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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聊齋志異》中的喜劇性小說
論《聊齋志異》中的喜劇性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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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王國維所說: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 不著此樂天之色彩。”(注:《〈紅樓夢〉評論》,見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喜劇性作品及喜劇因素是我國古代敘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喜劇文學的發展史上,《聊齋志異》中的喜劇性小說具有重要地位,是顯示我國古代喜劇 向具有人文、理性、幽默色彩的近代喜劇過渡的一組作品。
      一
  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喜”被看成是人們面對美好事物時產生的一種歡樂心理。《說文解 字》解釋:“喜,樂也。”因此,我國古代的喜劇,大多是歌頌性喜劇。《聊齋志異》中亦 有許多歌頌性喜劇,蒲松齡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突破了以前歌頌性喜劇的內容、主題和藝 術 手法的限制,將我國的歌頌性喜劇藝術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歌頌性喜劇是謳歌美好人生的藝術。蒲松齡對于理想的人生的看法,具有近代人文色彩, 與重視人的道德價值、社會責任而忽視人對幸福的追求的封建價值觀大相徑庭。他的歌頌性 喜劇,也突破了前代歌頌性喜劇以道德教化為主的傳統,而以謳歌人們追求幸福、享受幸福 生活為核心內容。
  封建價值觀忽視人對幸福的追求,尤其忽視人向外追求,超越自然、社會的制約獲得幸福 , 而強調人對自然、社會的順應。因此,較之西方文學,我國古代文學缺乏肯定人與命運抗爭 、擺脫現實的壓迫追求幸福的精神。這種情形到封建社會末期才有所改觀。在蒲松齡的歌頌 性喜劇中,謳歌人們向外追求,通過創造、進取、斗爭獲得幸福的作品,已占據了主流地位 ,且內容新穎。
  我國傳統文化否定人在溫飽之外的物質追求,“在道家看來,物質財富只能帶來人心的混 亂,在儒家看來,……物質財富也絕不是人類幸福中最本質的東西。”(注:馮友蘭:《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見《三松堂文集》。)蒲松齡卻肯定富裕 是 人生幸福的必備條件,將歌頌美好的物質生活帶給人的幸福作為小說主題推出,如《蕙芳》 。而且,蒲松齡一反“知足常樂”、“書中自有千鐘粟”等等傳統觀念,以新穎的選材、極 大的力度來表現人為獲得財富進行的種種努力。如小說《黃英》寫黃英姐弟不理會馬子才對 他們不能安貧而經商求富的鄙視、指責,將菊花的殘枝劣種培植成珍奇佳種出售,并不斷發 展自己的事業,家中由此由日富,建華屋修亭園,“享用過于世家”。這個頗具象征和思辯 色彩的故事否定了安貧、鄙視經商求富的觀念,肯定創造物質財富的活動是美好的、高潔的 。《王成》寫王成改掉了懶惰、安于現狀的毛病,外出經商,斗鵪鶉、賣鵪鶉致富的故事, 小說是一曲進取、競爭致富的頌歌。我國古代文學鮮有歌頌人們為財富而大力創造、競爭的 作品,《黃英》、《王成》這樣的小說,顯然具有積極意義。
