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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中的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與中國先鋒歷史小說的比較
懺悔中的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與中國先鋒歷史小說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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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突出特征之一是體現了強烈的懺悔意識,中國先鋒歷史小說也隱約透露出懺悔意識。此文在懺悔與人性變動、懺悔與人格凈化和獨立、懺悔與人的理想、懺悔與靈魂救贖幾方面的關系中,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與中國先鋒歷史小說的懺悔意識的相似及相異之處,并肯定它們都是對人性的追尋。
  關鍵詞 懺悔 人性變動 人格凈化 自我平衡 靈魂救贖
  * * *
  懺悔意識的本源是宗教,宗教懺悔來源于原罪說。人具有原罪,所以必須進行懺悔,這種懺悔是對人的靈魂凈化。廣義地說,人對自身罪惡的認識和悔過,都是懺悔。懺悔意識在西方文學中淵源流長,奧古斯丁的《懺悔錄》表明了人性與神性的矛盾,盧梭的《懺悔錄》是人對自身的盲目自信。懺悔意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別具風采,并構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最核心和最令人迷惑之處,他小說中的心理分析、人格分裂、風格開創都與此密不可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分裂的“自我意識”是藝術描寫的主要成份,主人公處于不斷感受世界和感受自身的狀態。具體地說,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和主人公在自己心目是什么,成為纏繞主人公的疑惑。從這點看,陀思妥耶夫斯基開了歐洲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中人對自身認識的先河,而懺悔意識正是建立在對人自身認識的基礎之上。
  對人的天性中善、惡兩方面的認識,尤其對罪惡的認識,產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懺悔意識,這種懺悔意識側重于人的天性中惡的激發和善的失落。懺悔意識中的善與惡是不可分割的,懺悔惡是為了達到善,而向往善常常因為過去的惡。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如拉斯柯爾尼科夫、卡拉瑪佐兄弟等性格中那種原始的、瘋狂的、粗野的人之本性,構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懺悔意識的深刻內容。
  中國當代先鋒歷史小說中懺悔意識雖然不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那樣明晰可見,但對人性之善的失落也時有追悔。先鋒作家那些有名的篇章,尤其是中長篇小說幾乎都和歷史有關,如《我的帝王生涯》、《邊緣》、《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一九三七年的愛情》等,但他們的歷史小說既不同于傳統歷史小說,也不同于其他新歷史小說,在他們的歷史小說中,強烈地集中了個人化的歷史經驗,力圖在個人化的歷史虛構中,在對歷史的熱情幻想中,創造以想象能力超越現實而返回現實的神話,其中體現出一種對歷史和自我的救贖,這種救贖包含著隱約的懺悔意識。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和中國先鋒歷史小說聯系對比,東方和西方兩種不同文本中的懺悔意識具有明顯的相似和相異之處。
   人的理想
