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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環境下情報學理論體系的創新
網絡環境下情報學理論體系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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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G350
  1 網絡環境下情報學的機遇與挑戰
  縱觀情報學的發展史,情報學的發展與人類信息基礎環境的演變是息息相關的。從1895年國際書目學會的創立,到V.Bush的Memex設想、20世紀50年代后穿孔卡片與聯機系統的出現,直至今日的互聯網及數字地球[1],通過這一連串的列舉不難看出,人類信息基礎環境的每一次革命性演進,都會把情報學的實踐活動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并極大地豐富和完善情報學的理論體系。可以認為,人類信息基礎環境是情報學賴以生存的基礎。情報學的發展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個不斷適應與改善人類信息基礎環境,并使之趨于有序化的過程。從現今的網絡環境對情報學的影響便可見一斑:
  ● 網絡環境下,情報學的許多分支學科研究被賦予新的內涵,煥發出新的活力。在這一方面,情報檢索體現得尤為明顯。情報檢索已不是情報工作者的“專利”,用戶無需掌握專深的情報檢索語言,使用智能搜索引擎就可24小時全天侯查找相關信息。超文本的出現使查找相關參考文獻不再困難,用戶只要點擊鏈接點便可。與傳統檢索相比,更具有速發性,快捷性,減少了檢索的響應時間。因此,情報檢索已轉向重點研究知識組織與檢索、自然語言處理以及利用傳統檢索理論指導網絡檢索實踐(如利用后控詞表技術改善查準率極低的狀況)上來。
  ● 網絡信息基礎環境的飛速發展,使圖書情報部門傳統的服務和思維定式發生了變革和修正。網絡期刊(電子期刊)便是一個極好的佐證。它具有價格相對低廉、無需裝訂、節約館藏空間的特點,既緩解了圖書情報部門財力物力和館藏空間的緊張狀況,使信息服務從1->n向n->1方式轉變,也使用戶的情報行為發生了變化。加之在網絡環境下,情報用戶具有多、雜、散、匿等與以往頗具差異的特點,一些經驗和思維定式如摩爾斯定律、易用性心理、圖書館悖論[2]等都迫切需要重新審視與補充。
  ● 從廣義上講,網絡信息資源的數量激增和由網絡無序擴張引發的信息混亂、信息污染遠遠超過了傳統意義上的“情報危機”或“情報爆炸”。許多有用的知識尚未被發現利用,便被滾滾的信息洪流淹沒。奈斯比特曾經說過:“我們正在被信息淹沒,但我們更加渴求知識”。這便是數字時代的真實寫照。對無序的信息流進行控制,進一步對知識進行管理與提煉,從而有利地緩解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污染與知識需求之間日益激化的矛盾,是情報學今后要研究的主要問題。正如美國情報學家格里菲斯(Jose-Marie Griffith)指出的那樣:“網絡環境下情報學的新角色將會是知識的挖掘者、引導員和知識解說員。”[3]應該說,情報學在知識組織方面是有獨特的先發優勢的,因為情報學最早就是以知識的交流利用起家的,當然現在所說的知識是指網絡環境下作為經濟活動生產要素的知識[4]。
  網絡化對情報學既是一個挑戰,又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在這種情況下,迫切需要對情報學進行創新,繼而激發其發展的活力,使之成為網絡時代的“當采學科”。
  2 情報學理論體系的評析
  溫故方能知新,雖然情報學產生只有短短50多年的歷史,但其理論流派異彩紛呈,數量眾多,且各成一說,讓人難免有紛繁雜亂之感。下面讓我們以網絡時代為平臺,對以往流派擇其要旨作一立體的透視,旨在從中抽象出某些符合邏輯的學科發展的主線。
  2.1 米哈依洛夫科學交流學派
  2.1.1 理論介紹 米哈依洛夫是前蘇聯著名情報學家,担任過全蘇科技情報研究所所長和國際文獻聯合會副主席等要職。1966年,他所著的《科學情報原理》可以看作是科學交流學派建立的發端。1976年出版的《科學交流與情報學》對我國情報工作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廣泛影響。米哈依洛夫認為,情報學的研究有兩個方面:科學情報與科學交流;情報并不等同于科學情報;情報學屬于社會科學范疇,應將其限制在科學交流范疇,科學交流又分為正式交流與非正式交流等,并對兩種交流過程的方式、特點、原理進行了深入研究。
