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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駝祥子》:一個農民進城的故事
《駱駝祥子》:一個農民進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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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804(2006)04—0014—07
  作為老舍先生最著名的小說,《駱駝祥子》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意義素來備受關注。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是將其看作一個特定年代里的人生悲劇,未能充分揭示這一故事蘊含的更為深遠的歷史意義。在我看來,祥子的故事,其實是一個進城農民的故事。在小說中,祥子的身份經歷了一個從進城農民到城市游民的轉換,他所遭遇的一切,城市生活對他的改造,以及帶給他的精神危機,固然是特定時代社會生活的產物,但從根本上說,又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那些進入城市的農民將要長期經歷的問題。以往的研究常常從祥子的悲劇,推導出某種有關社會革命必然性的結論,但社會革命并不能解決現代化進程中進城農民的所有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讀《駱駝祥子》,不僅可以使我們更透徹地了解作品,了解歷史,而且也會為我們認識當代生活,尤其是認識那些與農民進城有關的問題帶來一定的幫助。
  一、進城:一個現代中國故事
  《駱駝祥子》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但它所反映的問題卻具有更長遠的歷史意義。近代以來的中國,經歷著一場亙古未有的巨變。這一巨變,從社會學層面來看,是與大量農民不斷涌入城市密切相關的。1840年之后,隨著國門的打開,傳統生活及其賴以存在的基礎——中國式的農業文明,從根本上發生了動搖。伴隨著一次次曲折的社會革命運動,現代化的浪潮開始席卷中國。與此同時,一代代的農民也以不同的方式離開鄉土,涌入城市,構成了一道洶涌澎湃的社會巨流。對于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這一最宏大的社會變化,如果允許我們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必然是“進城”。作為社會生活的一種或直接或曲折的映像,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始終忠實地反映著中國社會生活的變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讀到無數的“進城”故事。從魯迅的《阿Q正傳》到茅盾的《子夜》, 從夏衍的《包身工》到今天的“打工文學”,從路遙的《人生》到賈平凹的《廢都》,盡管具體的內容不同,但它們的主題或故事背景卻始終與農民進城,這一宏大的社會趨勢有著或顯或隱的關聯。在這些故事中,老舍的《駱駝祥子》是一部非常獨特的作品,因為只有它不但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真實地反映了舊中國城市底層人民的苦難生活,揭示了一個破產的農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會拋入流氓無產者行列的過程”[1]249,而且只有它才深入到心理的層面,深刻揭示了進城農民的種種現實境遇與精神危機。
  縱觀20世紀以來的農民進城趨勢,可以發現,大規模的農民進城,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不同的階段,進城的原因、構成、方式,以及進城后的境遇,也各自不同。20世紀前半期的進城農民,主要由那些因戰亂、天災以及資本主義經濟的擠壓所造成的破產者構成,他們以種種分散的方式自發地進入城市,但城市經濟的不發達,并沒有為他們提供足夠的就業空間,這些人除去一部分為現代工商業吸納外,大多數只能生活在城市邊緣,既不能被成功轉化為現代意義上的產業工人,更難成為一個真正的、生活安定的市民。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混亂,政治的無序,也使他們的生活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和救助。就歷史的發展來看,這類人的大量存在,既增加了城市生活的混亂,也為社會革命提供了動力。讀魯迅的《阿Q 正傳》或茅盾的《子夜》,我們均能發現,作品所隱含的有關社會革命必要性、可能性的批判或論證,總是或多或少地與我們這里所說到的破產一進城農民的問題有關。