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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水滸傳》的悲劇意義
論《水滸傳》的悲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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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劇根源
  《水滸傳》“梁山”的悲劇性內在于“梁山”自身。“梁山”叛逆群落是由在上的首領和在下的眾英雄兩個層面整合而成。故“梁山”的悲劇,便內含于這兩個層面之中。
    (一)宋江形象蘊含的悲劇內涵:忠君與叛逆的沖突
  宋江作為封建官僚統治機構中的一員,職務定位很自然地便賦予了他忠君的思想內涵。另一方面,作為押司又是一個不登封建官級品階的“猥鄙小吏”,職務和地位都使他同下層人民之間保有著密切的聯系,對下層苦難人民的了解和同情,賦予了他人格中的義的內涵,而這種義的人格內涵在一定條件下又往往與叛逆性相通。當他殺死了閻婆惜,當他在潯陽樓寫下反詩,成了一名被官府所欲捕殺的在逃罪犯時,他終于被逼上了“梁山”,成為朝廷的叛逆者,同那些被逐、被緝、被杖、被囚、被黥、被配等入伙“梁山”的叛逆者一道,進行著叛逆皇帝的活動。
  然而,當宋江成為了一名叛逆,參與并領導了“梁山”的叛逆活動時,他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忠君觀念并不曾被剪除,仍在他心靈的深處埋藏著。李逵一句“哥哥休說梁山泊主,便作了大宋皇帝卻不好”,將潛在于宋江心靈深處的叛逆與忠君的矛盾揭示開了。晁天王死后,宋江便不能不將這一矛盾擺在了實踐層面上。
  是繼續叛逆,還是招安?
  宋江掌握“梁山”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晁天王“梁山”的“聚義廳”為宋江“梁山”的“忠義堂”。一“忠”字之添,標志著“梁山”由叛逆到忠君兩種存在性質的轉換,標志著由反皇帝到走向招安實踐目標的轉換。當宋江通過“石碣受天文”,以合法的形式成為“梁山”的主宰時,忠君與招安便也以合法的形式主宰了“梁山”。宋江的就位誓詞“但愿共存忠義于心,同著功勛于國”,也同時意味著是對皇帝的誓詞。宋江對反對他招安所作的解釋,正是他在忠君與叛逆的沖突中,忠君戰勝了叛逆的內心獨白:
  眾弟兄們聽說: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有日云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赦罪招安,同心報國,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別無他意。
  也正是從這一刻起,宋江實際上已成為皇帝派駐在“梁山”的一名控制“梁山”眾英雄的朝廷官員。可見,是宋江截斷了“梁山”走向更高一級叛逆層次(以改朝換代作為叛逆的號召和叛逆的最終目的)的路,他成了“梁山”英雄殞滅的第一殺手。而這一悲劇根源正是深植于宋江形象內含的叛逆與忠君兩者的深刻的沖突之中。
    (二)“梁山”叛逆群雄蘊含的悲劇內涵:義與叛逆的沖突
  忠和義是產生于中國封建社會血緣宗親關系結構的觀念形態,它是中國古代社會具有重要意義的道德行為規范和倫理范疇,是中國傳統文化建構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同時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從《水滸傳》版本上看,明刻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都冠以“忠義”二字,即為《忠義水滸傳》,這正表明《水滸傳》所具有的忠義本質,實際上為它所藝術再現的也恰是忠義本質。
  忠作為古代社會的道德規范和政治倫理,是要求臣民對皇帝要忠,勿犯上,勿二心。義是規范皇帝統治下的臣民的道德倫理哲學,要求被統治者之間要相互協調,相互和諧。然而忠和義同是封建社會血緣宗親關系的產物,對皇帝之所以要忠,是因為皇帝是全國臣民的“父親”,也就是“君父”,皇帝也同時即是全國臣民的大家長。臣民百姓者之間之所以要義,是因為“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都是皇帝這位大家長的子女,故都應以兄弟相待相親,這就是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大宋皇帝在宋江眼里,是“父親”,是中國的家長;宋江在“梁山”群雄眼里,是“梁山”的兄長,是“梁山”的家長。對于宋江來說,實現忠的途徑是招安報效;對于“梁山”群雄來說,對于宋江兄長要既忠且義。于是,才有“梁山”群雄對宋江的招安決策以及實現招安后一連串叛賣性行為的奴婢式的屈從。
  盡管義作為具有血緣宗親特色的中國封建社會人際交往的行為規范,要求人與人之間要和諧,然而,由于深刻的階級沖突和多元化的利益集團存在的社會現實,這樣,統一的義就不能不被多元化的義所割裂、所取代,而多元化的義又勢必構成對統一的忠的挑戰。這就意味著“梁山”的義,并不必然等同于或被統一于對皇帝的忠。于是,“梁山”英雄對“梁山”的義,便不能不和宋江對皇帝的忠發生沖突。于是,便會發生“梁山”英雄的義與對宋江的忠和宋江對皇帝的忠之間的激烈沖突。小說第七十一回寫道: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
  黑旋風便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什么鳥安!”只一腳,把桌子踢起,diān@①作粉碎。
  宋江大喝道:“這黑廝怎敢如此無禮!左右與我推去斬訖報來!”
