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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烏賦》的生命價值觀及其悲劇意義
《神烏賦》的生命價值觀及其悲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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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神烏賦》的發現,將俗賦的歷史提早了200多年,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重大意義。此文借禽事狀人事,將漢代人民的生活狀況及其心態作了較為深刻的揭示。雌烏、雄烏、府君等形象的生命哲學在肯定生的意義的前提下籠罩著極其濃郁的悲劇氣氛。
  關鍵詞:神烏賦 雌烏 雄烏 府君 生命價值 悲劇意義
  * * *
   一、《神烏賦》的文學價值
  尹灣漢墓簡牘,是新近從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群中挖掘出來的,共計24方木牘和133支竹簡,其中包括一篇亡佚2000多年之久的基本完整的西漢賦——《神烏傅(賦)》。這篇賦作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民間性質,即俗賦性質,這也是與漢大賦的不同之處。
  首先,《神烏賦》托意于禽類,借“頗得人道”的雌雄二烏的悲慘遭遇狀人事之苦,以“鳥獸且相憂,何兄(況)人乎?”來點明主題和二烏的寓義。這樣的形式,與敦煌發現的唐人俗賦《燕子賦》幾無二致,也與“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為作品風骨的魏晉文人的某些作品類似。僅以曹植而言,他的賦作中不但有洋洋灑灑極盡情態的作品,也有簡單約略假托禽言敘志的抒情小賦,如《鷂雀賦》、《蟬》、《鸚鵡賦》、《芙蓉》等,其中寄寓了作者對時代、人生一言難盡的慨嘆。顯然,借物抒情的賦作無論在民間、還是在文人的創作中都不曾被忽視。追溯賦的源頭,從荀卿的《賦篇》開始就用詠物的方式進行賦體寫作了。荀子采用當時在民間廣為盛行的謎語游戲,用“禮”、“智”、“云”、“蠶”、“針”為題構成極富隱語性質的《賦篇》。如果說荀卿直接從民間汲取營養而創制了賦體,那么,曹植等后世文人則繼承了這一衣缽,甚至漢大賦“體物寫志”的標格,也是對這種傳統的承襲。只不過文人賦作的鋪陳更濃厚、言辭更華美而已。但是,賦的民間起源和俗賦的創作情況,由于歷史資料的不足和作品的亡佚而身價單薄。直到敦煌《燕子賦》被發現之后,才肯定了唐代民間俗賦的創作情況及其價值。但在漢代,除被人稱之為“具備貴族特征”的漢大賦充斥賦壇外,在以往并沒有發現存在俗賦的有力證據。今天,《神烏賦》的出現便補足了這一長時間以來令人遺憾的空白。它不僅將俗賦創作的歷史提早了200多年,而且給長期困擾于文壇的關于賦起源特質的探討以有力的昭示。《神烏賦》作為從《賦篇》到《燕子賦》之間的中介信息,表明了賦體正是在《賦篇》隱語謎面的基礎上加以擴張鋪寫而發展起來的。所以賦體是來自于民間的一種俗賦創作。故而,《神烏賦》作為對隱語形式的承襲而形成的寓言形式的民間性質是可以肯定的。從近而言,魏晉文人的小賦創作也就有了可以追溯的依據。正如他們對漢樂府民歌的繼承一樣,他們也同樣繼承了民間俗賦的創作傳統,用類似于隱語,或者說比隱語更進一層的寓言形式進行賦體寫作。《神烏賦》的發現,不僅揭示了賦的民間性質,而且是研究后世賦體創作傳承關系的重要依據,同時,它也是從俗賦上升到文人賦的中介。《神烏賦》在這個意義上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神烏賦》具備了與漢大賦迥然不同的藝術風格。作品內容的不同往往是決定藝術風格不同的重要因素。漢大賦常常通過對宮庭、苑囿、田獵等物事的潑墨描寫,來展示漢帝國強盛的聲威,而《神烏賦》通過對雌烏與盜烏相搏導致死亡的敘述,揭示了下層民眾生活的苦難和生命的危機。表現在語言上,漢大賦“鋪張揚厲”,“窮情寫物”,《神烏賦》平實簡易,寓意深刻。在句式上,漢大賦多使用齊整的語句,《神烏賦》則以雜言句式和散體句式為主。從表達情感而言,漢大賦以體物為主,缺乏內心情感的直接而真實流露,《神烏賦》則寓含對人生遭際的揭示和對生命價值的探索,富有強烈的批判意味,無雕琢斧鑿之痕,自然生動,是內心情感的真實外放。