1949年以后,隨著新的國家政權的建立,社會生活迅速有序化,通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建立,農民被再一次牢固地束縛到了土地上,城市生活也高度組織化。1950年代以來,中國現代工業體制的建立和城市經濟的發展,也在有效吸納了原有的城市貧民,使其轉化為現代產業工人的同時,將新的勞動力的吸納歸入了有計劃、有組織的渠道,從而大大地抑制了農民自發進城的趨勢。但即便如此,農民自發進城的趨勢仍然存在,那些以非組織、非計劃的方式悄悄進入城市的農民,盡管最終還是要融入到城市中去,但實際的進程卻面臨著種種的困難。19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急劇發展,加速了社會的都市化進程,同時也將更多的農民以種種不同的方式拋入了城市,隨著中國城鄉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民進城問題再一次被推到社會注意的前沿。此一時期的中國,一方面,城市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的產業后備軍進入,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激增、科技的發展,農村也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同時,計劃經濟體制的打破,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控制的放松,也使農民進城中的自發性因素急劇增加。洶涌澎湃的民工潮,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東南沿海城市的發展,注入了無比的活力,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
  從作品中的描寫看,祥子的進城,屬于我們這里說到的第一個階段,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農村經濟凋敝與農民破產的結果,他的悲劇固然是他所處的那個特定時代所決定的,但就中國百余年來歷史的發展看,農民進城是一個不可遏止的社會潮流,農村經濟的凋敝,農民的破產,固然會迫使他們涌入城市,城鄉經濟的快速增長,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同樣會驅使他們離開鄉村。1980年代以來創農民自發進城,與發生在20世紀前期的農民自發進城,盡管從根本上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就解決“農民如何市民化”這一問題,以及其間的許多細節來說,歷史仍然存在著某種令人驚異的相似。由此觀之,祥子的問題,也就不僅僅是一個特定年代、特定環境下的問題,而對它的深入透視,也就具有了更普遍的意義。
  二、祥子的社會身份問題:從進城農民到城市游民
  在以往的研究中,《駱駝祥子》常常被當作一部描寫下層市民生活的作品來討論,祥子也理所當然地被當作舊中國下層市民的典型。然而,讀過它的人都知道,祥子其實不過是一個剛剛進入城市的農民。如果我們只是寬泛地將市民理解為生活在城里的人,祥子當然也是一個市民。但市民一詞的使用,往往還有更復雜的含義。在傳統中國,鄉村與城市之間,并沒有一條截然的界限,傳統城市生活不過是村鎮文明的一種放大,雖說存在著城鄉差別,但城市與農村之間還存在著某種有機的聯系,鄉下人與城里人的轉換,相對較為容易。盡管如此,市民與農民畢竟還是有著不同,一個典型的市民,除了較長時期生活在城鎮之外,還應對城市生活及其意識形態,特別是與城市生活及其密切相關的商品經濟、價值觀、倫理觀,有相當的親和與理解,或許還應有相對穩定的居所和社會關系。城市不僅是他謀生的地方,也是他的家。這一點,聽上去很容易,但對于祥子和今天許多剛剛進入城市的“民工”來說,并不是很快就能達到的。一個進入城市的農民,要想真正成為市民,必須經過一段時期的生活實際與心理調適,而在此之前,稱他為市民,是沒有實際意義的。根據他的生活特點來研究市民,也是不準確的。叫祥子為市民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很容易使我們忘掉祥子身上的農民特點,以及他的身份、心理從農民向市民轉變的這種動態過程,忽略體現在他身上的“農民如何市民化”這樣一個值得深思的社會文化問題。
  那么,祥子的真實社會身份究竟是什么呢?趙園先生說:
  對小說中初上場的祥子,沒有比這更恰當的比喻了:“他確乎有點像一棵樹,堅壯,沉默,而又有生氣。”他是從鄉野的泥土中生長出來的。即使穿著白布褲褂站在同行中,他也徹里徹外的是個農民,甚至他的那種職業理想——有一輛自己的車,也是從小農的心理出發的:車是像屬于自己的土地一樣惟一靠得住的東西。[2]31
