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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王貴與李香香》的版本變遷與文本修改
論《王貴與李香香》的版本變遷與文本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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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20世紀40年代“延安文藝”運動中產生的謠曲體長篇敘事詩歌《王貴與李香香》,不僅被認為在敘事主題和體裁形式等方面,以“警奇的成就”,“反映了歷史轉換期的一定社會真實”,“完成了我們多年來所期望的藝術和人民的深密結合”和“創立了一個詩歌的新范型”[1-p12]。并且,隨著中國革命及其新的國家政治權力的形成,以及“文學新方向”的確立及其“當代”轉型[2-p14],這首被確定為“解放區文藝的代表之作”之一的敘事詩歌作品[3-p73],也成了建構這個“偉大的開始”及其“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藝”[3-p69],尤其是當代中國敘事詩歌藝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而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六十年代的“當代”中國文學創作傳統資源的“經典”化及其審美選擇過程中,不斷地通過多種方式在對這首作品的編輯出版、版本修改和“文本”內容、“副文本”因素的調整,達到并體現出當時國家對于文學創作及其發展的“高度組織化”的權力要求,反映出政治意識形態在文學閱讀接受與文學批評等方面的調節與控制,以及它們對當代中國文學發展的“典范性”影響。因此,本文將從新文學文獻資料學的研究角度,以對《王貴與李香香》的版本變遷及其文本的修改等為中心,在對其“新善本”[4-p112]的考訂及校勘等基礎之上,探討它處于不同時期及其時代背景之下的政治印記及意義變化等[5-p6]“文學史”研究內容與學術意味。
  一
  事實上,從版本學的考察及相關資料可以發現,1946年9月22日至24日連載在延安《解放日報》第4版副刊上的謠曲體長篇敘事詩歌《王貴與李香香》,此前曾以《紅旗插上死羊灣》的標題及韻散相間的民間說唱體形式,在作者李季當時担任社長的中共三邊地委宣傳部所屬的油印報刊《三邊報》上刊出發表過作品的第一部分及其章節。隨后是在《解放日報》副刊編輯黎辛的建議下,由作者刪去了說唱文本及其形式的散文說白敘述,保留并借鑒模仿陜北民歌“順天游”的形式及其表現手法,以《太陽會從西邊出來嗎?——三邊民間革命歷史故事》的新題目,并以“反映邊區人民艱苦卓絕的自衛斗爭,暴露胡匪的慘無人道,毀滅邊區人民(從生活條件到肉體),毀滅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創作立意及敘事“主題”等[6],將其改編修改為一首長篇敘事詩歌。最后,經過黎辛改定及作者同意,才終以《王貴與李香香——三邊民間革命歷史故事》為題目,在《解放日報》上得以公開發表[7]。并且,正是在開始連載的當天報紙上,黎辛還使用“解清”的署名,撰寫了一篇《從〈王貴與李香香〉談起》的推薦性文章,熱情肯定并高度評價這首“用民歌‘順天游’的形式寫的三邊民間革命和愛情的歷史故事”。稱贊它“不僅題材新鮮,風格簡明,而且極生動極有地方特色的為我們刻繪了一幅邊區土地革命時農民斗爭圖畫”,因而“可以預測這將是廣大讀者所歡迎的作品”[8]。隨后不久,《解放日報》副刊又刊載了曾任《解放日報》總編輯、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讀了一首詩》。文章中贊稱“我以極大的喜悅讀了《王貴與李香香》,因為這是一首詩”,并且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及其建構出發,指出“自從文藝座談會以來”,盡管“比較來得更遲的,就是詩了”,但是《王貴與李香香》“這樣的新詩”有了以后,則使“我們看到:文藝運動突破一重重關,猛晉不已,出來了新的一套,出了一批新的人物。每一次這樣的勝利,都表示了新民主義文藝運動對于封建的買辦的反動的文藝運動的勝利。新的文化在一個一個的奪取舊的文化的堡壘”[9]。
