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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對》“跨有荊益”得失再評說
《隆中對》“跨有荊益”得失再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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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認為:一、《隆中對》“跨有荊益”與“外結好孫權”并非絕對相互排斥而是仍有共存的一面。赤壁之戰前后,孫吳不僅是聯盟的首倡者,而且對維護聯盟的重要性有著清醒認識,對劉備亦持扶持態度。劉備入蜀后,雙方在荊矛盾加深,但只要曹操這一主要威脅繼續存在,雙方均不敢輕易破壞聯盟抗曹大局。二、如果不是關羽一系列失誤給孫權提供了最有利的時機和條件,孫權不敢貿然進攻荊州,因為他既無必勝把握,更不愿兩敗俱傷而讓曹操坐收漁利。劉備荊州之失并非是由荊益之間地理條件的不利因素所“注定”,而是在“人謀”上輸給了孫權。
   *             *            *
  近年來史學界對《隆中對》的探討十分活躍。而在《隆中對》諸問題中,又以“跨有荊益”的得失利弊問題更能激起人們的興趣,從而成為長盛不衰的熱門話題。看來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仍有繼續深入的必要,因為圍繞它開展爭論的許多論點尚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而一些新見解也只有經過反復探討方有可能成為人們的共識。下面擬就三個問題略陳淺見。
      對“跨有荊益”究竟如何理解
  過去人們在探討《隆中對》時,對“跨有荊益”的得失利弊問題十分重視,而對其本身的含義卻并不注意,以為“跨有荊益”無非就是跨荊州、益州而有之之意,難道還會有別的解釋或另有新意嗎?新近田余慶先生對此作出了全新的解釋,提出“諸葛亮草廬作對時所說的‘跨有荊益’,主要不是指據三峽而跨荊益,而是指據漢沔而跨荊益”。其依據大致有二:一是隆中之西歷來屬益州漢中郡之西城、上庸、房陵,此三縣東漢末脫離漢中郡而分置為三郡,蜀漢謂之“東三郡”。自襄陽向西浸潤至于益州東三郡,就可以算是“跨有荊益”。諸葛亮指畫天下大勢,不會忽略近處。二是雖然不能斷言諸葛亮完全沒有想象到由長江入益州的可能性,但要溯三峽急流仰攻入益,畢竟是很危險很困難的,諸葛亮未必作此設想。這一見解對《隆中對》來說真不啻牽一發而動全身。因為按此說法,人們對《隆中對》“若跨有荊益”后面大部分內容的理解都必須作出相應的改變〔1〕。因此, 誰如果想繼續研究《隆中對》,誰就不能不首先弄清這個問題,否則下面的文章便無從做起。
  那么,對“跨有荊益”究竟應作如何解釋呢?本人的拙見是:
  第一,《隆中對》描繪的只是一個大致的方略,一張粗線條的戰略“示意圖”,而并非詳細具體的作戰計劃。這一點我們從《隆中對》本身就足以得到證明。《隆中對》在談到“跨有荊益”時稱:
  荊州北據漢沔,地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從以上不難看出,諸葛亮在此向劉備詳細論證的,只是荊益二州如何重要,必須取得,而且也有條件取得。只有取得荊益二州之后,才談得上下一步做什么的問題。“若跨有荊益……”,就是指的這個意思。可見,諸葛亮在此根本沒有涉及到如何奪取荊益以及從哪條路線實現“跨有荊益”的問題。
  第二,從地理條件看,自荊取益,溯三峽急流仰攻誠然是很危險很困難的,但取道崇山峻嶺的東三郡,其艱險程度可能更甚于前者。從歷史上看,不僅有過公孫述守白帝一度出入三峽的先例,更重要的是還有過岑彭、吳漢率水師溯三峽而上最后消滅公孫述的成功事實〔2〕。 諸葛亮指畫天下大勢,自然不會忽略近處,但東漢初年劉秀大軍溯三峽而上一舉消滅公孫述的成功經驗,恐怕更能引起他的注意和重視。再往后看,東晉時桓溫的滅李勢,劉裕的滅譙縱,也都是走的長江水道〔3〕。這些都說明溯三峽仰攻入蜀雖然有很大的困難,但并不是行不通的。因為總的看來,連接荊益二州的主要通途畢竟是長江水道而不是東三郡。至于說“西道巴蜀”可以理解為自襄陽沿東三郡通過漢中進入巴蜀,亦即先取張魯再奪劉璋之說,恐怕是對《隆中對》的一個誤解。因為《隆中對》所云“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只是對荊州地理位置的描述,指出它東西南北通向何處而已。故此處的“西通巴蜀”,只是說荊州向西可以通往巴蜀,而并不含有走哪條路線去攻取巴蜀的意思。
