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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聊齋志異》的人情味
論《聊齋志異》的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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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在我國汗牛充棟的文言短篇小說中獨擅勝場,以其獨有的光輝和巨大的魅力廣得美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它看重寫人,而其他諸作除少數于看重寫事的同時也注意寫人外,大多數是看重寫事的。且不說最早的干寶在他的進《搜神記》表中說他的著作是“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其特點是“博訪知之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就是唐代小說的名作裴xíng@①的《傳奇》,也是“所記皆神仙詭譎事”(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文奇事奇,藻麗其中”(汪辟疆《唐人小說》敘錄)。事與人雖然不是對立的,但重在寫人或重在寫事卻是兩種不同的寫作追求并足以造成高下懸殊的藝術效果。旨在寫事而又被人以“事事各異”、“文奇事奇”譽之者,是自魏晉唐宋以來絕大多數文言短篇小說的特點,因為僅在寫事上下功夫,所以未能普遍喚起讀者的文學興趣而形成巨大反響,只有少數在寫人上傾注精力而嶄露頭角者如《李娃傳》、《任氏傳》等,才出現過小說成熟階段所具有的藝術魅力。而《聊齋志異》書中所有篇幅較長堪稱為小說者,幾乎全都看重寫人,作者也十分致力于經營故事,但他是以塑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內心世界,來把他的故事寫活的,所以我們讀《聊齋志異》時,不僅看到故事,而且更清楚地看到故事中的活人;而讀其他多數文言短篇小說,則主要在感受故事,雖然故事中也有人,但被淹沒在故事情節中并不鮮活。
  譬如裴xíng@①《傳奇》中的名篇《裴航》, 寫秀才裴航在坐船時愛上了一位美人樊夫人,樊夫人暗中以術讓他與另一美女云英結為夫婦,而他在岳家再次見到樊夫人時,才幾何時,對這位曾經以“玉瑩光寒,花明麗景,云低鬟鬢,月淡修眉”的美貌讓他傾倒過的美人,他竟不僅無動于衷而且認不出來,其文寫道:“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后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深驚怛,懇悃陳謝。”因為沒有寫出人情之常,或者說在關鍵情節中沒有看到人物應有的反應,所以便覺得人物沒有活起來,只不過是故事棋盤中的一粒棋子,僅為完成這一棋局而存在。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有一篇《鳳仙》,寫書生劉赤水無意中碰見了美女八仙,八仙將其妹鳳仙撮合于劉,當他們在岳家重新相見時,作者以“八仙見劉,惟掩口而笑”兩句,簡潔然而生動地寫出人物在這種場合中所應表現的反應,因合于人情之常,便覺得人物是活的。
  錢谷融先生在他的著名論文《論“文學是人學”》中說:“一切被我們當作寶貴的遺產而繼承下來的過去的文學作品,其所以到今天還能為我們所喜愛、所珍視,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基本的一點,卻是因為其中浸潤著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因為它們是用一種尊重人同情人的態度來描寫人、對待人的。”人道主義的精髓就是以人為中心,對于小說家來說,就是要求在寫他的小說時,把描寫人作為注意的中心,要把小說中的人物當作社會中的人物來看重和尊重,對于正面人物要給予充分的尊重和同情,對于反面人物則要給予充分的憎惡與不齒,要將對于社會人生的人道主義施于小說中的人生。