  然而,封建道德倫理的忠義兩者是同構互補的,兩者是維護封建血緣宗親社會的一雙孿生兒。“梁山”群雄之間義的道德規范限制著并且不允許對“梁山”兄長的不忠,于是,在“梁山”群雄的叛逆與義的沖突中,便以義的勝利和對宋江的忠的屈從而告終。
  李逵道出并體現了忠義的奴隸道德的本質,他說道:“你怕我敢掙扎?哥哥剮我也不怨,殺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第七十一回)
  故從這一特定意義上看,導致“梁山”和“梁山”群雄悲劇性結局的正是“梁山”群雄自身。
  蘊含于宋江形象中的忠與叛逆的矛盾沖突和蘊含于“梁山”群雄中的義與叛逆的矛盾沖突之間為同構互滲關系,這兩者之間的同構互滲是構成《水滸傳》悲劇性質的基本根源。
  明楊定見在《忠義水滸全書小引》中引無涯的話說得好:“《水滸》而忠義也,忠義而《水滸》也。”《水滸》的本質就在忠義之中。
    (三)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運行規律賦予叛逆者的悲劇內涵:小演變與大循環
  現在,我們再把“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劇性放大,從歷史運行的宏觀層次上看我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所給予叛逆者的悲劇內涵。
  設使“梁山”叛逆活動升至了最高層次,即以改朝換代作為叛逆的號召和叛逆的最終目的,又設使“梁山”叛逆推翻了舊王朝,建立了新王朝,宋江坐上了皇帝寶座,這也不過是新的封建王朝取代了舊的封建王朝而已。封建剝削依舊,壓迫依舊,特權依舊,腐敗依舊。從這一意義上看,“梁山”以及一切類“梁山”叛逆的最終勝利,即是“梁山”和一切類“梁山”叛逆的最終消亡。這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運行規律賦予“梁山”和一切類“梁山”叛逆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悲劇內涵。與這一悲劇性內涵相聯系的是,當新王朝進行論功行賞封侯賜爵之日,亦正是“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悲劇陰影籠罩在勝利了的叛逆者的頭上之時。靠農民叛逆登上皇帝寶座的漢劉邦和朱明王朝曾經如此,勝利了的“梁山”和一切類“梁山”的叛逆者也不可能例外。
      二、《水滸傳》:統治者與叛逆者共同的悲劇
  《水滸傳》表現的不僅僅是宋江的悲劇,以及他所領導的“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劇,從《水滸傳》整體性的高度上看,應該說它是統治者和叛逆者共同的悲劇,這是由統治者與叛逆者所共同具有的兩種悲劇性內涵決定的,即:一個是悲劇的實體性內涵,一個是悲劇的觀念性內涵。
    (一)實體性悲劇內涵:社會與歷史周期律之間的沖突
  在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存在的歷史長河中,以姓氏為標記的封建王朝的歷史,便是由建立到滅亡和由再建立到再滅亡的歷史。如此一個圓圈接一個圓圈周而復始的循環運動,便形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周期律。歷史周期律的出現和它的歷史支配地位的存在,并不是超歷史超人格的,它是我國封建制度經濟、政治、文化及意識、意志等諸形態在每一個特定的王朝內各自運行以及相互制動的結果。歷史周期律的具體運行是同它在各該特定王朝由興旺到腐朽的過程相同步的。王朝統治者走向腐朽的過程,同時即是叛逆者出現以及叛逆者同統治者沖突尖銳化的過程。故歷史周期律不僅是每個封建王朝的歷史及其命運的支配者,同時也是叛逆者興亡及其命運的支配者。
  在歷史周期律的支配下,封建王朝走向滅亡的命運是無可避免的。隨著舊王朝的滅亡和新王朝的建立,新王朝的統治者對廣大人民的經濟壓榨和政治壓迫,便必然向著日益殘酷的地步發展。故從這一特定意義上看,在歷史周期律的運作支配下的舊王朝的滅亡,不僅是這個特定的舊王朝統治者的悲劇,而且同時也是叛逆者的悲劇。