  2.1.2 評述 米氏理論體系的形成,從根本上說是其所處時代的信息基礎環境作用的結果。一方面,以印刷型文獻為主的信息基礎環境決定了米氏理論只是對情報載體規律的有效把握,對傳統的印刷型文獻情報工作有較強的指導意義。正是由于其理論研究是建立在文獻層次而非情報或知識的層次上,因此,其對問題的研究不夠深入抽象,造成了它在數字時代的先天不足。因為網絡環境下要求的是以知識為基本單元進行計量組織、檢索與利用。另一方面,米氏理論所處的特殊年代決定了其理論建立的信息基礎環境是一個“殘缺”的信息基礎環境。由于前蘇聯執行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社會環境極少有變異和差別,社會和經濟情報也就無從談起,這就造成了“殘缺”的情報概念,繼而形成了“殘缺”的信息環境。于是,米氏否認情報的商品屬性,將其限制在科學技術范圍之內也就不足為怪了。這也正是我國改革開放后,“大情報觀”應運而生的原因。文獻[5]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在米氏體系中區分了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但從印刷文獻到網絡這一信息環境的變化已使兩者的界限變得日益模糊。在互聯網上,一位情報用戶看過某篇文獻后,如想與該文作者交換看法,可直接點擊其E-mail地址進行交流,亦或在網上開辟專題討論區進行評論交流,而評論又可作為一次文獻被其它用戶看到,產生評論的評論等等。而且由于網絡用戶具有可匿名的特點,使情報交流變得更加輕松、自由、平等。
  2.2 納維茨決策理論學派
  2.2.1 理論簡介 約維茨(M.C.Youvits)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情報學家。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他從決策論的角度對情報學的理論問題進行了研究,故稱為決策學派。約氏不認為情報是知識的同義語,而是把情報視作“決策中有價值的數據”,認為情報的本質功能是提供決策依據,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廣義情報系統模型(generalized information system model),描述了情報流在決策中的動態過程,定義了情報量、情報價值、情報效益、決策者效能等基本量,揭示了其中的定量關系,具有很高的可實現性[6]。
  2.2.2 評述 約維茨將情報的概念僅限于能夠度量的可觀察事實或數據,否認情報與知識的相關性,人為地排斥了大量社會中的情報現象,這一點是不可取的,因為絕大部分情報現象是不可能只用數據作標準來衡量其效用的。文獻[7]指出了約氏為什么會有這種觀點的原因。但無論如何,約氏忽視了情報現象的豐富性,將情報降至與數據同處一個概念級別,這本身就違背了數據→信息→知識→情報(智能)的“信息演進鏈”,更與網絡環境下情報學的“知識激活”功能格格不入。另一方面,約維茨把決策看作情報的本質屬性,是20世紀70年代末面向競爭的信息管理階段的理論反映。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以信息資源為中心,以解決信息資源對競爭戰略決策的支持問題為主要任務。約氏情報的決策屬性觀點正是其典型產物。時至今日,強調情報的決策屬性仍是值得提倡的。
  2.3 技術應用學派
  2.3.1 簡介 顧名思義,技術應用學派主要以各種信息技術在情報學中的應用為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蘭開斯特、薩爾頓、北川敏男,但他們的研究又各有千秋。蘭開斯特提出用現代情報手段建立聯機情報檢索系統(information retrieval online),薩爾頓則是自動檢索系統SMART的創始人,北川敏男認為情報學應以信息技術和通訊技術為核心來研究情報系統的開發。
  2.3.2 評述 信息技術在情報學中的應用從來都是一個永恒的主題。誠然,技術應用學派為情報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可是這些學者的看法難免有所偏頗,蘭開斯特是其典型代表。他的兩部代表作《通向無紙信息系統》(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8]和《電子時代的圖書館和圖書館員》(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in an Age of Electronics)[9],認為未來實體圖書情報機構將趨消亡,虛擬圖書館將成為時代的新主角。可是20年過去了,關于未來虛擬圖書館和實體圖書館之爭仍未有定論。
