戲曲研究鄒紅19971997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61-65J5戲劇、戲曲研究鄒紅19971997
2013-09-1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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