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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應用研究叢書》評介
《語言文字應用研究叢書》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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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H1 [文獻標識碼]R [文章編號] 1003-5397(2000)04-0087-09
  許嘉璐、陳章太主編的“語言文字應用研究叢書”共有8 本書:《語言文字學及其應用研究》(許嘉璐),《應用語言學綜論》(馮志偉),《中文信息處理》(傅永和),《中國語言學和中國社會》(陳建民),《語言變異研究》(陳松岑),《法律語言研究》(王潔),《中學語言教學研究》(莊文中),《小學識字教學研究》(佟樂泉、張一清),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作者們分別是該書研究領域中的知名學者,又全力以赴地把他們所擁有的最新資料和多年研究結果結合起來精心撰寫,成為這個系列的一部分,應該說這部叢書是我國應用語言學的這些方面在20世紀末的帶總結性的研究成果。現在僅就我粗讀的一點初步認識向大家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正如叢書總序中所說的:語言文字學歷來被認為是基礎科學,但是近年來其中的一些分支學科的應用性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現實生活的深刻變化,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社會的信息化進程,向語言文字學提出了解決種種問題的急迫要求。為了加快我國應用語言學的建設,配合應用語言學研究的逐步加強,所以編輯了這套叢書。我們可以看出,本叢書的各冊編寫,都體現了這樣的編輯要求。
  許嘉璐在古代漢語和中國文字訓詁學方面的成就是眾所周知的,而他高屋建瓴掌握全局的能力在語言學界尤其難能可貴。他自從1991年就担任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語言學組組長,對我國語言學界的情況是胸有全局的。他和中國應用語言學學會會長陳章太共同主編這套叢書,在組織選題和寫稿人的方面,反映了他們倆對學科發展的情況是有深刻的了解的。
  許嘉璐的《語言文字學及其應用研究》,作者自稱“是一本“述而不作”的讀物,是為比較全面地介紹我國語言文字學研究的狀況,特別是應用研究的狀況而寫作的。對于一般讀者,或許可以由此萌發對它的關心和支持,對于從事語言文字學學習和研究的讀者來說,其中的某些信息、筆者的一些看法,也許有一點參考的用處。”作者這樣說,充分表現出他的謙虛。他站在時代的高度,回顧過去,指點未來,觀點明確,首先是明確了學科的定位問題,它確實能達到作者的目的,并且對學科的發展大有裨益。在關于語言文字的應用價值中,嘉璐特別強調其在當今信息社會中的作用。好像是針對目前有個別妄人毫無理智地攻擊國家語文政策、攻擊漢語拼音的無理行徑,他說:“計算機的普及要求漢字鍵盤輸入方法要易學(最好是無師自通)、難忘,只有這樣才能人人會用。到現在為止只有拼音輸入符合這一要求。”由此而談到“人機對話”和語音輸入—漢字輸出對普通話水平理所當然地有了更高的要求。談到要讓計算機與人交流、為人服務,就需要讓計算機先“學會”漢語,而這就非把人際交流中不成問題的問題研究得很透才行。他指出:面對計算機所需要的現代漢語研究,對我國未來的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這就說明語言文字的應用研究與其本體的研究的密不可分。因此,本書是從我國語言文字研究的全面情況入手,從而談到它的應用研究的。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我國語言文字的過去和現在”,這是回顧成績,介紹現狀。又分三章:第一章“輝煌的過去”論傳統研究的特點,包括它重實用、重材料、重文化三個長處,和恰恰是三個長處的反面的三個弱點:缺乏宏觀的觀察與歸納、應用的局限,以及忽略方法論的研究,并論及本世紀以來的語言學理論建設及其意義,從而論證了傳統語文研究的價值及其可喜的進步。第二章“蹣跚的現在”,主要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語言學得到前所未有的復興和發展,包括本文語言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引進、借鑒與創新,包括古代、近代和現代漢語許多分支學科研究的成果及研究方法的改進,許多新興的和交叉的學科的產生,其中不少是應用學科,同時傳統的基礎學科的研究也得到加強。對研究情況了解的廣泛性,對理論和方法的進展以及對中青年學者成就的關注和了解,是本書特點。第三章“光明的未來”則主要是講語言文字的應用研究,著重講了中文信息處理、語文教學和社會使用三方面的情況。關于第一個問題,在眾多問題中,書中正確地強調了“讓計算機懂得什么是一個‘詞’至關重要”,可謂慧眼慧識,一語中的。書中列舉為了漢語信息處理技術的發展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并特別強調:當前需要立即做的,是改變語言學和計算機技術相互脫節的狀況,使雙方聯合起來;在有些方面,要聯合攻關。指出:世界科技發展的速度和我國經濟發展的形勢對語言學界的要求,“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整個語言學界都應該有這種危機感和緊迫感。”