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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時代的語言競爭:文化生態學的思考
網絡時代的語言競爭:文化生態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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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是人類相互交流和溝通的工具,也是人類了解自己歷史的工具。不管該歷史是有文字記載的還是口傳形式的,均需靠語言來代代相傳。語言在社會生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與人類社會的關系最為密切,但卻是最容易被人類忽視的問題之一。這是一個極大的不幸。
  語言本身并無優劣之分。語言作為傳遞信息的工具,它們所執行的功能都是一樣的。但每種語言又以各自獨有的方式來認識、理解和解釋世界。人類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千姿百態的語言,才能創造出光輝燦爛、異彩紛呈的人類文明。許多人認為,有些語言天生就優于另一些語言,這種認識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語言學上也站不住腳。像拉丁語和希臘語一類在人類歷史上產生過重要作用的文化語言,確實是在某個特定時期具有比其他許多語言更高的聲望,但是這多半應歸因于這些語言的使用者在各相關時期所處的優越地位,而并非出于語言本身的原因,受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影響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由于種種原因已有1,000多種語言消亡。 同時,我們不難預見,在今后的大約一個世紀中,目前世界上尚在使用的6,000余種語言中,有一半左右將不再使用。也就是說,3,000種或更多一點的語言在21世紀中將不復存在。而這意味著,在世界上,每兩周之內便會有一種語言消亡,余下的許多語言將會開展一場爭奪使用者的激烈競爭。
  根據美國夏季語言學學院(SIL)1999年公布的一項調查, 世界上只有一個人使用的語言就有51種,而不足100人使用的語言有近500種,不足1,000人使用的語言有1,500 種, 不足1 萬人使用的語言則多達3,000種。我們應該記住,世界上多達96 %的語言只有占全世界人口中4%的人在使用(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是漢語,緊隨其后的是英語和西班牙語)(Upchurch,M.,2000). 這一分析給了我們一個明白無誤的信號:世界上許多語言正面臨日益嚴重的死亡威脅。
  冷戰時代以后的全球化預示了信息時代的到來,這一發展趨勢深刻地改變著世界。全球化在促進各國的經濟合作方面顯然起了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它也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如加快了不同文化系統的同化過程。
  今天,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正有意無意遭到淡化,一種包容了不同文明成分的新文化正在形成,人類的各種文明差異正日益消失,而共性成分卻越來越多。在文化同化的影響下,許多民族語言也首當其沖地面臨語言同化的厄運。而且,文化同化也加快了而不是減緩了大批語言消亡的過程。另一方面,在當代世界,大批小語種在英語等少數幾種使用范圍極其廣泛的大語言的影響下正瀕臨消亡。某些被稱為“活化石”(living fossils)的沒有文字的古老語言的處境甚至更糟糕。