  我們應該認識到,技術并不等于情報學的全部。技術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技術學派的產生,正是人類信息基礎環境需求牽引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了改善信息有效供給不足的狀況,情報學不遺余力地應用技術來滿足。但技術的熱流過后,人們才認識到“有路、有車,還須有貨”,有效的資源才是真正重要的,于是才有信息資源管理(IRM)、知識管理(KM)。蘭開斯特自己也開始反思:“……我們不要欺騙自己,相信僅有技術就會提高未來圖書館和圖書館員的社會價值”[10]。
  2.4 布魯克斯知識吸收學派
  2.4.1 簡介 布魯克斯(B.C.Brookes)是英國著名情報學家。從哲學的高度為情報學尋求理論本原,是該派理論的一大特色。他認為波普爾(K·Popper)的“世界3”理論能成為情報學的理論基礎。情報學的任務是研究“世界2”與“世界3”之間的相互作用,以有助于對知識進行組織,從而更有效地利用。對客觀知識進行分析與組織是布魯克斯學派的核心思想,他提出按“知識地圖”來組織知識,繼而形成人類的體外大腦。另外,知識結構方程式K[S]+△S=K[S+△S]揭示了“情報是使人原有知識結構發生變化的一小部分知識”,改變是情報吸收的結果。故其被稱為知識學派。
  2.4.2 評述 不考慮“世界3”理論的哲學意義(實際上K.Popper是唯心主義的觀點),僅就其把情報學的研究對象定位于客觀知識,就顯得過于狹窄。這與西方科學中歷來重視理性知識而忽視感性交流是不無關系的。眾所周知,知識可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也即客觀知識和主觀知識,知識經濟時代情報學不僅是對客觀知識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對主觀知識(隱性知識)進行開發與利用,只有這樣才有利于知識的創新與發展。
  布魯克斯被認為是情報學認知學派的先驅,他提出的知識結構方程式為該學派奠定了基礎,其后又經過N.J.Belkin、Dervin、Ingerwersen的發展成為網絡環境下研究人機交互中用戶情報行為和心理機制的主導力量。但無論如何應該看到,布氏仍未擺脫從經驗出發定義情報的束縛,因而無法實現對情報和知識的精確計量,仍無法擺脫從經驗出發進行定義的局限。情報定義的最終突破,極有可能像當年申農那樣,以提出一個關于主觀信息適宜的定量化公式描述得到大家的認同[11]。
  布魯克斯當年提出的“知識地圖”頗具前瞻性。他提出以各個知識單元為節點來繪制“知識地圖”以展示知識的有機結構,一旦這種知識地圖相對穩定,便形成了人類的“體外大腦”。與同被引耦合關系確定的文獻網相比,“知識地圖”確定的知識單元網更能揭示出情報學研究的本質。同時,由于“知識地圖”是建立在知識單元層次上的,要求越過主題詞,直接對知識概念標引,也就更加適應未來網絡環境下知識組織與創新的要求。“數字地球”計劃的提出為我們展示了實現“知識地圖”的誘人前景。
  3 建設面向網絡環境的新型情報學理論體系
  在網絡環境下,情報工作的形式和內容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情報學理論體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實際上,克服網絡環境下理論體系的構建是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是一個既克服又保留的辯證否定過程。馬克思主義哲學稱之為“揚棄”。克服即是在新舊情報理論之間劃出一條確定的界線,新理論體系要體現出網絡環境下情報學研究的新特點、新內容,表現出非連續性。保留則要求對舊理論有保留地否定,要積極地汲取舊理論中的合理內容,體現出事物發展的連續性。那種割裂歷史聯系看問題,憑空想象出新理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3.1 情報學研究的邏輯起點
