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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想錄》與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獨立
《隨想錄》與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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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的《隨想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燧石的敲打,其所蘊含的不朽的文獻價值、思想價值、藝術價值越來越閃耀著熠熠的光輝。其中,給人最大啟迪和教益的是這部作品所展示的巴金老人精神和人格的獨立史,是巴金老人所啟示的我國知識分子人格獨立的道路。這是巴金晚年給我國人民和我國知識分子最大的貢獻。
   高舉反封建的旗幟
  我國知識分子人格的獨立走著極其艱難的道路,在它身上一直重壓著封建專制這座大山,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的歷史,是封建專制吃人的歷史,也是封建專制限制、壓迫、剝奪和摧殘知識分子人格獨立的歷史。在封建統治者眼里,是從來不存在知識分子的尊嚴、價值和人格獨立的。封建專制是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獨立的最大障礙。中國知識分子要實現人格的獨立,要獲得自己的價值和尊嚴,其根本的前提是必須高舉反封建的旗幟,堅決肅清封建專制的遺毒。這是擺在中國知識分子面前的一個歷史任務。《隨想錄》的不朽的歷史貢獻,正在于它尖銳地反封建的光芒。《官氣》有力揭露了封建專制遺毒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嚴重程度,深刻剖析了官僚們的丑惡嘴臉和危害性。文中寫道:“在等級社會里我仿佛是一個賤民,又是大小官員特別是只有官氣的官出官氣的對象,點名批判,四處游斗,我挨過沒完沒了的訓斥。因此,對封建的東西我感覺特別敏銳,即使披上革命的外套,我也不難認出它來。有些人喜歡掛起‘實事求是’的招牌出售‘官僚主義’的 舊貨;有些人把‘官氣’當作特殊的政治待遇,以為功勛大地位高自己畢竟與人不同;有些人只讓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一向認為當官的應該高人幾等;還有些人似乎相信批文件發指示就是為人民服務。”[1]這正是我們的可悲的現實。這決不是什么社會主義的東西,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專制遺毒的表現。《一顆核桃的喜劇》揭示了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的另一種封建專制遺毒的表現,即有人喜歡充當送核桃的皇太子及其羽翼下培植的吹牛拍馬者。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總有一些熱衷于搞封建專制的大大小小的當權者喜歡充當那個送核桃的皇太子,也有許多人只是肉麻地歌頌送核桃的當權者的“英明”和“恩德”。《小人、大人、長官》提出了不要把國家民族的命運,把人民的命運,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某一兩個人,不要迷信一兩個人。巴金指出:“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甚至交給某一個某兩個人,自己一點也不動腦筋,只是相信別人,那太危險了。碰巧這一兩個人是林彪、江青之類,那就更糟了”。[2]迷信當官的,特別是只迷信一兩個人,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傳統心理,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大悲劇。在我國歷史上,統治者總是把自己視為救世主,我國人民也心甘情愿地承認這樣的救世主,盼望真的有什么救世主。過去是迷信皇帝和“清官”,解放后又迷信自己的領袖。人民的領袖并不是人民的救世主,人民也不應當迷信他們。人民一旦迷信自己的領袖,領袖一旦也接受了這種迷信,領袖和人民的關系便會出現歷史的倒退,甚至會釀成“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歷史悲劇。《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明確提出了繼續高舉反封建旗幟的問題。巴金尖銳指出,“五四”運動雖然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五四”提出的反封建的戰斗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封建的毒素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還仍然相當嚴重地存在著,因此“今天還應當大反封建,今天還應當高舉社會主義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前進。”[3]這個思想在《一個核桃的喜劇》中也表達得十分清楚。巴金指出:“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四人幫’帶來的,也不曾讓他們完全帶走。我們絕不能帶著封建毒素進入四個現代化的社會。”[4]類似的篇章還有很多很多,從而構成了一部雄壯的反封建的進行曲。這是《隨想錄》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貢獻,充分反映了巴金的良知、勇氣、深刻的判斷力和凝重的歷史責任感。
