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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領導思想的啟示意義
《周易》領導思想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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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是我國古代先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在中國思想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中,它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影響和培育著中華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并啟迪著許多治國安邦者的政治智慧。它不僅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而且成為歷史上眾多為政者治國安民的指南。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周易》所闡發的天地之德,君臣上下,進退存亡之理、治國安邦之道去運籌帷幄,扶危濟困,富民強國。在歷史舞臺上演了眾多出色的活劇。時至今日,《周易》所蘊含的領導思想精華,并不因時代的變遷而過時。相反,它對當今的領導者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啟示意義。
    一、革故鼎新,順天應人
  革故鼎新是由《周易》首先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易·雜卦》中說:“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故鼎新這一成語就由此而來。革,顧名思義,變革、革命,破舊立新;鼎,是用來承接革的結果的,故取意更新。
  《周易》認為,世界處于不斷變化過程中,無物不在變,無時不在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易·豐卦》)事物變化的原因是事物內部存在著陰陽兩種對立的方面,兩者相感、相摩、相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易·系辭上》)即“一陰一陽之謂道”(同上)。而且事物的變化具有日日更新的特點,新東西層出不窮,永無止境。這即是“日新之謂圣德,生生之謂易”(同上)。基于這種認識,《周易》提出人的思維方式和治國原則,應當遵循陰陽變易的普遍法則,“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系辭下》)。事物發展到極端,就應當發生變化;經過變化,事物的發展才不會僵滯;只有不僵滯,它才能永葆生命力。因此,作為担負著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神圣使命的領導者,就不能消極僵化,而必須順應時代和民心的要求,主動積極地革故鼎新,除舊布新。《革卦》說:“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即是說,變革得當,悔恨自然消除。天地自然不斷變化才形成四季;商湯、武王推翻夏桀、商紂的革命,都是上順天道,下應人心的正義之舉,因而變革實在偉大啊!歷史上有所作為的杰出為政者無不“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系辭下》)在實際生活中,為政者只有善于變革、變通,才能真正做好領導工作。使領導藝術達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系辭上》)的境界。
  然而,變革圖新絕不是無知盲動,隨意而為的。作《易》者認為,要取得變革的成功,必須掌握好如下幾個原則:
  其一,順天而變。“順天”,就是順承天地萬物變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大有卦》指出:“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即是說,做事順應天地之間的規律,所以才會風調雨順,獲得大豐收,增加大量財富。《易傳》指出:“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要求變通,變革應當順應天地萬物變化的規律。《乾卦》還特別指出:“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圣賢之人其道德猶如天地那樣高大,其明智猶如日月,其行事符合四時的規律,其預料吉兇像鬼神一樣準確,他從事前所未有的事業也不違背天道,順應事物發展規律去做工作,這樣的人行事,尚且不違背天地運行規律,何況一般的人呢?“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卦》),把革命歸結為是順應當時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結果。因此,變革必須“順天”,即根據客觀事物的變化規律去行事,才能取得好的結果。