  讓我們看看美洲印第安語的情況。美洲印第安人最初使用的語言大約有300種,到20世紀70年代,這些語言中多一半已經消亡。 而在余下的語言中,僅有近50種的使用者超過1,000人, 許多語言只剩下少數老人還在使用。隨著這些語言的最后一個使用者死去,這些語言就會隨之消亡,而它們所代表的燦爛的印第安文化也有可能最終失傳。的確,人類極大地受惠于現代文明,但是如果人類疏于防范,它的那些負面的影響便會接踵而至。現代文明對傳統文化構成的威脅,是我們切切實實感受到的一個方面。亞馬孫河流域的開發,打破了那個地區的封閉,也帶去了現代文明和經濟發展,同時新發現了那里使用的許多語言,但在占優勢地位的西方文化和西方語言(如英語和西班牙語)的包圍和蠶食下,那里的許多語言又很快走向消亡。(Crystal,D.,1988)。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達爾馬提亞語(Dalmatian)。 它是巴爾干地區的一種羅曼語,曾經使用于前南斯拉夫的克爾克島(Isle of Krk )及西部沿海和內陸地區。該語言的最后一個使用者已于19世紀晚期去世, 而自那以后, 達爾馬提亞語和達爾馬提亞文化也先后消失殆盡(Voegelin, C.F.and F.M.,1977)。
  不幸的是,類似的例子并不在少數。
  一個對保護小語種十分不利的內在因素是,對許多人而言,假如他們發現自己所使用的語言只剩下少數人還在使用,他們通常不愿再費力將這種語言傳給他們的孩子,而寧肯讓他們去學習更通用的語言。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原先所使用的小語言注定會很快消失。有些語言學家據此得出結論說,世界上目前使用人數不足100人的那500多種語言用不了多久就會消失(Kitson, J.,1999)。 另一些語言學家在分析大量統計數據的基礎上認為,世界上的6,000種左右語言中,至多有1/10的語言是比較安全的,暫時不會受到消亡的威脅。而大批少數民族語言的迅速消亡不僅引起了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而且也引起了所有關注日益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化認同問題的人的普遍憂慮(Amazon,co.uk,1998 —2000)。
  一旦某種語言不再使用,那么它理解世界的獨特方式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就會隨之失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們應當記住這個簡單的道理。
  很顯然,如果我們不采取某些搶救性措施,將會有更多的語言和文化在21世紀中不復存在。這一趨勢不僅存在于美洲大陸,更存在于澳大利亞、巴布亞新幾內亞、非洲和其他一些地區。
  自從人類進入網絡時代后,交通、信息和通信技術都取得了巨大進步,我們生存的地球正在變小,以致被許多人稱為“地球村”;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伴隨現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使用人數少的那些小語言的生存問題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嚴峻。
  因特網10多年前在美國創建之初,僅僅是一批學術團體和機構的數據聯通工具,方便人們獲得網上信息。現在已發展成為連接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全球性計算機網絡,被日益廣泛地應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網絡作為新興的傳播和交流工具,其發展前景不可限量。盡管因特網的歷史很短,但我們必須承認,它極大地方便了超越國境的數據和信息傳遞,引起了我們生活方式的革命。同時,因特網也為學術和思想交流開創了一種新的空間和模式。特別是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正在把因特網的使用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的確,人類從因特網上獲取了許多好處,但卻往往容易忽視它在文化上的某些不良影響。人們常常被網上海量英文信息弄得眼花繚亂,無所適從。往往正是在人們的這種茫然中,英語文化的影響得以大行其道。
  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目前英語主導著因特網。網上的英文信息占整個信息的90%以上,法語信息占5%,而漢語信息尚不足1%(有的消息來源甚至認為僅占0.4%), 這顯然不能反映豐富多彩和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
  英語作為網絡時代的一種有聲望的國際性通用語言,正在對大批小語種的生存構成威脅。即使是像法語這種在歷史上一度廣為使用的有影響的語言,現在也不得不為維持自己的地盤而同英語特別是美國英語的入侵進行抗爭。