  《聊齋志異》中還有一些歌頌人對美好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從中得到享受的喜劇性小說。 如《彭海秋》寫彭生乘天河渡船,轉瞬便從冷清的山東鄉間來到繁華的杭州,欣賞到了“月 印煙波,游船成市”、弦管聲聲的西湖風月。這是一篇表現人利用高速交通工具擺脫自然的 制約獲得精神享受的小說。《雷曹》寫樂生為解“云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之疑上天遨 游,滿意而歸。在我國文學史上,這篇表現人探索自然的奧秘、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求知欲 小說也很引人注目。蒲松齡筆下這組表現精神享受帶給人的幸福的小說在我國文學史上顯得 很新穎。
  在愛情題材這塊我國古代文學史最早體現出近代人文主義思潮的題材領域,蒲松齡也有開 拓性的貢獻。一方面,蒲松齡將愛情主題從以往文學歌頌“情”帶給人的幸福。如在《白秋 練 》中,他寫一對戀人慕生和白秋練先后用吟誦唐代愛情詩的方法讓病倒在床的對方即刻痊愈 ,小說用充滿喜劇色彩和詩意的故事渲染了愛情帶給人的幸福。另一方面,蒲松齡還將愛情 主題從以往文學歌頌“情”的合理性、生死不渝性,發展為歌頌捍衛幸福的“情”的斗爭。 如《青娥》寫霍生在愛情受阻后,不消極等待,不依靠外力的幫助,也不避開阻力暗中追求 ,而是和阻礙愛情的岳父正面斗爭,從當面指責岳父干涉愛情到用神鏟去鑿岳父家的石壁, “且攻且罵,瞬息洞入三四尺許”,終于和愛妻團圓。其捍衛“情”的勇氣之大、抗爭之激 烈,在前代小說中罕見。《恒娘》寫朱氏在丈夫愛上別的女人后,受鄰居恒娘的指點,用心 理學知識、用優美動人的服飾笑容和對丈夫愛情需求的“吝嗇”向丈夫“進攻”,終于“打 敗”了情敵,贏得了丈夫的獨愛。朱氏和恒娘這樣的反傳統的“婦道”、“婦德”、巧妙維 持愛情幸福的正面女主人公的形象,在前代小說中亦見不到。
  蒲松齡筆下歌頌人向外追求幸福的喜劇性小說中,還有一類很有價值的作品:它們不像《 黃英》、《恒娘》那樣強調主人公活動的終極目的,而是“淡化”這種目的性,凸現能使主 人公擺脫外力壓迫獲得幸福的美好人生。如《嬰寧》寫嬰寧在不受封建社會行為規范束縛的 狀態中自由自在、無憂無慮地生活,時時發出快樂的大笑。這快樂的笑聲傳達出的是一種不 受任何壓迫的人類生命的快樂,不同時代的讀者會跟著她一起笑,體驗這種快樂,感悟生命 的美好、快樂人性的可貴和擺脫外力壓迫的人生的幸福。再如《刁姓》之贊美人的生存智慧 ,《狐諧》之贊美人的語言才能,《泥鬼》之贊美人戰勝強大的異己力量的膽量。這類小說 內容豐富,謳歌具有普遍性和永恒價值的美好人性,成功揭示這些人性能使人擺脫外界壓迫 快樂、幸福地生活,是《聊齋志異》中一類很精彩的小說。
  蒲松齡漚歌人向外追求幸福的喜劇性小說,不但有豐富新穎的內容,而且有豐富新穎的藝 術手法。
  蒲松齡擅長發掘生活中包含的喜悅性,“濃縮”后用現實主義的喜劇手法表現它們。如《 黃英》中有兩個表現迂書生馬子才在妻子面前“節節敗退”的有趣情節:其一:馬子才恥于 靠經商的妻子黃英過富裕生活,但婚后家中到處都是黃英家的物品,“馬立遣人一一赍還之 ,戒勿復取。未浹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毋乃勞乎?’馬慚 ,一切聽諸黃英。”其二:馬子才抱怨“仆三十年清德,為卿所累”,說“人皆祝富,我 但祝窮”,和黃英分居,住到茅屋中,“然過數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 就之。隔宿輒至,以為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馬亦自笑,無以對, 遂復合居如初。”這樣的情節,因其生活氣息濃、合情合理而有很強的可信性,讓讀者在笑 聲中認識新生活戰勝舊生活的必然性。
  作為浪漫主義大師,蒲松齡也擅長用浪漫主義手法表現理想生活具有的喜悅性。