  《水滸傳》正是在歷史周期律的支配下,統治者與叛逆者之間共同悲劇的演變及其向悲劇終點迫近的歷史過程的藝術的再現。而宋江的走向招安和朝廷的招安,不僅是叛逆者同統治者之間的妥協,而且也是統治者與叛逆者共同對他們同歷史周期律之間矛盾統一關系達到緊張程度下作出的緩解。但歸根到底,這種妥協與緩解是有利于統治者而不利于叛逆者的。然而,更為具有本質意義的是:在統治者和叛逆者與歷史周期律的沖突中,是封建社會制度的勝利,是特定周期圈內的統治者與叛逆者的共同的毀滅。
    (二)觀念性悲劇內涵:人性與奴性的沖突
  從前述宋江與“梁山”群落的悲劇內涵上,已清楚地看到,有了宋江的忠,才有了宋江主宰“梁山”的招安路線;有了“梁山”群落的義,也才有了“梁山”對宋江的招安決策的奴婢式的屈從,在這里看忠和義的實質都是奴才主義的奴性意識。作為奴性意識,就其本質來說是對人性的扭曲。它產生于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財產與權勢等級制下的等級性人身依附。早在周代便已出現森嚴的等級劃分。中國封建社會愈向后來成熟地步發展,封建等級便愈加繁雜,人身依附便愈加嚴苛。在森嚴的封建等級社會結構里,不僅被統治階級是奴才,統治階級內部也是以不同的等級被區分開來的。這樣,等級低的人是等級高的人的奴才,小官是大官的奴才,大官是皇帝的奴才,皇帝又是皇帝老子的奴才。石秀曾經這樣罵梁中書:“你這與奴才作奴才的奴才!”這就深刻而真實地揭示出在中國封建社會人人都是奴才的社會本質。從這里也就找到了奴性意識存在的社會基礎,同時也就找到了關于奴性意識和作為奴性意識的忠義何以能成為累世累代的中國人的普遍意識的原因。
  奴性意識和作為奴性意識的忠義,不僅對于作為叛逆者的“梁山”群落是一劑毒餌,而且對于以皇帝為最高統治者的官僚統治機構也是一劑強腐蝕劑,加速著它向腐爛深淵的下墜。
  盡管奴性意識對于統治者和對于叛逆者的“梁山”來說,在具體的運作指向和運作方式上有別,但作為奴性意識的存在和奴性意識的本質則是同一的。這種奴性意識存在于統治者的頭腦和存在于“梁山”叛逆者的頭腦之中,是一樣的既深且固的。這誠如清代一揭所寫:“項羽有拔山之力,而不能拔奴性于一紙;……魯智深垂楊可拔,奴根恐難奮臂以驅逐。”(清褚人獲《堅瓠集·奴根》)
  在人性與奴性的沖突中,《水滸傳》所體現的則是奴性的勝利與人性的毀滅。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由于受立場、視角以及時代的限制,未能從《水滸傳》是統治者與叛逆者共同的悲劇這一整體意義上來認識它的社會意義與美學價值;更由于社會危機的深重,叛逆與反叛逆的矛盾就自然成為最具敏感性最具尖銳性的起義閃爆點,故而無論是統治者還是叛逆者都將視線集中落在了《水滸傳》所具有的叛逆性上,從而忽視了它的有利于皇帝不利于叛逆者的本質,造成接受者主體與《水滸傳》本質的雙向性背離。
  早在明崇禎時,奴才刑科給事中左懋第向崇禎帝告密,他以“世之多盜”“皆《水滸》一書為之”,要求下令:“家俱不許藏,令各自焚之。”(《兵科抄出刑科右給事中左懋題本》)再如清乾隆皇帝的奴才福建省道監察御史胡定在向皇帝的告密奏折中寫道:“盜言宜申飭也。閱坊刻《水滸傳》,以兇猛為好漢,以悖逆為奇能,跳梁漏網,懲創蔑如。……市井無賴見之,輒慕好漢之名,啟效尤之志,爰以聚黨逞兇為美事,則《水滸》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臣請申言禁止,將《水滸傳》毀其書版。”(清江西按察衙門《定例匯編》)乾隆、嘉慶、咸豐都曾敕諭嚴禁《水滸傳》的流傳,不許刊刻售賣。
  封建社會出現的叛逆者,自然是將他們的視點放在《水滸傳》的叛逆性上面,例如天地會效仿《水滸傳》“梁山”的忠義堂,將會員聚會的地方也叫作忠義堂。清代另一叛逆性的洪門組織,對于“梁山”的效仿就更為具有典型意義,朱琳《洪門志》有如下記載:
  大哥傳喚“新官人”時,“新官人”須即答應“有”或“到”。走到“月宮門”前,把守人阻止,問答如左:
  問:你來做什么?