  如果你想上網獲取網上信息,那你就得好好學習因特網上占主導地位的語言——英語,但是反過來英語世界的人就未必會感到有必要學習和使用他人的語言。以英語為母語的學者將會處于一種十分有利和得天獨厚的地位;他們不用專門花時間去學習英語,而且很容易就能吸收用英語表述的各種見解。這里,英語作為國際性語言的地位和文化上的優越性,最直接、最無情和最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人類面前。
  語言競爭主要在兩個層面上進行:首先是在大語種之間,如英、法、西、漢、俄、德等使用人數眾多,分布區域較廣的語言之間;其次是在大語種和使用人數少、分布區域有限的小語種之間。
  這兩個層面的競爭的目的都不外是爭奪使用者,而不論其結果如何,受害的一方永遠都將是那些小語言。從這個意義上說,因特網和電視等其他形式的大眾傳媒在促進英語的廣泛而迅速的傳播方面起到了助推器(catalyst—accelerator)的作用。
  1998年,在中國的北方城市哈爾濱召開了一次題為“科技進步與當代世界的發展”研討會。會上,一些學者不無憂慮地指出:對信息技術的依賴使我們遭受著巨大的風險,諸如從“信息壟斷”到“信息霸權”可能成為冷戰后一種新的統治方式,信息垃圾和信息犯罪可能成為未來社會難以對付的社會問題,信息占有的不同可能導致新的社會分層和不公平,語言的同化可能導致文化的同化等等(安東霆,1998)。
  更令人不安的是,電視和其他媒體中五花八門的廣告用語鋪天蓋地而來,充斥著大量蹩腳的外來語和不合邏輯、意義含混、晦澀難懂,甚至不合語法的表達,無情地侵害著我們語言的純潔性。
  許多有識之士對此極為憂慮。20世紀90年代末期,在南非召開的“信息社會與發展”大會上,來自法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國的與會者強調指出,應該維護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傳統應該保存。
  在20世紀,人類的過度開發導致了環境狀況的惡化和生態不平衡,大量生物物種的滅絕引起了人類的深深憂慮,使人類認識到保護瀕臨滅絕的珍稀動植物的極端重要性。
  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盡管一項有關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法案被當作有利于生態環境的典范受到全世界的歡迎,但它仍然未能逃過某些人的攻擊,被斥為愚笨而代價過高的舉動,認為該項法案為保護瀕臨消亡的野生動植物而對個人的商業利益不管不顧(Washington Post,1994)。可見,任何一項帶有革新性的措施在開始時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在經歷了經濟雖然獲得發展,但生存環境卻遭到破壞的慘痛教訓后,人類終于開始認真思考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問題了。今天,已經沒有什么人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持懷疑態度了,但是,人們是否真正認識到,保存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linguistic diversity)與保護生物多樣性一樣重要。人類應該像保護禿鷲、大熊貓和白鰭豚等珍稀動物那樣保護那些使用人數少,且處境不佳的小語言。然而我們畢竟是處在一個開放社會,生活在一個全球化趨勢日漸明顯的世界,如何既承認現實,有利于國際交往,同時又采取切實措施去保護那些瀕臨消亡的小語種,這的確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語言是離人類最近,使用最頻繁的一種傳遞信息的工具,而解決語言問題卻并非易事,它常使我們處于兩難境地。自從基督教《圣經》(舊約《創世紀》)中傳說的建設“巴別塔”(Babel)的計劃失敗, 人類不得不因此而使用許多不同的語言(注:巴別塔系《舊約》中《創世紀》(Genesis)描述的建筑物。傳說人類試圖把它建得高高的, 一直通到天上,因此也稱“通天塔”。但此事觸怒了上帝,它認為建塔人太狂妄,遂懲罚了他們。在建巴別塔之前,人類本來只講一種語言,遭懲罚后,上帝讓建塔人每人講一種不同于他人的語言。由于建塔人彼此不懂得對方的語言,因而也就無法協調一致地干活,建塔之事就此告夭折。)以來,一個不滅的夢想便是有朝一日人類能在全世界范圍內使用一種共同的語言,不同民族在一起能用這種語言自由交談,相互溝通。然而夢想畢竟離現實太遠。我們雖然不能說這個愿望永遠實現不了,但更不能預言它在不久的將來就一定能實現。至于在非常遙遠的將來會是一種什么情況,我們不是預言家,目前尚難作出言之有據的分析。況且,語言學上的預言往往是靠不住的。一個世紀以前,相當多的人都預言英國英語和美國英語到今天不再能相互溝通,但是事實證明這一預言完全不正確。有鑒于此,目前要作出令人信服的預言還為時尚早,最重要的是承認現實。