  《王貴與李香香》在《解放日報》上的正式發表及其獲得的巨大聲譽,也使其在當時東北、山東、晉察冀等新的“解放區”和“國統區”產生了廣泛的傳播及影響。不只作者李季被陸定一稱贊為“文藝戰線上的戰斗英雄”,而且這首詩作也被稱為20世紀40年代末“延安文藝”運動中“一顆光輝奪目的星星”,將“照耀著今天和明天的文壇”[10-p1],標志著“中國詩壇上一個劃時期的大事件”,是“人民詩篇的第一座里程碑”[10-p3]。因而,盡管據說此前也曾有過在三邊地區的許多鄉鎮干部中間一時“洛陽紙貴”的影響,但是,從新文學版本注重的“文獻價值”及其高低等方面看,這首謠曲體敘事詩作的初刊本,還應當是這首被推薦到《解放日報》并被編輯改名后的《王貴與李香香》。所以,早在1946年10月初,《解放日報》就通過響應所刊登的“一讀者”來信中所提出的“希望《王貴與李香香》出單行本”的要求,答復稱“你的意見很好,《王貴與李香香》是一首好詩,值得印單行本,我們已向出版機關建議了”等[11]。同時緊隨其后,抗戰勝利后從山東、晉察冀等地搶先進入東北,創刊于沈陽的中共中央東北局機關報《東北日報》,以及中共冀東區黨委機關報《冀東日報》,也分別在1946年10月23日的第4版和1947年3月的第3期增刊上,先后連載了《王貴與李香香》這首敘事詩歌。并且同期的《東北日報》除了重新發表陸定一的《讀了一首詩》之外,還在“編者按”中重申:“現在我們將原文轉載,并將陸定一同志的《我讀了一首詩》也介紹給讀者,并供給做文藝工作的或做實際工作而喜歡寫作的同志們作一個參考”[12]。而《冀東日報》上則以署名“葆J3S318.JPG”的長篇評論《人民的詩歌》,肯定其“是一篇優美出色極有價值的敘事詩”,所以“的確無論在主題的教育性,故事的描述,人物的刻畫,用語的精巧都堪稱為一首成功的人民詩歌”[13]。
  于是,從1946年底前后開始,在包括當時的陜甘寧邊區、晉察冀、東北等解放區,以及“國統區”等其他地區,由新華書店及其各地區分店主導編輯和出版發行的《王貴與李香香》各種不同版本及出版物,通過明確的編輯出版規劃及其發行網絡,一直延伸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的50年代,尤其是60年代初。如1951年前后成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及作家出版社等專業出版機構及其發行網絡,并且通過不斷再版及連環畫改編等方式,從而使得這首敘事詩歌作品及其版本,迅速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傳播史上最為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根據有關資料統計,從1946年底至今,其中先后流行的、主要的《王貴與李香香》版本有:1946年底出版發行的東北書店版;1947年2月的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版;1947年3月由周而復主編、香港海洋書屋出版發行的“北方文叢”版;1947年9月的山東渤海新華書店版;1948年初的晉察冀新華書店版;1948年底的陜甘寧邊區新華書店版;1949年8月由新華書店出版發行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版;1952年9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重排版;1959年5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文學小叢書”版;1961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插圖本;1963年10月出版發行的作家出版社版等,以及近年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編輯出版的《王貴與李香香》“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版(2000)和“新文學碑林”版(2001)。除此之外,還有由多家美術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多種《王貴與李香香》“連環畫”版,以及翻譯成各種少數民族語言和外文的版本流傳于世。
  然而,在《王貴與李香香》的版本系統中,除了連載于1946年9月22-24日的初刊本,由于保存了作品本來的及完整的面貌,并成為學術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及可靠依據,具有無可爭議的新文學文獻價值外,最值得注意的兩種版本,應當是1947年出版并被列入由周而復在上海主編,旨在向“國統區”及港澳、東南亞等地區的讀者介紹及傳播“解放區文藝”及其成就的“北方文叢”本,和入選由周揚主持下,柯仲平、陳涌等“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社”編輯、1949年8月出版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包括1952年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人民文藝叢書”重排本)。