介紹了當前已經取得的進展和所存在的問題,指出:漢字編碼“萬碼奔騰”的混亂現象亟待規范,科技術語和外文譯名也應盡快規范。反映了作者觀察問題的敏銳性和前瞻性。關于語文教學,作者講了小學識字教學、口語教學、對外漢語教學和民族地區雙語教學幾個問題。提出應該解決對小學語文教改實驗成果進行評估的標準和手段,以及最好實驗能成片地進行,以利教學研究、形成教改實驗的環境氣氛,和促進教師水平的提高。所論極是!在這里,作者提出,為什么在教學條件比較好的大中城市對改革性的識字教學法似乎都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而在五六十年代并不如此,應該引起人們的認真思索。確實,這很值得深思!語言研究的社會應用,重點當然是語言規范的研究。作者指出它是一項面向未來的工程,是一門多科交叉的邊緣學科,既講了建國以來的成就,也指出跟30年前相比,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工作的社會環境已經發生的變化,及其對語言規范工作的影響,特別是中文信息處理技術的發展對語言學研究工作的要求,總結論證了在語言規劃研究和工作中必須遵守以下幾點原則:科學性,前瞻性,可行性。同時指出:語言規劃最終將以立法的形式體現出來;語言規劃和語文立法,其中每項內容,每個措施,都應該建立在對社會語文生活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都需要語言文字學的支撐和語言文字學家的支持,語文學界應該把它看成語文研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話的指導意義不言而喻。
  下編“語言研究面臨的形勢和機遇”既講現在,又講將來。 共分4章:一、語言文字學的定位;二、語言文字與高新技術的關系;三、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的語文情況;四、語言文字研究的困境和出路。定位問題講我國語言學在很長的時間里缺乏哲學的思考,因而,理論語言學是我們的短項。但是,進入20世紀后半葉后,語言學將不再是單純的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一個學科,也不僅是橫跨文、理兩大界的交叉學科,而且是和工程學發生直接的密切的關系的綜合性學科,漢語漢字的研究成果同中文信息處理的關系已經越來越清楚,語言學已經是一種先導學科。但是,作者說,至今認識到這一點的還不是很多。科學研究和相關產業(例如計算機)的主管部門理解這一點的也是少數。如果因為觀念和知識問題而抓不住機遇,其后果將是極其嚴重的。如果語言學自身沒有實現社會需求賦予它的價值的功能,它就自然要被社會忽略。顯然,指出這一點是十分必要的。尤其要有具體行動。因此,“在學術發展現實中的定位”一節中,作者強調認識要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接著作者就當前第二次信息革命又進入微機聯網階段對漢字、漢語研究和語言規劃,都提到了面向當今時代、面向計算機需求的問題。例如關于識字問題里就指出:“計算機可以促進兒童語言文字能力的快速提高......現有的各種實驗方案,幾乎都沒有把與計算機教學結合考慮在內。”他說:“現在研究識字教學,必須一方面要考慮在識字教學過程中如何借助計算機,另一方面在設計教材和教學方法時要把如何有利于兒童使用計算機統籌在內。”我很贊同許先生的意見。我認為,許先生曾經稱許的“注音識字,提前讀寫”實驗,由于重視拼音和詞的連寫,對小學生上機操作具有優勢,應該創造條件,聯系計算機教學。在漢語研究方面,作者強調了面對計算機和語言教學兩個方面,有很精彩的論述,包括肯定了其他學者的一些精到的見解。關于港澳臺地區的語文情況則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益的信息,其所以放在這里,大概是因其兼及現在和未來吧。最后一章“語言文字研究的困境和出路”集中論述了作者對學科發展的期望。第一節“古今與中外”,就“繼承與發展”“借鑒與消化”“基礎與應用”三點講理論創新的問題;第二節“方法與學風”當中,“實證與思辨”是講方法的,“浮躁與沉靜”是講學風的。作者自己概括本書的主旨曰:“當前我國的語言文字學界缺乏兩個方向上的通途:哲學思辨和應用研究。而如果不打通這兩條路,就會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前途何在呢?要言之,腳踏實地,眼腦上天。”這是意味深長的。
  我讀這本書,是感到受益非淺的,相信它會受到學界和社會的歡迎。唯一感到不足的,是書中對個別江湖騙子以欺世騙人的偽科學冒充“語言文字之學”,對其蠱惑人心的危害性沒有給予應有的批判。書末作者說:“好在這一二年關于學術辨偽的輿論開始出現了,浮躁之風有望減弱。”做了明確的表態,正如一開始對語言和文字的定義就否定了某人的“文字高于語言說”一樣。不過,顯然偽科學不是“學術”問題,也不僅是“浮躁之風”的問題;它是在“學術”的幌子下炮制違反常識、違反科學的胡言亂語,并通過某種手段,大搞新聞炒作,別有用心地欺騙群眾和領導人,影響社會,借以歪曲并企圖影響和改變國家語文政策,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那是不能等閑視之的。這決不是亂扣帽子,事實上語言學界對那一小撮人的胡鬧,反應是相當強烈的。是非必須明辨。也許處在作者的地位,許先生以本人的政治地位,認為自己應該出言特別審慎。可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正是由于你的地位,人們對你翹首以望呢!