另外,漢大賦極少對人物進行動態描寫和細節描寫,著眼點只在自然和物質世界本身,《神烏賦》則細致描摹主人公的動作、神態、語氣,細節捕捉準確,富于情節性。比如,其中有雌雄二烏不辭辛勞,為營造家園而奔波忙碌的動作描寫:“遂作宮持,雄行求材,雌往索@①”;有雌烏發現盜烏偷竊行為后生動的表情、形態等方面的描寫:“□□發忿,追而呼之”、“沸然而大怒,張目陽麋,挾翼申頸襄而大”;有雄烏救助雌烏的情景描寫和喪偶之后悲傷至極的情感描寫:“雄坐其故處,絕系有余,紈樹棹楝,自解不能,卒上伏之不肯,他措縛之愈固。”“其雄大哀,躑躅非回(徘徊)尚羊(徜徉)其旁,涕泣縱橫,長炊(吹)泰(嘆)息,逕逸呼呼、毋所告塑(訴)”等等。另外,《神烏賦》中也使用了一些民間口頭方言,如“咄!盜還來!”、“倉=天=”、“佐=子=”等。這些語言,我們在同樣具備民間性質的漢樂府中也有發現,如《東門行》中的“咄!吾去為遲!”就與“咄!盜還來!”有同工之妙,所不同的只在于《東門行》是合樂而歌的,《神烏賦》是“不歌而誦”的。對于人物形象的準確把握和深刻描繪,以及對故事情節的精心鍛造,是一切來源于民間的文學樣式的共同之處。《詩經·國風》如此,漢樂府民歌如此,《神烏賦》如此,后起的志怪傳奇小說更是如此。因而,可以更加確定《神烏賦》的民間性質。
  鑒于上述,我們認為,《神烏賦》不但是一篇亡佚2000多年的西漢賦作,而且是與漢大賦并存的民間俗賦。它的發現,給研究賦體來源帶來依據,也給研究各種文學體式之間的相互傳承關系帶來便利。因此《神烏賦》的價值和意義是巨大的。
   二、《神烏賦》中雄雌二烏的依附行為所展示的生命價值觀念及其
   悲劇意義
  在《神烏賦》中,有諸多表現悲音色彩的詞匯,如“不翔(祥)”、“被央(殃)”、“畏懼”、“悌而驚”、“挾翼、申頸、比天而鳴”、“涕泣侯下”、“大哀”、“涕泣縱橫”、“長炊(吹)泰(嘆)息,逕逸呼呼”等等,僅從這些詞句中就可以管窺到《神烏賦》的主題。
  《神烏賦》是一篇以表現社會動蕩、人民生活危苦為旨的作品,它借雄雌二烏的遭遇,真實地反映了西漢末年百姓的生存狀況,我們可以深層次地透視他們對生命存在的感知和把握,也可以透視他們對生命價值苦苦探索的軌跡。在這一認知前提下,我們首先應該討論的,是《神烏賦》中的人身依附問題。
  從漢墓簡牘上明確標示的時間來看,《神烏賦》創作的時代當在西漢中晚期到王莽時期。而這個時間,正是西漢政權走上崩潰道路的始點,各階層的倫理思想和社會意識形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漢書·京房傳》中記載了京房與元帝的一次談話,京房曰:“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元帝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極其深刻地道出了西漢末年大亂的史實與統治者無力挽救局面的哀傷。但與此同時,豪強大族勢力的發展卻達到頂峰。從歷史材料看,豪強大族的勢力是靠對土地貪得無厭的占有起家的。在西漢末年,占有數百頃甚至上千頃土地的豪強并非個別,當時出現的大規模田莊,就是土地集中的產物。土地的嚴重集中,致使大量農民喪失土地。他們有的變為佃戶,有的淪為流民,生活極其貧困,處境非常悲慘。諫大夫鮑宣曾上書哀帝,以“七亡”、“七死”概括農民的慘狀,認為“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民有七死而無一生”,都是“公卿守相貪殘”的結果。《神烏賦》中二烏的生存背景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展開的。
  從《神烏賦》所描述的二烏情況來看,他們屬于失去家園的流民。在“@②蜚之類”中屬于“最可貴”的一類。不僅“其姓(性)好仁,反bù@③(哺)于親”,而且“行義淑茂,頗得人道”。在“春氣始陽”之時,他們“眾鳥皆昌”,過著悠閑的“執蟲坊皇(彷徨)”的詳和寧靜的生活。但是“今歲不翔(詳)”,他們只好舉家遷徙。開始他們“欲勛南山”,但因故未遂,為了“去危就安”,他們只好“自詫府官”。因為這里擁有“高樹綸棍、支格相連”的廣袤土地。馬克思指出,在封建制度下“必須有人身的依附關系,必須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為土地附屬物對土地的依附,必須有真正的依附農制度。”[①]從這個意義上講,二烏對府君的投奔,與其說是人身依附,毋寧說是對土地的依附。這是喪失家園之后的無奈依附。“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董仲舒語)的慨嘆是二烏處境的真實寫照。而這種依附,恰恰表現了二烏對自身存在的重視與對生存方式的極力找尋。這是一種強烈的生存意識和生命意識。在社會危亂之際,生存即意味著對生命的維護,而維持生存就必須具備基本的生存資料,土地的擁有是極其重要的一點。二烏對府君的選擇,對土地的依附,實際上體現出他們對生命的執著把握和無限熱愛。