這其中,一是通過版本的校勘可以發現,盡管“北方文叢”本存在著許多因印刷排版造成的訛、脫、衍、倒等版本錯誤,甚至有明顯的漏掉段落的現象,但是,這個版本的優點及其價值主要在于:首先,作為在解放區以外出版發行的一個單行本,在版本源流方面直接依據于《解放日報》的初刊本,所以具有《王貴與李香香》初版本的性質①;其次,作為周而復主編的“北方文叢”第二輯之一,其中還附有郭沫若“序一”、陸定一以《讀了一首詩》代之的“序二”,以及周而復撰寫的“后記”,強調《王貴與李香香》“是從中國土壤里生長出來的奇花,是人民詩篇的第一座里程碑,時間將增加它的光輝”等[10-p3]。從而在其版本系統中,顯示出較為明確的編輯意旨并有著鮮明的特色。二是從文學傳播學及其接受過程的角度能夠看到,《王貴與李香香》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雖然開始編輯于第一次“文代會”之前,但卻是在當代中國所想象及建構“新的人民的文藝”及其審美選擇,特別是五六十年代所謂“一體化”的文學規范和文學環境之中,由被賦予國家權力意志及其意識形態功能的體制內的“國家”級出版機構,通過明確的編輯標準及目標設計,以及“文學工程”的具體運作及策劃控制出版發行的一種單行本。因而在《王貴與李香香》的版本系統及其變遷中,該版本不僅因納入到“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之中,并由此成為“當代”中國能夠“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的“經典”性作品之一[14]。同時,得力于“當代”中國文學的“體制化”及文學批評的支持贊揚,文學接受“期待視野”的結構性調整與改變,即“文藝的面貌,文藝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變”,“文藝與廣大群眾的關系也根本改變了”[3-p69],以及“特別重視被廣大群眾歡迎,并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文學規范及其編輯標準[14]。所以,盡管還存在著明顯的脫文及“缺卷”,以至于難稱之為“足本”,但是這個版本從1949年8月初版之后,就被不斷地再版及重印,可說極為暢銷。如僅至1950年1月的第3版,就有15000冊之多的發行量。而在其基礎上,1952年9月的“足本”《王貴與李香香》重排本,僅據四年之后1956年9月的第10次印刷數字統計,印數就已經達到近8萬冊。所以,作為最能夠體現“當代”中國文學審美趣味及其藝術形態,以及隨后作家通過修改適應而代表了自己創作意志的一個版本,包括其與1963年10月作家出版社本、1959年5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文學小叢書”本、1961年10月的插圖本及近年來的“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本、“新文學碑林”本之間直接的版本源流關系②,都使其自然而然地具備了《王貴與李香香》版本系統中所謂“定本”或“精校本”等新文學“善本”的根本性因素和基本特征。
  二
  在《王貴與李香香》的版本變遷及其源流系統的考察過程中,可以清楚發現的是,從文本闡釋及其批評,以及接受反應理論的角度來看,它作為一部有待讀者接受和文學批評者及研究者闡釋的“客體”或“對象”,可以說從1946年9月初版之后,也經過了作者生前及編輯出版者重排或重印等多次的修改[15]。不過,在其傳播及其接受的過程中,以1952年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人民文藝叢書”重排本為標志,事實上形成了明顯不同的前后兩個文本修改時期或者階段。其中,和后來通過作品內容的刪改及作者或編者意圖的實現,以及“副文本”因素對文本意義的參與等,從而產生的新的文本意義及話語結構不同,最初階段的作品修改,更主要的將注意力放在了因為排版、印刷過程中的誤植和脫衍等原因所造成的錯訛和倒亂,以實現其作品版本與文學文本的一致性及客觀性方面。
  因此,本節主要以《王貴與李香香》初刊本作為“底本”,并以40年代末、50年代初影響最為廣泛的1947年“北方文叢”本、1949年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為“校本”,從文獻學的角度并運用對校比勘的具體方法,將這其中大約近百處的修改補版“異文”及其文本的內容差異,大致歸納為如下三種類型或形態:
  一是文本傳播及其印刷過程中形成的文字誤植及錯訛。如“北方文叢”本的“窮漢們就怕過荒年”,除了多余出“們”字外,還將“鬧荒年”錯訛為“過荒年”;“王麻子三天沒有一顆米”句中的“沒有”應為“沒見”;“家里又有一枝花”句中將“只有”錯印為“又有”;“就像那靈水珠在草上淌”句中,將“露水珠”錯訛為“靈水珠”;“二爺我雖老有銀錢”一句錯訛為“二爺我好有銀錢”;“紫紅犍牛自帶耬”中的“耬”錯印成“褸”字;“心急等不得豆煮爛”中的“豆煮爛”錯印成“豆腐爛”;“到天明大隊開進死羊灣”中的“開進”錯印成“闖進”;“聽見鬧革命崔二爺心駭怕”中錯印為“聽誰”;“順著捆來橫著綁”錯訛為“順著捆著橫著綁”;“趁早收起你那鬼算盤”中“收起”錯印為“收拾”;“眼淚珠噙著不敢滴下來”中“噙”錯印為“擒”字;“兩耳發燒渾身麻”中的“發燒”錯印為“發鳴”;“第二槍響時跳下炕”中的“第二”錯印成“第二聲”,多余一個“聲”字;“游擊隊和咱窮漢們是一家”的“窮漢們”錯印為“窮人”;“救上王貴松開了繩”錯印為“救上王貴開了門”;“王貴娶了李香香”中的“娶了”誤植為“要了”;“王貴笑的說不出來話”中的“笑”錯印成“哭”字;“看罷香香歸隊去”中的“看罷”誤植為“看吧”;“三查兩問查出來了”中的“兩問”錯印成“二問”;“兩根麻繩吊起了”中“吊起了”錯印成“吊起來”;“想發我姓崔的洋財是枉然”中的“洋財”錯印為“洋錢”;“滿臉笑著把門堵住”錯印成了“崔二爺滿臉笑著把門堵”;“崔二爺害臊往回跑”錯印為“崔二爺害羞往回跑”;“一天來勸兩三遍”中的“兩”錯印成了“二”;“一天哭三回,三天哭九轉”中的“轉”錯印為“回”;“一圪塔石頭兩圪塔磚”中的“磚”字錯印為“碑”;“送去鞋子把話捎”中的“去”錯印成“下”;“當兵的每人賞了五毛錢”中的“五毛錢”誤植為“五元錢”;“紅綢子襖來綠緞子褲”中的“綠緞子褲”錯印為“綠綢褲”;“兩三個老婆來強固”中的“強固”錯印成“強圍”;“腦筋不轉只是個哭”誤植為“腦筋不轉只是個笑”;“這個女人生來賤”中的“生來”錯印成“本來”;“人逢喜事精神爽”中的“喜事”錯印成“喜氣”;“滿院子火把亮又明”錯植為“滿院亮又明”。而在“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中,可以發現的僅有如“櫻桃小口糯米牙”句中的“糯米牙”錯訛為“糜米牙”;“為啥要跟我這個攬工的受可憐”中多余出的“個”字;“香香担水上井畔”的“担水”錯印成“抬水”;“狗腿子開路狼跟在后邊”的“開路”錯印成“開跑”等少量的文字誤植或錯訛,以及分別錯誤地將后面的兩句詩,各自未分行印成了“二恨王貴給他攬工沒明沒夜當牲靈”,和“時常拉著王貴的手兩眼流淚說”一行。
  二是文本段落及文字的錯漏、衍落或詩句分行、分節及文字的顛倒。其中,最顯眼的脫文錯誤,就是1949年新華書店“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中,將第二部第四章“自由結婚”中的五節十句詩,從“溝灣里膠泥黃又多,挖塊膠泥捏咱兩個”,直到最后一節“捏完了泥人叫:‘哥哥,再等幾天你來看我”全部遺漏掉。除此之外,出現最多脫宇漏詞的就是1947年的“北方文叢”本。如“老狗你莫非想命來抗”句中漏掉了“想拿命來抗”中的“拿”字;“白起紅落不忍看”句,漏掉“不忍心看”中的“心”字;“舊社會的莊戶不如牛馬”句,漏掉了“莊戶人”中的“人”字;“六月里翻穿老羊皮”句中漏掉了“六月天”中的“天”字;“惹惱了二爺你受不了”漏掉了“不”字;“井繩斷了桶掉在井里頭”多余出“在”字;“黑夜也不睒一睒眼”句中多余出“也”字;“崔二爺沒給過一個一個工錢”句中重復衍出“一個”;“連著打斷了兩根紅柳棍”中漏掉了“了”字;“過罷河來你拆了橋”中漏掉了“了”字;“年輕人沒有把握我知道哩”句中多余出“有”字;“鬧革命成功我翻了身”印成“翻身了”;“那個也沒有香香好”中漏掉了“有”字;“肥羊肉掉在狗嘴里頭”中漏掉了“狗”字;“革命帶來了好光景”中漏掉了“了”字;“革命救了咱們莊戶人”的“咱們”一詞漏掉了“們”字;“天生的窮骨頭想發便宜財”中“窮骨頭”漏掉了“頭”字;“崔二爺的東西都要回去”中漏掉了“崔”寧;“嘴里吃來屁股里巴”中漏掉了“里”字;“請上這個央那個”中的“請上”文字顛倒為“上請”;“鐵石的人也心變軟”錯亂成“鐵石的人兒心也變軟”;“樹葉落盡你還不回家”中漏掉了“落”字;“炕圍上邊畫你眉眼”中衍字并顛倒成了“炕圍子上邊畫你眼眉”;“人里頭數不過咱倆可憐”錯衍成了“人里頭數不過咱兩個可憐人”;“莊稼里數不過糜子光”中漏掉了“糜”字;“叫一聲哥哥快來救救我”中漏掉了“一”字;“得空就來把香香勸”中漏掉了“來”字;“我娶這小房靠大家”中漏掉了“這”字;“眾位不幫忙就沒辦法”中漏掉了“辦”字;“本來該叫她來敬敬酒”中漏掉了“來”字;“東搗西搗沒脫過我的手”中漏掉了“的”字;“咱們游擊隊勢力壯”衍漏成“咱們的游擊隊勢壯”;“乖乖的都給游擊隊繳了槍”中的“繳了槍”錯亂成“繳槍了”;“上身穿紅下身綠”中的“下身綠”錯衍為“下身穿綠”。同樣,在“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中,也出現個別錯漏的字詞。如“白靈子雀雀白靈子蛋”句中漏掉了“子”字;“玉米結子顆顆鮮黃”句中漏掉了“黃”字;“山丹丹花來背洼洼開”句中漏掉了“來”字;“人里頭挑人就數哥哥好”句中漏掉了“頭”字等。