  第三,自襄陽向西浸潤至于益州東三郡,如果僅從地跨兩州而論,雖然也可以稱作“跨有荊益”,但畢竟很難說這就是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說的“跨有荊益”的確切含義。《隆中對》所云之“跨有荊益”,似應理解為占有荊益二州的全部或絕大部分。如果僅僅是把襄陽和東三郡連在一起,那只是“跨有荊益”的很小一部分,因此也就沒有什么戰略意義和價值了。但《隆中對》所說的“跨有荊益”又是應該包含把襄陽和東三郡連成一片這一內容的,否則就不算是完整意義上的“跨有荊益”。過去人們往往忽視了這一點,現在看來也是欠全面的。劉備在奪得漢中后,立即派孟達、劉封攻占東三郡,就是力求達到完整意義上的“跨有荊益”。故筆者雖然并不完全同意田先生的新見解,但確實又從這一見解中深受啟發,并認為這對糾正過去認識上的片面性,加深對“跨有荊益”的全面理解是大有好處的。
      “跨有荊益”與“外結好孫權”并非絕對相互排斥
  “跨有荊益”與“外結好孫權”(即孫劉聯盟)是絕對相互排斥還是仍有共存的可能,這是人們長期爭論的焦點,至今仍處于尖銳的對峙狀態。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認為首先應分清兩種情況。一是在《隆中對》設想中“跨有荊益”與“外結好孫權”是個什么關系。二是在《隆中對》實現過程中二者又是什么關系。《隆中對》稱:
  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很明顯,在《隆中對》設想中是先“跨有荊益”,然后才是“外結好孫權”。前者是后者的先決條件,后者只有在前者的基礎上才有實現的可能。諸葛亮作如此考慮,是從劉備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的。因為此時的劉備不僅力單勢孤,而且荊州與東吳勢同敵國,劉備依附劉表,自然也與孫權處于敵對狀態。在此情況下,怎么談得上與孫權結盟的問題。故諸葛亮認為只有在劉備取得荊益之后,才能走上外結好孫權這一步。如上所論《隆中對》設想中的“跨有荊益”乃是指其全部或絕大部分,與以后實現過程中只占有荊州之一部分有所不同。因此,我們認為《隆中對》設想中的“跨有荊益”與“外結好孫權”倒是完全可以共存的。因為如果劉備完全占有了荊益二州,那么其力量就會和孫權不相上下甚至超過孫權。這就不僅使劉備具備了與孫權結盟的實力基礎,而且也迫使孫權不敢貿然打荊州的主意,當然也就更不存在什么借荊州、還荊州之類的問題了。這與夷陵之戰后孫權鞏固了對荊州的占領,蜀漢力量大為削弱,從而放棄了對荊州的爭奪,反倒使吳蜀聯盟不再受到威脅同是一個道理。
  然而,《隆中對》設想雖好,但要付諸實現卻又是極其困難的。在這個設想的取荊、入蜀、聯吳、抗曹諸環節之中,取荊是關鍵,是突破口。如不能取荊,則后面三事均無從實現。但以劉備當時的實力和處境而論,取荊又談何容易!我們推測諸葛亮充其量也只能建議他一面擴充實力,一面靜待時機而已。至于是什么樣的時機,何時到來,諸葛亮未必能夠預料。然而有意思的是,就在《隆中對》問世的次年,曹操的南征即給它的實現帶來了契機。因為曹操此舉不僅促成了孫劉聯盟,而且使劉備在赤壁之戰后獲得了荊州之一部分〔4〕。可見, 在《隆中對》實現過程中是先有孫劉聯盟,取荊只是雙方抗曹的結果;不過由于荊州被一分為三,“取荊”變成了“分荊”而已。這一變化的意義在于,第一,它奠定了雙方為抗曹而結成的聯盟關系。為了維護和鞏固這個聯盟,孫權在一個時期內還對劉備實行若干讓步,如“進妹固好”,將吳軍所占的江陵讓給劉備等等。第二,正因為孫權在赤壁之戰中起了主要作用,并在戰后又取得了荊州之一部分,這就為日后孫劉爭奪荊州埋下了伏筆。這說明孫劉聯盟既是雙方抗曹的共同需要,又存在著爭奪荊州的深刻矛盾。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看待這一矛盾,特別是在劉備取得益州之后,這一矛盾是否就發展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或者說“跨有荊益”與“外結好孫權”是否就是絕對相互排斥而決無共存的可能。