  由惡向善的懺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往往表現出向宗教尋求歸宿。對宗教持贊美和歌頌態度,表明宗教對人性完美的必不可缺。《罪與罚》中拉斯柯爾尼科夫懺悔與皈依宗教是一體化的。他想借殺人來鏟除人類罪惡,卻使自己更深地陷入了人類罪惡中。這種悖反困境,表明人類的鏟除罪惡和制造罪惡總是同時發生的,因此人類除了向上帝懺悔罪惡外,別無出路。對邪惡的恐懼、良心遭受的懲罚、人類情感的喪失,使拉斯柯爾尼科夫意識到他的悲劇和失敗,于是受到索尼婭所代表的宗教思想的感召,終于懺悔。這種懺悔的本質是人對自身的懺悔,而不是對上帝的懺悔。索尼婭是人類苦難的象征,在她身上體現了虔信善良、承受不幸、通過痛苦凈化靈魂的思想。在這種人與上帝的契約中,上帝實際上被人格化,代表了一個至高無上、盡善盡美的人。
  從這種懺悔追求的本質看,中國先鋒歷史小說具有相似的傾向,但中國先鋒歷史小說追求的人的理想和懺悔的方式,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懺悔有很大差異。
  在中國,儒、道、佛、醫、武實際上是一體化的,只要真正進入其中一種境界,必然會同時進入其他幾種境界,它們在哲學層次上是統一的,因而從根本上講,儒、道、佛、醫、武也都是一種宗教意識,因此儒家學說被奉為國教,從事儒道的人,都是把自己的事業當作宗教來信奉的。在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中,體現出作為國教的孔子學說成為一種正面力量來催人反省和自新。如同拉斯柯爾尼科夫選擇了一條索尼婭道路那樣,第五代燮王選擇了在苦竹山的苦竹寺里度過他的后半生,僧人覺空留給他的《論語》伴隨著他。他白天走索,晚上靜讀。《論語》只有在他失去了國家,開始對自己一生有所追悔時,才顯出其意義,在此之前,它只是一本無論怎樣也讀不完的書。
  在先鋒歷史小說中,常常出現具有儒、道、佛、醫、武意識的人物和話語,并依靠這種意識進行懺悔,表明這種懺悔本身在向著中國傳統意識回歸,向著更高的人的精神境界追求。格非的《邊緣》中出現了燈草和尚,但卻將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作為自己的偈語,以啟迪主人公的自悔意識。這部作品中,還出現了徐復觀這樣一個有象征意味的人物,他既教書,又行醫,作為一個代表中國傳統意識的人物,他活了九十歲,當他安然去世時,主人公從徐復觀的去世和時代變遷的象征性聯系中,對時間和歷史作出一種深沉的思悟和懺悔。
  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同的是,先鋒歷史小說家們不是將宗教作為一種否定性的因素,以此來揭示人的愚昧、迷信和盲目。而是將這種宗教因素作為一種向傳統回歸的理念,體現出對人類歷史文化和人性之善的追悟。人類古老的傳統文化中,自然包含著許多人類的生存觀念和人性向善的初衷,代表著人類一部分理想,這種理想雖不十全十美,但也有它淳樸淡然的一面。正是在這一點,先鋒歷史小說家們超越了以往的作品。
   靈魂的救贖
  懺悔意識在西方既然來源于原罪思想,實際上是承認人對自己的罪孽無可逃避,無論原罪還是懺悔,作為上帝的安排,都是一種宿命的表現,因此才產生了懺悔中的人與上帝這種關系的迷惑。陀思妥耶夫斯基圍繞人的天性而展開的故事、人物和結構,并未得出關于人的天性以及這一天性與上帝關系的答案,懺悔只是這種探討不了了之的結局。在這個結局中,完成的是對人與人和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奇異描述,而不是人與上帝之間關系的描述。敵意、恐懼、忌恨、病態、情欲、隱私等混合在一起,構成了人與人關系的疏離化和偶合化特征,映射出人與社會相互毀滅和創造的關系。正象《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意識到的那樣,人幾乎無法預測命運,更難有效地控制它,也可理解作人無法掌握與上帝之間的關系。這是人與上帝、人與歷史、人與自己之間的一個難題,一種困境,一個宿命,因此人總是力圖從中逃出來。人物不是象斯美爾佳科夫一樣死于人性的沖突,或者說死于人與上帝的沖突中,就是象阿歷克賽躲避波琳娜一樣不停地逃避常人幸福所代表的上帝,或者象德米特里和拉斯柯爾尼科夫一樣去懺悔罪惡,皈依上帝。實際上,這些人物處于自身人性不同對立成份的沖突中,上帝只是人性的一種表現和象征,懺悔和皈依上帝是靈魂獲救的方式,也是人性的唯一出路。
  作為靈魂獲救方式的懺悔,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自我批判和懲罚,即接受靈魂痛苦;一方面是對于自己人性中非理性道德原則的放棄。所以,拉斯柯爾尼科夫在內心的理性道德準則重占上風后,便向索尼婭靠拢。索尼婭道路的實質,是人與自己內心黑暗的對抗,人只有戰勝了自己內心的黑暗,才能皈依上帝,而不是皈依上帝之后才去戰勝內心的黑暗。