  其二,因時而變。作《易》者認為,大自然和社會的生生不息,變化日新,都離不開特定的“時”,都是在一定的“時”下實現的。一切都要隨時間、條件、地點為轉移。因此,一切變革者都必須學會審時度勢,認清變革的時勢和根據,才能因勢利導,除舊布新,取得成功。那么,如何因時而變呢?作《易》者認為,一是與時偕行。時代在不斷發展,時勢在不斷變化。人也要跟上時代步伐,與時俱進,趨時而新,順時而變,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如《乾卦》所說的:“終日乾乾,與時偕行。”這便是“與時俱進”的最早出處。《艮卦》還進一步強調:“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即是說,止和行并不是隨意的選擇,而必須根據時。動靜都合乎時,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說:“其道光明”。二是因時制宜,見機而作。即善于捕捉時機,利用機遇,掌握火候。在《周易》中一再強調要把握好變革的時機。在事物發展初期,條件不成熟,不能輕舉妄動。“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革卦》)。初期只能用中順之道鞏固,而不能輕易變革。一段時間過后,時機成熟,“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同上)。即抓住時機及時變革,才能取得成功。而在不利條件下,則不要輕易盲動。要“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系辭下》)
  其三,順應民心。作《易》者認為,變易、變通,其目的是“以利天下”(《系辭下》),“萬民以濟”(同上)。變革、變通的目的是為了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利益。因而,變革是否滿足天下百姓的愿望,是否符合天下百姓的利益,是否取得天下百姓的理解、信任和擁護,是變易成敗的關鍵。所以,作《易》者在順乎天,因乎時的基礎上,還強調應乎人。即變革要順應天下百姓的心愿,符合他們的利益。它指出:“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系辭上》)。即是領導者要了解天下人的思想,用以確定所要從事的變革大業,用以判斷天下的是非得失。強調“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同上)。即要了解天地萬物運行的法則,還要洞察天下百姓的行為動機。在明察天道民心的基礎上,應乎人心去變革,才能贏得天下百姓的信任和擁護,取得變革的成功。
  總之,《周易》主張人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循“順天應人”的最高行為準則,變革之舉也不例外。只有這樣,才能萬事順遂,吉祥亨通。今天的改革者們要想取得改革創新大業的成功,也必須遵循“順乎天而應乎人”這一古老而又具有永恒價值的根本原則。
    二、憂勤惕厲,居安思危
  在《周易》豐富的思想內容中,以居安思危患意識最為突出。縱觀《易經》的六十四卦,可見到它貫穿了一條憂患以及如何解脫憂患,趨吉避兇的主線。在它的諸多爻辭中,不時見到“亨、利、吉、吝、厲、悔、咎、兇”之類的字眼。提醒世人當牢固樹立憂勤惕厲的精神,不能有絲毫的懈怠。
  《周易》認為,安與危、存與亡、治與亂不是絕對孤立的,而是相倚相伴,相互演化的。《易傳》指出:“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即是說,當人們常懷憂患意識時,提高警惕,未雨綢繆,雖身處危境,卻能轉危為安;相反,在太平之日,安而忘危,存而忘亡,往往導致傾覆之災。而作為一般人而言,在危厲之境中生發憂懼之心,在不利之時為爭取有利局面而拚博,并不難做到。難就難在于平安之時,仍能念念不忘危亡,在順境之中仍能念念不忘將有禍患。人性的弱點就是善于忘卻。富起來了,高升了,出名了就忘了姓甚名誰了;太平了,便在溫柔富貴鄉里樂而忘憂,安而忘危。冷靜地審視和反思天下、國家的治亂興衰,人們不難發現,危亡之局并非突然降臨。順境之中的懈怠,恰恰就埋藏下了導向危厲之局的禍源,亦正是在順境之下的懈怠效應的積累,最終導致了混亂危亡之局的總爆發。用孟子的話說,這叫“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告子下》)。作《易》者們深知這一安危演化規律,因此告誡世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系辭下》)。即是說,今日之危、亡、亂是從昔日平安、生存、大治的局面中轉化而來的。因此,作為明智之人,必須警醒自己處其安而不忘其危,保其存而不忘其亡;擁其治而不忘其亂。始終保持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易·乾卦》)的謹慎態度,才能保有自己身家性命的平安無事,才會有國家、天下的長治久安。