  對生命的思考,正是中國傳統思想最內在的本題,也是永恒的本題。“天地蒸民”,“天地之大德曰生”,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以生為意,以生為心的。《尚書·盤庚》(中)道:“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汝家”,搬遷的唯一目的顯然是為了生存。可見生存觀念在初民的思想中已經被充分展示了。同時,生命本身及其價值也屬于仁、道、德的范疇,是哲學思想中不可或缺的原題。從文學角度而言,生生哲學、貴生意織同樣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文學創作中。遠古《彈歌》中“斷竹、續竹、飛土、逐實”,展現的正是充滿生命張力的人類對于自然界的征服,其流線型的動作節奏充盈著生存的滿足與愉悅;《詩經》中所流淌的也正是把生命視為最優先、最重要的價值觀念;《楚辭》是作家對個體存在價值的苦苦探索,是尋找生命意義而不得的呼叫;漢大賦是作家肯定人生價值和生命價值的激情外泄,體現了人類追求生命永恒延續的理想;漢樂府民歌“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廣大民眾的生存狀況和生命意識從中一覽無余;同樣,《神烏賦》對于生命話題的揭示,正是對這樣一個嶄新命題的承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生命之路的坎坷艱難與二烏對生存本能的不懈求索形成鮮明的對照,維其如此,二烏對生命珍視的意義才能展示得更為深刻。二烏強烈的生存欲望代表了當時處于動蕩、流離狀況下的廣大民眾對于生的渴求和追索。二烏對府君的依附,對土地的依附,既揭示了時代的黑暗動蕩與民眾的苦難,也反映了他們對生命的本能維護。《神烏賦》中二烏的依附與阮籍的周旋于司馬氏,二者并沒有本質的區別,甚至與漢樂府民歌《東門行》中主人公以拔劍出東門的激烈舉措來顯示對生存本能不得重視、生命價值不得實現的悲憤行為也無本質差別,只是方式不同罷了。另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二烏對府君的依附,是“欲勛南山”而不得后的驅使,是別無選擇后的選擇,因此,他們的依附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批判意味和悲劇意義。這不但是對造成悲劇的時代的批判,也是對自身不幸遭遇的悲嘆。正因如此,《神烏賦》強烈的生命意識和與之相伴隨的悲劇色彩才會被深刻認識和體會,才會意識到《神烏賦》情節和寓意背面的生存悲劇和價值悲劇。
   三、《神烏賦》中府君與雌烏形象所揭示的生命意義及其悲劇色彩
  府君是一個頗為耐人品味的人物,他既是土地的擁有者,又是二烏的依附者,還是亂世的受害者。《神烏賦》中對他的描述只有“府君之德,洋洫(祥恤)不測,仁恩孔隆,澤及昆蟲”一句。與描述二烏的“頗得人道”相比,我們注意到了其中富含深意的差別,即對人物“德”與“道”的人品賦予的差異性。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德”與“道”的不同意義。孔子在《論語·顏淵》中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又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孔子的“德”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個人實現德行的能力;二是指個體修養成功的德行。在中國最早的典籍中,“道”表示事物運動和變化的規律。顯然,“德”與“道”的哲學意義不盡相同,正因如此,朱熹才說:“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②]在注《論語·為政篇》時又指出:“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也”[③]。正由于“德”與“道”存在著根本的不同,所以《神烏賦》中有意識地把“道”這一最高的稟賦賦予了流民身份的二烏。而作品中地位最高的府君卻只具有行道的能力——德。