  第二部著作,馮志偉的《應用語言學綜論》,此書的特殊貢獻在于他比較全面恰當地論述了應用語言學的特點和地位,確立了我國當前應用語言學的框架與重點,深入淺出地介紹了國內外應用語言學的理論、發展情況和我國的成就與今后的任務。是一本很好的綜論。這同他的文理兼精,掌握多種外語,在國內外長期的學術生涯中,接觸學術前沿,眼界較寬有關。首先,作者指出:語言學中,應用語言學可以跟理論語言學和描寫語言學鼎足而三,分屬語言研究的三個方面,各有分工。從而論證了它學科上的獨立性、跨學科的綜合性,社會上的實用性,和研究方法上的實驗性。它通過在應用中對自己語言本體研究的深化、改造和加工,跟不少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學科交叉和結合,應用于各領域,并不斷吸取其他學科的知識,進行知識更新。必須從應用著眼,在語言學跟其他學科的交接點上下功夫,分析語言和語言學應用中的種種現象和問題,從中探求其一般原則、方法和規律,以建立科學的體系,由此產生自己的理論,進一步豐富理論語言學的理論寶庫。它是動態的,具有系統工程中的系統的一切特性,而又是不斷發展更新的。
  作者認為,在當前我國的實際情況下,應用語言學的應用,應主要集中在三大領域:語言教學,語言規劃和自然語言信息處理。這是十分恰當的。他用三章講述這三方面的問題,而對與語言學應用有聯系的其他十幾個學科領域,他只給了一章篇幅,區區二十來頁,言其大略而已。我覺得,本書篇幅有限,只好如此,而且這樣的安排是合適的:重點要講清楚,眼界又不可狹窄。
  關于語言教學,介紹了我國的語文教學(從先秦講到現在,特別提到口語教學至今還沒有受到重視,中肯!),外語教學(國內外,歷史的,有評述),對外漢語教學(特別提到“交際文化”和“中介語”以及“HSK水平測試”),少數民族的漢語教學, 聾啞盲語言教學和計算機輔助語言教學。最后兩項其他書很少講,本書也就稍詳。末一項是新事物,又是將來發展的方向,尤其得講。
  語言規劃。分別講述語言文字的地位規劃和本體規劃。這是我國應用語言學一件大事。本書給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我國的文字改革是世界上大規模的語言規劃工程,既涉及地位規劃,又涉及本體規劃。不過這項工作一般讀者已經相當熟悉,本書就只簡要介紹,留下篇幅介紹二戰以后印度、菲律賓、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東非、拉丁美洲和大西洋進行共同語文建設的情況,國際范圍內的拉丁化浪潮,和我國少數民族語文政策的執行情況。關于語言的本體規劃,講了三方面的內容:(1)全民共同語的推廣和規范化;(2)文字規范和標準的制定;(3 )科學技術術語的標準化。都聯系到工業革命以后國外特別是日本的情況和我國的歷史和現狀,把語文、教育和現代化聯系起來講,大家熟悉的問題被他講得新鮮而有啟發。共同語是語言本體規劃的問題,又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講到要從動態的觀點看待規范,而不是單純的“匡謬正俗”。對待“變異”,要區分其為積極因素、消極因素,還是純屬語言錯誤。作者指出:語言規范本質上是約定俗成的,規范化工作必須有語言規范化的理論來指導。很對。講了我國的規范工作,也介紹了法國、德國和西歐其他國家的情況,這使我們看到,語言規范問題,不可操之過急,但又感到形勢逼人。文字規范,也特別介紹了日本。
  第四章《自然語言處理》是作者特別擅長的強項,作者曾就此撰寫過《自然語言的計算機處理》《自然語言機器翻譯新論》等多部專著。本章則是馮先生的科普力作。
  第三部著作,傅永和研究員的《中文信息處理》。傅先生是現代漢字研究專家,北大中文系畢業后就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從事漢字整理和簡化研究工作,后又參加《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的研制工作,參加或主持有關問題的研究和標準的制訂,后任國家語委副主任和中文信息學會副理事長,對中文信息處理工作當有較全面的了解,對漢字信息處理的技術問題如數家珍,并且寫過好幾本這類的著作。所以,由他來寫這本書,他自然是駕輕就熟,得心應手的了。中文信息處理一般包括編碼、輸入、存儲、處理、輸出和傳輸等項工作,信息的處理又包括信息的分類檢索系統、各種文檔管理系統、語音語法語義和文體的統計分析研究、自動標引、自動文摘、文獻自動分類、漢字字庫、詞庫和語料庫、術語數據庫、字表詞表和機器詞典、人機對話系統、印刷排版系統、程序教學系統、自然語言理解、漢語和外語或少數民族語言的機器翻譯、情報檢索等等,現在更增加了互聯網絡的種種理論和技術。就本叢書的編輯需要而論,自然用不著什么都講,面面俱到。本書除導言外,共分四章:漢字的輸入,字符集及編碼,漢字的輸出,漢語自然語言理解,并有五個附錄。是符合讀者的需要的。