這樣創造出來的小說人物才是活的人物,小說人物對于一切事態的反應才合于人情之常。錢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說:“人道主義精神,人道主義理想,卻是從古以來一直活在人們的心里,一直流行、傳播在人們的口頭、筆下的。我們無論從東方的孔子、墨子,還是從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的言論著作中,都可以發現這種精神,這種理想。”在蒲松齡的時代,人道主義正在歐洲興起,無獨有偶,在東方孔子、墨子的余澤下,蒲松齡也在自己畢生經營的力作中注入著這一以人為中心的可貴的精神。這一精神并非僅僅表現在他的小說創作中,在他的所有詩文及通俗文學創作里也都充分表現著,甚至在他為了進學而作的八股文中也表露無遺。如他應道試而作題為《蚤起》的一篇首藝,按照一般八股文的要求,是要作者論述題目所出自的《孟子》書中《齊人有一妻一妾章》的要求,論點大率不離《四書集注》等書。然而他從破題“起而蚤也,jiàn@②之計決矣”開始,即運用人道主義精神,把女主人公齊婦當作所看重和關注的中心,以尊重人同情人的態度,來分析她的所以起蚤、如何起蚤的心理和行動,從而顯示出表現在齊婦身上的那些淋漓盡致的人情。因為她“疑良人也”,“所以jiàn@②之”。因為“存jiàn@②之心”,就要想“為jiàn@②之計”,和“熟思jiàn@②之術”,從而想象到她“必有輾轉反側,不能終夜”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下,則又“必有晤言不寐,坐以待旦”的緊張以及如下的心理活動:
  于是竊竊然而自念也,曰吾起乎?因思良人之出也,奔走唯恐其后,使良人起而我不起,則閨閣之步又緩于男子,恐我起而良人出,我出而良人渺矣,可若何?又憶良人之歸也,趨赴每悔其晚,使良人起而我始起也,則膏沐之事倍多于弁冕,恐起者猶在室而出者已在途矣,可若何?如是,則起之不可不蚤也。維時明星燦矣,良人方踟躊而欲興,而中饋之人已難于夢寐;東方白矣,妾猶抱衾chóu@③而自若,而有心之婦已顛倒其衣裳。蒲松齡在這篇八股文中,刻畫出來的是活生生的人物的思想行為和性格,從這一性格出發表現出來的人情躍然紙上。與此同時,他的筆還兼及整個世情:“嘗觀富貴之中,皆勞人也。君子逐逐于朝,小人逐逐于野,為富貴也。至于身不富貴,則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貴之門,而猶恐其相見之晚。”由此可見,蒲松齡涉筆為文時,總是把眼光集中在人的身上,總是以人為中心,而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萬物者,在于情,只有人才有情,即所謂人情。而人情是最足以感動人、吸引人和影響人的。所以我們說,在浩如煙海的古代文言短篇小說中,《聊齋志異》能卓然矗立,其原因之一就是看重寫人并善于從寫人中表現人情。
      一
  寫人和表現人情的最生動感人、耐人深思和發人慨嘆的藝術效果,就是人情味。
  與人情味相反的是矯情。因為出于這樣那樣的目的,文學作品中不乏矯情的描寫。矯情與人情味是水火不容的,人情味排斥矯情,矯情也排斥人情味。最常見到的矯情描寫,是以理代情。“理”是一個哲學概念。不同時代“理”的含義也不相同。在古代封建社會里,“理”通常是指封建倫理準則。以理代情,就是在文學作品中,把人物的思想感情行為納入理的準則中,而取消生動活潑萬眾共鳴的人情。如元稹的《鶯鶯傳》,在生動有致地描寫了崔、張二人的戀愛故事而且達到了“亂”的極致之后,卻來了一個背離人情之常的結尾:張生“贈書于崔,以廣其意(讓她想開點)”,然后就“志亦絕矣”。其理由乃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云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lù@④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終又借“時人”之口, 總結此一“忍情”為“善補過者”。