  蒲松齡擅長用浪漫主義手法處理環境,設計出一個個充滿大膽幻想乃至科幻色彩的奇異美 麗的世界,再用華麗的、濃墨重彩的語言將它們描繪出來。《寒月芙渠》中,人支配了自然 ,使隆冬荒寒的湖面上荷葉滿塘,“彌望青蔥,間以菡萏。轉瞬間,萬枝千朵,一齊都開, 朔風吹來,荷香沁腦。”《雷曹》中,樂生上了天,“細視星嵌天上,如老蓮實之在蓬也, 大者如甕,次如瓿,小如盎盂。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小者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 其一”而歸。這些小說中,美麗的內容、美麗的文字相得益彰,讓讀者浮想聯翩,強烈感受 到美好的物質、精神生活帶給人的享受,沉浸在愉悅中。
  蒲松齡用浪漫主義手法處理環境還有一個目的:“淡化”具有特定時空性的社會生活內容 ,讓小說主人公能夠“釋放”被現實社會、被時代壓抑的自然人性。如《嬰寧》和《小翠》 的主人公,都是在大自然中成長的狐女,出嫁后也生活在一個沒有封建理法壓迫的似真似幻 的特殊環境中,因此能夠享受女子在封建社會不可能具有的自由歡樂的生活;《青鳳》中的 耿 去病,能夠“打敗”并報復干涉他和青鳳愛情的青鳳叔父,因為他們的故事發生在狐仙 的世界而非封建現實中。這些小說的主人公身上具有在封建時代的社會現實中無法顯現或無 法充分顯現的自然美好的人性,他們的故事發生在虛幻性的環境中,讓人信服,讓人歡笑。 蒲松齡巧妙解決了怎樣讓具有“超前”的個性解放色彩的人生不被讀者視為“荒唐”,只讓 讀者覺得美好的問題。
  蒲松齡也擅長用浪漫主義手法處理人,賦予小說主人公神奇的機遇、能力,讓他們能夠超 越現實,戰勝阻力,獲得幸福。《青鳳》中的霍生,得到了一把能像鑿豆腐般鑿磚石墻壁的 神鏟,用它去鑿阻隔他和青鳳的墻壁,贏得了愛情;《阿寶》中的孫子楚,具有“心想事成 ”的奇異本領,能讓靈魂去會戀人。這樣的故事,能讓讀者在想象中體會沖破現實桎梏、實 現人生追求的歡樂,有極大的藝術魅力。
  《聊齋志異》中還有一些謳歌人們向內追求、通過改正人性缺陷獲得幸福的喜劇性小說。 它們數量不多,卻是傳統文學中沒有的新型喜劇。這些喜劇運用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通過 不 甚尖銳且有趣的沖突及其結果來揭示主題。如《胡氏》寫給人做家庭教師的胡姓狐仙硬要娶 主人的女兒作兒媳,遭拒絕后率狐兵用高粱葉做的大刀、蒿草梗做的箭之類“武器”來攻打 主人,搞得主人十分頭疼。后來主人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說服了胡氏,雙方消除了前仇 ,皆大歡喜。這個有趣的故事告訴讀者,做事要通情達理,服人要擺事實講道理。《青蛙神 》的故事也曲折有趣且含蘊豐富,可以作為年輕人處理夫妻關系和父母處理與子女家庭關系 的“教科書”。《翩翩》則啟示讀者:在愛情受到“第三者”威脅的情況下,應該如何維護 愛情。這類小說可以稱之為倫理喜劇,它們富于教育意義但沒有說教化、公式化等缺陷,生 活氣息濃,情節生動有趣,是寓教于樂的喜劇。
  除了豐富新穎的題材內容和藝術手法外,《聊齋志異》中的歌頌性喜劇還有一個很大的成 就:它們突破了我國喜劇文學基調溫和的傳統,具有空前強烈的喜劇性。
  受“溫柔敦厚”、“樂而不淫”的儒家審美標準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的喜劇性文學并 不追求強烈的喜劇效果。然而,讀了《翩翩》中羅子浮正在對著妻子的女友花城迷迷糊糊、 靈魂出竅的當兒,突然發覺身上的衣服被妻子變成了枯葉,嚇得連忙一本正經坐好的情節, 讀了《青娥》中霍生急于和愛妻團圓、對岳父又叫又罵、用神鏟拼命去鑿岳父的墻壁,“瞬 息洞人三四尺許”的情節,怎能不發出快樂的大笑!蒲松齡顯然已突破了傳統審美標準的限 制,在追求更強的喜劇效果。而且,《聊齋志異》中還出現了少數色彩特別明朗樂觀、通篇 充滿強烈的喜劇性的“純喜劇”,如《嬰寧》、《黃英》、《狐諧》、《胡氏》。《嬰 寧》中,嬰寧出場后,舉手投足、一言一行幾乎都飽含喜劇性,她那歡樂無比、不可遏制的 大笑,更是造成了一種強度極大的喜劇性,引讀者跟著她一起大笑。《狐諧》中狐女嘲諷輕 薄文人的連珠妙語,也令人捧腹絕倒。這些小說喜劇效果之強,在我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的。 蒲松齡推動了我國喜劇文學的解放。