  居安思危,尤其注意防患于大功告成之時。《易·既濟卦》說:“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其意是說,水在上而下流,火在下而上燃,是謂水火相濟,象征著大功告成。而在大功告成之際,人們最容易陶醉于成功的喜悅之中,從而產生松懈心理,不知思患,以為憂患已過,從今往后,就可以盡享太平之福了。有此意識則反而危險了。因此,演《易》者告誡世人,越是在大功告成之際,越要高度警惕自己懈怠心理的滋長,越發應當持守深度的大憂患之心,越要思患而防患。因為大功告成雖然意味著災患已除,但新的災患每每產生于無患之時。如不及時惕防,災患之星將漸次積累而演發。因此,在大功告成之時,更需惕惕自警,并采取切實措施以予防患,才能最終避免新的災患的降臨。歷代有作為的政治家們都深明這個道理。開國領袖毛澤東便是最突出的一個。毛澤東深知大功告成之時,思想極易懈怠,極易腐化,因而本著“憂勤惕厲,居安思危”的精神,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時,向全黨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諄諄告誡:“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并發出“絕不當李白成”的鏗鏘誓言。為新中國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三、知柔知剛,剛柔相濟
  剛柔之說,也是《周易》中十分重視的觀點。在它諸多卦辭卦象中,不時可以看到剛柔的字樣。剛和柔分別是天與地、乾與坤各自所固有的德性。乾(即天,屬陽)的德性為剛,代表剛強、進取。坤(即地,屬陰)的德性為柔,代表柔順、寬容。《周易》對剛和柔的德性進行了高度的評價。《乾卦》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天的功能是生成萬物而不自居,永遠生生不息,向前發展。宇宙萬物正是因為資取了天的這種功能,才得以發生和發展。而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正應當效法天,即宇宙自然的這種精神,不斷發奮進取,永不停息。所以,《乾卦·象》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道行健,運行周而復始,永不止息,君子應當效法天道,剛健有為,自強不息。對坤柔的評價則是:“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大地深厚無比,負載萬物,具備包含、寬容、廣闊、遠大的德性。君子也應當效法坤德,以深厚的德行包容萬物:“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卦》)
  《周易》還揭示了剛和柔二者的辯證關系。認為兩者是相隨相伴,相應相推,相合相濟的關系,正象天與地相應,陰和陽相和一樣。《易傳》說“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系辭下》)。陰陽相互結合,剛柔也要相應相濟,這樣才能化育世界萬物。為此,《周易》一再強調剛與柔相互結合,相互補充的必要性。《恒卦》說:“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無咎,利貞’,久于其道也。”陽剛居于上,陰柔居于下,兩者相輔相成,既能謙遜、寬容、柔順,又能積極奮進,剛柔互補,因而辦事亨通,沒有災禍,有利于長久堅守正道。在《解卦》中又說:“剛柔之際,義無咎也”。處在剛柔相濟、相輔相成的地位,就意味著君臣、夫妻和衷共濟,自然不會有什么災禍。《易傳》還以文王為例,說明只有剛柔相濟,才能在艱難曲折的情勢中游刃有余,逢兇化吉,最終取得成功。《明夷卦》說:“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如果內含著遠大志向和出眾才能,而在外又能忍讓、克制和順從,就能因此而能承受巨大的災難,周文王正是這樣做的。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是面對艱難曲折,堅守內剛外柔,剛柔相濟的正道,才能終有所利。正如太陽暫被蔽住光明,但終有燦然脫出之時一樣。
  《周易》所揭示的剛柔相濟的思想,在領導實踐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一,剛柔相濟是一種高超的領導藝術。《黃石公三略·上略》曾高度評價剛與柔的微妙和在治國中的巨大作用。黃石公說:“圣人存之,動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意謂高明的領導者掌握了剛與柔的奧妙,行動起來就可以應付自如,展開它可以囊括四海,收起它卻不滿懷,安置它不用房屋,保護它不用城郭,只要把它運籌于心中,就能使敵國屈服。因此,領導者如能做到“當剛則剛”,“當柔則柔”,“剛柔相濟”,方圓結合,則功無不立,事無不成。在歷史上,不少高明的領導者正是深明剛柔相濟的領導藝術,導演出眾多生動的為政活劇。漢武帝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當政期間,既不用秦始皇一味逞強霸道的統治方法,也一反漢初的用柔為主的統治方略,而是霸王道雜之,一手嚴懲劣跡昭昭的豪強,一手推行思富養民,安撫人心的懷柔政策,做到剛柔相濟,寬猛結合,恩威并施,使動蕩的政局轉危為安,保證了西漢統治的長治久安。