  如果說以理代情是一種有意識的矯情描寫,那末,不熟悉人情因而寫不出生動的人情則是一種無意識的矯情描寫。小說家熟悉生活即了解社會人情的程度不同,表現能力的高下不同,因而并非個個都善于寫人情。平庸的作品大率寫不出生動感人的人情;才華絕世的杰出作家才能在作品中處處顯示人情并以此打動讀者。王國維說:“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所謂“沁人心脾”,就是那種引起人內心共鳴的人情味使人回腸蕩氣,低回俯仰,不能自持。而要在文學作品中達到這一境界,就得要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就是說要在深切體味真正的人生和人情之后才能進入此境。
  在我國古典小說中,不論長篇短篇,凡是第一流的作品,無不在人物情節中時時溢出人情味的清芬,這是文學技巧高度圓熟時的表現;反之,在用拙陋的文學手段寫出的東西中很難聞到人情味的氣息。《三國演義》第五十回,寫關羽在華容道上放走曹操,這是極難寫好的一章。因為明明寫關羽“豈敢以私廢公”,如何會把曹操放走?然而作者畢竟是大家,具有“沁人心脾”之才,他巧妙地讓曹操說出“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的一段話,這就使“義重如山”的關羽為之動容,并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作出放走的決斷。原來庾公之斯的箭法學自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又學自子濯孺子,當子濯孺子處于無抵抗之力的危急時刻,庾公之斯不忍用從他學來的箭法去傷害他。這正像關羽當年過關斬將而曹操未曾加害,他不忍用曹操為他保全下來的生命去傷害曹操。這是合于古仁人之心也即合于人道主義的一段精彩的人情描寫,洋溢著沁人心脾的人情味,使關羽放曹的舉措變得順理成章,也使讀者為之油然興嘆。
  與杰出古典長篇小說的作者相比,蒲松齡也許更具有“沁人心脾”的大家之才。所以當人們翻開《聊齋志異》的書頁時,其飽含著人情味的馨香是無處不在浮動的。《神女》中的米生與華容道中的關羽所表現出來的人情味頗有相似之處,稍作比較,便會驚嘆他們的異曲同工。米生曾蒙神女相知之恩,又深深愛慕著她,當她提出對他來說是一個難題的懇求時,他違背自己的宿志為她屈節求人而又未諧,于是慨然表示:“如事不諧,我以身命殉之。”雖然幸而事成,但若無成時,他真要以生命明其心跡。這種看重道義,誓死以報知己的人情,有著撼動人心的力量。
  人們常把某些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叫做“臉譜化”或“概念化”,從藝術效果方面來說,就是在寫人物時沒有賦予他以生活中應有的人情,因此也就沒有人情味。生活中的人絕不像臉譜那樣簡單,也不是一個概念可以代表的,他們復雜得多,各人有各人的特點,人與人之間千差萬別,即使在同一個人身上,也常常是充滿著矛盾,充滿著反復變化,善與惡,剛與懦,真與偽,不斷糾纏取代著。這是人情的本來面貌。在描寫人物時若能寫出這本來面貌,人物就會活起來,人情味就會洋溢在他們身上。《申氏》的情節并不復雜,但由于蒲松齡使用了圓熟的文學技巧,把人物寫得十分符合自然而然的人生,因此充滿了可信可感的人情。士人申氏因窮得“無以為計”,夫婦慪氣斗嘴,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以為辱。妻乃忿曰:“汝既不能盜,我無寧娼耳!”及申持梃欲出時,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申絕裾而去。申以另外的幸遇負金而返,妻駭絕,曰:“子真為盜耶!”繼而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申氏的鋌而走險,源于其妻的相戲與相激。其妻說的“子其盜乎”,不能純作戲言看待,實是“無以為計”時的一種設想,而且一見丈夫不贊成,她就說“無寧娼耳”,似乎必定要激其夫為盜不可。這是絕路中的人情。貧賤夫妻百事哀,在餓肚時哪句話解忿說哪句,甚至不惜以為盜為娼來自我作踐,這在黑暗困苦的古代社會中也屬于人情之常,出現在文學里,便富有人情味。但丈夫真地要去為盜時,她又“曳而止之”。這讓人想到漢樂府中的《東門行》。詩中的女人也是曳住丈夫不讓他鋌而走險:“他家但愿富貴,賤妾與君共bù@⑤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這也是一種人情之常,是古時婦女為保全丈夫和家庭而甘守貧賤的一種美善的人情。——等到丈夫負金回家,她確信為盜已成事實,則陷于即將大禍臨頭家破人亡的痛苦絕望之中,這又是一種慘不忍睹的人間悲情。甘心為盜者畢竟是極個別的人,不能代表常人之情。當然,小說中也可以寫那種個別人,他們另有他們的人情,但蒲松齡在《申氏》中不是寫的那一種。正如同在我國古典詩歌中《東門行》是一首表現人情的杰作一樣,在古典小說中《申氏》也是一篇表現人情的杰作,它們都是高度圓熟的藝術技巧的產物。
