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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對茅盾小說創作的影響
《紅樓夢》對茅盾小說創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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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樓夢》作為影響茅盾的重要古典名著,原因大略有這樣二點:其一,中國古典小說發展至《紅樓夢》,不僅大量描寫了女性的形象,而且代表了最富于同情心的婦女觀,林黛玉的出現,高奏了一曲中國傳統女性追求愛情自由的悲壯的頌歌。所以,從五四開始,新文化的領袖們在批判中國傳統時,其否定往往過多,但很少有人不把《紅樓夢》看作超越中國封建社會思想的偉大作品。《紅樓夢》的精神,正是現代的精神,它引起現代文人的共鳴,正是內在一致的必然反映。其二,現代的作家的描寫社會生活創造藝術形象時,不能不面對現實,這就使他們既產生了區別于傳統的一方面,也產生了與傳統相近似的一方面。臂如他們要描寫現代的工業題材,商業題材,政治題材,那就非得另辟新途徑不可,但是,當他們面對的是家庭,是婚姻,是女性的時候,那就很難不與傳統相關聯,因為這類生活中的傳統因素,并未完全消失,甚至可以說,在某些方面,依然十分強烈。因此,當茅盾堅信婦女解放的思想,并把中國女性的命運作為自己創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加以表現時,他與《紅樓夢》之間的親密性,決不下于他與外來文學的關系。《紅樓夢》給予茅盾的是理解生命的智慧。我們認為,茅盾創作中的女性形象系列,正是在《紅樓夢》的不可估量的影響之下誕生的。
  這一影響的第一點是女性觀相近。在《紅樓夢》中,“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雖只出自賈寶玉之口,但卻是整個《紅樓夢》的重要思想之所在。受這種想想的支配,《紅樓夢》在描寫男人與女人時,雖然沒有一概地按照這一觀點去做,但在整體上,顯然是偏向于展示一個個清爽美麗之女兒的內心世界的。一般認為,王熙鳳是潑辣歹毒的,薛寶釵是世俗現實的,花襲人是愚昧無識的,但作為各自的生存,她們又是多么地具有復雜性與豐富性啊!而將她們與一個個道貌岸然的男人相比,她們的美麗終究是她們的基本品性。茅盾盡管沒有走到接受賈寶玉觀點的地步,但他在創作中給予女性之一往情深的描繪,卻說明他在《紅樓夢》的女性觀面前,不是無動于衷的。所以,描寫女性的茅盾,不僅對女性之美十分敏感,而且十分贊賞。一個最顯明的事例就是《腐蝕》。按照階級的觀點來看,作品的主人公趙惠明是一個蔣記特務。但作家的一枝生花之筆,不僅把這位女性的弱點給揭示出來了,同時,站在讀者面前的趙惠明,還以其不可否認的女性美與性格美打動了人心。趙惠明雖然走向了墮落,但促使她墮落的主要原因是環繞她的惡劣社會。在她的內心,良知雖不清純,卻也沒有完全泯滅。作者能給這樣的政治敵人以一條自新之路,不無瓦解敵人之考慮,但同時,卻也十分明白地昭示出作者的潛在意識層面,確實有著更為傾心于女性之美的思維特性。作品結束在這一情節之中,實在令人回味:為了搭救一個已陷魔掌的青年,趙惠明甘冒危險作好了長期苦斗的準備。這一具有真正的戰士品格的行為,只能出自潛在地具有戰士品格的人的身上,才有在必要時得以展現的可能性。趙惠明最終表示她要象一個男人那樣去生存,去奮斗,不是她的自我吹噓,而是很實在地符合她的性格實際的。這時候,趙惠明不是以其性格的堅強與潑辣贏得了人們的深深同情嗎?我們認為,趙惠明類似于王熙鳳。她們都是走向了“泥淖”的女人,但她們同時仍然沒有完全失去某些性格的優越之處,那種超出女人的堅定、果斷、敢作敢為,是令真正的男人也為之傾倒的。