  在中國先鋒歷史小說中,同樣表現出人對自己的批判和懲罚,《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第五代燮王在進入苦竹寺思悟之前,就已經因為自己的罪孽而甘愿自己將自己放逐于比普通人地位還低的流浪藝人中,在遭人鄙視和侮辱的生涯中,在肉體和人格的雙重痛苦中,默默體驗做帝王而與榮華富貴同時產生的罪孽。
  《妻妾成群》中的頌蓮在妻妾爭寵的斗爭中,象拉斯柯爾尼科夫一樣有一種高于人上的欲望,并同樣用自己的實驗來證明自己的非理性道德準則。他們的實驗都失敗了,重要的意義在于,他們由于自己內心的道德斗爭而失敗,失敗于自己的人性復蘇。拉斯柯爾尼科夫由于殺人而痛苦和悔恨,頌蓮由于目睹殺人、由于自己在以性為代表的欲望和權力斗爭中的經歷、由于無法堅持人對人的殘忍壓制和迫害而瘋狂。
   人性的變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探討“人的天性”時,重在表現人面對天性中善與惡的兩重性所觸發的痛苦,側重于情感與心理。重在表現人性從惡向善的變動,懺悔則是這種變動的結果,因此,這種懺悔的歷程,一方面表現了人在善惡矛盾中掙扎的痛苦,一方面這種懺悔的發生并不一定由于實際的罪行,而是由于某種意念犯罪,由于人本身邪惡的某種深刻偽裝。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長捕捉人物潛意識深處的邪惡,善于展示人的意念犯罪,因而與這種罪惡意念相關聯的懺悔意識獨具深刻性。
  《卡拉瑪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是一個在善與惡之間變動的人物,如同拉斯柯爾尼科夫一樣,是一個在矛盾夾縫中的人物,內心的矛盾性是他的根本特點。他追求肉欲、生活放蕩、性情暴烈,內心卻藏著正直的秉性,從不違背良心說瞎話。而他的外表行為都是他內心激烈沖突的結果,或者是故意做出的姿態。由于內心深處時時萌動著的惡念,使他認為自己是最卑鄙的惡棍,他承受懲罚,并不是因為他殺死了父親,而是因為他想殺死父親,這種深層的懺悔表明他內心善與惡的搏斗。同樣,在伊凡的內心也充滿著善與惡的搏斗,他清楚事實真相,但洗清德米特里則意味著承認自己有罪,善最終沒能戰勝惡,因而深刻的良心譴責,使他精神崩潰。這種在善惡之間所經歷的選擇,始終伴隨以情感的痛苦和靈魂的折磨,最終體現出人無法逃避內心的懲罚,在毀滅他人的同時,也毀滅了自己。
  中國先鋒歷史小說中,懺悔意識主要表現為人性的復蘇,即對以往人性泯滅或人性不足的彌補,善的愿望只有在意識到自己人性復歸時才自然而然產生。
  中國先鋒歷史小說中的懺悔意識常常表現在善與惡之間的動態的平衡中,它側重于理智。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第五代燮王的罪孽無疑要比卡拉瑪佐夫兄弟深重得多,這種人性的泯滅,使他在八年的帝王生涯中,草菅人命。他看著自己的雙掌,“掌上印下了干涸的血紅色,無論我怎么擦抹也無濟于事,我知道那是異常堅固的他人的血,不僅是燕郎和玉瑣的,也是廢妃黛娘、參軍楊松、太醫楊棟以及所有陣亡將士的血,我知道它們已經化為一道特殊的掌紋鐫刻在我的掌心。”但是這種惡的發生并不伴隨著與善的沖突,因而對惡的追悔并不顯得那樣迅速、激烈。但惡的另一端是善,隨著時間的推移,當燮王失去了作惡的外部條件而成為庶民時,便漸趨向善,面對自己的深重罪孽,他痛苦悔恨,“為什么死亡的邀請獨獨遺漏了我?一個罪孽深重十惡不赦的人?”懺悔正是在這樣一種善與惡之間的動態平衡過程中完成。格非的《邊緣》中,“我”對妻子杜鵑最終的深深眷戀也是在對自己以往鑄成的錯誤的反省中逐漸意識到的。
   人格凈化與自我平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懺悔意識植根于西方文化深處。一方面,懺悔意識來自西方基督教,基督教的原罪說引導人對自身從行動到欲念,從外在到內心、從肉體到靈魂深處的深層認識。《罪與罚》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從最初選擇遠離上帝到最后選擇皈依上帝的過程中,始終充滿著激烈的內心動蕩,他的自首表明在上帝的感召下去接受懲罚以贖清罪過,他的懺悔是一種基督教式的自我凈化。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信仰傅立葉的倫理思想和情欲學說,傅立葉認為人的情欲是人類天生不變的本性,始終追求的目標,人類情欲的共同發揚,既是個人幸福的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但部分情欲的滿足和發展則意味著其他情欲的壓抑,不僅會把人置于極度的痛苦之中,而且會給社會帶來災難和不幸,資本主義是人類情欲最不協調的時代。