  的確,在作品的開頭和大部分篇幅中,祥子身上還保留著許多農民的特點,他的所作所為,無論在性格上還是德行上,都還保持著那種由鄉土生活所培養起的一切。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只是簡單地稱他為農民,因為在整部作品中,祥子的生活和心理都處于一種轉變的過程中,為了更準確地指明這種特點,或許我們最好還是稱他為“進城農民”。
  在故事的后半部分,祥子似乎已完全被城市生活所改造,從而失去了他所曾擁有的農民的特征。此時的祥子,當然已是一個市民。但又是一個怎樣的市民呢?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習慣于將此時的祥子歸于城市流氓無產者的行列,這當然并不錯,但就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的傳統來說,與其叫他流氓無產者,不如叫他“游民”更具歷史意義。在《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中,王學泰先生指出:
  “游民”主要指一切脫離了當時社會秩序(原注: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們,其重要的特點就在于“游”。也就是說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他們缺少穩定的謀生手段,居處也不固定,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城市鄉鎮之間游動。迫于生計,他們以出賣勞動力為主,也有以不正當的手段牟取財物的。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有過冒險生涯或者非常艱辛的經歷。[3]
  從書中的描寫看,墮落后的祥子,仍然算不上一個典型的市民。在北平這樣一座大都市里,仍然沒有他真正的位置。他生活在城市的邊緣,沒有家,車夫是一個流動性很強的職業,其收入和生活來源都沒有真正的保障。就連他唯一的財富——健康的身體和那一份要強的德行,也在一點點地喪失。此時的他,什么事都可以干,什么事也都可以不干,對于生活他既無憑借又無理想,像魯迅筆下的阿Q一樣, 顯然已成為一個典型的城市游民。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對于《駱駝祥子》的研究,就可以進入一個新的層面。
  三、城市生活中的祥子及其精神危機
  有關祥子生活苦難與精神痛苦的分析,一直是《駱駝祥子》研究中的一個重點。祥子故事的大關節,無非這樣兩個:一是他與車的關系,二是他的性及婚姻。
  祥子與洋車的關系,無疑是這個故事的最重要部分。對墮落之前的祥子來說,一部屬于自己的洋車,不僅是他賴以維生的工具,而且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趙園先生說:“車是像屬于自己的土地一樣惟一靠得住的東西”[2]31,確實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從祥子與車的關系,很可以看出祥子心性中的農民特點。縱觀祥子的三次買車,具體經過雖然不同,但體現其中的人生理想及價值觀念卻始終如一。前兩次,祥子都是自己攢錢買車。第一部洋車的獲得,花去了他三年的時間和汗水。第二次,他仍是堅持自己攢錢,既拒絕劉四主動借錢給他買車的建議,也拒絕了高媽給他的放貸、儲蓄和起會的建議。第三次,靠著虎妞帶來的一點錢,他雖然買到了自己想要的車,但對這輛不是靠自己勞動買來的車,他怎么也難以建立起像對第一輛車那樣的感情。從這些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出祥子的質樸,看出體現在他身上的那種農民式的根深蒂固的自給自足的經濟觀念,以及他與城市生活的隔膜,對商品經濟的無知。婚后的祥子仍然不愿放棄拉車,也不愿像虎妞說的那樣買幾輛車賃給別人,像他不愿放貸一樣,體現在這里,當然仍是傳統那種勤勞致富的人生觀念。
  祥子生命中另一個重要的關目,是他與女人的關系。虎妞對祥子的引誘,一時間滿足了他的欲望,他們的結合,一度也給了他一個家,但這卻不是祥子所想要的家。祥子的不喜歡虎妞,除了其老、丑、兇悍、耍心眼、剝奪他的自由、傷及他的尊嚴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嘲弄了他的理想。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存在于祥子和虎妞之間的問題,除了年齡上的差異,更重要的還是他們不同的人生態度。婚后的祥子仍然想拉車,想做一個體面的洋車夫,而虎妞則尖刻地嘲弄這一切。這嘲弄最終的指向,正是作為進城農民的祥子一度所曾秉持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理想與勤勞致富的人生觀念。作為車廠主的女兒,虎妞比祥子有錢,社會地位也高一些,但無論是她父親還是她自己,都還算不得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他們身上其實都比祥子有著更多的游民習氣[4]。可以說,在整個作品的前半,祥子都在努力掙扎,以抵御游民生活對自己的誘惑。就是虎妞對他的性誘惑,也不過是這一誘惑的組成部分而已。祥子對虎妞的拒絕,從更深的層次上看,其實也是對她所體現的這種生活方式的拒絕。他對小福子的好感,除了她年輕力壯、能洗能做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她能夠使他實現他一直所做的農民式的生活夢想。