  如果把茅盾小說中的女性與男性加以比較的話,我們認為,茅盾在其大多數作品中,實際上描寫了一種相當獨特的文化現象,女強男弱。這是對《紅樓夢》中女兒之美遠勝于男兒的另一種詮釋。趙惠明所面對的各色男人(不包括小昭),除了用人渣這樣的詞語形容他們,似乎沒有再確切的用語了。他們卑鄙,膽小,唯利是圖,沒有良知,沒有是非,沒有明確的愛憎,只是一幫行尸走肉。這些人物可以不說,因為他們大都已是自甘墮落的人,要在他們中間找出具有亮色的人來本就十分不易。即使從茅盾更早一些的作品如《蝕》、《虹》等來看,茅盾等下的女強男弱之表現由來已久。在《蝕》中,章秋柳是一位十分亢奮的女性,你可以批評她的某些性感的行為,不夠檢點,但你無法否認她生命力的旺盛。她想用自己的性愛去挽救一個絕望男人的自殺,本是近于荒唐的行為,然而荒唐卻又體現了章秋柳的俠骨義腸,而把男人缺乏生命力的那種無力無能暴露無遺。我們固然不便說章秋柳對史循的拯救,就是天下女人對男人的拯救,而男人依靠女人去拯救,必然更加增添了女人的魅力。《虹》以描寫梅行素走向革命的艱難路途為主線,梅女士雖歷經坎坷,卻百折不撓。與她的美麗與純真相比,圍繞他的那群男人,不是孱弱就是卑劣。得到她的柳如春太世俗,想得到她的李無忌和徐自強,一個不無反動,一個不無淺薄。而韋玉對她,雖然充分顯示了一個好男人的品性,但由于性格的軟弱,疾病的摧殘,已使這棵男人之樹凋謝了它的繁華與熱烈,只有哀嘆與祝愿,沒有決心與行動。盡管后來,梅女士遇到了梁剛夫這樣的革命者,這與其說梅女士遇到的是一位真正的男人,無寧說她遇到了一個社會理想。梁剛夫是梅女士的靈魂之火,梅女士只是梁剛夫的一個隨從。他們之間的關系,其實只是個人與革命之關系的象征。所以,通觀《虹》,能夠與梅女士相處日久的男人,沒有一個足以稱作“男子漢”的。男人在此,再次成為卑劣、庸俗與無能的精神寫照。當我們伴著梅女士跋涉而過她的人生之路時,除了強烈的地感受到她的孤獨的力量外,很難感受到來自男人的力量。描寫這一對立而達到了鮮明程度的應算《霜葉紅似二月花》中婉小組與黃和光的創造,這里的婉小姐的美麗,干練,溫賢,已成為茅盾小說中最理想的女性,而她的丈夫的不能生育,不能理家,則更加突出了她的內在美與外在美的高度統一。女性在此變得越加崇高,男性在此變得越加卑瑣。女強男弱這一對立模式,沒有隨著茅盾小說創造的發展而消失,相反,它以最鮮明也是最平和的方式結束在沒有沖突的和諧之中了。此后的茅盾沒有再寫更為重要的小說,因此,女強男弱也就成了茅盾現有小說的一個基本特點了。明白這一點,我們會豁然開朗,在茅盾的小說世界中,何以沒有生氣灌注,頂天立地的男性形象。頗有力量的吳蓀甫,不是同樣地迷惘與苦悶嗎?從表面看來,是作家對一個性格所作的多方面的揭示,從本質上看,這不正是男人缺少真正的男性魅力的一個事實嗎?茅盾在《一個女性》中,借人物之口說“男子教壞了女子,原來女子是天真純潔的:”在《色盲》中又說:“男子都靠不住”,不能僅僅看作是人物的語言,這同樣暗示了茅盾對女性的贊美。不這樣看,我們就難以說清茅盾何以在其人物形象的創造中,一旦涉筆于女性,語言的活潑與暢達,形象的生動與鮮亮,遠非寫男性之可比。茅盾這一女性觀的形成,可能具有多方面的成因,其中近代西方婦女解放思潮的影響,他早年即投身婦女運動的影響,以及他自己對于母親的崇拜,都是不可忽略之因素。但與《紅樓夢》給他以形象化的影響這一點,必然密切相關。不看到形成茅盾女性觀有多方面的原因,會把問題單一化;不看到茅盾對《紅樓夢》的女性觀的深刻繼承,更會說不清何以這樣一位革命的戰士,一位膠著于社會政治運動的作家,會把女性形象的創造,置諸他創作的中心。