  高度圓熟的藝術技巧是無往不勝的,既可以用來刻畫那些來自生活的人物,賦予他們以濃郁人情味,也可以用來刻畫那些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我們稱之為物怪的東西,也賦予他們以濃郁的人情味。譬如夜叉,在佛經中是指一種食人的惡鬼,出現在文學里便是一種獰惡可怖的物怪。《聊齋志異》的《夜叉國》中,描繪他們“牙森列如戟,目閃雙燈,爪劈生鹿而食”,令人“驚喪魂魄”。連這樣的東西蒲松齡也寫出了他的人情味,而且也頗感人,其高度圓熟的藝術技巧是令人嘆服的。在這篇寫人與夜叉的小說里,作者讓泛海失事被風吹到夜叉國來的徐某漸漸與夜叉相熟,進而與一雌夜叉婚配,夫婦相守,有人間夫婦的人情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安排了一個有趣的小插曲,把夜叉與人相處時的人情味充分地表現了出來:
  一日皆出攫食,惟徐獨在。忽別洞來雌欲與徐私,徐不肯。夜叉怒,撲徐踣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hé@⑥斷其耳。 ……自此雌每守徐,動息不相離。我們不否認這是想象出來的“人情”,但在特定的環境里就有如現實之真。正如同另一古典小說名著《西游記》一樣,猴豬皆有性格,處處顯露人情,讓人忘記其原為子虛烏有。大師們往往殊途同歸,在高手筆下,石能點頭,在庸作之中,人如木偶。所以說,人情味出自高度圓熟的文學技巧。
      二
  對于小說,技巧固然重要,但技巧是人駕馭的,在使用技巧進行小說創作時,要表現什么,怎樣表現,及達到怎樣的藝術效果,則取決于作家的思想與構思。能用高度圓熟的文學技巧表現出人情味者,必須是具有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家。
  人道主義精神,要求用一種尊重人同情人的態度去對待人和描寫人。而悲苦的人生又總是給予人種種的坎坷與不幸,乃至死亡,這帶給人們以無盡的悲憫,同樣也帶給以表現人為中心的文學作者以無盡的悲嘆與感思。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中的人情味往往是閱世已深的作家對于人生的慨嘆。因此,在古典文學里,這種慨嘆越深的作者,越能寫出人情味濃郁的作品。古代的許多散文名篇,如《項脊軒志》,就是這一看法的有力證據。《項脊軒志》寫一座普通的老屋,但在這里留下了作者美好的記憶,幽雅的景色,夫妻的歡聚,都使人不能忘懷。然而“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這就是誰也無力逆轉的殘酷的人生,在不勝今昔之感中,含蘊著引人悲慨的人情,從讀者的感受方面來說,這就是人情味。
  這雖是生活中所固有的東西,但不同氣質不同旨趣的作家對它的感受卻有敏鈍之分。一般來說,處于困苦潦倒或曾經遭受侮辱與損害的作家,感受起來往往相當敏銳,也可以說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性格。蒲松齡一生中留下了許多可以證明他具有這種性格的事跡。譬如在他的《薄有所蓄,將以償所負,又為口腹耗去,深愧故人也,慨然有作,情見乎辭矣,寄王如水》一詩中,記敘了他對借錢給他葬母的朋友王觀正(字如水),是如何地感激,如何地想要還他的錢,然而又如何地為沒有及時歸還而愧感交加,表現了在窮困潦倒中的無限悲思。十幾年后王觀正去世,他又做了《夢王如水》一詩,在小序中表露的悲思又深了一層:“如水病瘳,半年不復見之。八月十九日,自濟門歸,聞其復病,因迂道擬一握手,及門,則已成今古。入哭而行,將挽以詩,久之未就。重陽后三日,忽夢如水至,相見如平生。笑曰:‘君欲貽何遲也?’頓憶其亡,持哭而寤。嗚呼!悲何如矣!”并非每一個人對于朋友都會如此戀念情深,對于生死存歿的感思都會如此強烈縈懷,也許只有較少的人才能如此,所以這確是一種悲天憫人富有人情味的性格。以這種性格去寫小說,所賦予人物的必然是人生的真情和至情,這比如一株樹,人情味就是這樹所投下的影子。