  答:投奔梁山。
  問:投奔梁山做什么?
  答:結仁結義。(第十五章第二節《香堂設置新官人上香》)
  銅章大令往下揚,滿園哥弟聽端詳;大哥好比宋江樣,仁義坐鎮忠義堂;二哥好比吳用樣,智謀廣大興山岡;三哥好比徐寧樣,有仁有義掌錢糧;四姊好比鐘娘娘,湘江會上擺戰場;五哥好比林沖將,有賞有罚在山岡;六哥好比李逵將,人人稱他小義郎;七姊好比一丈青,祝家莊前大交兵;八哥好比陳達將,掌管令箭圣賢堂;九哥好比石秀將,替兄殺嫂上山崗。滿園兄弟龍虎將,仁義道德天下揚。銅章大令講完了,忠義堂前把令交。(第十七章第三節《外八堂執事二五銅章令》)
  由于封建社會的叛逆者受中國封建社會傳統奴性意識的束縛,而無法認識《水滸傳》“梁山”忠義的奴性本質,這當然也是自然的。
      三、作者的觀念世界與《水滸傳》小說世界的內在聯系
  施耐庵所著《水滸傳》是以北宋社會為歷史背景,取發生于北宋宣和年間宋江領導的起于河朔的叛逆活動為題材創作而成的長篇歷史小說。作為文學創作,作家依從文學創作的特定需要,擁有運用主觀創造性的廣闊空間,不僅有選擇史實的自主性,更有著重構史實和變更史實的完全自由。如《宋史·侯蒙傳》記載宋江領導下的叛逆者為“三十六人”,然而在《水滸傳》里卻被塑造出一百單八員“梁山”英雄來,而這一百單八員英雄,又是“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清金人瑞《水滸傳·序三》)。又如作者不取和不同于《東都事略》與《忠義彥通方公傳》等“就擒”諸說,而趨同于《宋史·徽宗紀》等史料的“招降”說。與其說這是基于史料的辨偽訂訛,倒不如說是出于藝術創造與小說主題的需要,這正是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區別之所在。誠如明徐復祚《三家村老倭談》中所說:“(《水滸傳》)意欲供人說唱,聳人聽觀也,原非欲傳信作也。”明李贄(卓吾)在《水滸傳回評》中寫道:“《水滸傳》文字,原是假的。只為他描寫得真情出,所以便與天地相終始。”這除指出藝術的真實原不必等同于歷史的真實外,更進而提出藝術的真實是藝術獲得永恒生命的根源。
  雖然,藝術的真實不同于歷史的真實,作為歷史文學的《水滸傳》,既不是實證的歷史,也不是歷史細節的真實描述,然而,藝術的真實卻不應而且也不能離開歷史本質的真實而存在。歷史本質的真實是作品永恒藝術生命存在的基石。歷史本質的真實之存在于藝術作品,同作家的價值觀念有著血肉般的內在聯系。它同作品的關系大致有三種情況:作者的價值觀念大于歷史本質的真實;小于歷史本質的真實;符合于歷史本質的真實。
  《水滸傳》以叛逆者為描述的基本對象,以叛逆者的叛逆活動作為情節的基本框架和發展脈絡,深刻地揭示出,在中國封建社會,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矛盾極端尖銳化的條件下,叛逆者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和斗爭的正義性質。而這一歷史本質的真實在中國小說史上被首次以正面的形象揭示出來并給以淋漓盡致的描述,同作者施耐庵對統治者的憤懣和對叛逆者的同情是密不可分的。李贄在《水滸傳回評》中說:“《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清金人瑞也在他的《水滸傳回評》中寫道:“……則是為此書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明王道生在《施耐庵墓志》中對施耐庵有更具體的記述,他寫道:“公諱字安,字耐庵。生于元貞丙申歲,為至順辛未進士。曾官錢塘二載,以不合當道權貴,棄官歸里,閉門著述,追溯舊聞,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終。”明楊新在《故處士施公墓志銘》也作了類似的敘述,其中寫道:“元至順辛未進士,高尚不仕。”可見施耐庵是因對統治者的憤懣而創作《水滸傳》的。相傳《水滸傳》寫成之日,施耐庵拍案大叫:“足以亡元矣。”這正是作者之所以能夠以藝術形式再現了叛逆性的歷史本質真實的極恰切的注腳與說明。以下擬從三個方面分析作者的主觀理念與小說所體現的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的關聯。
    (一)水泊“梁山”:作者抗上意識的衍化