  第二點是女性性格創造上的借鑒。《紅樓夢》的女性性格創造,原本是多姿多彩的。林黛玉不同于薛寶釵,花襲人不同于晴雯,王夫人不同于王熙鳳。但從分類學的角度來看,把握動與靜的對照以塑造女性形象,是《紅樓夢》之不可忽略的形象營構原則之一。這與中國傳統的以動靜對立來觀察天下事物的宇宙觀相一致。只是這一哲學意義上的宇宙觀反映在審美領域時,具有了新的性質,那就是豐富了人物創造的方式與方法。林黛玉與薛寶釵可謂這兩種類型的代表。如果說林黛玉是柔弱與靜美的化身,那么,薛寶釵則是堅執與動美的象征。蔣和森先生就有相近似的概括:
    一個重理智,內心是冷靜的,一個重感情,內心是熱烈的;一個隨分從時,崇尚實際,一個孤高自許,贊美性靈;一個是深含的,但容易流于做作,一個是率真的,但容易失之任性。(《薛寶釵論》,《紅樓夢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9月第二版。)
  因此,當我們不考慮這兩種性格的各自社會歷史含量的時候,寶黛性格的反差,確實抓住了生活本身的兩種存在方式。應當承認,在《紅樓夢》之前的中國敘事作品中就已經具有了這一創造模式的最初嘗試,比如《西廂記》中鶯鶯與紅娘的對照,即屬一例。但不可否認,運用這一創造模式而最為成功的當數《紅樓夢》。與《紅樓夢》女性觀相近的茅盾,在這一方面,同樣接受影響,應當說,是十分自然的。
  我們認為,茅盾的第一部創作《蝕》提供了這方面的最恰切的例證。也許正是因為這是第一部創作,所以更多地保留了作家對于傳統的借用。茅盾筆下的最初兩個十分動人的女性形象——靜女士與慧女士的創造,就是沿著寶黛的模式而運思構造的。作品在這方面為讀者提供的直接說明就不少:
    五月末的天氣已經很暖,慧穿了件紫色綢的單旗袍,這軟綢緊裹著她的身體十二分合式,把全身的圓凸部分暴露得淋漓盡致;一雙清澈流動的眼睛,伏在彎彎的眉毛下面,和微黑面龐對照,越顯得晶瑩;小嘴唇包在勻整的細白牙齒外面,像一朵盛開的花。慧小姐委實是迷人的呵!但是你也不能說靜女士不美。慧的美麗是可以描寫的,靜的美麗是不能描寫的;你不能指出靜女士面龐上身體上的哪一部分是如何的合于希臘的美的金律,你也不能指出她的全身有什么特點,肉感的特點;你竟可能說靜女士的眼,鼻,口,都是平平常常的眼,鼻,口,但是一切平凡的,湊合為“靜女士”,就立刻變面為神奇了,似乎有一樣不可得見不可思議的東西,聯系了她的肢胲,布滿在她的面竅,而結果便是不可分析的整個的美。慧使你興奮,她有一種攝人的魔力,使你身不由己地只往她身邊挨;然而緊跟著興奮而來的卻是疲勞麻木,那時你渴念逃避慧的女性的刺激,而如果有一千個美人在這里任你挑選時,你一定會奔靜女士那樣的女子,那時,她的幽怨能熨貼你的緊張的神經,她使你陶醉,似乎從她身上有一種幽香發泄出來,有一種電波放射出來,愈久愈有力,你終于受了包圍,只好繳械靜候處分了:。(《茅盾全集》第一卷,p·20,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
  這一描寫告訴我們,慧與靜的美分屬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美的表面,一種美的內里;美在表面,使人眩惑,美在內里,使人溫馨。而具體分析她們的言行,更加證實了這一點。慧女士性格活潑,講究實際,試圖早結秦晉,正與寶姐姐相似,因此她對婚姻的愛情基礎并不看重。靜女士的愛回憶,有頭痛,常流淚,活脫脫地是一個現代的林妹妹。所以,她在婚姻問題上是嚴肅的認真的,有沒有愛情對她很重要。還有一個突出事例更把她們具有不同的氣質表現得一清二楚,那就是同看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罚》,面對謀殺老嫗的少年殺人犯,慧與靜的觀照角度很不相同。慧認為殺人拿錢的動機是正當的,故對殺人而不拿錢不能理解,這是世俗主義的解釋。靜則深入一層,不再追問拿錢或不拿錢的這一實際問題,卻在思考這位殺人犯是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或是個人主義者,唯物主義者,她所考慮的是個體的生理存在的問題,靜是一個具有哲人風范的玄想主義者,她所考慮的是個體的精神價值的問題。至此,我們可以說,黛玉與寶釵在外在美、精神氣質上的兩層區別,在慧與靜的描寫上都得到了恰當的刻劃,因此,靜與慧的區別描寫,正是寶黛區別描寫的現代承繼與轉化。