  導言簡略介紹了計算機的構造和工作程序及其應用范圍,以及半個多世紀以來電子計算機四次重大技術換代與器材更新的關系,指出:計算機的非數值運算就是信息處理。只有教會計算機認識民族文字才能輸入文字,讓它為你服務。所以本書的重點放在漢字的輸入上。第一章“漢字的輸入”里講:漢字輸入的途徑有二:鍵盤輸入和計算機自動識別。后者又分兩類:光電掃描法和語音識別。而鍵盤輸入不但現在是主要的輸入手段,且在以后,鍵盤輸入也是不可替代的。在鍵盤輸入這一節,作者介紹了漢字整字輸入法即筆觸式大鍵盤的優缺點,并且說它在目前尚有一定的使用范圍。使用最多的當然是漢字編碼輸入法。本書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這有形碼、音碼和音形碼,尤以形碼為詳。書中介紹漢字的筆畫,平筆筆形有:橫、豎、撇、捺、點、提;其中,提歸入橫,捺歸入點,此外豎鉤歸入豎,共有平筆4種;并論證了這種歸并的理由。漢字的曲折筆形分單折筆14種和復折筆15種(區分得夠細的!),合稱折筆。所以有橫、豎、撇、點、折5種基本筆畫。 書中把簡化字和被簡化的繁體字以及未簡化的漢字集16339個字, 以及簡化字和未簡化的漢字集11834個字分別做了筆畫數及頻度統計。前者8—15畫的字數較多,平均筆畫數為12.7061,后者8—13 畫的字數較多, 平均筆畫數為 11.5516畫,二者都是12畫的字數最多。然后, 又統計了五種筆畫的使用頻度,也是上述16339字和11834字的使用頻度排序,結果兩種字集的排序一樣,都是橫、豎、折、點、撇。兩個字集五種基本筆畫的起筆頻度排序也一樣,都是橫、撇、點、豎、折。這似乎并未說明我們采取橫、豎、撇、點、折的順序的理由;看來讀者有理由要求說明這樣統計數據的具體用途。其次,講漢字的部件。分析漢字的構成成分,可以分析到筆畫,到偏旁,到部首,或是到部件。作者主張獨體字分析到筆畫,合體字分析到部件,這樣可以得出構成合體字最小筆畫結構單位的客觀數量,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對語文識字教學、計算機的漢字部件編碼輸入方案的研制具有實用價值。用計算機對《辭海》 1979 年版收入的11834個規范字進行自動分析統計,得出構字部件648個。書中把這 648個部件按序號、組字數和頻度全部列出。(為什么不用國家語委對國標GB 13000.1字符集中的20902個漢字逐個進行拆分、 歸納與統計后制定公布的規范GF 3001—1997的560個部件,似乎應該說明一下。)再往下,講漢字的結構方式。有2種結構分析方式:在通用漢字范圍內, 采用平面分析法可以分出85種結構方式。采用層次分析法可以分析出13種,又可歸納成左右、上下、全包圍、半包圍和特殊結構共5種,粗分、細分,各有用途。作者對漢字結構分析之細密,于此可見一斑!這對編碼和漢字教學都是有益處的。接著還給出了漢字統一部首表(201部)。 然后講音碼及漢語拼音輸入法,包括全拼法和雙拼法。本書所介紹的雙拼方案,鍵位的安排是比較規律整齊合理的,其所以定不下來,我認為是由于零聲母的安排不盡合理,以及共用鍵位的解釋不夠理想。其實,既然是雙拼,零聲母還是認定一個鍵位好,韻母的鍵位不變是更便于使用的。該方案零聲母多字母韻母的雙拼設計未必理想。共用鍵位通過聲韻母拼合關系中的互補原理,可以把問題解釋得更好一些。這不單是個技術問題,也牽涉到音位學的學理應用。拼音輸入采取以詞和詞組輸入來解決同音字問題,是早已證明有效的;采用語法、語義和語用知識區別同音詞問題,也就是句輸入,確實也是個辦法。似乎目前研究尚未成熟。顯然,現有方案的完善,仍有待于語言本體的深入研究。音碼的主要局限是不知漢字的讀音即無法輸入漢字,所以單用拼音輸入,有時也有問題。關于音形碼的編碼法,由于至今未見公認成熟的方案,所以沒有介紹,是可以理解的。 關于通用鍵盤漢字編碼輸入方法的評測, 本書介紹了1986年3月的評測(評測規則的詳細內容見本書附錄), 作者指出了那次評測工作的不足,那是對的。可見科學的評測還是一個亟待研究的課題。在論述漢字編碼輸入技術的發展時,作者指出:在漢字鍵盤輸入方法發展的初期,曾經過于強調有無重碼的問題,導致編碼規則日益復雜,犧牲了易學性。另一傾向是片面追求輸入速度,忽視了不同人員、不同工作性質的不同要求,又犧牲了易學性。再一個是認為詞庫字庫越大越好,收字收詞越多越好,忽視了不同使用者的不同要求。這都是誤區。軟件的規范長期以來是薄弱環節,至今還沒有形成中文軟件的技術標準。由此講到漢字鍵盤輸入的理論和技術隨后的發展及今后的研究重點,包括評測工作研究的重點,全都講得十分中肯,這就不重復了。