  清代的王韜在《水滸傳序》(《第五才子書》卷首》)中,曾對《水滸傳》“梁山”叛逆出現的歷史必然性,作了十分正確的分析,他寫道:“試觀一百八人中,誰是甘心為盜者?必至于窮途勢迫,甚不得已,無可如何,乃出于此。蓋于時,宋室不綱,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賞善罚惡,倒持其柄。賢人才士,困踣流離,至無地以容其身。其上者隱遁以自全,其下者遂至失身于盜賊。嗚呼!誰使之然?當軸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讀《水滸傳》,方謂善讀《水滸傳》者也。”施耐庵之所以傾注其全部熱情,將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押司宋江、大財主盧俊義、晁蓋、柴進與其他食朝廷俸祿的官員及農夫流民、小商小販、獵戶漁人、樵夫屠戶、和尚道士、醫卜星相、巾幗女流、知識分子等等,這些在殘酷的經濟壓榨和殘酷的政治迫害下,來自不同的社會集團和不同的職業崗位上的形形色色、性格各異的叛逆者,塑造成歷史英雄,塑造成社會正義的化身,基本的原因便在于作者對叛逆者的同情,在于與叛逆者的“心有靈犀一點通”。
    (二)水泊“梁山”:作者烏托邦理想的折射
  中國自秦漢以來,受封建社會特殊的運行機制所支配,產生了官僚、豪紳、富商三者對土地的瘋狂的掠奪,使廣大的農民喪失了土地,淪為流民,這是造成中國歷史上不斷發生農民叛逆的基本原因。故均產均田理想就成了農民與其他無產者理想的歸宿。早于“梁山”百年左右的王小波領導的四川農民起義,首次提出了“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的口號和目標。百年之后宋江和宋江領導下的“梁山”叛逆群落,在特定意義上便是對這一烏托邦理想的實踐。雖然他們還不具有均產均地的條件,但他們有飯同吃,有福共享,有難同赴,有事共當,人人皆互為兄弟,以忠義為價值坐標,這實際上已是富有浪漫色彩的烏托邦世界了。小說第七十回對這個烏托邦世界有著生動的描繪:
  原來泊子里好漢,但閑便下山,或帶人馬,或只是數個頭領,各自取路去。途中若是客商車輛人馬,任從經過;若是上任官員,箱里搜出金銀來時,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納庫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二三百里,若有錢財廣積害民的大戶,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誰敢阻擋!但打聽得那些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攢得些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拾上山。……
  明天海藏在《題水滸傳敘》中,從一個特定側面揭示了“梁山”烏托邦的性質,他寫道:
  噫!不然也。彼蓋強者鋤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貧者周之,冤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雖未必為仁者博施濟眾,按其行事之跡,可謂恒文仗義,并軌君子。玩之者,當略彼□□之非,取其平濟之是,則豪□□□□□,貧困者生全,而奸官斂手。□□曰:有為國之忠,有濟民之義。
  在“梁山”這個烏托邦世界,支撐它存在的精神基礎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義價值觀念。忠義也同時是“梁山”群落原始性的樸素的民主存在的道德基礎。宋江在這個烏托邦世界里之所以具有為他人所無可比擬的崇高威望,唯一依靠的就是他所具備的道德忠義的人格力量,宋江即可視為忠義道德的化身,他是“梁山”人格理想的道德體現。
  “梁山”烏托邦世界里的忠義道德運轉,即是施耐庵忠義價值觀被理想化了的演繹與展開:“梁山”烏托邦世界的存在,即是施耐庵“忘形林泉之下,娛情詩酒之中”(明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隱士”(《施耐庵墓記》載李恭簡《興化縣續志卷一補遺》)生涯的折射。只不過施耐庵描繪的“梁山”與陶淵明的桃花源相較,多了些殺貪除暴留下的腥穢和叛逆者的刀光劍影罷了。
    (三)水泊“梁山”悲劇:作者忠義價值觀念的投影