  當然,由于茅盾所處時代已經不再是一個封閉的時代,動與靜的絕對界限已被打破,動更加成為時代的特征,所以,茅盾又描寫了動與靜的轉換,確切地說,由靜向動的轉換。人生的這樣兩種生存方式,最終被人生的一種方式所統一,這就是被動態的存在所統一。因此,我們看到,所謂慧與靜的對比描寫是在《蝕》的第一部曲中出現的,隨著二人生活與性格的發展,這種對比越來越具有趨一的特點,靜不僅投入了社會活動,還嫁給了一個軍人,這預示著靜在時代生活的激蕩之下,由靜而動了,產生她的靜的外在條件不復存在了,好么,她的靜態的心理,也就必然不能存在了。由這一描寫深深地反映出茅盾創作的特點;緊緊把握時代的脈搏,在時代的急劇變化中塑造人物形象。雖然在《蝕》的第二部曲中,還有孫舞陽與方太太(陸梅麗)的對照描寫,但她們二人反差的強烈度,遠遠不及慧與靜的鮮明了。通觀茅盾的女性形象塑造,在創造出慧與靜的對照以后,再也沒有創造出具有同樣力度的對照形象,實際上,正是時代消解了這種對照,靜美已經失去了它的時代性,時代選擇了動美。
  有必要指出,茅盾對這一動靜對立模式的運用,在其一定的內在茅盾;從傾向的角度來看,他對靜美更為傾心,但從描寫來,他流露的是對動美的愛慕。理智與情感在這里是對立而不統一的。緣何如此呢?這還得從時代上找原因。曹雪芹的時代出現了新的思想的動蕩,但他的時代畢竟還是以靜態為特征的。茅盾則不然。他所處時代是一個極度動蕩極度迷亂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繼續地保持對靜美的欣賞是可能的,而完整地認同靜美則不可能,時代沒有給作家提供這份閑心,而作家不可能不沾惹上的時代迷亂,卻使作家傾心于動美之情緒。這是茅盾與曹雪芹不同的地方,曹雪芹在傳統之中,他能傾心于靜美之回味,茅盾在現代社會,他能回首靜美,但靜美只是他的理想而不是他所需要的現實(參見對梅行素,吳蓀甫夫人的描寫,她們都有東方女人的特有氣質,或幽怨,或沉靜,但作家都沒有充分描寫這一點)所以,我們可以說,茅盾在這一個問題上,既有傳統對她的潛在吸引,又有現代對他的迷惑,對傳統的迷戀,使其創造出來的女性人物不時充滿著熱烈,亢奮,悲壯,迷惘的。但不管怎么說,他與傳統的女性人物創造的方式沒有完全割斷,則是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
  就小說的結構來看,《紅樓夢》的影響也是存在的。我以為茅盾小說中唯一一部最為接近《紅樓夢》的作品是《霜葉紅似二月花》。顯而易見的是,茅盾把筆觸伸向了他一向并不重視的大家庭的內部,來揭示大家庭的內在困窘。這里有賈母式的人物,有無愛的苦悶,有大家庭難以為繼的衰落感。特別顯示出茅盾對《紅樓夢》之化用的,是其運用閑筆,描寫了庭院的設置,家宴的歡盛,這在茅盾過去的創作中是絕無僅有的。而從結構上看,它不同于《蝕》,《蝕》在結構上,人物匆匆,故事匆匆,結構具有變動性;《霜葉紅似二月花》的人物穩定,故事穩定,在穩定中展開不同人物不同故事之間的沖突,結構具有靜態性。就其總體構思來看,這是茅盾創作中又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小說。他說過:“本來打算寫從五四到一九二七這一時期的政治、社會和思想的大變動,想在總的方面指出這時期革命雖遭挫折,反革命雖暫時占了上風,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后勝利”。