  在我國古代,人道主義之心,也就是仁人之心,包括著許多方面,如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每一方面都與西方哲人的人道主義思想相通。譬如“恕”,這在階級斗爭學說的字典中所不收的一個字,雨果卻曾說:“‘恕’字在我看來是人類語言中最美的一個字。”(《九三年》第三部第二卷第七章)因為在許多場合中,這個字最能體現人道主義精神,也就是我們東方常說的仁人之心。蒲松齡非常推崇仁人之心。《王六郎》中寫了一對朋友,一為漁人,一為不幸溺死之鬼即王六郎,二人因為同有仁人之心,所以交逾常倫。有一次王六郎得到一個“相代”的機會,但因“憐其抱中兒”,不忍“代弟一人遂殘二命”而放棄了。漁人嘆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后來這“一念惻隱,果達帝天”,王六郎被授為鄔鎮土地神qí@⑦,漁人賀他曰:“君正直為神,甚慰人心。”可見在蒲松齡心目中,仁人之心即正直之心。當漁人踐約遠道探望六郎將別時,又曰:“君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又一次強調仁人之心于世于民之益,表明了蒲松齡以“仁”為核心的人道主義思想。
  在《聊齋志異》中表現人情的地方,常常從人道主義出發,以打動人心的細節或對話,營造出悲天憫人的人情味。在《酒友》中,那個愛酒如命的窮書生中夜酒醒,發現身邊睡著一只喝醉酒的狐貍,他沒有為它偷酒喝而懲罚它,卻采取了恕道。恕源于仁,還是蒲松齡的仁人之心。書生笑說:“此我酒友也。”并覆衣加臂,與之共寢。王士@⑧評論說“車君灑脫可喜”,可謂知言。也許有人會以為車生迂闊可笑,那是另具一種心腸的人。并非人人都是人道主義者。人情不管有多么美好,必須是同調才能欣賞,反之則無動于衷。必須這樣看待文學中的人情味,不然會以為原來并沒有人情味。沒有一種人情味適合并打動所有的人,能打動多數人并被贊為有人情味的,就稱得起人情味的描寫。
  對于仁人之心的反面,蒲松齡則在作品中予以沉重而嚴酷的誅伐,而對于非仁人之心的受害者則寄予同情并賦予其言行以人情味。《九山王》中的李生,僅僅因為租住他荒園的某叟一家是狐,便不念其禮尚往來的結好之心,而趁叟外出,一把火燒死其一家多口。叟自外來,顏色慘動,責之曰:“夙無嫌怨,荒園歲報百金非少,何忍遂相族滅?此奇慘之仇無不報者!”李生與車生相反,不知“仁”、“恕”為何物,雖然殺的是狐,但屬誅殺無辜,而手段殘酷,作者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上予他以否定;而寫狐叟的話,悲憤凄厲,句句在理,無懈可擊,恰恰具有人情味。后文李生之慘報,便是作者對他殘忍不仁行為的誅伐。“異史氏曰”中指出:“……而壤無其種者,雖溉不生;彼其殺狐之殘,方寸已有盜根,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蒲松齡將其殺狐之心歸結為“盜根”,指出其本質即是罪惡的,只有這種人才做出這種事,作者是大張人道主義之幟向為惡者伐罪。
  《聊齋志異》中寫了許多人狐相戀或人鬼相戀的故事,狐鬼有害人的,也有不害人的,而多數是不害人的。如在《胡四姐》中,胡四姐自敘其姊三姐“業殺三人矣”,而她“得仙人正法”從不害人。但既然是狐,即使不害人也不能為人所容,所以尚生之父延客作法,將胡四姐全家吸入瓶中。此時,“生心惻然,近瓶竅聽”,聞四姐在瓶中言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意感動,于是刺破封口放四姐而去。戀念舊好,不忍負心,即使于狐,也不例外,這就更為難得,也就更具有人情味。《董生》中的狐與胡三姐相同,先殺董生,后惑王生。她將與董生去冥曹對質時,托付王生:“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但王生“呼家人剝其革而懸焉”。其后狐來,曰:“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王實告后,她慘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末一句表示了沉沉的感嘆。王生與董生一樣,也是見色而動,罪不僅在狐一方,然而他忍心毀其皮囊,絕其生路。狐不嘆自己之死,而嘆王生之忍。夙好在前,脫皮在后,其心何忍!作者感嘆的也正在此。單就王生與狐的關系而言,責任平分,不應獨罪一方,因此狐的哀嘆便帶上了人情味的影子。