  如所周知,自建安五年孫權采納魯肅建策后,就把攻占荊益,“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當作自己的國策〔5〕。 但孫權要實現這個宏愿同樣是極其困難的。一是占據荊州的劉表并非是個一打就倒的紙老虎。赤壁之戰前孫權曾于建安八年、十二年、十三年三次進攻荊州。特別是最后一次,孫權動員了大量兵力,雖然斬其江夏太守黃祖,虜其男子數萬口,但始終未能占領荊州東境江夏郡〔6〕。 二是魯肅的建策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北方誠多務”,使曹操未遑南下,才有可能“剿除黃祖,進伐劉表”〔7〕。但隨著曹操的南征與劉表的病死, 形勢陡變,魯肅建策中的前提條件不復存在,魯肅也就及時地改變了過去的方針,提出了聯合劉備共同抗曹的新主張〔8〕。可見,最先謀求“跨有荊益”的是孫吳,主動放棄這一追求,提出與劉備聯盟抗曹的也是孫吳。不僅如此,在赤壁之戰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孫吳,在赤壁戰后一段時間內對劉備作出一系列讓步的亦是孫吳。茲據《資治通鑒》及《三國志》各人本傳,將赤壁戰后孫劉在荊州的利益分配和爭奪情況羅列如下: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備以諸葛亮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以趙云領桂陽太守。
  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周瑜攻占江陵,領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屯沙羨。劉琦病卒,孫權以劉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劉備,備立營于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劉備至京口見孫權,周瑜勸權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不從。會周瑜卒,魯肅代之,勸權以荊州(按指南郡)借劉備,共拒曹操,權從之。《通鑒》所云“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胡三省注曰:“荊江之南岸,則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地也。”按此四郡本為劉備所攻取,為什么還要周瑜分給他?再則此時劉備已是荊州牧,周瑜只是南郡太守,他又有什么資格將此四郡分給劉備?此事原出《江表傳》,趙翼早已指出其“皆出吳人語也”,不足為據〔9〕。因此, 我們認為這只是指周瑜將南郡在江南的那部分土地分給劉備。可見,此時周瑜對劉備的態度仍算得上是友好而寬容的。特別是建安十五年,孫權不但拒絕了周瑜等人扣留劉備的建議,反而采納魯肅的意見,將南郡讓給劉備,充分說明孫權對鞏固聯盟以共抗曹操這一大局有很清醒的認識,為了這一大局,不惜犧牲局部利益。
  但自劉備入蜀之后,情況就在不斷發生變化。
  建安十六年十二月,劉備入蜀,權聞備西上,遣舟迎妹。
  建安十七年,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劉備卻乘機進攻劉璋。
  建安十九年,諸葛亮率張飛、趙云等入蜀,僅留關羽守荊州。是年劉備取益州。
  建安二十年,孫權遣諸葛瑾從劉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遣呂蒙取三郡,劉備引兵五萬下公安。正當雙方大戰一觸即發之際,曹操乘機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遣使求和于權,權亦遣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七月,曹操入漢中,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
  建安二十二年三月,孫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十月,劉備進兵漢中。魯肅卒,呂蒙代之,蒙勸孫權進攻關羽,權善之。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劉備取漢中。七月,劉備稱漢中王,關羽攻樊。八月,關羽滅于禁等七軍。十月,孫權致箋曹操,請以討羽自效,呂蒙取公安、江陵。