這樣的安排顯然具有反傳統倫理的意味,同時也顯然具有與時代思潮相呼應的批判現實色彩。社會的動蕩、危機導致了西漢后期政治倫理的危機,從而使人們的認識觀念發生了巨大轉變。尤其是下層勞動人民,他們開始重新衡量社會,重新確定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位置。傳統的倫理說教顯然失去了市場。《神烏賦》中的盜烏,就是這場社會巨變孕育出來的典型形象。與此同時,便出現了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僅《漢書·成帝紀》中就記載了多起農民暴動的情況。社會的腐朽導致了社會動亂的發生,社會動亂導致了民眾觀念的巨大變化。這種觀念變化中最突出的,則是“民貴君輕”思想的重新滋生,雄雌二烏的貴生、保生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他們價值觀念的轉變,這是對社會現實和生命本體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有壓迫就有反抗”、壓迫本身就是一種悲劇,所以反抗的負面亦具有悲劇的色彩,其中也隱含著對時代徹底失望所帶來的深層悲哀。在這個意義上,《神烏賦》對二烏和府君的人品認定,也同樣帶有濃重的悲劇色彩,對二烏是如此,對府君,更是如此。
  府君的悲劇意義還在于,他既要做田莊的主人,又要做苦難民眾的拢絡人。他“澤及昆蟲”的“仁恩”,一方面顯示出了土地擁有者的衿持,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他對社會危亂的恐怖。他既想維持社會原有的倫理秩序,又想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彌補正是由于他們才導致的危亂。因此,他不得不具有惻隱之心。如果說二烏的悲劇在于對土地的找尋,在于對起碼生存條件的求索,那么,府君則表現出伴隨內心極其矛盾而來的深刻悲哀。值得深入思考的是,二烏的被盜、雌烏的被創,都發生在府君的田莊中。盜烏對府君尊嚴和權勢的蔑視,更加形象而深刻地說明了社會危亂的程度和政治倫理思想巨變的程度。即便是府君,也存在著生存危機的挑戰。因此,對府君而言,他不僅要為自己的生存而憂慮,而且要為自己生命價值的定位付出比二烏更多的理性思考。而這,也是府君悲劇的一個因素。
  雌烏形象的塑造與傳統的模式不同,她除了具備千百萬勞動婦女所共同擁有的美德之外,還具有十分深刻的理性思辨意識。在文學作品中,這是極為可貴的一個突破,尤其作為民間俗賦而言。首先,雌烏形象的突破性在于對傳統家庭模式的反叛。“男不言內,女不主外”的生活信條被《神烏賦》所否定。夫妻之和在這里更明確地顯示出勞動的諧和。“雄行求材,雌往索@①”,正是夫妻共同勞作身影的形象描述。這與漢樂府民歌《上山采靡蕪》中婦女勞動的成果、勞動的意義被首肯的價值是同等的。“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勞動是男人用來評價婦女價值的尺度。而在《神烏賦》中,參與勞動的婦女的地位卻與織素的婦女不可同日而語,其不僅表現在勞動的和諧與互補之中,也表現在對雙方情感和行為的互相依賴之中。在雌烏被創之后,雄烏的情感反映比雌烏要劇烈得多。他曾“比天而鳴:‘倉—天—,親頗不仁,方生產之時,何與其□”。表明了雄烏對雌烏在勞動方面的依賴,他也曾有:“夫吉兇浮@④,愿與女俱”的表白,這是雄烏對雌烏情感方面的依戀。這是對勞動的贊美,也是對婦女參與勞動的價值的肯定和呼喚。這無疑給我們研究中古婦女話題提供了寶貴資料。其次,雌烏形象的突破性還在于作品賦予她的理性思辨色彩。雌烏豐富的內心世界和處世態度都蘊含著理性的思路層次,這一點,首先表現在她與盜烏正面交鋒時的階梯性邏輯思維方面。與盜烏相遇后,雌烏先將盜烏的行為歸于“怠”,然后將盜烏置于“君子”、“士”的層面上加以規勸,之后讓盜烏“亟走”,“第四步才與之“相拂傷”。這是在自己的生存受到侵害后的心理行為方式,它不僅是母性的善良使然,也是高尚的惻隱心理的真實流露。對于惻隱,《四書章句集注》釋云:“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顯然,惻隱是一種對他人痛苦表示同情的情感反映。孟子曾以“孺子將入于井”為例證來分析人性的善惡問題。而雌烏對盜烏的惻隱,卻遠不能用人性善惡來加以總結。在對盜烏產生惻隱情感的背面,恰是雌烏對于人生痛苦的深刻認識和思索。盜烏在雌烏眼中,也是社會危亂的受害者,人生痛苦的一分子,這是在“道”的意義上對生存時代的全面觀照,比之于府君之“德”,更具備思辨的色彩。