  三是文本形式及個別詞句的修改,尤其是標點符號的訂正。這特別表現在“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對《王貴與李香香》的初刊本、“北方文叢”本中一些由于印刷錯誤、方言詞語及使用規范的修改方面。其中除了刪去初刊本及“北方文叢”本的“三邊民間革命歷史故事”的“副標題”之外,具體的詩句修改及文字訂正,首先如:“窮漢們餓的像只喪家狗,崔二爺狠心見死他不救”中的“窮漢們”、“狠心”分別被修改為“窮漢”、“心狠”;“崔二爺來胡日弄”的“胡日弄”修改為“胡日鬼”;“崔二爺又羞又氣惱”修改成“崔二爺氣的像瘋狗”;“崔二爺當炕上睡大覺”的“當炕上”改為“在炕上”;“聽見槍響往起跳”的“槍響”改為“槍聲”;“游擊隊的同志個個眼圈紅”中的“同志”改為“同志們”;“太陽出來滿天紅”的“滿天紅”改為“滿地紅”;“紅旗倒了大家都糟糕”修改為“紅旗倒了大家都糟殃”;“拿著雞毛信不住氣的跑”的“拿著”改成了“拿了”;“東家查來西家問”的“查”改成“搜”;將錯印的“兩把種條一把刺”中的“種條”訂正為“荊條”;“分的東西趕快往出交,你們的紅軍老子靠不著了”,改成“分的東西趕快往外交,你們的紅軍老子靠不住了”;“崔二爺想香香,心還沒有死”改成“崔二爺對香香心還沒有死”;“樹葉落盡你還不回家”中的“落盡”改為“落凈”;“兩三個老婆來強固”修改成“兩三個女人來強拖”;“連長翻墻往外跳”改為“連長翻身往外跳”;“兩人對面拉著手”修改為“兩人見面拉著手”等。其次,是將初刊本中的一些詞語,如“駭怕”改成“害怕”;“混身”改為“渾身”;“老狗日”改成“老狗入”;“年青”改為“年輕”;“洋煙”改為“大煙”;“黑里”改為“夜里”;“廿三”改成“二十三”等,以及對于“得”與“的”、“那”與“哪”詞語正確運用的調整等。最后,也是最多修改的地方,是詩行句節和標點符號的調整。這除了表現在初刊本和“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都沒有如“北方文叢”本及隨后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修訂本那樣,全部的詩行都是由二行一節構成;同時,在標點符號的使用上,“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對初版本及“北方文叢”本都進行了較明顯的訂正。如將“有一件傷心事,出在三邊”、“還不起租子,我還有一條命,這輩子還不起,來世給你當牲靈”、“小香香,我又回來了”、“打開窗子,把話說個明”、“沙梁梁高來,沙窩窩低”等類似詩行中的標點省略;修改如“赤衛軍,少先隊緊跟上”、“長槍,短槍,紅纓槍”、“大刀,馬槍,紅纓槍,馬槍,步槍,無煙鋼”等詩句中的逗號為頓號;調整及訂正如“那塊地不屬財主家”、“那一群牛羊不屬他家”、“毛手毛腳干啥哩”、“打聽誰個隨了共產黨”、“照不見親人在那里”、“姓崔的你怎么不娶你老媽媽”、“不見我妹妹在那里盛”等詩句的疑問語氣,改疑問號為感嘆號及句號以突出其確定的意味等。
  三
  1948年春夏之際,在周揚主持下開始編選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實質上就是以一種“新的人民的文藝”的文學藝術規范及其評判標準,將“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的“解放區文藝”及其創作成果,以及其創作經驗和“工農兵文藝”的普及和推廣等,作為向當時解放區及“國統區”展開的新的文藝運動,以及“當代中國文學”及其文學藝術傳統的建構活動。1949年5月以后,尤其是在第一次“文代會”上,解放區文藝的主題、人物、藝術方法和語言,以及其文藝運動及其斗爭經驗,被確立為“當代中國文學”根本性的、“唯一”的文藝方向及其藝術資源之后,1952年開始由新成立的國家級專業出版機構——人民文學出版社,接編并直接沿用“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原名稱和編輯方針,重排及再版這套大型文學叢書,以適應新中國讀者及其文化建設需要。所以,在“當代文學”發展過程中,這套大型文藝叢書也應當因此而被認為是“代表了‘新中國文藝前途’、體現了對于新中國文學的想象和規劃、構成了‘當代文學’的雛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6]。