  《駱駝祥子》的故事,是一顆善良的心飽經磨難終致墮落的故事,也是一個淳樸的農民如何被城市社會所改造的故事。從后一意義上,《駱駝祥子》也是可能被當作一部成長小說來讀的。但這卻是一種反向的“成長”,因為時間的流逝帶來的,并非心智的成熟,而是精神的萎縮。墮落之前的祥子,健壯、勤謹、誠實、質樸、負責、富于同情心。經歷一連串的打擊之后,這些品質喪失殆盡,人生閱歷的加深,確實使祥子在作品的結尾部分變得更為世故,但在同時,他也失去了身上所有的好東西,包括他對生活曾經抱有的希望。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正經歷著一次重要的歷史轉型。而傳統中國社會在這次轉型中面臨的最大挑戰,正是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的崩潰和勤勞致富的人生觀念的破滅。1930年代的許多社會小說,像茅盾的《農村三部曲》、葉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葉紫的《豐收》、吳組緗的《樊家鋪》、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等,所講述的都是這樣的故事。老舍的《駱駝祥子》,其具體的生活場景雖然從農村移到了都市,但就祥子所經歷的一切希望、幻想、幻滅而言,其實質,仍然不離乎此。作為一個地道的城里人,老舍并不真正了解農村,但作為一個作家,他的敏銳使他即便在城市,也觀察到了這一關乎中國社會現實的秩序以及最終將涉及人生倫理的大變局。
  四、《駱駝祥子》與中國革命
  從祥子的悲劇,人們很容易推導出有關社會革命必要性的論證,正如吳小美先生所指出:“老舍的時代是中國必須革命的時代,外部的壓力和自身的發展決定了中國別無選擇。但如何革命,前景又如何,絕不是老舍這樣的作家所了然的。”[5] 寫作《駱駝祥子》之前,對于“革命”,老舍一度曾抱有頗為消極的觀感(《貓城記》),就是在《駱駝祥子》中,通過對阮明這個人物的剖析,老舍仍然不忘對存在于革命之中的機會主義給予尖利的諷刺。然而,從作品的后半部分看,面對著祥子“想以最大的代價和最低的條件求生存而不可能”的現實[2]31,他的思想還是止不住地要趨向社會革命。小說的最后部分,借著死了孫子的老車夫的口,作者告訴祥子:
  干苦活兒的打算獨自一個人混好,比登天還難。一個人能有什么蹦兒?看見過螞蚱吧?獨自一個兒也蹦得怪遠的,可是教小孩子逮住,用線兒拴上,連飛也飛不起來。趕到成了群,打成陣,哼,一陣就把整頃的莊稼吃凈,誰也沒法去治它們!你說是不是?我的心眼倒好呢,連個孫子都守不住。他病了,我沒錢給他買好藥,眼看著他死在我懷里,甭說了,什么也甭說了!茶來!誰喝碗熱的嗎?
  正是在聽了老車夫這番話之后,發現小福子已經死去的祥子,最終放棄了自己的掙扎,從而陷入更深的人生泥淖當中。在小說的最后,作家用一種頗含輕蔑的意味講到:
  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偉大的,祥子,不知陪著人家送了多少回殯;不知何時何地會埋起他自己來,埋起這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里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
  讀這段話,就連夏志清也感覺,它的“左傾觀點令人吃驚。老舍顯然已經認定,在一個病態的社會里,要改善無產階級的處境,就得要集體行動;如果這個階級有人要用自己的力量來求發展,只徒然加速他自己的毀滅而已。”[6] 趙園先生曾指出“祥子們”的悲劇,“在于想以最大的代價和最低的條件求生存而不可能。祥子,即使他的精神悲劇,也是在‘求生’中發生的。這正是那個時代最大多數人民的共同命運,也是社會革命的最直接的原因和依據。”[2]31 在中國革命的實際過程中,類似一枝竹筷和一把竹筷的比喻,一直是領導者用來發動群眾革命的最有力的修辭。老舍這里說到的一個螞蚱和一群螞蚱的比喻,顯然也有此意味,但不同的是,除了集體力量的顯示,螞蚱的比喻顯然也能給人另外的聯想。批評祥子的人,不滿于他的,主要是他的個人主義,在他們看來,正是這種個人主義,妨礙了他采取更積極的行動,去改變自己的命運。然而,即便祥子克服了他的個人主義,不“同階級兄弟爭搶飯碗”,而是同“階級兄弟團結起來斗爭以爭取生存權”[7]389,問題恐怕也不會變得更為簡單。
  希望祥子“革命”的人,總是一廂情愿地將這“革命”想象為共產黨領導的階級革命,這場革命由于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自然帶有一種有序的、理想化的特點。但革命的實際情況要遠為復雜。中國近代最早注意游民問題的杜亞泉在其《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會革命不發生之原因》一文中指出:
  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以大量的篇幅談到游民與游民文化問題。他說游民是過剩的勞動階級,沒有勞動地位,或僅僅作不正規的勞動。其成分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盜賊、乞丐等。游民階級在我國社會中力量強大,他們有時和過剩的知識階級中的一部分結合,對抗貴族階級。他認為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發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們自己就貴族化了,于是再建貴族化政治,而社會毫無變更。他說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會革命,只能說是“帝王革命”。[11]
  近年來,這段話相繼引起當代著名學者王元化、李慎之等人的高度關注,其原因,當和他們從中得到的有關中國現代社會問題的思考密切相關。很難設想一個加入了“革命”的祥子會是什么樣子,在作品本文中,祥子與革命發生的唯一真實關系,就是他出賣了向他兜售革命的阮明——即便在阮明死后他也承認他說的“十分有理”。透徹點講,即便祥子真的參加了革命,我們也很難斷定他所參加的,不會是一個阿Q式的革命。對此,歷史已不止一次給了我們意味深長的教訓。魯迅先生之既否定阿Q的不革命,又否定阿Q的革命[9],老舍先生對“革命”和“革命者”一度所表現出的疑慮,原因或許也正在這里。
  然而,對于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來說,革命,尤其是社會制度方面的變革又是有其必要性的。因為只有經由革命,才能為許多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必要的前提。但革命并非一勞永逸的事件,它不可能解決所有現代化過程中的問題。將祥子的悲劇,界定為舊中國“特定環境”下的社會問題,與徑直將其上升到抽象的人性層面,揭示其個性缺陷或剖析作者對“城市文明病與人性關系的思考”[7]249,均并沒有搔到問題的真正癢處。按前一邏輯,社會革命的成功,必將消除所有的問題。然而事實遠非如此。盡管到1950年代,從國外歸來的老舍曾一度“欣喜地發現他曾經控訴的社會不公在新政權下得到了迅速的改變,‘祥子’和‘月牙兒’們有了新的生活出路……新政權以用‘政治的力量把北京的五行八作都組織起來’的辦法,解決了苦人們的生存和生活問題”[5]。但這卻仍然不是問題的最后解決。 因為被組織起來的說到底只是已然生活在城市里的那部分人,對于新的進城農民,社會仍然缺少一種有效的接納機制。由于新的戶口制度的建立和城鄉社會組織的嚴密化,農民進城問題事實上變得更為復雜。1950年代以來一段時期中國城市問題的減弱,一方面與中國社會現代化、都市化進程的趨緩和隱蔽性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新的社會構造,尤其是戶口制度造成的城鄉二元格局有關。事實上,雖然在1950~197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城市化的進程仍然有所推進,但其方式較前已大有不同,農民都是被一種較前更為有力的方式束縛在土地上,除了一些按計劃的、規模有限的招工、選干之外,城鄉之間的社會流動,較前大為減少,在許多時候甚至是逆向進行,1960年代的居民下鄉和知青插隊,都是這方面的顯例。但即便如此,農民自發進城的趨勢,也并沒有完全被杜絕。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是,即便在六七十年代社會控制最嚴的時候,在城市仍然存在著許多“黑人黑戶”,對于這部分人的生活,我們只要讀一讀陸文夫《小販世家》一類的作品,就會有很清晰的印象。
  與那種將祥子的問題限定在“特定環境”下去認識的方法相似,將他的問題徑直上升到抽象的層面,從國民性的角度批判祥子的個性缺陷,甚或由之思考“城市文明病與人性關系”,同樣存在著背離歷史的問題。盡管老舍在作品中,對祥子的性格缺點,諸如不合群、別扭、自私、死命要賺錢、孤獨、脆弱、自欺欺人等,從一開始就有所批判,到作品末尾更給他的“個人主義”以不客氣的諷刺[10]。然而,所有這一切卻都并不意味著,假如祥子的個人人格再健全一些,他的命運悲劇就會得到任何的改變。事實上,就作品的大部分來說,作者刻意表現的其實正是祥子性格中的向上因素,但他的好強,他的愛體面、負責任,卻不但不能將他從困境中救出,相反卻使他淪入了更深的深淵。將《駱駝祥子》對城市貧民性格弱點的批判,“納入老舍小說‘批判國民性弱點’這一總主題”[1]250,也許頗能見出作者思想的某種連續性,但對認識祥子本身的問題來說,卻并不見得有多少積極的意義。