(《霜葉紅似二月花·新版后記》,《茅盾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但這一百科全書式的內容,確實有以《紅樓夢》之結構為結構的特點,那就是把社會矛盾,時代矛盾融入家族的結構基元之中去進行展示。《霜葉紅似二月花》所寫四大家族包括張府,黃府,王府,趙府。張府與黃府存在著姻親關系,它們都是昔日的顯貴,有著不可忽視的社會影響。但如今已經盡顯末世之象。張府的第二代張恂如戀著表妹靜英,可家庭的壓力終于使他失去了她,他在妻子的嘮叨聲中過著無愛的生活,不僅失去了對于家庭的責任,也看不到他對社會的理想。他正在無聊中度著他的余生。充滿溫馨的黃府其實也不溫馨,只能靠領養別人的孩子來創造家庭的幸福。婉小姐對丈夫黃和光抽吸鴉片的認可,她所表現出來的堅強,正是內在痛苦的深潛。王府與趙府都是現今的暴發戶,一個開著輪船公司,一個是地主兼管地方善堂。他們的矛盾集中在到底由誰來承担修浚河道的費用以及由誰來管理善堂這一點上,這不僅揭示了他們的反動性與剝削性,也同時說明農民與輪船公司的矛盾,正是他們的矛盾所產生的一種社會激變。而與張府黃府同樣有著姻親關系的錢良材既反對王府的不顧農民利益,也反對趙府的煽惑農民暴動,雖是他改良主義思想的體現,同時,也間接說明了張府與黃府對這種社會矛盾的觀點。這樣作品就把四大家族聯系起來了,也把四大家族的矛盾公開化了,并通過這種公開化的矛盾,揭示了社會矛盾之產生的根源。《霜葉紅似二月花》不同于《蝕》的地方在于:《蝕》以動去寫動,結果它令人眼花liáo@①亂。《霜葉紅似二月花》以四大家族之靜態結構基元去寫社會矛盾之動,結果讓人感到它在靜中蓄動,以靜觀動,從容不迫。所以看《蝕》似看河流,河流以其動令人觀止:看《霜葉紅似二月花》似看湖泊,湖泊以其靜令人鑒覽。動固然有靜所不及處,靜亦有動所不及處。動與靜是結構中的兩種型態,只要運用得當,都能達到藝術所需要的佳境。《水滸》和《紅樓夢》曾經達到過,茅盾在《蝕》和《霜葉紅似二月花》中也曾努力實踐過。
  總之,在考察茅盾的小說創作時,人們曾經十分用力地證明了他對西方文學的借鑒,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把我們領進了中國小說的現代化之境界。但決不能由此而斷定他的小說與中國古代小說沒有內在承斷關系,也不能說,中國古代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現代化的進程中,就失去了它的影響。實際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現代化同樣是在繼承傳統小說的基礎上實現的,只是過去的研究忽略了這一點。今天,我們應當正視它。本文就是為此而作的一個具體實例的分析。但愿它能達到拋磚引玉之目的。
                   (責任編輯  何旺生) *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目加潦的右半部左右結構
  
  
  
安徽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合肥44-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鋒杰19961996 作者:安徽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合肥44-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鋒杰19961996
2013-09-1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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