  正是在這種新的文學環境及其文學制度之下,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60年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詩歌選本之一的《王貴與李香香》,從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3月及1959年9月的重排本、1959年“文學小叢書”本、1961年的“修改本”和“插圖本”等,以及作家出版社及多家省級出版機構的重印單行體、連環畫改編等,都使得這首敘事詩歌作品及其文學文本,開始隨著中國社會及其政治的變化,“當代”中國文學的審美趣味及其藝術規范的調整,尤其是“當代文學”及其“革命敘事”的“經典化”要求,在不斷地被編者或作者修改,以及被“當代文學”重新認同和“現實化”之中,逐漸形成了這首“經典性”敘事詩歌在五六十年代“當代文學”視野之下的新的“定本”③。可以說,從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人民文藝叢書”重排本開始,這種對作品及其文本的藝術形象、表現手法、插圖封面,以及語言修辭的“規范化”等方面的“完善”,也使《王貴與李香香》作品內容及其文學文本的修改,就和40年代末的版本訂正及文本修改不同,而將重心放在了主題思想、人物形象等方面。因此,運用對校比勘的具體方法,來考察及把握五六十年代《王貴與李香香》傳播及接受過程中,比較明顯或重要的文本修改,透視并分析這些誕生于作品不斷修改中的“新”文本,以把握其在適應社會政治的意識形態及其文學規范當下需要的同時,所留下并烙上的“當代”中國文學及其敘事詩歌藝術演變與成長的時代特征和審美意味。
  于是,在本節以《王貴與李香香》的初刊本及1949年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作為“底本”,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1952年、1956年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重排本,以及1959年的“文學小叢書”本、1961年的“修改本”和“插圖本”等版本及其文本的對校及參校過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從50年代初以后,在“當代文學或者說社會主義敘事文學”所追求并實踐的根本目的之下[16],《王貴與李香香》也開始由最初的一首“用民歌‘順天游’的形式寫的三邊民間革命和戀愛的歷史故事”,以及“邊區土地革命時農民斗爭圖畫”[8],演變為突顯其“陜北在土地革命時期,農民怎樣對地主進行斗爭的故事”,并且“寫出了他們對地主的仇恨,以及他們堅持斗爭的英勇精神;同時也寫出了地主殘酷無恥的罪行”等文學的“當代性”內容[17]。在這近四十處的文本修改中,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作品中有關“中華民國”紀年和某個政治人物等內容的刪節及修改。如《王貴與李香香》的初刊本及1949年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中,從“第一部”第一章的“崔二爺收租”開始,所使用的都是中華民國紀年法,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1952年重排本,以及其后的其他文本中,都修改并采用了公元紀年法。因此,也將首句“中華民國十九年”,以及“民國十八年雨水少”、“十九年春荒人人愁”、“十八年莊稼沒有收”等,分別修改為“公元一九三零年”和“一九二九年雨水少”、“第二年的春荒人人愁”、“天旱莊稼沒收成”。除此之外,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初版本及1949年“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的“第二部”第一章“鬧革命”中,“頭名老劉二名高崗,紅旗插到半天上”一節里,所提到的和劉志丹同樣都被視為“領導陜北老百姓革命的領袖”[10-p65]的“高崗”,由于1954年高崗作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首犯自殺身亡,以及隨后被開除黨籍和撤銷黨內外各項職務等,政治上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之上,因此,從1955年4月第六次印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排本及其后的作品文本中,都刪去了“高崗”的姓名,而這一節的詩句,也被修改為“領頭的名叫劉志丹,把紅旗舉到半天上”。從而以新的民族國家意識及其歷史觀念,對作品及其文本敘事內容進行有意識的過濾、遮蔽和遺忘等,以適應“當代文學”的話語規范及其敘事目的。