  《聊齋志異》中的歌頌性喜劇是出色的。它們極大地開拓了歌頌性喜劇的審美視野,也在 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傳統喜劇人物形象“通常是代表著智、勇、善、忠……的抽象品質之堆砌 物”(注:劉強:《中西喜劇意識和形象思維辨識》,安徽文藝出版社。)的局限,塑造出了既有生活氣息又體現作者帶有人文主義色彩的理想的喜劇人物形象 ,以空前的力度謳歌了性格沒有被社會扭曲、具有積極健康的人生追求的人們充滿喜悅性的 美好生活。這些喜劇小說更接近文學關懷人性、人生的本質,更能啟發讀者認識人應有的生 存方式,豐富讀者的人生智慧,使讀者更清醒、更幸福、更快樂地生活,也能讓讀者享受更 強烈的喜劇審美愉悅。
      二
  “中國古人的喜劇審美趣向多以輕松快意的直接娛樂為主,而不大愿意接受對現實帶有揭 露性、夾雜著某種痛感的批判喜劇。”(注:劉強:《中西喜劇意識和形象思維辨識》,安徽文藝出版社。)因此,清代以前,我國少有諷刺喜劇且作品大都失 于內容面狹、藝術上淺露粗糙。是蒲松齡推動我國的諷刺喜性喜劇獲得充分發展,躍上了一 個新的臺階。
  《聊齋志異》中,半數左右的喜劇性小說是諷刺喜劇,還有少數兼有諷刺和歌頌雙重性質 的喜劇。當歷史進步、人們看穿舊生活的荒謬可笑時,諷刺喜劇的審美效果便會被作家們重 視,諷刺喜劇便會獲得發展。于是,繼文學史上“第一次把諷刺作為全書基調”(注:寧宗一主編:《中國小說學通論》,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小說《金瓶梅》出現之后,蒲松齡的諷刺喜劇顯示出我國的諷刺喜劇已進入迅速發展的新時期。而 且,《聊齋志異》中的諷刺性喜劇,突破了傳統喜劇“就事論事”、僅將矛頭對準人的惡德 敗行和荒謬的人生哲學的局限,具有新穎的審美視角和更廣更深的審美視野,開始體現出近 代理性精神。
  蒲松齡還不像吳敬梓那樣對封建社會、文化有相當清醒、全面的認識,但他已開始察覺封 建末世之“天”的殘破難補。出于對社會總體矛盾的一定程度的認識,他寫出了從宏觀角度 對社會和文化進行整體性評價的新型喜劇。在《羅剎海市》中,他寫整個社會、官場都處 于一種黑白顛倒、以丑為美、越丑者地位越高的可怕可笑的狀態;在《王子安》中,他寫科 舉制摧殘、扭曲士子的心靈,讓士子們的人生在可笑可憐的“七似”狀態中輪回;在《夏雪 》、《盜戶》等小說中,他諷刺那個時代形形色色反常荒唐的社會風氣。同時,出于對人性 問題的認識和關注,蒲松齡也寫出了從微觀角度反映人生、揭示人性被扭曲的可笑可憐可恨 的新型諷刺喜劇。他諷刺社會“精英”——官僚、文人們的種種丑惡可笑的人性如昏聵(《 郭安》)、貪婪(《司訓》)、庸俗(《顛道人》),嘲笑種種人性弱點如吝嗇(《種梨》)、小 偷 (《罵鴨》)、迂(《書癡》)、輕薄(《瞳仁語》)、不學無術(《嘉平公子》)、不肯下苦功 學習(《峻山道士》)。這類小說,不光是對人進行傳統的道德評價,而且是對人進行帶近代 色彩的人性解剖,內容頗為新穎。如果說《儒林外史》的諷刺成就首先來源于吳敬梓先生超 人的膽識,他跳出了科舉的圈子,看透了長期以來被人們維護的現實社會、被人們追求的科 舉文化的不合理,從宏觀的角度評判它們,又從微觀的角度解剖被它們鑄就的人性,達到 了批判封建文化的目的,那么,蒲松齡就是吳敬梓的前驅。他的思想不如吳敬梓深邃,對社 會、文化、人性的批判不及吳敬梓那么集中、深刻、犀利,但他也開始居高臨下,以“局外 人”的眼光,同時從宏觀、微觀的角度審視生活,對那個時代社會的、文化的以及人的靈魂 的丑進行了一次大巡禮。他的諷刺喜劇,已開始負載起更廣泛深沉的歷史的現實的人生的內 容,有了更深刻的文化意蘊。