  從以上史實可以看出:一、孫權對劉備入蜀雖極為不滿,但也只是遣舟迎妹而已,并未乘劉備、諸葛亮等先后入蜀,荊州兵力實虛之際攻取荊州。二、劉備取蜀后,孫權先是企圖通過外交途徑討還荊州,此路不通,才訴諸武力。正當雙方大戰一觸即發之際,曹操攻漢中,劉備主動求和,形勢對孫權大為有利;但孫權并未乘人之危,而是以大局為重,積極響應,雙方達成妥協,避免了聯盟的破裂。不僅如此,孫權還乘曹操進攻漢中,東方兵力空虛之際,率10萬大軍圍攻合肥,從而在客觀上起了支援劉備的作用。三、曹操取得漢中后,“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以后劉備全力與曹操爭奪漢中,時間長達兩年半之久,根本無暇東顧。這又是兩次進攻荊州的絕好機會,然而孫權并未這樣作。四、呂蒙代魯肅后,一反魯肅的方針,把關羽的威脅說成比曹操還嚴重,認為與曹操爭徐州,不如攻關羽取荊州。孫權雖“尤以此言為當”,但卻并不急于付諸行動。關羽攻樊后,呂蒙再次上疏,力主乘關羽后方空虛之際偷襲其后方。孫權一方面積極部署,一方面似乎仍處于猶豫之中,甚至在關羽一舉消滅于禁等七軍、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之時,還未下定最后的決心。這一點可以從司馬懿、蔣濟的言論中得到證明。《通鑒》卷68載二人說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于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愿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后,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可見,此時孫權尚未行動,以至于急得曹操派人去求其出兵。直到關羽擅取東吳的湘關米,孫權才最后下定決心,發兵擊羽。以上充分說明盡管孫權對劉備取蜀極為不滿,盡管他時刻都想占有荊州全境,但他又不能不考慮來自北方曹操的這一主要威脅,輕率破壞孫劉聯盟。有的論者認為在孫權看來,劉備對他的威脅已經超過了曹操,這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否則上面所論之事便無從解釋。由此可見,劉備“跨有荊益”雖然和“外結好孫權”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但只要來自曹操的這一主要威脅繼續存在,雙方均不敢輕易拋棄聯盟抗曹這個大局。也就是說,“跨有荊益”與“外結好孫權”并不是絕對相互排斥的,它們仍有共存的一面。如果不是關羽攻樊打破了三方在荊州的均勢,如果不是關羽一錯再錯給孫權提供了天賜良機,如果不是關羽盛氣凌人使孫權忍無可忍,這種共存的關系可能還會維持下去。
      荊州注定要丟掉嗎
  近來在探討《隆中對》時,有一種較為流行的說法,似乎劉備的荊州是注定要丟掉的。持此論者的主要依據之一,是從地理上看,荊益二州并不是聯結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區域,它們基本上處于對抗狀態。任何一個社會集團都無法利用荊州控制益州,或利用益州來控制荊州,從而把自己的政權建立在此二州之上。因此,“跨有荊益”只不過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空想。
  這一說法從根本上否定了“跨有荊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我們認為這首先是過分夸大了荊益二州在地理上的差異及其作用。從地理上看,益州屬長江上游經濟區,荊州屬長江中游經濟區,揚州屬長江下游經濟區。雖然它們各具特色,相互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異,但又都屬于長江流域經濟區——這才是它們最本質的共同點。誠然,荊益之間的交通條件是不如荊揚之間便利,但總不能因此而斷言荊益二州就基本處于對抗狀態。且不說它們均屬長江流域經濟區,經濟類型基本相同,根本談不上處于對抗狀態的問題;即使它們屬于不同經濟類型,難道就一定處于對抗狀態嗎?按照這種說法,長江流域經濟區與黃河流域經濟區豈不始終都要處于對抗狀態!至于政治、軍事上的對抗與否,則更不能簡單地歸結于經濟類型的異同和交通條件的好壞。否則,為什么赤壁之戰以前劉表占據的荊州與劉璋占據的益州并未處于對抗狀態,反倒是與孫權占據的揚州勢如敵國。為什么東晉南北朝時期益州地區絕大部分時間都屬于東晉南朝,從而并未與荊揚處于對抗狀態?這不正好說明益州與荊揚是可以聯結為一個整體,較長時期地建立起政權嗎?其次,赤壁之戰以后的事態發展,業已證明“跨有荊益”并非不切實際的空想,因為劉備已基本將這一設想變成了現實。問題只是在于劉備究竟能將“跨有荊益”實現到什么程度,能否堅持下去,能否有所發展而已。