  其二,剛與柔是領導者必備的兩大基本品格,缺一不可。剛是立身之本,無剛難以自立,更難成事。作為領導者,沒有剛正不阿,勇猛果敢,堅定不移的頑強意志,就無法興利除弊,懲惡止奸,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沒有開拓奮進的精神,就無法取得事業的成功。柔是養性之基。只有具備柔的品性,即具有豁達大度,包容萬物,謙恭謹慎,不驕不躁的品格,才能在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實踐證明,剛柔相濟是較之純柔、純剛更理想的品格修養。二者相輔相成,才更有威力。剛不及而柔過之則失威,柔不及而剛過之則失眾。正如曾國藩所說:“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曾國藩為官術》)。這是曾國藩為官一世的經驗總結。因此,領導者應加強這方面的修養,做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系辭下》)。能柔能剛,能圓能方,能退能進,能弱能強,做一名剛而不愎,柔而不弱,剛柔兼備,剛柔適度的領導者,也只有這樣,才是高明的領導者。
    四、守位曰仁,聚人曰財
  執政者的執政地位的維系,從根本上說是民心的維系。那么如何維系民心呢?作《易》者認為:“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系辭下》)。即是說,天地的最大功德是化生萬物,圣人的最大寶物是權位,要守住執政地位,就必須用仁義之行去贏取眾望所歸,用物質財富來生息萬民,凝聚人心。同時,一切政令和教化措施必須保持清明,使百姓能夠遵紀守法,安居樂業。這一切都安排得很適宜,就叫“義”。這樣,社會就能安定,政權就能得以鞏固。為此,作《易》者圍繞著鞏固政權這個核心問題,提出了一整套爭取民心的仁政措施。
  (一)柔性領導,教思無窮。
  作《易》者認為要贏取民心歸服,不能采用強硬手段去壓服,而應采用柔性手段去治理民眾。在《臨卦》中說:“咸臨,貞吉”。其意是說,以感化的政策待民,治道才貞正,才會吉祥如意。又說:“敦臨,吉,無咎”。即以溫柔敦厚之心對待下民,要關心他們的疾苦和困難,要容忍他們的過失,這樣才能大吉大利,沒有災禍。還說:“甘臨,無攸利。既憂之,無咎”。甘即箝,其意是說,用高壓政策和手段去統治民眾,沒有什么好處。若能憂懼改過,才不會有災禍。歷史事實也反復證明,實行暴力政治,必然喪失人心,不會有好的結局。而唯有實施符合人性的領導方法,才能有效贏得民心,從而使政權得以鞏固。
  在作《易》者所主張的柔性領導方略中,尤其推崇教化的方略。在《賁卦》中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圣人注重觀察社會人文現象,用以教化天下的人,促成大治。這便是“文化”即“以文化成”的最初出處。《臨卦·象傳》還說:“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卦象是澤水之上有陸地,澤水與陸地相臨無間,土是寬厚的,水是柔順的。二者相親相待,君子觀此象就應效法之,應該像澤水與陸地那樣上下互相臨近,教化和關心民眾無盡無休,容納和保護民眾永無止境。那么,用什么去教化萬民呢?《蠱·象傳》指出:“君子以振民育德”。即用德教振起萬民,培育民眾的道德風尚。作《易》者認為,振民育德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領導者要在德行上率先垂范。《兌卦》中說:“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即是說,領導者能夠陽剛居中堅守正道而對外則謙柔恭順,那么民眾就會喜歡他。因為他這樣做是順應天道,合乎人心的。在勞苦艱辛面前,領導者能夠吃苦在前,以身作則,那么民眾也會忘卻一切勞苦艱辛;在艱險危難之時,領導者能率先趨危赴難甘冒難險,民眾就會忘記死亡的危險。領導者樂于把率先垂范的精神發揚光大,那么他的教化就會使民眾心服口服了。如此以“德”去教育民眾,感化民眾,社會就會安定有序了。正如《咸卦》所說:“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領導者以其德行感化百姓就會使天下和平安定。
  (二)為政易簡,明慎用刑。
  作《易》者認為,仁德之治,除了體現在以善待民眾、教思無窮之外,還應體現在為政易簡上。《系辭上》說:“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發令施政平易,就便于了解;簡易,就便于遵行。容易了解,就會使百姓親附;容易遵行,就能取得功效。百姓親附,就能保持長久;見到功效,就能壯大。能保持長久,這就體現了領導者的高尚品德;能夠壯大,就可以成就領導者的偉大事業。《周易》為政易簡的精神實質,用老子的話來闡釋,就叫“治大國若烹小鮮”(《道德經》)。治國應當像煎小魚那樣,不要頻繁地翻動,否則會把魚翻碎。也就是說,施政要寬簡,反對領導者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沒完沒了地干涉和折騰百姓。《淮南子》也持相同的觀點:“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覽冥訓》)。“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主術訓》)。認為只有為政寬簡,才會使人民親附,事業才會成功。而為政煩苛,只會勞民傷民害民。這種為政易簡的思想,為眾多明智的執政者所重視。其中漢初劉邦等人最為突出。劉邦君臣以秦王朝因暴政苛法而亡為戒,提出了約法省禁,輕徭薄賦,偃武修文,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發展了生產,促進了社會安定,為“文景之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當今,如果我們把為政易簡理解為簡政放權,減少政府名目繁多的審批項目,減少各種巧立名目的亂收費,那么,它對于贏取民心,發展經濟,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仁德之治,還應包括“明慎用刑”,即在斷獄行刑中也要體現人本精神。