  蒲松齡諷刺喜劇的理性精神,還體現在他對諷刺的“度”的把握上。一方面,對于丑惡腐 朽的現象,蒲松齡用撕去它們的一切假面具的方法,毫不留情地進行辛辣的諷刺,如《司文 郎》之諷刺科舉考試的進凡庸黜人才,《郭安》之諷刺官僚的昏聵,《xiāo@①鳥》之 諷刺官僚的貪婪無恥,文筆極其尖銳冷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受儒家詩教的影響,我國傳 統文學一般不強調喜劇中矛盾沖突的強度,甚至人為減弱這種強度,《聊齋志異》中卻有一 些矛盾沖突極尖銳的諷刺喜劇小說。如《佟客》寫董生好擊劍,每每慷慨自負,還當仁不讓 地表示自己是忠孝一流的人物,但在老父被強盜拷打呻吟(實是別人為“考驗”他設置的幻 象)時,“壯念頓消”,只顧逃避自衛。尖銳的矛盾,入木三分地揭露了“虛假”和“自私 ”這兩種人性。《郭安》中的故事包含的矛盾亦極尖銳:父親向官府控告兇手殺子,妻于向 官府控告兇手殺夫,兩位進士出身的縣官竟判兇手代替被殺者作原告的兒子、丈夫。令人啼 笑皆非的故事辛辣地諷刺了昏官和選出如此“人才”的科舉考試。矛盾沖突被強化到如此程 度的諷刺喜劇,在前代文學中幾乎找不到。蒲松齡大大增強了諷刺喜劇的鋒芒,使他的諷刺 喜劇有了與傳統諷刺喜劇的溫和基調完全不同的灼辣。但是,蒲松齡對人不苛責,更不刻薄 ,他的諷刺喜劇體現出對人性弱點的善意批評和寬容,如《罵鴨》之諷刺人小偷小摸的毛病 , 《嶗山道士》之諷刺不能下苦功學習的人性弱點,《書癡》之諷刺受封建文化之害的迂書生 ,文筆溫和。另一方面,蒲松齡的諷刺喜劇雖然有剝去事物一切偽裝的尖銳甚至是灼辣, 但是不淺浮,既沒有《金瓶梅》中那種由直露的文筆造成的鬧劇色彩,也沒有晚清譴責小說 中那種由過度的夸張造成的功利色彩。它們有應有的含蓄和深刻,耐人咀嚼、回味。這是諷 刺喜劇走向成熟的表現。
  蒲松齡的諷刺喜劇,不但表現出一定的近代理性精神,還表現出一定的近代幽默色彩。這 種幽默色彩,來源于蒲松齡巧妙運用各種文學手法制造的有趣、可笑而又意味深長的笑料。 蒲松齡將傳統的因果報應故事的框架和新奇有趣的浪漫主義想象相結合,形成了一種調侃人 性弱點藝術效果頗好的笑料模式。寫偷人家鴨子的鄉人長了一身鴨毛的故事的《罵鴨》、寫 不學無術的貴公子錯字連篇,嚇走了和他相愛、別人千方百計驅之不走的鬼姬的故事的《嘉 平公子》,以及《瞳仁語》、《嶗山道士》、《種梨》等等小說用的都是這種笑料模式。這 類小說中,“因”是具有現實性、普遍性的人性弱點,“果”則是新穎有趣、諷刺有“度” 且往往含義深長的浪漫主義笑料,如《罵鴨》中偷鴨人長了一身鴨毛的笑料,暗含小偷行為 降低人格價值之意。這樣的故事令人失笑,也令人思索,認識這些人性弱點,并且留下深刻 的印象。
  魏晉以來,機智的語言一直為我國文人所稱道。蒲松齡將它用為一種制造笑料的諷刺藝術 并常常讓它與浪漫主義因素結合而相映生輝。《仙人島》中,綠云、芳云兩姐妹妙語連珠, 盡情揶揄因常在科考中名列第一而自負的王生的那些半通不通的歪詩歪文,她們機智風趣的 語言令人絕倒,令人倍感科舉文化的荒唐可笑。《xiāo@①鳥》用傳統的酒令藝術,辛 辣地嘲諷了貪婪無恥的官僚。《鳥語》和《淮水狐》則讓鳥、狐說出出人意外的妙語,一針 見血地諷刺了官僚、文人的丑惡人性。浪漫主義的故事因素成為具有驚人的尖銳性和能顯現 事物本質的形象性的語言藝術的一種“背景”,讓語言更能引人發出快意的笑,也更耐人回 味。
  設置飽含諷刺內涵的喜劇性矛盾,讓讀者在笑聲中認識生活,是蒲松齡常用的一種藝術技 巧。正如黑格爾所言:“如果主題本身之中不包含著矛盾,喜劇就是膚淺的,就是沒有根據 的。”(注: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聊齋志異》中的許多諷刺性喜劇,因表現含蘊豐富的喜劇性矛盾而顯得較深刻且 有強烈的喜劇效果。這些喜劇就其矛盾的構成而言,大體可以分成以下幾類:
  1.揭示現實生活狀況和應有的生活狀況之間的矛盾的喜劇。這類喜劇,通過“放大”違反 常理的生活現象來構成具有滑稽的邏輯形式的喜劇故事,達到嘲諷不合理的現實的目的。如 《書癡》、《羅剎海市》、《盜戶》。《書癡》中,迂書生郎玉柱深信“書中自有千鐘粟” 、“書中自有黃金屋”,除讀書之外百事不問,以至于窮極卻不去謀生,成年了卻不求婚配 ,一心期望“千鐘粟”、“顏如玉”自己降臨。家中來了賓客他不知接待,婚后他仍不懂男 女之事,鬧得大家都笑話他。讀書使人不但不識“理”,連人的自然本性都喪失了。這讓人 失笑的故事揭出了傳統文化和科舉制的人生導向問題。這樣的喜劇即別林斯基說的揭示“ 現象與理性法則之間的矛盾”(注:《別林斯基選集·智慧的痛苦》。)的喜劇。它們含蘊,有一定深度,引人思索造成可笑的“現象”的原因,幫人認識生活。