  由此觀之,《聊齋志異》的人情味乃來自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
      三
  西晉哲人歐陽建在他的《臨終詩》中嘆道:“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這是說,除非是發生了一件什么事,不然人情的真偽是難以看出來的。清代哲人陳介祺則說:“無求方覺人情厚”。當無求于別人時,總覺得同別人的人情是厚的,話的反面則是:有求乃覺人情薄。人情原是薄的,當未發生什么事時,總是以厚的假象出現,一旦發生了事(如求對方辦某事),則露出薄的本相。在這中間,也表現了一種人情味,即人情炎涼、人情真偽、人情反復等等的那一系列可感可嘆的情味,在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中,這是常常出現的內容,或者說是小說人情味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社會人生中具有微妙感受經驗的作家,可以體察到各種各樣的人情,可以從小小的一個人情細節中照見整個的世界,讓人驚訝,催人猛醒,引人浩嘆。
  人情味既是一種關于人情的共鳴,也是對于人情有深層體察后的感思。它有時是從千頭萬緒的人際關系中瞬間出現的閃光,有時是存在于不起眼的細節中的一個眼神或一抹微笑,但它往往照見人物的心靈,引起讀者的賞嘆,使小說中的人物被人深切了解和久記不忘。這是作家的一種長久的積累,一種備用的庫藏,也是一種創造高層次作品的才能。而這又像是無心插柳,一旦擁有了,寫作時就會表現出來。充滿人情味的作品出自爛熟于人情的作家之手。
  遭遇坎坷而人生感慨豐富的作家,在這方面似乎能更勝一籌。張潮在他的《虞初新志·總跋》中說:“予輯是書竟,不禁喟然而嘆也,曰:嗟乎!古人有言,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后世。夫人以窮愁而著書,則其書之所蘊,必多抑郁無聊之意以寓乎其間。”在我國古代大作家中合于此者首先要想到司馬遷。正因為司馬遷遭遇過巨大的“窮愁”,才在他的書中蘊含了那么多“抑郁無聊之意”,而從藝術效果來看,那就是史傳文學中的人情味。限于篇幅,此處只能舉一個例子。在《史記》里寫的人物中,有一個人所身歷的誤解與不幸很有點與司馬遷相像,他就是范睢。司馬遷因李陵事被指為替叛賊開脫,慘被腐刑;范睢被誣為出賣魏國陰事,被幾乎打死,亡命異國。司馬遷十分理解范睢也十分懂得在他的經歷中所表現出的人情,所以為后世留下了帶有人情味的著名篇章,這就是范睢微服見須賈的一段文字:
  范睢聞之,為微行,敝衣閑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于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贈之。須賈因無端懷疑范睢,使他幾乎送死,但畢竟不是蓄意陷害,當他再次見到范睢時,又能哀其貧賤,戀戀有故人之意,“范叔—寒如此哉”的悲憫的一嘆,不僅感動了范睢,也感動了后世無數讀者。正如高適所詠:“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如此感慨而美好的人情,成為千古傳誦的佳話。
  與司馬遷相比,蒲松齡雖沒有蒙冤受辱,但人微位卑,終生不為人知的窮愁,比司馬遷更甚,因而表現在他書中的“抑郁無聊之意”就比司馬遷更多,也更繁復豐富。他不僅在《葉生》、《司文郎》、《賈奉雉》等自況遭逢的作品中表現科場方面的人情如畫,而且在萬花筒般的人世眾生相中揭示了更為廣闊的各色人情,從這紛紜斑斕的人情描寫中,可以看出他在社會浮沉中何等深刻細微地感受了整個人生。
  生活中的人情,有時表現得極為單純但極為深刻,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有時則表現得極為復雜,在曲折反復中使人洞見是非得失,發人深省。