  其次,突出并完善作品的“革命故事”內容及其文本的“階級斗爭”敘述,以及“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的單一化性格特征。如“中國人民文藝叢書”1952年重排本的“第一部”第一章“崔二爺收租”、“第三部”第一節“崔二爺又回來了”中,仍有的“墳堆里挖骨磨面面,娘煮兒肉當好飯”,和“分的東西趕快往外交,你們的紅軍老子靠不住了”兩節,為避免讀者把其“看成是勞動人民的殘忍”和政治上“對地主階級的反動觀點”引起誤解等④,因此在1955年的修改本里分別被修改成“百草吃盡吃樹干,搗碎樹干磨面面”或刪去。同時,隨后的修改本中,將“王貴攬工”的最后一句詩,由“老牛死了換上牛不老,殺父深仇要子報”,修改為“老牛死了換牛犢,王貴要報殺父仇”;“太陽會從西邊出來嗎”中的“你是人來我也是個人,為啥你這樣沒良心”,改作“你是人來我也是個人,你的心為啥這樣狠”,以及“老狗入你不要耍威風,不過三天要你狗命”,修改成“老狗你不要耍威風,大風要吹滅你這盞破油燈”;將“團圓”一節中“紅綢子襖來綠緞子褲,兩三個女人來強固”,改成“紅綢子襖來綠緞子褲,死拉硬扯穿上身”等。從而強化“正面人物”對于新的人性及其政治倫理的“當代”認同,突出王貴大義凜然及其無產階級“信念”與“復仇”氣質,以及李香香剛烈忠貞、頑強不屈的精神等。而在1956年以后的修改重排本中,則對那些有損于正面人物及其形象塑造與刻畫的描寫,尤其是此前文本中使用的地方性“粗話”及用語進行了全面的修改。如將作品中李香香與王貴罵崔二爺用語中明顯具有性含意的及民間的俗詞粗話:“J3S319.JPG錢”、“胡日弄”、“大壞J3S319.JPG”、“球眉鼠眼”、“老狗入”、“J3S319.JPG樣子”等,以及用來描繪“窮漢們”的“喪家狗”等,分別采用“臭錢”、“胡打算”、“大壞蛋”、“老狗”、“鬼樣子”及“皮包骨”等詞語代替。
  再次,是從1952年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之后,直到198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文集本”,為適應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文字改革及漢語規范化要求,作者及編者多次對于初版本及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文本中,以往所使用的陜北地區方言詞語及繁體字進行調換與訂正。這其中不僅修改了一些方言詩句,如“快里馬撒紅了個遍”改為“陜北紅了半個天”;“太陽沒出滿天韶”改為“朝霞滿天似火燒”,以及將原來在作品中“注釋”的一些詞語用漢語普通詞匯代替:牲靈—→牲畜、大—→爸爸、牛不老—→牛犢、邇刻—→而今、到黑里—→黑夜里、一滿高—→高又高、活人托—→活人脫、糞爬牛—→屎蚵螂、那達—→哪里、那里盛—→哪里,而且除此之外,還將一些句子詞語次序進行了調整及修正,如“馬蘭開花五個瓣瓣”中的“五個”改為“五”;“馬里頭挑馬不一般高,人里頭挑人就數哥哥好”,修改成“馬里頭挑馬四銀蹄,人里頭挑人就數哥哥你”;“手指頭五個不一般長”改為“五個手指頭不一般長”;“活像個剝了皮的牛不老”修改成“皮破肉爛不忍瞧”;“狗咬巴屎你不是人敬的”改為“狗咬巴屎人你不識抬舉”;“小香香就成了我的了”改為“小香香就成了我的人”;“二爺心里改了主張”改為“崔二爺心里改了主張”;“紅旗插在崄畔上”改為“紅旗插在山畔上”;“游擊隊的同志們個個眼圈紅”改為“同志們個個眼圈紅”;“太陽出來滿地紅”改為“太陽出來遍地紅”;“王貴和香香受的折磨數不清”改為“他們倆受的折磨數不清”;“就好像人人都短他們二百錢”改成“就好像誰都短他們二百錢”;“渾身打成肉絲絲”改成“渾身打成血絲絲”;“香香又羞又氣又害怕,低著頭來不說話”,改成“又羞又氣又害怕,香香低頭不說話”;“滿臉笑著把門堵住”改為“滿臉笑著把門堵”;“崔二爺臉上叫抓了兩個血疤疤”改成了“狗臉上留下了兩個血疤疤”;“當兵的每人賞了五毛錢”改成“每個當兵的賞了五毛錢”;“窮骨頭王貴掙又強”改為“窮骨頭王貴爭又搶”;“大刀、馬槍、紅纓槍,馬槍、步槍、無煙鋼”,改作“大刀、馬刀、紅纓槍,馬槍、步槍、無煙鋼”;“不見我妹妹在那里盛”中的“那里盛”改為“那里”或“那廂”;“兩人見面拉著手”改為“兩人見面手拉著手”;“好比那一條手巾把嘴塞”改為“好比一條手巾把嘴塞”等,以及將“抗”改成“扛”、“裂”改成“咧”、“稜”改成“棱”及“的”與“得”的詞意調換等。