  持此論者主要依據之二是孫權一定會用武力奪取荊州,也一定能夠奪取荊州,劉備丟掉荊州只是遲早的事,關羽攻樊給孫權以可乘之機,只不過是加速了劉備據荊力量的覆滅而已。此說雖有一定道理,但似乎是把事情看得太絕對化了。我們認為劉備在荊州的地盤充其量只能說有丟掉的可能性,但決不是注定要丟掉的。這首先是因為孫權未必就如有的論者所說的那樣,把荊州對自己的威脅看得比曹操還嚴重,為了爭奪這部分土地,不惜破壞自己苦苦經營的孫吳聯盟大局。其次就是孫權并沒有必勝的把握。上文說過,赤壁之戰前孫權曾三次進攻劉表,但始終都沒有占領荊州東部的江夏郡。赤壁之戰后,曹操主力北撤,僅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周瑜、劉備以數萬之強兵,挾大勝之余威,全力圍攻江陵長達一年有余,才迫使曹仁撤離。這都是孫權親身經歷之事,他自然能從中認識到自下游逆攻上游是何等困難!何況此時鎮守江陵的關羽不僅是一位名震遐邇的大將,而且擁有一支3萬多人的精兵〔10〕, 實在遠非當年黃祖、曹仁輩所能企及。面對如此強大對手,孫權實無一舉將其速殲的把握。而如果孫權不能一舉速殲關羽,劉備勢必以最快的速度全力支援。這樣一來,就必然會發展成為一場孫劉雙方全力相拼的持久戰。這種局面一旦出現,兩虎相斗必有一傷,豈不正好讓曹操各個擊破!孫權是三國時期杰出軍事家之一,他是不會見不及此的。我們這樣說,是有事實依據的。建安二十年雙方爭三郡時,吳軍尚未與關羽正式交鋒,劉備就已親率大軍東下支援。孫劉雙方決戰尚未開始,曹操就欲乘機進攻漢中。幸而雙方在此緊要關頭看清了形勢,懸崖勒馬,才避免了兩敗俱傷而讓曹操坐收漁人之利的厄運。建安二十二年呂蒙極力鼓動孫要進攻關羽,奪取荊州,孫權雖“尤以此言為當”,但又遲遲不敢下手,究其原因,還是出于上述顧慮。
  不是別人,正是關羽的攻樊及其一錯再錯為孫權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創造了連孫權也意想不到的有利條件。
  第一,據《孫權傳》記載:“(建安)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孫權這樣作可能是試圖以此換取在與劉備爭奪荊州時,能夠得到曹操的支持或至少持中立態度。然而,在曹操看來,與其讓孫權將劉備勢力逐出荊州,還不如保持現狀更為有利。故這只是一次試探性行為,雙方均未當真,也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但自從關羽攻樊,全殲于禁等七軍后,形勢為之大變。《三國志》卷36《關羽傳》稱:
  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愿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后,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由于關羽打破了三方在荊州的均勢,打痛了曹操,才迫使曹操主動向孫權求援,從而使孫權在三方中處于最為有利的地位。因為這樣一來被夾擊的正好是關羽,而曹操則唯恐孫權不能成功,故孫權不僅可以放心大膽地干,而且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二,關羽攻樊之始,本來只是“乘利而進”的突襲,即乘曹仁懸軍,無有遠慮,水潦方生,便于水軍作戰的有利時機,一舉攻下樊城〔11〕。而且從“多留備兵”這一點來看,他對孫吳可能襲其后方還是有所警惕的。然而,攻樊本來已屬貪圖局部利益而不顧嚴重后果的短視行動,更大的錯誤還在于水淹七軍之后并不主動撤軍,而是被勝利沖昏頭腦,分兵攻襄陽,結果久攻不下,不但使曹孫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而且被迫將防吳備兵全部調至前線,從而造成后方空虛這一致命弱點。更嚴重的是他在得知孫權即將進攻公安、江陵的確切消息后,還“自恃二城守固”,仍不退保后方,終于失去了自救的最后機會。