《旅卦》中說:“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旅的卦象是野火燒山,明亮而不留遺物。領導者觀此象,就應想像到人君治國也要清明謹慎,既不能濫施刑罚,又不能久拖不辦。《豫卦》又說:“圣人以順動,則刑罚清而民服”。高明的領導者知道按天地運行的法則去運作,使刑罚清明公正,這樣天下百姓就會為之折服。作《易》者還認為,刑罚的宗旨主要是懲惡揚善:“君子以遏惡揚善”(《大有卦》)。因此,《周易》主張懲教結合,對那些棄惡從善,改過自新的人要“赦過宥罪”(《解卦》)。寬容赦免。明慎用刑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清明政治。事實證明,只有推行這種政治,才能有效地使百姓歸服。
  (三)崇尚富有,為民聚財。
  《周易》從聚人以財的用意出發,十分推崇財富的作用。《系辭上》說:“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把讓百姓富裕起來稱作大業,能使財富不斷增長稱為盛德。又說:“崇高莫大于富貴”。把追求財富、生產財富看成是崇高的事業,是人間正道。那么為什么推崇財富呢?因為“物畜然后可養”,“物大然后可觀”(《序卦》),有了充分的財富儲備,才能滿足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物畜然后有禮”(同上)。物質財富充裕了,才能實現禮治。這種觀點與管子所說的“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的論斷十分相似,都是把財富視為治理百姓的最基本的物質基礎。漢代的史學家班固也十分贊同這種觀點,他說:“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漢書·食貨志上》)
  既然財富是聚人之本。那么,領導者應如何幫助百姓增加收入呢?作《易》者提出了如下幾點主張:
  一是發展農工商。古代文明以農立國,十分重視農業。體現在《周易》中,便是提倡開墾荒地,種植糧食,反對“不耕獲,未富也”(《無妄卦》)。主張“以茂對時育萬物”(同上)。領導者要善于引導百姓選擇好的地方,抓住時令種植各種作物。在重視農業的同時,兼顧工商業的發展。“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系辭上》)。領導者要重視組織人力加工制造各種器具,以供天下人使用,為人們的生產帶來便利,以實現富有之大業。發展商業也是《周易》追求富有大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系辭下》說:“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外,《周易》還主張發展交通業:“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系辭下》)。“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同上)。《周易》這種重視發展經濟,為天下百姓謀取物質利益的觀點,對后世影響深遠,它成為歷代開明政治家,改革家沖破儒家只講義,羞言利的思想禁錮,大膽推行有利經濟發展政策的理論武器。
  二是損上益下。《益卦》說:“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高亨先生注云:“減輕稅之剝削,君之財物收入稍減,民之財物保有稍加,是謂損上益下”(《周易大傳今注》)。這樣做,廣大民眾當然會高興無限,所以叫“民悅無疆”。由此使民眾增加了收入,贏得了民心,給社會安定、國家大治帶來了光明,所以稱“其道大光”。這種觀點的實質是主張為政者要讓利于民。它成了我國古代養民、裕民、富民政策的理論基礎,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三是裒多益寡。《損卦》說:“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即是說,治國者應善于取多余以補不足,衡量財富的多少以平均施受于人。又說:“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同上)。提出在一定的情勢下要削減富者、強者的財富,增加貧者、弱者的收益。這種均富思想,在生產力落后,貧富之間差距太大的情況下,是有其合理的成份的。
  綜上所述,《周易》關于“守位曰仁,聚人曰財”的思想,從本質上講,就是強調領導者要以民為本,一切以人民心愿為依歸,要親民、利民、富民、教民,以贏取天下人心。這樣社會才能安定,政權才能鞏固。這個執政規律,為歷代執政實踐所證實,也需要當代領導者所謹記。
中共桂林市委黨校學報47~52C3管理科學伍云20072007
《周易》是對后世影響深遠的原典著作。撩開其神秘的面紗,從中可以窺見其蘊含著豐富的領導智慧。筆者從革故鼎新、順天應人;憂勤惕厲,居安思危;知柔知剛,剛柔相濟;守位曰仁,聚人曰財等四個方面解讀其領導思想精華。
作者:中共桂林市委黨校學報47~52C3管理科學伍云20072007
2013-09-1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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