  巴金在《隨想錄》中尖銳提出和反復申明的繼續高舉反封建旗幟的問題,確實是一個切中時弊、切中要害的問題,是我國人民和我國知識分子必須承担的一個重大的歷史任務。正如巴金老人所深刻指出的,帶著封建毒素是無法進入四個現代化的社會的。我們對這一點必須有清醒的、深刻的認識,否則,不但不會有我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獨立,四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也會步履維艱,甚至會成為海市蜃樓的一種幻景,是無法變為實實在在的現實的。
   與“奴在心”意識徹底決裂
  我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獨立不但是從封建專制遺毒下的解放,也是自身精神和心理狀態的解放,是從奴隸意識回歸到自我意識的解放。由于長期的封建專制的嚴酷統治和封建統治者倡導的奴化思想的教育,我國歷代知識分子一直承載著沉重的歷史重負,嚴重地存在著“奴在心”的依附別人的奴隸意識。他們的最高理想、最高的人格境界,也不過是“士為知己者死”,以當封建統治者眼中和手中的千里馬,以被封建統治者所賞識所器重為光榮,為人生的最高理想,為人格的最高境界。為了實現這種“理想”,他們可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可以貢獻一切,犧牲一切。這種“奴在心”的附庸心理,腐蝕著我國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使他們缺乏人格獨立的意識和要求。這是我國歷代知識分子沉重的精神負担,是我國知識分子的悲劇,也是實現我國知識分子人格獨立的巨大障礙。如果說,歷代的封建專制是從政治上、社會條件上剝奪和摧殘我國知識分子人格獨立的禍根的話,那么,我國知識分子自身存在的“奴在心”的附庸心理則是我國知識分子無法獲得人格獨立的內在根據和深層原因,是我國知識分子自身釀成的歷史悲劇。正是這種“奴在心”的附庸心理,使我國的知識分子從思想上、自我意識和價值追求上解除了人格獨立的精神武裝,拋棄了人格獨立的追求。巴金不但身體力行地高舉反封建的旗幟,而且對“奴在心”的意識作了最深刻最徹底的反思,自覺與這種附庸意識決裂,為我國當代知識分子拋棄“奴在心”意識樹立了一面光榮的旗幟和卓越的風范。這是巴金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才完成的一次歷史性飛躍。“文化大革命”前的幾十年,巴金雖然懷著哀其不幸、惜其不爭的憂患意識,塑造了高覺新、周如水、汪文宣等“奴在心”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卻未認識到自己也嚴重地存在著“奴在心”意識,也是一個“奴在心”的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扭曲了許多人的靈魂,使許多人沉淪,甚至變為魔鬼和野獸,也喚醒了許多人的靈魂,使許多人警醒和成熟。巴金老人即是被喚醒的一位。他從這次浩劫中更清楚地看清了自己,更深刻地認識了自己,走向了拋棄“奴在心”意識的思想解放的道路。《隨想錄》真實地記錄了他由“地獄”走向覺醒的過程。《寫真話》反省了在那場浩劫中他不如王西彥清醒。文中寫道:“我是真心認罪服罪的”,“我說,既然認真進行改造,就不怕吃苦,應當服從監督組的任務規定。我始終有這樣的想法,通過苦行贖罪。而據我看,西彥并不承認自己有罪。現在應當說他比我清醒。讀他的近作,我覺得他對我十分寬容,當時我的言行比他筆下描寫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會忘記自己的丑態,我也記得別人的嘴臉。我不贊成記帳,也不贊成報復,但是我絕不讓自己再犯錯誤。”[5]但歷史教育了巴金,使他逐漸從“奴在心”的意識中猛醒過來。《究竟屬于誰?》開始反映了他的這一覺醒。文中寫道:“張春橋、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們也走得很順利,因為他們是踏著奴仆們的身體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個,我今天還責備自己。我担心那條青云直上之路并不曾給堵死,我懷疑會不會再有‘姚文元’出現在我們中間。”“要澄清混亂的思想,首先就要肅清我們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獨立思考,就不會讓人踏在自己身上走過去。”[6]《十年一夢》進一步完成了由“奴在心”向自我覺醒的飛躍。在這篇作品中,巴金最終完成了由“奴在心”到找回自我、恢復自我的尊嚴和人格獨立的艱難歷程。他說:“我十幾歲的時候,讀過林琴南翻譯的英國小說,……書中有一句話,我一直忘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萬想不到小說中一句話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寫照。”“沒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別人舉手我也舉手,別人講什么我也講什么,而且做得高高興興,——這不是‘奴在心者’嗎?……我自稱知識分子,也被人當作‘知識分子’看待,批斗時甘心承認自己是‘精神貴族’,實際上我完全是一個‘精神奴隸’。”“一九六九年我開始抄錄、背誦但丁的《神曲》,因為我懷疑‘牛棚’就是‘地獄’。這是我擺脫奴隸哲學的開端。