  《耿十八》是一篇情節單純的故事。耿十八在病危時,對其妻曰:“永訣在旦晚耳,我死后嫁守由汝,請言所志。”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妻子,尤其在那種看重節守的時代,即使非出真心,一般也要答一個“守”字以慰將逝之人。誰料耿妻居然據實而答:“家無儋石,君在猶不給,何以有守?”一個將要與愛妻訣別的人,雖然口頭上在說著“守固佳,嫁亦恒情,明言之,庸何傷”,但期望的是守;當聽到這讓人酸悲的直率回答時,并不能像他口頭上所說的那樣從而“意斷”,而是帶著永遠的遺憾和不甘,“遽捉妻臂作恨聲曰:‘忍哉!’言已而歿,手握不可開”。一聲“忍哉”,一個“手握不可開”,表現了強烈的人情味。這是人之常情,耿十八在臨危之際表現了出來,他使很多人想到自己的將來,暗暗心驚,無可奈何,感慨系之,所謂人情味就在這里。然而耿竟無恙,經歷過一番曲折,得以復活。但他“由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云”。這又是一種人情。是對于表示在感情上背叛自己者的厭薄的人情。而其中蘊含著人們對于生死離合的見慣不驚和冷淡,也蘊含著對于說真話所招致后果的畏懼與悵然。如此簡單的故事,如此濃烈的人情味,若不是歷經人生,富有微妙的感受,這樣的創造是難以想象的。
  在《阿霞》中表現出的是一種更為深刻復雜的人情。它與范睢傳中的人情味有相似之處,但更貼近凡俗,也就更貼近一般讀者。此篇的人情味表現在景星和阿霞的曲折離合的關系中。阿霞與景星相愛,約以婚嫁。景為此拋棄原配。阿霞卻另嫁了鄭公子。阿霞責景:“結發者如是,而況其他”,“負夫人甚于負我”,景從此得薄xìng@⑨之名, 四十無偶,趁食于親友家。當景偶然到鄭公子家中時,有如下的情節:
  鄭款之,留宿焉。女窺客,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云耶?”問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豢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為故人,亦宜有綈袍之義。”鄭然之,易其敗絮,留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二十余金贈景。女在窗外言曰:“此私貯,聊酬夙好,可將去,覓一良匹……”。阿霞與景,原為情人,當景有負心之行時,阿霞給以沉重的懲罚,但這一懲罚一旦致他于潦倒,阿霞又燃起不忍之心與故舊之情,從而有綈袍之義。在前看似無情,在后才看出并未絕情,尤其特意言明“此私貯,聊酬夙好”,一種美好善良的念舊之情,伴隨著“覓一良匹”的衷心期愿,就以其光明和煦的戀戀之意溫暖著景星及讀者的心,造成意味深長的人生感慨和人情味。蒲松齡一生處在貧賤潦倒之中,飽覽并感受了各種各樣的世態人情,正如他的朋友張篤慶所詠:“白石悲長夜,青燈痛古人”,他為古人也為今人寫出了多少洞達人情表現人情的作品,使我們得以體味和認識社會人生的微妙。人情味實乃天才作家得自對社會人生的微妙感受。*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钅”加“刑”,為左右結構。
  @②原字為“目”加“間”,為左右結構。
  @③原字為“衤”加“周”,為左右結構。
  @④原字為“亻”加“戮”左,為左右結構。
  @⑤原字為“饣”加“甫”,為左右結構。
  @⑥原字為“齒”加“乞”,為左右結構。
  @⑦原字為“礻”加“氏”,為左右結構。
  @⑧原字為“衤”加“真”,為左右結構。
  @⑨原字為“亻”加“幸”,為左右結構。
  
  
  
南開學報:哲社版津19-2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陳炳熙19961996 作者:南開學報:哲社版津19-2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陳炳熙19961996
2013-09-1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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