  也許說老舍透過《駱駝祥子》,在思考“城市文明病如何和人性沖突的問題”并沒有錯,老舍說他寫《駱駝祥子》很重要的一點便是“由車夫的內心狀態觀察地獄是什么樣子”。“這個‘地獄’是那個在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道德淪喪的社會,也是為金錢所腐蝕了的畸形的人倫關系”[1]251,更是主人公自己那業已墮落了的人心。抽象點說,進入城市的祥子所經歷的一切,包括他的努力,他的掙扎,他的醒悟,他的復仇,他的墮落,以及他在此途中所發現的社會黑暗,與許多經典現實主義小說所描寫的,在本質上并沒有什么兩樣。所不同的是,祥子的故事是一個更加絕望的故事。在我們所熟悉的許多俄國或者法國現實主義小說中,主人公在經歷了一番地獄或煉獄的痛苦之后,最終趨向的,往往是精神的凈化,靈魂的升華。祥子的故事則不然,這里只有墮落,沒有救贖,比外在的地獄更為陰森恐怖的,是人心的地獄。
  然而,這樣看待問題仍然可能由于過于抽象而錯失對作品歷史意義的真正把握。從世界文學看,所謂“城市文明病”,其實也是資本主義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那些憎惡城市文明的人,常常以正在消失的農村社會為樂園原型,同時也喜歡將所謂“城市文明病”本質化,仿佛城市天然就是一個罪惡的淵藪,中國現當代文學對城市的表現,也常常突出其“地獄”性,甚而對“進城”產生一種本能的畏懼,孰不知一切不過是發展中的問題,在這方面,老舍當然還算不得最突出的例證,但在其作品中,確也有將“進城”(即城市化這一過程)的問題當作城市本身的問題的地方。然而,就《駱駝祥子》來說,若要將他對問題的看法簡單歸之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排拒,可能仍嫌倉促。這種看法的得出,或許就與將祥子簡單歸入“市民”有關。但歸根結底,這仍然首先只是一個農民進城故事。
  五、《駱駝祥子》與當代農民進城問題
  前面已反復說到,拋開種種具體的因素不談,祥子的問題,其實是一個現代化過程中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城鄉經濟的發展,大量的農民又一次如潮水般涌入城市,在城市有能力徹底接納他們、消化他們之前,他們的存在也帶來了許多新社會問題。如今最為社會重視的“三農”問題之一,便是“民工”問題。當代文學中也出現了所謂“打工文學”。在這樣的情況下,重讀《駱駝祥子》,能給我們些什么樣的啟示呢?帶著這樣的問題,讓我們最后再一次看看祥子的生活,尤其是導致他走向“末路”的那些東西。
  細讀作品,可以發現,直接導致祥子“沒落”的三次事件,第一次是敗兵的掠奪,第二次是偵探的敲詐,第三次則是虎妞的死于難產。這三次事件,看上去都有著某種偶然性,但仔細分析,其背后又都有某些必然的因素。其中敗兵的掠奪和偵探的敲詐,當然和特定時期社會的動蕩、腐敗有關,然而值得注意是,當這種動蕩和腐敗侵害到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時,正是這些進城不久、無地位、無恒產的農民最缺乏抵御力。虎妞之死,看上去更是一個偶然事件,但偶然的背后同樣有必然。也就是說,對于生活在都市底層的人來說,如果社會不從根本上建立起一種起碼的風險保障機制,那么,任何一點意外的變故,對這些貧無立錐之地人來說,都可能造成生活基礎——包括物質和精神的徹底崩潰,從而無可遏止地將其拋入游民或流氓無產者的行列。
  在祥子與虎妞的關系中,不可忽視的,是他們的性關系,這既是虎妞用以捕獲祥子的工具,又是像祥子這樣的進城農民在城市中需要而不易得到滿足的東西。他們在城里沒有家,很多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需要都不能得到滿足,在這樣的狀況下,他們的許多人生需要只能通過一種畸形的途徑去得到滿足。在《駱駝祥子》和《月牙兒》一類的作品中,老舍都寫到了城市貧民中的女性如何淪為娼妓的故事。這種問題的出現,固然有著復雜的社會原因,但從一個方面說,性市場的存在和難以禁絕,也與城市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生活不穩定的流動人口有關。
  前面已說到,城市生活帶給祥子的最大精神危機,就在于那種伴隨著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的崩潰而出現的勤勞致富的人生觀念的破滅。這一點,對今天的現實同樣具有啟示意義。商品經濟的運行,必然會瓦解那種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同時,也會沖擊與之相伴的勤勞致富的人生觀念,甚而導致穩定的人生價值觀的破滅。這也是一個轉型期社會所能遇到的最深刻的危機之一。放遠點說,如果這種價值觀念的破滅,一旦擴散而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就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秩序的混亂和解體。祥子的故事已成為過去,但農民進城的故事仍在延續。