  第三,關羽在荊州問題上持強硬態度,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何況建安二十年孫劉達成以湘水為界中分荊州的協議后,不再存在荊州的“借”“還”問題。但關羽為人太驕傲自大、盛氣凌人,根本沒有外交頭腦。如孫權遣使為子求其女,不同意也就罷了,為何又要辱罵其使者!消滅于禁等七軍后,孫權對此本來就十分“不愿”,為何還要“擅取湘關米”,這種赤裸裸的侵犯行為,自然如火上澆油,促使孫權下定進攻荊州的最后決心。關羽這種自大狂的心態,其實又是最容易被利用的,故終于在陸遜的甘言遜詞面前,喪失了對東吳的起碼警惕。關羽這種性格上的缺陷,在處理內部關系時,則表現為對同僚和下級的簡單粗暴。本傳稱:“又南郡太守縻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自〕羽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按《通鑒》作“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于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粗暴凌下早已引起芳、仁的不滿而不自和,反而委以鎮守后方(亦即防吳前線)的重任。既委以重任,又不僅未能安撫其心,反而威脅要嚴懲其人,這不正好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嗎?
  從以上三點可以看出,劉備荊州的丟失,固然是孫曹夾擊的結果;但孫曹夾擊的形勢,則完全由關羽攻樊所促成。再加上關羽的一錯再錯,屢次失去挽救危運的時機,才終于使孫吳幾乎兵不血刃就大獲全勝。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劉備荊州的丟失,并不是孫權通過殊死戰斗奪過來的,簡直就是由關羽的失誤而白送給孫權的一份厚禮!有人認為“大意失荊州”是皮相之談,我倒認為它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盡管從地理和交通條件看,荊揚之間的聯系要比荊益之間密切、方便一些,因而在爭奪荊州時蜀方相對處于不利地位。然而,這只是事物的一個方面,事物的另一個方面是還有“人謀”的作用。在事物的成敗諸因素中,“人謀”不但十分重要,而且往往起著決定作用。“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逐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諸葛亮就很看重“人謀”的作用。當年劉邦之所以能夠從封閉的益州打出來,并最后消滅強大的項羽,不也是“人謀”起了決定性作用!劉備比起劉邦來起碼還多了半個荊州,而孫權則遠不如當年的項羽強大,為什么劉邦能夠戰勝項羽而劉備卻不能夠保住其苦心經營了10年之久的荊州呢?這正好說明劉備的荊州之失,并非由荊益之間地理條件所“注定”,而是失在“人謀”上輸給了孫權。*
  注 釋:
  〔1〕請參閱《〈隆中對〉‘跨有荊益’解》, 載《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集》。
  〔2〕見《后漢書》卷1下《光武帝紀》、卷17《岑彭傳》、卷18《吳漢傳》。
  〔3〕見《晉書》卷98《桓溫傳》、《宋書》卷2《武帝紀中》、卷48《朱齡石傳》。
  〔4〕請參閱拙文《〈隆中對〉實現過程中的條件與機遇》, 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1輯。
  〔5〕〔7〕〔8〕見《三國志》卷54,《魯肅傳》。
  〔6〕見《三國志》卷47,《吳主孫權傳》。
  〔9〕見《廿二史札記》卷7,《借荊州之非》。
  〔10〕見《三國志》卷53《甘寧傳》、卷47《吳主孫權傳》。
  〔11〕參閱拙文《關羽北征之謎試解》,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3輯。
                     (責任編輯 吳友法)
  
  
  
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86-92K22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楊德炳19961996 作者: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86-92K22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楊德炳19961996
2013-09-1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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