  在世界仍然劃分為強大民族和弱小民族、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下,在實現真正的民族平等之前,應當充分尊重各國、各民族的語言,支持它們的發展。與此同時,對于世界上影響大、通行范圍廣、使用人數眾多的語言,如包括英語在內的聯合國的6 種工作語言和其他一些語言,應有計劃、有步驟地培養更多的人掌握,以有利于國際交流;而對某些使用人口雖少,但在文化上有重要地位的語言,也應注意培養少數專門人才去掌握它們,使它們的傳播不致中斷。有的語言甚至可以通過雙語教育和多語教育等法律手段來促進其發展。在中國的西藏自治區,藏—漢雙語教育就取得了很大成功。
  另一個成功的例子是英國馬恩島上的語言馬恩語(Manx),它是一種有文化重要性的語言。該語言在20世紀初曾經消亡。但是近幾十年來,英國有關部門和語言工作者們做了大量工作來復活它。 現在已有200—300個成年人作為第二語言掌握了它(Grimes, B.F.,1996)。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負責瀕危語言的項目主席、澳大利亞著名語言學家溫棣帆(Stephen A.Wurm)也告訴了我們一個有關澳大利亞拯救原住民語言的例子:20世紀70年代以前,澳大利亞一直是奉行強硬的同化政策,這些政策始終是針對澳大利亞原住民的,當然也針對僑民。政府不鼓勵原住民使用自己的語言。不同部族和語言社團的成員被送到國家管理的營地或宗教團體設立的機構去。在這些地方,迫于壓力他們不能使用自己的語言,而只能使用英語。孩子們則被帶離他們的父母身邊,并在寄宿學校中接受歐式教育。這些人現已成年,今天被稱為“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在20世紀70年代, 政府的政策發生了改變,從同化政策轉向支持多語制、支持原住民的文化和語言。在原住民語言尚能勉強生存的那些地區,政府推行原住民語言和英語的雙語教育。營地制度被中止,在堪培拉甚至建了一所重要的原住民研究所。與此相應,原住民強烈的民族身份感和自豪感得以重新樹立,同時,他們重新燃起了學習和保存自己語言的欲望之火。由于多方努力,一些正在、甚至已消亡的語言又復活了, 而且這些語言的使用在政策上受到鼓勵(Wurm, Stephen A.,1999)。
  然而,復活一種已消亡的語言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在這個問題上人類為什么不能做到“未雨綢繆”呢?為什么不采取一些預防性措施來拯救它們,或是減緩甚至是中斷它們消亡的過程呢?為什么非要等到它們消失之后才花巨大的代價去復活它們呢?況且,復活一種已消亡語言的難度通常比采取某些必要措施去保存一種瀕危語言要大得多。
  某些人也許會說,世界上的語言多達6,000種左右, 有一些消亡了,那就讓它們消亡吧,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但是說這些話的人是否想到,作為文化載體的這些語言同樣是人類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消亡對于人類文明所造成的損失,是對文化領域內“生態平衡”的破壞,無異于一場生態災難或珍稀生物物種消亡所造成的損失。所不同的,只是損失的形式和考慮問題的角度不一樣罷了。
  在最近幾十年中,人們從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事實中感受到了切膚之痛,因而環境和生態意識有了很大提高。他們對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這是一件值得贊賞的事情。當某個珍稀生物物種死亡,我們的媒體會作大量報道,公眾會感到無比惋惜。這當然是無可指責的。但是人們是否也會同時想到,每兩周之內便有一種語言悄無聲息地消失,這是否引起了人類足夠的重視?語言的消亡是否同樣會給語言生態和文化生態造成損失?這些問題是否同樣值得我們深思?