  漢字識別,從中文信息處理技術要求講,作者提出了多層分析的辦法。獨體字分析到筆畫,再在漢字筆畫層之下增加“筆段”和“位點”;合體字則要視其構成情況,按該字本身類型來分解:例如“韶”字,第一層先分解這個字是由“音”字旁和“召”字邊構成的左右結構;第二層,再分別把復合偏旁“音”和“召”分解成部件“立、日”和“刀、口”;第三層,將所有部件分解到筆畫;然后再把它分解到筆段。筆畫(筆段)之間有相離、相接和相交的關系,各用一定的代號表示。還要遵循漢字筆順的規范,掌握筆順規則,并將層次分析法得出的漢字結構方式圖式化。這不僅為漢字識別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對識字教學也大有裨益。為了對漢字部首或部件進行規格化處理,在7000個通用字范圍內,對構字力較強的部首或部件,就其出現的結構部位進行了分析。書中舉例,100多個部件竟占了近30頁的篇幅。 例如出現頻率最高的部件“口”,出現部位竟然有59條。讀了傅先生的書,才知道漢字識別,單是印刷體就有那么多的講究!而手寫體的漢字識別,比印刷體的識別,難度還更大。還有聯機手寫漢字識別,即人一邊寫,機器一邊認。這里有許多講究。現在媒體廣告宣傳連筆手寫輸入,商品的使用似乎很簡單;得注意其中的商業誤導。書中指出了漢字識別技術今后的研究方向。第三節介紹了語音識別的進展和今后應開展的研究工作和評測。語音理解是在語音識別的基礎上,用語言學知識來推斷語音的含義。從目前水平看,特定說話人的語音理解,用模板匹配法的統計模式識別方法識別單詞,已經達到使用階段。今后的研究方向是非特定說話人的自然語言的連續語音識別系統。至于對說話人的識別,那又是另一回事。書中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并特別指出:語音識別和語音理解一樣,不能僅依賴于聲學信息,還需依賴語言學的信息。如利用漢語的詞法、句法、語義和語用知識來解決語音信號多變性的問題。
  第二章“字符集及編碼”分兩節介紹了編碼字符集和漢字內部碼,介紹了輸出機制、漢字字形技術和語音合成。第一節介紹信息交換用文字編碼字符集甚詳。既然是中文信息處理,理當介紹少數民族的情況。這方面的內容主要采自國內有關單位的資料。其所以沒有把它放在附錄,想當出自國內各民族語文一律平等的政策考慮。第三章漢字的輸出,重點放在字形技術上。例如漢字印刷字體有宋體、仿宋、黑體、楷體、隸書、魏碑等20多種風格的字體,宋體就有從6點七號字到63 點特大號字12個號碼18種字號。書中詳細介紹了宋、仿、黑、楷4種的特點、用途,并有直觀的實例,剖析了宋體與楷體的字形差異;講了字稿設計應掌握的主要規律,最關鍵的是掌握重心以及如何操作。然后詳細介紹點陣字模及其設計規則,以及設計漢字點陣字模的難點——基本字符集6763個字中就有138個字不能在15×16點陣組成的240個柵格內實現,并介紹了抽筆簡化處理的具體實例。都講得十分具體形象。印刷宋體字橫平豎直,豎筆起支柱作用;撇筆和捺筆在單字中起“動”的作用,可使字形遒勁美觀,所以宋體字識讀效果最好。非有精深研究,不能講得那么好。還講了漢字點陣字模的數據化,點陣字形設計工作流程圖和11種點陣國標編號,介紹了矢量字和曲線輪廓字的字形描述技術。最后指出:還需從文字的角度,對漢字的拓撲結構類型、漢字骨架系統進行深入探討,向國際技術和標準靠拢。