  一門科學的邏輯起點,就是對這門科學的認識起點或思維起點,是該學科最普通、最基本,又包含其它一切矛盾胚芽的范疇。一門科學正是以邏輯起點作為研究基點,演繹出整個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具有抽象性、層次性和更新性。情報學的邏輯起點也是眾說不一的。盧泰宏以情報交流作為基點,提出S-T-U規范,發展成為SCU模型[12]。靖繼鵬則提出以用戶為邏輯起點構造情報學體系[13]。也有人提出要以“情報需求—情報”這對矛盾作為邏輯基點帶動情報學領域的發[14]展。筆者認為,只有在明確情報學的研究對象——情報這一基本概念的基礎上,才能正確地認識情報學,而這就要從情報、信息、知識的三者關系入手。
  自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對情報、信息、知識3個概念的關系有過熱烈的探討和爭論,1992年國家科委將“情報”改稱“信息”更是將這場討論推向了高潮。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信息>知識>情報,三者是同心圓的關系。錢學森早在1983年就已指出:情報是激活的、能解決問題的知識。錢老的這一定義,非常適合知識經濟的時代特征,它給予了我們兩點啟示:
  ● 情報是激活了的知識。可見情報的直接上位概念不是信息而是知識。但情報不是靜態的知識,而是定位于動態的,即被激活了的知識。情報的基本屬性是知識,激活是與整序和加工過程相對應的,是一種知識管理與知識發現(knowledge discovery)的過程。由此可見,情報學是信息科學中信息管理的子科學,其面向的工作是知識管理和創新。我們必須從知識的管理、創新的高度去發現和認識情報學。
  ● 情報學是能解決問題的知識,是對用戶有效用的知識。效用性即決策性,就是說決策性是情報的本質特征。這與約維茨決策學派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正是由于決策的不確定性,才激發了人們的情報需求,產生情報行為,情報工作才得以開展。強化情報的決策性,也就是強調情報的intelligence作用,這是情報學區別于信息學、傳播學的獨特之處,與之對應的工作即是深化情報內涵,進行情報分析研究(知識深度整序),這可以看作知識管理的升華——即智能管理。因此,離開決策這一本質特征,情報的概念也就無從談起。
  從以上對情報學邏輯起點的分析,不難看出:情報學始終要以知識的有序化組織和創新為己任,并以此構造出情報學理論體系。為此,筆者提出利用“知識鏈”模型來總結情報學規律,演繹理論體系。
  3.2 以知識鏈為基礎的情報學理論體系
  “知識鏈”這個概念最初是出現在學習型組織企業中的知識管理研究領域的,這里所講的“知識鏈”是就整個社會范圍而言的更加廣義的概念。在網絡環境下,由于技術的不斷發展完善,信息傳播的成本越來越低,與此同時,在用戶使用情報的總成本中,網上檢索和處理信息使其轉化為知識的成本(如時間)占了越來越大的比重。這樣,在原始信息與用戶所需的深層專門知識之間,就形成了一條知識鏈。這是一個對用戶來說成本很高的知識整序過程。因此,只要成本低于使用價值,用戶就傾向于使用專家代理“知識鏈”的服務,文獻[15]稱之為“專家控制”。而情報學專業人員就是要成為這樣的專家,這與前文中Griffth的看法有著驚人的一致。事實上,文獻[16]也提出過“知識序化”(初級,中級,高級)的觀點,與“知識鏈”管理在本質上是很類似的。情報學以“知識鏈”管理作為基礎,能夠使情報學更好地融入時代發展的潮流之中。知識鏈的模型如圖1所示。
  附圖G91k02.JPG
  圖1 知識鏈模型
  通過模型可以看出:
  ● 知識鏈管理的過程(識別、獲取、重組、存儲、傳播)即是對知識流實施有序化的過程。而知識流有序化的最終目的就是激活有用的知識,使用戶能夠進行動態的評價和溝通,從而在與特定過程的未知單元進行動態匹配中實施創新[17]。情報學的主要功能就是對知識鏈中的知識流進行最有效的整序控制,形成智能型知識組織結構,為用戶提供快、新、全、準的知識。
  ● 知識鏈始終體現出知識轉化的過程。從原始信息源經過知識流整序而得到知識,形成知識體系并進行傳播,是一種從顯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整合過程。而用戶吸收知識以改善自身的認知結構是一個顯性知識轉化為隱性知識的內化過程。用戶之間依據人際情報交流系統進行知識交流則是一個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社會化過程。用戶將隱性知識顯性化可看作知識轉化的外化過程。情報學不應僅僅局限于顯性知識的管理,而要對以上各知識轉化過程進行全方位的整合管理,才能使知識鏈達到一個動態的平衡狀態。需要注意的是,隱性知識顯性化后并非是直接可用的知識,反而由于用戶表達的不完全與粗糙性,往往與虛假知識相參雜而共同混于原始信息源中。這就需要對其再次進行識別、提煉,使其清晰化和編碼化,以達到利用的目的。