  學界的許多有識之士開始大聲疾呼,希望決策者和公眾關注這些問題。他們指出,語言的消亡和生物物種的消失同樣可怕。他們甚至呼吁建立一門新的跨學科的分支學科——語言生態學(linguistic ecology),以便人類能更有效地去研究如何保護那些小語言。
  至于少數瀕臨消亡而人類又無回天之力的瀕危語言,則可以采取以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Franz Boas)為首的一批學者對待美洲印第安語的做法:趕在這些語言消亡之前抓緊對它們進行記錄和必要的整理工作,以使它們所代表的文化不致遭受太大的損失。這樣做,并非人為地制造雙語或多語社會,因為雙語制或多語制雖然對于保護少數民族語言有積極意義,但也不可免地會給每個國家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担和其他方面的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在這方面,某些國際組織,以及像比利時、加拿大、瑞士這樣典型的雙語或多語國家已為我們提供了先例。這里僅以歐盟(EU)為例。平心而論,那里雙語和多語的水平恐怕比其他許多地方都高,但不幸的是恰好是在歐盟,語言障礙照樣存在。其成員國在工作中不得不使用多達9種語言,這給口、 筆譯工作造成了極大負担,用于翻譯的支出也相當大。這種狀況至今未有根本性的改善。
  但是,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有計劃地培養少數專門人才掌握一些小語種,對于保護這些語言和它們所代表的文化傳統都是至關重要的。這是歷史賦予人類的重任。
  一個民族的本族語,可以繼續作為本民族內日常生活和工作用語;一種或幾種外語,可以作為本族語的國際輔助語,用于與其他民族和國家的交流活動。如果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這樣做,那么大家離最終確定一種或幾種國際通用語的目標就不是越來越遠,而是越來越近了。至于在非常遙遠的將來,全人類到底是使用一種還是幾種國際通用語,就不是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了,至少對當前來說是這樣。
  關于如何看待英語和英語文化對其他語言和文化的影響,我想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注意:一是承認現實,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二是對英語和英語文化對別的語言和文化的影響保持警惕,采取積極進取的態度,大力弘揚民族語言和文化。
  英語雖不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但它卻是60多個國家的官方語言或具有官方性質的語言,而且更多的國家把它用作第二語言。就其地理分布而言,它無疑是世界上使用地區最廣的語言。英語還是出版物、航空業務、國際商貿活動、國際學術會議、科技、醫療、外交、國際體育競賽和廣告業等許多領域的常用或通用語言。世界上2/3以上的學者用英語寫作;電子文獻檢索的數據中約80%用英語儲存。它是唯一真正有實力競爭世界通用語言(world lingua franca)地位的語言。這個基本的客觀事實無法改變。
  這種地位形成的因素相當復雜,它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首先當然是殖民主義擴張的直接產物,此外與宗教傳播也有關系。另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英語國家在科學技術和經濟建設上取得的成績,顯然也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確實成了近、現代帶有國際性質的語言,能與之抗衡的只有法語等少數幾種語言。漢語雖然在全世界的幾千種語言中使用人口的絕對數字最多,但基本上是在中國和海外的華人圈中使用,分布區域遠不及英語,甚至也不及法語、西班牙語等語言。華人圈和漢字文化圈以外的人懂得它的很少,因此它還不具有國際性語言的地位。其他能在某種程度上與英語一比高下的語言(如聯合國的其他幾種工作語言)中,大多也只能起地區性通用語言的作用,尚不具備國際語言的地位。如俄語只使用于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西班牙語除使用于西班牙本土外,主要只用于中南美洲各國(巴西除外);阿拉伯語也僅使用于中東地區,以及北非和西非的一些國家。
  然而,英語的世界性語言地位的取得,絕對不能以犧牲其他語言的根本利益為前提,特別是弱勢語言的發展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它們和以英語為代表的有聲望的大語種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共生和平行發展的關系。
  英語在世界范圍內潛移默化的影響常常招致許多非英語國家和地區的批評。法國就曾頒布過法律,限制英語在某些公共領域的使用;加拿大說法語的魁北克等地區、西班牙、德國、墨西哥,甚至印度和其他一些國家,都曾發生過反對英語的運動,但通常收效甚微。