由于它壓抑了人類的一部分情欲而使整個社會充滿了罪惡,人與人之間形成了利益的普遍對立;追求個人欲望成為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唯一動力,損人利己成了社會道德的基本原則。所以,不論是《罪與罚》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還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伊凡和斯麥爾佳科夫,他們都是在情欲不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去殺人犯罪或從欲念上具有一種犯罪情結。而他們的懺悔也正是建立在這種對自身邪惡的深刻認識上,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悔過。
  中國先鋒小說在形式和內容上同時受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但在其形式所包含的意識上卻具有復雜性:既具有西方現代主義意識,也有傳統的中國意識。在內容上先鋒歷史小說中的懺悔意識幾乎是純粹的中國意識。中國由于根深蒂固的儒、道思想,人對自身的認識遠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那樣表現得痛心疾首。在中國,一個人并不把追求善、消滅惡這種不可能做到的事作為自己的目標,而是努力在善與惡之間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在善與惡的流動變遷中保持自己人格的獨立。在中國佛家和道家哲學中,所有的對立面都是相互依賴的,它們的沖突永遠不會以一方的完全勝利而告終,而總是表現為雙方的相互作用。所有的對立面都是兩極的,好和壞是同一現象的兩個不同方面。先鋒歷史小說深刻地顯示出這種傳統哲學所影響的懺悔意識。在格非的《邊緣》中,“我”由于逃離了荒僻的棗梨山村,也逃避了妻子杜鵑,最終造成了杜鵑投入宋癩子的懷中,而在“我”被押往勞改農場后,杜鵑為了“我”,又再次忍受了宋癩子的侮辱。“我”對杜鵑的痛苦與恐懼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我”的懺悔卻表現出一種儒家的淡然:“在那樣的年月里,正是她身上的恥辱造就了她的貞節,正如我們常常從黑夜之中看到黎明一樣。她現在已經無法知道我對她永久的思念。”《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燮王以儒家的經典《論語》為伴,從儒家對治國治家的道中,去彌補他在童年教育所缺少的必不可少的倫理道德這一課,悟得以道治國平天下,從而對他在少年和青年的帝王生涯既有悔悟,又處之恬淡。
  在《我的帝王生涯》和《邊緣》中,先鋒歷史小說作家們是在對歷史文化和對人的理想的回憶、想象和深思中,力圖通過對歷史和自我的無望救贖,來救贖人的理想、救贖人性之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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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吳義勤.絕望中誕生——新潮長篇小說的崛起.文藝評論,1995(6).
  徐肖楠 湛江師院中文系副教授 湛江 524048*
  
  
  
湛江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50-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徐肖楠19971997 作者:湛江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50-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徐肖楠19971997
2013-09-1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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