  至于雌烏與盜烏的“相拂”行為,也同樣是雌烏理性心理的展示。前面已經論及,生生之道即是仁道,生道不成,仁道也無根據。生命的第一要訣是存在,存在必須要以基本資料的具備為保障。雌烏與盜烏的“相拂”,實在是基本的生生理念支配下血淋淋的現實結局,可悲的是,在時代的生存危機下,它根本無法避免。所以,雌烏的死不僅是悲劇性的,而且具有撼人心魄的魅力。梁漱溟先生曾在《理性——人類的特征》中指出:“人在欲望中恒只知為我而顧不到對方;反之,人在感情中,往往只見對方而忘了自己。”恰好概括了雌烏思辨理性的兩個方面:對于盜烏,表現為“欲望中”的理性;而對于雄烏,則表現出“感情中”的理性色彩。雌烏臨危之際與雄烏的訣別,就鮮明地表現了這種特點。
  首先,表現于生死觀的理性思考上。對雌烏來說,自己生的意義已經托附于雄烏和孤子,所以在就死之際,她仍然肯定生,鼓勵雄烏生的勇氣:“今雖隨我,將何益哉?”并且表白了自己對生的依戀:“我求不死。”要求雄烏顧念到“佐=子=”的義務。對死亡,她表現得異常冷靜,對生的渴念并沒有帶給她對死的懼怕。她的生命觀表現在“見危授命、要志所踐”,生是美好的,但生命的價值在于“踐志”,如果“志”不保,那么“命”也可“授”。這種生命價值觀顯然帶有強烈的悲劇意識。可見,“生生”、“使己生”是雌烏生命的信念,她所“踐”之“志”也始于此。肯定生而又不畏死,這是雌烏思辨理性的升華。
  其次,“在感情中”的理性還表現在臨終之時的雌烏和孤子的惻隱心理中。對于雄烏,她不僅理解他喪偶的巨大悲痛,安慰他“死生有期,各不同時”,而且催促他:“疾行去矣,更索賢婦”。這是死者對生者的哀傷,是對生命苦難意義的延續思考。生者讓人同情,死者變為解脫。生的痛苦在雌烏對雄烏的憐憫中得到釋放。而對孤子的憫傷,更是雌烏內心痛苦的真實流露。孤子之苦,不僅來自生存社會本身,而且源于喪母之哀、源于未來后母的“讒言”之痛。孤子將背負雙重的苦難。對孤子而言,雌烏更多地賦予了母性的憐愛,對生死問題理性的洞悟和母性的情quán@⑤,顯示出雌烏身上所具備的真實的人性色彩。她對人生的思考是深刻而全面的,她對生命價值的認識是現實的。其間永不間斷的悲劇意識正是對生存環境的否定和批評。這是個體與現實、現實與理想的沖突,在沖突的同時,雌烏的生命體驗和認識也就得到了超越和升華。在《神烏賦》中,我們始終感受到一種悲涼之氣。這種為生而死的悲劇及其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和探討永遠貫穿于歷史長河中。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頁。
  ②《朱子全書》,卷46。
  ③《朱子語類》,卷23。
  參考書目:
  《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群發掘簡報》、《尹灣漢墓簡犢初探》載《文物》1996年第8、10期。費振剛等編《全漢賦》,北大出版社1993年。曲德來《漢賦綜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田余慶《秦漢魏晉史探微》,1993年版。《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羅義俊編《理性與生命——當代新儒學文莘》(1)上海書店1994年版。潘國基《秦漢史話》,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單位:青海民院漢文系
   (責任編輯 馬燕)*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艸下加取
   @②原字蟲加環大寫右
   @③原字饣加甫
   @④原字氵加付
   @⑤原字忄加卷
  
  
  
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西寧89-93,11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馬青芳19971997 作者: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西寧89-93,11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馬青芳19971997
2013-09-1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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