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生活安定,經濟發展,進入城市的農民當然不再可能遇到類似敗兵、偵探一類惡勢力的劫奪,但無可否認的是,實際生活中仍然存在著另外一些襲擾、侵害他們的人和事,除了近些年時有耳聞的種種名目的亂收費之外,戶口制度的阻隔,也使他們在享受城市生活的教育、醫療等服務方面,付出了更大的成本與代價。另外,由于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居無定所,工作也有很大的流動性,這就難免使他們中的一些人不知不覺間沾染上游民習氣。王學泰先生說:“游民是導致社會無序性激增的惡性腫瘤,是社會無序化和社會制度腐敗的產物;反過來它又進一步加速社會的腐化與無序,兩者是互動的。”[3]28 祥子悲劇的最可怕之處,也就在這里。
  面對洶涌而來的進城大軍,《駱駝祥子》給我們的啟示或將是:社會(國家)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吸納機制,從物質的、制度的層面維護和保障這些進城農民的利益,并對他們的精神生活給予適當的關注,就很難阻止他們淪為“游民”或流氓無產者,并因之給城市生活和整個社會秩序帶來令人意想不到的混亂。李慎之先生說:“一百年來,或者說有史以來,中國只有到了現在才第一次有了認真開始現代化的機會,也第一次有了真正消化游民的機會,然而由于人口的壓力,游民依然存在,游民意識根深蒂固,源遠流長,也仍然存在,我們現代化的道路就非通過這個地雷陣不可。”[1]250 從這里,我們或許也可以看出當下城市改革的一種真正的必要性,革命不能解決的問題,只能通過改革去解決。
  收稿日期:2006—05—25
  基金項目: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中國現代文學之家園問題研究”資助。
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14~2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邵寧寧20062006
《駱駝祥子》/農民進城/游民/現代化/價值觀
  Rickshaw Boy/peasant coming to the city/tramp/modernization/values
Lao She's Rickshaw Boy: Stereotype of Peasants Coming to the City
Lao he's novel Rickshaw Boy tells the story of a peasant coming to the city for a living. The hero, Xiangzi, is a stereotype of a social phenomenon: a peasant coming to the city and then turning to an urban tramp, experiencing spiritual crises of all kinds. Not only a problem of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 it is an all-pervasive one that persists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Reading the novel today reveals more about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an the text itself.
《駱駝祥子》的故事,是一個進城農民的故事。祥子的身份,經歷了一個從進城農民到城市游民的轉換,他的遭遇及精神危機,固然是特定時期社會生活的產物,但從根本上說,又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那些進城農民將要長期面對的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讀《駱駝祥子》,不僅可以使我們更透徹地了解作品,而且也將幫助我們認識當代生活,尤其是那些與農民進城有關的問題。
作者: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14~2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邵寧寧20062006
《駱駝祥子》/農民進城/游民/現代化/價值觀
  Rickshaw Boy/peasant coming to the city/tramp/modernization/values
2013-09-1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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