  第四章“漢語自然語言理解”。在語言信息處理的一些重要領域,如自然語言理解、詞頻統計、文獻檢索、機器翻譯等語言工程中,都是以詞為基本單位的。而漢語文本則以單字為單位等距離連續排列,不見詞的標志。因此。現代漢語的自動分詞與分詞規范,詞類標注和標注好詞類的語料庫的建立,現代漢語通用詞的詞頻研究等,成為中文信息處理的重要內容。在句法處理中,如何結合漢語實際,參酌當代各種語法理論,推動數理科學與語言學的結合,把它應用于中文信息處理上來,是中文信息處理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馮志偉已經就歷史上國內外各家自然語言理解的理論和方法做了精當的評介(占該書113 頁)所以本書僅給了10頁的篇幅就漢語理解系統(基于語法的和基于語義的理解系統)作一提綱式的介紹,也就可使讀者知其大概了。在一套叢書中,采取這樣的辦法避免重復,是得當的。
  本書不侈談理論,而在技術上盡量具體形象地把中文信息處理的知識介紹給大家,填補了語言文字應用研究在這方面的一個空白,是值得稱道的,盡管在介紹材料的取舍繁簡上,不同學者可能有不同的主張。不過有一點,就是時至今日,到了信息全球網絡化時代,咱們中文信息處理如何趕上當前時代的需要?有哪些新的問題需要不失時機地加以解決?信息處理,是否涉及“上網”問題?上網,有什么應該向大家介紹的知識、理論和技術問題?或者說,這該由誰來管?這些似乎應該得到考慮,這也將是大家十分關心的問題。
  第四本書陳建民的《中國語言和中國社會》是一部力圖反映90年代的社會語言學水平、展示這方面研究最新情況的新著。它著力于從中國語言與社會文化的歷史演變事實出發,對語言與社會共變、語言與文化共存、語言與市場經濟等社會語言學領域里的問題進行比較全面而深入的探討。 全書除緒論外, 就是分這三章。 作者在“后記”中說:“1985年秋,由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調到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那天起,我就從漢語口語研究轉向對語言的社會文化功能的研究了。1989年出版《語言文化社會新探》后,大家一致肯定該書有開拓之功,是一本有價值的書,也指出該書有些材料未經嚴格審核,有些立論片面,偏頗,不符合事實。”“《中國語言和中國社會》實際上就是《再探》。”作者告訴我們:1989年《新探》出版后,他曾應邀去香港講學三個月,主要時間用于搜集香港話對內地融入的材料;這幾年担任中央紀委、國家監察部特邀監察員后,每年都到中央各部委檢查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問題,時常接觸反腐倡廉中涌現的新詞語;近年來在清華大學給香港高級公務員講課,還在北京、上海的街頭實地調查店名等。這些語言調查和語言教學實踐無疑給本書注入了鮮活的材料和思想。本書對如何從中國語言實際出發研究中國社會語言學,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它的結構框架比《新探》清晰得多。作者說的是實話,也比較實事求是,有自知之明,無浮夸之意。拿它同《新探》相比,確實又進了一步。
  陳先生也許是中國第一個提著錄音機到群眾中搜集資料研究現代漢語口語而卓有成就的學者。在社會語言學研究方面,他有自己的思路和風格。他思路寬廣,比較早地注意到社會語言中的文化因素,是文化語言學的倡導者之一,雖然他沒有打出“文化語言學”的旗號。但他在這門學科當中自成一家,有一定學術影響;他時有新見,肯亮出自己的新觀點,不怕引起爭論,有益于推動研究和社會實踐的前進,這是他特具個性的學風;加上文風鮮活,不拘一格,頗為讀者所喜愛。
  在緒論中,他批評語言學界當時的主流派緊跟美國描寫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把語言當作孤立的、靜止的現象去描寫,就語言研究語言,同社會現實不掛鉤。但他承認,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歷史功績不可抹殺,從事社會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的人都必須具備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基礎,接受它的科學性與系統性的訓練。他所強調的只是要看到語言的動態變異及其產生的原因。語言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有其內在的社會原因,而且蘊含著特定的社會文化含義。這就形成了語言的民族或地域心理特征和時代特征。語言研究應該結合社會和文化進行多角度、多層面或多學科的交叉研究。