  當然,既發展占優勢地位的語言,又要保護和發展處于劣勢的語言,這個過程中有時會有矛盾,要解決好實屬不易。關鍵問題是在承認基本事實的基礎上抓好雙語和多語教育。
  因此,我們不能怨天尤人。不能站在那里空喊英語和英語文化對網絡的入侵和在網上的肆行。人家可以說,互聯網本身是一個開放的公共平臺,你有中文信息或別的什么語種的信息,只管往網上發送,去占領這個誰都可以上去“表演的大舞臺”。否則,只在那里抱怨英語信息鋪天蓋地是沒有意義的。
  當我們關注英語和英語文化日益廣泛的影響的時候,我們不應意氣用事。不分清紅皂白地把英語譏諷為“可口可樂的語言”,這種做法不是科學的態度,因而于事無補。
  作為中國學者,我們現在面臨的是網上中文信息不足,結構不合理,信息質量亦欠佳。所有這些都成了制約國家信息產業及文化產業健康發展的瓶頸。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們仍然應鼓勵廣大青少年學好英語和其他外語,并有計劃地培養一些懂得“冷門”語言和小語種的專門人才,同時采取切實措施保護和弘揚本民族語言和文化,保護和弘揚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必須記住,在全球化和網絡時代,承認語言及文化多樣性,維護民族平等,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對其他民族的語言和文化有更多的尊重和寬容,這是十分必要的。對使用英語的民族也同樣如此。
  我完全同意英國語言學家克里斯托爾的意見,他堅決地否定了下述錯誤的推論:
  “他們和我們說不同的語言,因此他們不同于我們,因此他們不喜歡我們。”(Crystal,David,1988)
  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使得我們這個世界多姿多彩。一種語言或文化的失落,意味著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文明的某個組成部分的消失。保護那些瀕臨消亡的語言和文化,使它們能夠繼續與別的語言和文化一起,在我們共同的世界里放射異彩,這是人類不可動搖的職責和使命。
國外社會科學京20~25H1語言文字學黃長著20012001本文探討了近一個世紀以來世界上許多語言的發展歷程及其現狀,特別是探討了人類進入信息和網絡時代以來,在英語等大語種的沖擊下,大批使用人數很少的小語種逐漸成為瀕危語言的不利境遇,而這些語言的最終消亡將導致它們作為其載體的文化的消亡。文章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人類生態環境的破壞導致了部分瀕危生物物種的死亡,為此人類發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呼吁。這當然無可指責,但是為什么許多人對大批瀕危語言的消亡卻熟視無睹呢?文章認為,語言與文化多樣性的消失對文化生態環境的破壞與生物多樣性的消失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一樣可怕。為此,應該像保護禿鷲、大熊貓和白鰭豚等珍稀生物物種那樣保護那些瀕危語言。語言/網絡/文化多樣性本文原為2000年11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21世紀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原用英文撰寫,譯成漢語在本刊發表時,作了部分刪改。——作者 作者:國外社會科學京20~25H1語言文字學黃長著20012001本文探討了近一個世紀以來世界上許多語言的發展歷程及其現狀,特別是探討了人類進入信息和網絡時代以來,在英語等大語種的沖擊下,大批使用人數很少的小語種逐漸成為瀕危語言的不利境遇,而這些語言的最終消亡將導致它們作為其載體的文化的消亡。文章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人類生態環境的破壞導致了部分瀕危生物物種的死亡,為此人類發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呼吁。這當然無可指責,但是為什么許多人對大批瀕危語言的消亡卻熟視無睹呢?文章認為,語言與文化多樣性的消失對文化生態環境的破壞與生物多樣性的消失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一樣可怕。為此,應該像保護禿鷲、大熊貓和白鰭豚等珍稀生物物種那樣保護那些瀕危語言。語言/網絡/文化多樣性本文原為2000年11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21世紀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原用英文撰寫,譯成漢語在本刊發表時,作了部分刪改。——作者
2013-09-10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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