  2.揭示現象與本質之間的矛盾的喜劇。這類喜劇中,“現象”是美的,“本質”是不美的 ,“現象”起了反襯“本質”的作用,讓讀者分外強烈地感受到“本質”的不美。如《嘉平 公子》、《佟客》。《嘉平公子》寫嘉平公子風度翩翩,儀容秀美,可實際上卻是個不學無 術的“繡花枕頭”,不但不會作詩,就連寫張留條也錯字連篇,出盡洋相,結果“驅” 走了愛他的鬼姬。故事讓人感到,人只有優美的儀表而沒有應有的知識,實是人生的一大缺 憾。
  3.揭示行為動機與實際結果間的矛盾的喜劇。這類喜劇中,人的行為動機是合理的、良好 的,而行為結果是荒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由此形成鮮明的對比,揭示人的行為的反理性 、嘲諷人性的荒謬,藝術效果很好。如《堪輿》、《郭安》。《堪輿》寫迷信風水的兩兄弟 不惜花費大量的財力人力,請來百余名風水先生擇地葬父,但最后兩兄弟卻因擇地意見不一 致而率眾搶奪父親的靈柩,將葬禮變成鬧劇。后將父親的靈柩擱置路邊不葬。信風水本是為 “孝”,結果卻導致令人啼笑皆非的“大不孝”,小說由此尖銳嘲諷了風水迷信。
  蒲松齡便是這樣一位善于從人們看得見的生活現象中提煉出人們不注意的喜劇性矛盾,造 成笑料,揭示出人們看不見的生活底蘊的小說家。這種通過揭示喜劇性矛盾達到諷刺目的的 藝術手法,在《儒林外史》中被運用得更加嫻熟、充分。
  蒲松齡在推動諷刺藝術走向成熟方面貢獻不小。他用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創新的藝術 技巧制造出的笑料,不是噱頭,而是引導讀者對社會、人生進行審美領悟、判斷的藝術。它 們為蒲松齡的諷刺性喜劇小說涂上了一層近代喜劇的幽默色彩。這種色彩并不強,卻有“指 向性”的意義。隨后出現的《儒林外史》將這種制造審美性笑料的藝術運用得爐火純青,將 諷刺喜劇藝術推向了高峰。
  喜劇是歷史發展的產物。馬克思說:“歷史不斷前進,經過許多階段才把陳舊的生活形式 送進墳墓。世界歷史形式的最后一個階段就是喜劇。”(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蒲松齡使歌頌性喜劇與諷刺性喜劇從視角、內容到藝術風格都有了突破傳統的發展,有了一定的近代色彩,這顯示的正是我國喜劇必然的發展方向。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號右鳥
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合肥61~6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葉旦捷20022002喜劇性/視角/視野/諷刺的“度”/審美性的“笑”中圖分類號:I207.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19(2001)04-0061-05杭州師范學院,浙江 杭州 310036  葉旦捷(1962—),女,浙江省杭州市人,杭州師范學院講師。 作者: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合肥61~6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葉旦捷20022002喜劇性/視角/視野/諷刺的“度”/審美性的“笑”中圖分類號:I207.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19(2001)04-0061-05
2013-09-1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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