  ● 在知識鏈中,人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缺少了作為用戶的人這一關鍵環節,知識鏈就無法形成閉環而進行流動。為了簡化“知識鏈”模型,筆者僅在模型中對用戶的知識識別反饋作了描述,而實際情況中,知識反饋則體現在知識鏈的各個環節中,貫穿于整個知識管理過程。對網絡環境下用戶情報行為的研究是情報學今后的重點方向之一。對知識鏈中用戶環節的研究,有兩個涵義:一是用戶作為認知主體其用心智進行知識吸收的機理是如何運作的,大腦中的知識結構改變機制是如何發生的,怎樣才能更好地提高用戶的知識吸收效率,這就不僅需要情報學還要腦信息科學、神經生理學、認知心理學等多學科跨領域的共同研究,最終才能形成一種真實反映人類大腦思維的知識運用理論。二是在網絡環境下情報學如何針對特定的個體用戶適時地提供智能化、人性化的情報服務。目前,網絡推送技術已初步實現了這種功能。
  ● 知識鏈中的知識表示和轉化過程都是建立在知識單元基礎上的,因此要求情報學提高在知識單元層次上對知識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這就需要情報學在網絡環境下必須實現從物理層次的文獻單元計量向知識單元或情報單元計量的飛躍。可是由于情報計量是語法、語義和語用3個意義層次上的計量,同時由于認識主體的模糊性,這項工作實施起來難度很大。這同樣也需要多學科共同研究才能取得豐碩的成果。
《圖書情報工作》京15~19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劉春茂/王琳20012001回顧以往各理論體系,根據對情報學邏輯起點的分析,指出情報學要以知識的組織創新為基本任務,提出“知識鏈”模型以演繹理論體系。網絡環境/知識管理/情報學/知識鏈network environment/knowledge management/information science/knowledge chainThe Creation of Inform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Liu Chunmao Wang Lin(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Industry,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s highly related with the basic huma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Networking is not only a challenge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to information science.This paper reviews the former theorie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and points out that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is the main task of information science.In the end ,advances"knowledge chain"to deduct information science.劉春茂,男,1963年生,副系主任、副教授,發表論文近40篇,合作出版專著2部。天津師范大學信息產業學系 天津300070 王琳,男,1979年生,碩士研究生,發表論文1篇。天津師范大學信息產業學系 天津 300070 作者:《圖書情報工作》京15~19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劉春茂/王琳20012001回顧以往各理論體系,根據對情報學邏輯起點的分析,指出情報學要以知識的組織創新為基本任務,提出“知識鏈”模型以演繹理論體系。網絡環境/知識管理/情報學/知識鏈network environment/knowledge management/information science/knowledge chain
2013-09-10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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