以研究語言變異為中心,既研究漢語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歷時變異,又研究漢語在不同地域、不同社區里的共時變異。研究變異干什么?描寫語言事實,從中發現規律,使我們的語言行為符合社會客觀規律,不做違背規律的蠢事。第二章語言與社會共變,講新詞語的產生及舊詞語的隱退、啟用,詞義的變化(新義的產生、詞義的擴大、縮小、改變、轉移、褒貶色彩的變化),詞語的新陳代謝和使用頻率,無不與社會生活有關。這在過去到也不是沒人講過,但本書內容特別豐富,新鮮,那細致深入的分析論述,真是引人入勝,充分說明作者隨時注意語言中的新動向,有對語言中新現象的敏感,善于捕捉,善于表達,并力求全面準確。比如講新時期漢語詞匯新陳代謝的節奏快,又以北京地名和日常成語為例,說到語言的發展有時候又滯后于社會的發展,出現了語言與社會變動的非對應關系,其次講到語音演變與社會的關系,分析這當中有移民和人口流動的因素,有雙語雙方言的關系,指出北京話也同樣發生很大變化,也是迅速向普通話靠拢,因而只有去掉了北京土音土腔的北京話基本上才是普通話。這些雖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材料卻是新的。內地與港臺相比,現在和過去相比,從生活用語,到稱謂、專名,夾敘夾議,實在精彩!我注意他講詞匯的變異與規范。建民先生認為,新詞語的大量產生,反映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活的變化和某些社會制度的變革,與現代化密切相關,它適應了國際新潮流。他說,新詞語的產生對語言的發展和運用,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不是所有的新的都是好的。因此要重新認識變異與規范問題。他認為規范也是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信息處理、語文教學質量和交際效率的提高,都需要強調規范。但規范化和標準化必須在研究各種變異的基礎上經過評價和選擇,才比較可信。他認為在規范問題上不能非此即彼,還有介乎規范與不規范之間的“可接受”的詞語,即所謂“中介物”,要體現詞語使用的開放性與靈活性,對常態變異應多一些寬容,少一些指責,最好順著詞語發展的自然趨勢,因勢利導。但他對于把不能搭配在一起的詞語不合邏輯地生硬搭配,以及用諧音改字亂改成語之類的“超常變異”,則認為是不值得提倡的消極現象。有關內地和港臺之間的社區差異,他做了具體分析,也主張多一點寬容,不要簡單化,操之過急,但是還應該依據語言發展規律加以引導。
  第三章“語言與文化共存”,講語言與文化是一種共生共存的關系,可以從語言看文化,也可以從文化看語言,進行雙向性研究。講到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談時,必須了解對方的文化背景以及對方用詞的文化內涵,以免引起誤解。在教學中應注入與語言密切相關的文化內容,而不是脫離語言單純介紹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書中舉了生動有趣的例子。作者指出,在對待洋人洋文的問題上,既不應該妄自菲薄,不管有無必要,到處使用洋商標,洋招牌廣告;也不應該自我拔高,比如把漢語漢字的威力吹得天花亂墜,好像漢語漢字馬上就要沖出亞洲,到世界各地闖蕩江湖了。漢語漢字將來能否像英語那樣在世界上具有最大的市場價值,主要取決于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還有文字的是否方便,我認為,應當有這樣清醒的認識。個別人對國家語文政策破壞言行之所以能蒙騙一些人,就是利用人們心理和認識上不大務實的盲目自大和一廂情愿的弱點。
  本書大量的篇幅是講詞匯,講語法的篇幅有限。作者是發表過現代漢語口語句型的專著的。本書也提到現代漢語里的基本句型共一百三十多種,但無須在此多說。本書只講漢語句法結構與漢民族思維方式的關系。他以漢語中有很多“流水句”為例,說明這反映漢人重意念、重意在言外的思維方式,常常以濃縮的表層形式包含著豐富的深層意義,往往有各種隱含,必須借助語境才能意會出它的真實含義。在這一章里,作者強調“中介理論”對分析漢語語句結構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如“動名詞”與三分,從詞類的兼類(有人對七千多個動詞做了大量考察,發現能兼名詞的動詞約有百分之二十)說明漢語詞類是可以分的,但不能片面化。兼類是客觀存在,承認兼類就是承認中介。“中介物”的大量存在,迫使我們對現代漢語句子的分類另辟蹊徑。這一部分可能由于篇幅關系,沒有展開。