  應當說整部《水滸傳》是對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歷史本質真實的藝術再現,但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作者受歷史的局限,特別是受我國傳統文化中忠義價值觀的局限,在體現《水滸傳》忠君與叛逆的沖突時,一定意義上放大了忠君的道德含量。正是在這樣的觀念支配下,作者將宋江送上招安的道路,將“梁山”的英雄兄弟一個一個地推向了招安的祭壇,從而降低了叛逆性的烈度,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叛逆的正義性與常規性目標指向。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于君側矣。”又說作為“梁山”首領的宋江,是“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之所以是這樣,只需了解農民義軍首領張士誠屢次邀施耐庵入伙都遭到拒絕便不難找到答案。正是由于施耐庵的不反皇帝,故才有宋江的不反皇帝。由于施耐庵的忠,也才有宋江的以報效朝廷為矢志的招安。這也是施耐庵寫招安的宋江、投降的宋江而不去寫反皇帝的方臘的奧秘所在。不過也應公正地看到,施耐庵在賦予宋江及“梁山”以忠君內涵時,同他當時所具有的復宋反元的民族主義也有一定的聯系。從根本上看,忠義價值觀與一定限度的犯上精神的整合,是施耐庵思想的主宰,這亦即是中國傳統文化為古代知識分子róng@②鑄就了的觀念型范。施耐庵正是在這一觀念模式的主導下創作了《水滸傳》這一悲劇性小說。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水滸傳》的悲劇,也就是《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觀念的悲劇。
齊魯學刊曲阜27~33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佘樹聲19991999《水滸傳》“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劇性內在于“梁山”自身。蘊含于“梁山”首領宋江形象中的忠與叛逆的矛盾沖突與蘊含于“梁山”群體形象中的義與叛逆的矛盾沖突之間的同構互滲,是構成《水滸傳》悲劇性質的基本根源。從整體性的高度看,《水滸傳》又是統治者與叛逆者共同的悲劇,這是由二者共有的兩種悲劇性內涵(悲劇的實體性內涵:社會與歷史周期律之間的沖突,悲劇的觀念性內涵:人性與奴性的沖突)所決定的。而從作者的觀念世界與《水滸傳》小說世界的內在聯系看,水泊“梁山”既是作者抗上意識的衍化,也是作者烏托邦理想的折射,同時也是作者忠義價值觀念的投影,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水滸傳》的悲劇也就是作者施耐庵觀念的悲劇。施耐庵/《水滸傳》/悲劇根源/悲劇內涵作者:佘樹聲,陜西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西安市 710065 作者:齊魯學刊曲阜27~33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佘樹聲19991999《水滸傳》“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劇性內在于“梁山”自身。蘊含于“梁山”首領宋江形象中的忠與叛逆的矛盾沖突與蘊含于“梁山”群體形象中的義與叛逆的矛盾沖突之間的同構互滲,是構成《水滸傳》悲劇性質的基本根源。從整體性的高度看,《水滸傳》又是統治者與叛逆者共同的悲劇,這是由二者共有的兩種悲劇性內涵(悲劇的實體性內涵:社會與歷史周期律之間的沖突,悲劇的觀念性內涵:人性與奴性的沖突)所決定的。而從作者的觀念世界與《水滸傳》小說世界的內在聯系看,水泊“梁山”既是作者抗上意識的衍化,也是作者烏托邦理想的折射,同時也是作者忠義價值觀念的投影,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水滸傳》的悲劇也就是作者施耐庵觀念的悲劇。施耐庵/《水滸傳》/悲劇根源/悲劇內涵
2013-09-1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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