沒有向導,一個人在摸索,我咬緊牙關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為了贖罪,卻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艱難地走著,不怕三頭怪獸,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發女怪,不怕赤熱沙地……我經受了幾年的考驗,拾回來‘丟開’了的‘希望’,終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別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雖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還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還能說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自己身上了。”[7]寫得多好啊!巴金老人由“奴在心者”到“奴在身者”再到回到自己身上的精神磨難歷程,他所實現的精神和人格的這一歷史性飛躍,對我國人民和我國知識分子該有多么重大的啟迪和教益啊!我國的歷史的進步,我國人民和我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和人格獨立,是多么需要有更多更多象巴金老人一樣艱難地而又是堅定地打碎“奴在心”的精神枷鎖,回到自我身上,回到自我價值、自我尊嚴、人格獨立的道路上啊!如是,就不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重演,也不再怕林彪、“四人幫”之類的人物出現了,因為他們不再有市場,不再有讓他們踏著身子往上爬的奴隸了。我國歷史的進步,我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強烈呼喚我國人民和我國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覺醒,迫切需要有更多更多的人,走巴金老人所啟示的道路,掙脫“奴在心”的枷鎖,朝著人格獨立的路上迅跑。
   無情地解剖自己
  人格的解放從根本意義上說是自我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超越自己。人格獨立的歷史,不但記載著人們變更社會實踐的軌跡,更銘刻著人們認識自己,超越自己的印記。對于我國知識分子來說,要實現人格的獨立,不高舉反封建的旗幟不行,不拋棄“奴在心”的意識不行,不自覺超越自己更不行。只有當我國知識分子無情地拿起解剖刀,勇敢地、果敢地揭破自己的層層偽裝,赤裸裸地暴露出一個真實的、完整的自我來,他們才能最終完成人格獨立的歷史選擇。這是最痛苦的最艱難的一種精神煉獄過程,是只有最無畏的勇士和巨人才能夠面對和完成的一種選擇,是實現人格獨立的最有決定意義的因素。
  十八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主義者盧梭曾在《懺悔錄》中驕傲地向世人宣告:“我現在要做一個既無先例、將來也不會有人仿效的艱巨工作。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目赤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這個人就是我。”[8]二百多年后,人類歷史上又出現了一個把自己的真實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的巨人。這個巨人就是巴金。巴金在《隨想錄》里所進行的自我解剖,比盧梭更堅決更徹底。《隨想錄》是比《懺悔錄》更無情的更完整的巴金老人心靈自我解剖的歷史。筆者認為,這是巴金老人最為光彩的一頁,是巴金老人對我國人民和我國知識分子的最大貢獻。
  作為二十世紀的盧梭和作為二十世紀的《懺悔錄》的《隨想錄》,處處閃耀著巴金老人無情解剖自己的哲人的勇氣和膽識,字里行間都映照著巴金老人赤裸裸地揭露自己的真實面目的坦蕩胸襟和崇高的人格境界。《掏一把出來》,以無情的解剖刀剖柝了自己沒有象李健吾先生那樣不怕担風險,而是既害怕連累別人,又害怕牽連自己。對照李健吾先生,巴金感到有一根鞭子在他的“背上抽著,一下!一下!”檢查自己“那十年中間我很少想到別人,見著熟人也故意躲開,說是怕連累別人,其實是害怕牽連自己。一方面自卑,一方面怕事,我不會象健吾那樣在那種時候不顧自己去幫助別人。”[9]《遵命文學》反省自己曾“遵命”寫了批判《不夜城》的文章,為自己在柯靈被誣陷和批判的時候,不但未為柯靈辯護,反而“遵命”批判《不夜城》而深感內疚。《人言可畏》檢討了自己在張潔等幾位女作家遇到重重阻力,向自己求援,而自己卻并未給她們實際的鼓勵和支持,只是用幾句空話把她們打發走了而自責。《我的日記》對照楊沫敢于真實記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的膽量和氣魄感到“渾身顫栗,作者好象用榔頭把一個字一個字打進我的靈魂”,為自己未能象楊沫同志那樣真實記錄那段悲慘歷史而汗顏。《賣真話》既揭露了某些人慣于講假話,賣假貨,卻要打扮成“一貫正確”的嘴臉,更反省了自己雖然寫了五篇提倡講真話的文章,扯起了講真話的大旗,但并不表明自己已經講了真話,更不是說自己一直在講真話。《懷念胡風》更對自己在批判胡風問題上的“表演”作了刻骨銘心的反省,檢討自己幾次對胡風的雖然是“違心之論”的批判,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也“絕不能寬恕自己。”