  第三章還講了漢字造字的語言文化心理,漢語方言的文化積淀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的關系。應該指出,在“漢語方言的文化積淀”一節中,作者批評“建國后不久,我國一些民族語文工作者和社會學家在民族識別方面不同程度地受本文識別語言和方言標準的影響,把個別應屬于同一語言里的方言看作獨立的語言,不管它們之間曾有過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都認定是不同的民族。這樣,55個少數民族分出了80多種語言”,這個批評正同50年代工作隊非業務的行政領導一樣,同樣犯了從概念出發的違背科學事實的錯誤。須知當時要講某個民族說的是幾種不同的語言,就是“分裂我們的民族”,要冒多大的風險!然而,科學工作者不能違反事實,楞把不同的語言違心地說成一種語言。那是經過了多么細致具體的語音詞匯語法的比較和計量統計研究才作出的結論啊!可現在認定的少數民族語言已經不是80多種,而是100 多種語言了。另外,本書最后提到:“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管有無必要,不管少數民族多數人的意愿,都想一律給每個民族創制文字,其用意是好的……”也是不了解情況。須知當年幫助少數民族創造文字,無一不是本民族自己提出要求的,并沒有人“想一律給他創造文字”。如果是那樣,為什么只是10個民族新創了文字呢?所謂“母語危機”,恐怕也是今天學者的猜測。
  第四章“語言與市場經濟”份量不大,寫得也精彩,也有不足。作者說:“語言文字的傳播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經濟現象和文化現象,而不是政治現象。”我看不能這樣說。當然,市場經濟價值的作用是很突出的。但說“不是政治現象”未免絕對。語言計劃同政治的關系就很密切。臺灣當年推行國語,首先是為了確立國民黨的統治地位;今天臺灣方言回潮,主要也是出于臺獨勢力的政治圖謀,似乎不能說那是“因為過去的沒有正確對待方言”所致。臺灣為什么今天又采用跟漢語拼音方案基本一致的“通用拼音”?因為美國國會圖書館采用了漢語拼音。否則資源共享就有了問題。這倒是文化因素。書中說,“香港語言文字問題決不能摻入政治因素,不能憑借政治力量強制規定香港語言文字的使用。”這話從當前政策來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香港回歸前港英當局統治時期,港英教育當局為什么不在學校開設普通話科目,能說他不是出于政治的考慮嗎?在推廣普通話方面,如何取得更好的成效,就要總結國內外的歷史經驗,找出可行的辦法,并從理論上予以論證。新加坡的做法,有許多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陳先生提出:“推廣普通話是不是一定要消滅方言?”他說,“消滅方言”的提法是錯誤的,有副作用。未來的世界和中國都是多元社會,也是雙語、多語和多方言的社會,“普通話與方言并存分用”的提法更為主動積極,能夠消除疑慮,也有利于工作的推進,并且更符合語言發展規律和地方群眾的心理接受能力。我贊成他的見解。這樣,地方普通話就有研究的價值。80年代提出研究地方普通話,陳先生是有功的。當然,地方普通話,各地有各地的特點,因而它不能不是多標準的。地方普通話無非是向標準語集中的中介。陳先生向我們描繪了方言向普通話靠拢的實例。普通話在方言之中,但是,普通話又在方言之上。這是一條很重要的原則。
   [收稿日期] 2000—08—10
  
  
  
語言文字應用京87~95H1語言文字學王均20012001王均,男,江蘇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 作者:語言文字應用京87~95H1語言文字學王均20012001
2013-09-1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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