  最后,是五六十年代對作品標點符號及文本形式方面的修改訂正,尤其是作品封面和插圖等“副文本”因素的意義參與及閱讀導引,為作品主題及其文本闡釋賦予了新的內容和意味。比如1949年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詩句排列的形式和《解放日報》的初刊本相同,都是不分節的長律體。但是,作品的最后一句“咱們鬧革命,革命也是為了咱”,卻“獨一無二”的使用了一種似乎意味深長的“省略號”——……。與它們更為不同的是,在此期間的“北方文叢”本及隨后的所有文本,則都毫無例外地采用了一般讀者熟悉的二行一節的“信天游”體。同時,自從1947年2月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王貴與李香香》封面開始使用一幅“參軍送別”主題的木刻畫后,隨后可以看到的版本中,還有1948年10月陜甘寧邊區新華書店、1948年初的晉察冀新華書店版封面等,都以不同風格的黑白木刻版畫藝術形式、平遠的透視和樸素客觀的表現手法,敘述及描繪出“王貴”神情昂然地“扛槍揮手”,與在“溝底里”背面而立的“李香香”的“送別”場景。這幅可以說是突出了“送夫參軍,解放全國”敘事內容的黑白版畫,也一直為1952年9月及其后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重排本和修改本的封面所使用。然而,和這些版本僅有的封面“副文本”因素不同的是,1961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插圖本”,則由“延安文藝”時期成名的著名美術家彥涵創作并在作品的每一章節中分別增添了一幅插圖。因此,包括封面采用的“鬧革命”插圖在內的十三幅套色木刻版畫,就以鮮明濃烈的色調和冷靜浪漫的場景,集中地敘述并表現了王貴遭受的苦難壓迫和李香香的美麗純樸,刻畫出崔二爺的猥褻丑陋與李香香的反抗不屈,尤其彰顯了革命戰爭如火如荼的烽起和最終取得的占領式全面勝利等思想內容。相比之下,也就和20世紀80年代以來,如2002年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的連環畫“珍藏版”及少數民族、外文版的封面及插圖中,突出并張揚的男女主人公愛情主題有著明顯的文本差異及其時代特色。
  [收稿日期]2007-03-10
  注釋:
  ①1982年4月出版的《李季文集·第一卷說明》中,認為“《王貴與李香香》,1946年發表于延安《解放日報》,初版于1949年”。顯然是將1949年8月出版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本視為初版本。(見《李季文集·第1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4月版)。
  ②這其中,2000年7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中,《王貴與李香香》采用的版本并非作者生前的歷次修訂本,而是基本采用和依據這首作品的初刊本及“中國人民文藝從書”初版本出版的一個單行本。
  ③收入1982年4月出版的《李季文集·第一卷》中的《王貴與李香香》,就是代表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及“根據作者生前修訂之版本。個別字句稍有改動,并進行了必要的勘誤工作”的作品文本。見《李季文集·第1卷·出版說明》,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4月版。
  ④引自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書《王貴與李香香》1953年2月版的1959年借閱讀者“評點”批語(索書號:851、487/157)。
復旦學報:社科版滬129~13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榮20082008
新的人民的文藝/謠曲體敘事詩/版本變遷/文本修改
A Study of the Edition Alteration and Textual Modification of Wang Gui and Li Xiangxiang  WANG Rong20世紀40年代出現在延安“解放區”的敘事詩歌《王貴與李香香》,隨著建國前后“新的人民文藝”建設及其文本的“經典化”過程,以及當代中國社會及其意識形態的變遷,作品版本也經由出版者及作者的多次修改而形成了不盡相同的文學版本及其文本形態。本文從文獻學及版本資料研究的角度著手,通過對其作品版本的流傳及其變遷與文本修改的匯校及分析,探討不同時期及其時代背景之下“當代文學”的政治印記及意義變化,以及中國當代敘事詩歌的藝術建構及其文學史敘述等。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滬129~13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榮20082008
新的人民的文藝/謠曲體敘事詩/版本變遷/文本修改
2013-09-1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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