  在《隨想錄》中巴金不僅對自己的缺點、弱點、不足、失誤,不如人處作了深刻的反省和無情的自我解剖,而且以高度的歷史反思意識,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不夠清醒、不夠堅定的矛盾和軟弱,對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時自己“應負的責任”作了嚴格的自責和反省,痛揭自己的瘡疤,深挖自己的靈魂。一次又一次自責:“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我們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林彪、‘四人幫’販賣他們才會生意興隆。”[10]“有一個時期我差一點也把他們當作新中國的希望。他們就靠說假話起家的。我并不責怪他們,我自己也有責任。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斗爭。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過疑惑,我有不滿,我也把它們完全咽上。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鉆進魔術箱變‘脫胎換骨’的戲法。正因為有不少象我這樣的人,謊話才有市場,說謊話的人才能步步高升。”[11]“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幫’身上,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的宰割,難道我就沒有責任!”[12]巴金還說,如果在林彪、“四人幫”橫行的日子里自己也獲得了“緊跟”、“效忠”的資格,很可能也難于保持自己的清白。只是由于自己沒有這份“光榮”,才保持了比較清醒的頭腦,才沒有也跟著陷進去。這是何等坦蕩磊落的胸懷!這是何等清醒的、無情的自我解剖意識!這是何等的自覺的歷史反思!而這種嚴重的自責,這種無情的自我否定又出自一位在那場浩劫中遭受打擊最多,遭受迫害最深,因而也最有資格作自我解脫的老人身上,它的價值、它的厚重的歷史感、它的崇高的人格力量,就彌足珍貴了。比比巴金老人這種真誠的、無情的自責,對照巴金老人闊大、崇高的坦蕩胸懷,每一個從“文化大革命”的惡夢中走過來的人,每一個愿意接受這場悲劇歷史教訓的人,是不是也可以而且應當做一些歷史的反思,作一些自責呢?畢竟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經歷了那么多的政治運動,折騰了那么多年。這不是某一個、某幾個人的錯誤,也不是某一個人、某幾個人的悲劇,而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錯誤,這個民族的悲劇,都有自己應負的那份責任,都存在著自己無法超越的歷史局限。因此,都需要進行歷史的反思,作一些自我解剖、自我否定。巴金的得人心,巴金的偉大,正在于他以高度的歷史反思意識,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歷史局限。赤裸裸地揭露了自己的歷史局限,從而突破和超越了這種歷史局限,告別了這種歷史局限,完成了自己認識自己、自己超越自己的歷史性飛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最需要的就是這種自覺的歷史反思意識,最需要的就是多一些象巴金老人那樣的作最直率、最無情的自我解剖的勇士,從告別過去、否定舊我中尋找新的自我,完成我們這個民族的新的意識的覺醒。
  否定舊的自我,對舊我作最直率的、最無情的解剖,是艱難的和極其痛苦的精神煉獄過程,是只有巴金老人這樣的真的勇士和巨人才能夠面對和實現的一種精神解放和意識飛躍。我們應當效法巴金的榜樣,從否定舊的自我中尋找繼續前進的力量,完成超越自我的艱巨任務。這會大大推進我國知識分子人格獨立的歷史進程,也會大大推進我國歷史的前進和我國現代化事業的更大發展。
  人格是人之本,是一個人得人心、孚眾望之本。人格的力量是巨大的、無形的力量。我國有良知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都應當重視加強自己人格的修養與鍛煉,都應該仿效巴金老人在《隨想錄》中所實踐的道路,在反對封建專制遺毒,拋棄“奴在心”意識和無情自我解剖的精神搏斗中,推進我國知識分子人格獨立的歷史不斷前進,完成我國知識分子人格獨立的歷史任務。
  注釋:
  [1]《官氣》,《巴金六十年文選》第404頁。
  [2]《小人、大人、長官》,同上書第63頁。
  [3]《“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同上書第59頁。
  [4]《一個核桃的喜劇》,同上書第49頁。
  [5]《寫真話》,《隨想錄》第2集第99頁。
  [6]《究竟屬于誰?》,《巴金六十年文選》第149頁。
  [7]《十年一夢》,同上書第180—186頁。
  [8]《懺悔錄》,第3頁。
  [9]《掏一把出來》,《巴金六十年文選》第269頁。
  [10]《一個核桃的喜劇》,同上書第48頁。
  [11]《說真話》,同上書第139頁。
  [12]《〈探索集〉后記》,同上書第749頁。
  
  
  
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9-3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方平19971997 作者: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9-3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方平19971997
2013-09-1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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