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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的有意誤讀”  ——李賀詩歌美學的一大亮點
“典故的有意誤讀”  ——李賀詩歌美學的一大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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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08)03-0010-05
  在唐代乃至在整個中國詩歌史上,李賀堪稱一個十分別致的人物。他是個命運悲慘的小人物,但同時他又是個滿懷痛苦激情的大詩人。他的詩,不僅風格冷艷、意象奇詭,而且在章法、用韻、用典等方面也十分奇特。單就用典方面而言,李賀常常撇開典故的原有意義,在具體詩歌情境中對典故進行“有意誤讀”,賦予它另外一種意義,甚至相反的意義。這樣,典故的原義與語境義之間便構成對話與沖突,詩意由此變得十分復雜。李賀詩中典故的“有意誤讀”很多,如《苦晝短》中的“任公子騎白驢”典故、《馬詩二十三首·其十三》中的“千金買骨”典故、《金銅仙人辭漢歌》中的“魏明帝青龍九年”典故、《南園十三首·其十二》中的“虞卿”典故,等等。這些“有意誤讀”的典故,決不只是為了在詩風上的爭奇斗險,而是更多地與他的悲劇的命運、深切的痛苦、狂熱的理想、尷尬的身份緊密地糾纏在一起。通過對這些典故意義生成的特殊方式的具體解讀,我們可以窺見李賀隱秘的文心。
  一、“任公子騎白驢”
  “任公子騎白驢”出自李賀的名篇《苦晝短》:
  飛光飛光,勸爾一杯酒。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唯見月寒日暖,來煎人壽。食熊則肥,食蛙則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為服黃金,吞白玉?誰是任公子,云中騎白驢?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1](p.221)
  詩中共三次發問。第一問:“神君何在,太一安有?”第二問:“何為服黃金,吞白玉?”第三問:“誰是任公子,云中騎白驢?”
  這三次發問由一個總題引起:“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唯見月寒日暖,來煎人壽。食熊則肥,食蛙則瘦。”李賀面臨一個問題:天道有常,流化無情。世間萬物,在時光流化面前,顯得那樣無奈和渺小,因此他發問道:“神君何在,太一安有?”
  回答是:“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日出處有神木,日落處有神龍銜燭。
  對此,李賀有一個憤激的想象:“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天不怕,地不怕,將神龍肉體消滅,斬草除根,一了百了。這是一種最堅決、最強烈、最憤激的主體抗爭姿態,雖然,這是一種莽漢式的抗爭。
  這正是對第二問的回答:“何為服黃金,吞白玉?”用不著再服金吞玉,煉丹修道了,再也用不著學著神仙的樣子,在造化面前辛苦掙扎了。看來,這個想象的解決是最簡單有效的了。
  前兩次發問,都得到了回答。那么問題是不是解決了呢?決不是的。不可能、也不應該讓問題以這種方式得到解決。因為那不是李賀。憤激的抗爭或辛苦的掙扎,他對這兩種態度全都不滿意,全都懷著深度的懷疑。
  這種深度懷疑通過第三問得到全面表達:“誰是任公子,云中騎白驢?”這是典故的“有意誤讀”。“任公子騎白驢”涉及兩個典故:
  1.“任公子”。見《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臘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后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于得大魚難矣![2](p.925)
  任公子典故顯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境界。任國公子做了個大魚鉤,系上粗繩,用50頭牛做釣餌,蹲在會稽山上,把釣竿投向東海,終于有大魚食吞魚餌,白浪如山,聲震鬼神。任公子把大魚剖開制成魚干,浙江以東到蒼梧以北的人都得飽食。——這是一種氣吞萬物的大境界。而那些目光短淺的淺薄之士,見到任公子之舉后吃驚地奔走相告。他們也舉著釣竿絲繩,奔跑在山溝小渠旁,守候小魚上鉤。——這是執于小節的小境界。
  2.“白驢”:神仙常騎乘之,著名的“騎白驢”者有張果(即張果老)、張洪崖、鄒和尚,另外還有一個漢靈帝:
  張果嘗乘一白驢,一日行百里,夜則疊之置箱中,乃紙耳。[3](p.7)
  張果常乘一白驢,休則疊之如紙,貯箱中,以水噀之,復成驢矣。[4](p.25)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唐有張氳,亦號洪崖先生。……十六年,洪州大疫。氳至施藥,病者立愈。……跨白驢,從者負六角扇、垂云笠、鐵如意,往來市間,人莫知其歲耳。[5](p.36)
  洪崖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姓張名蘊,字藏真。……每述金丹華池之事,易形煉丹之術,人莫究其微妙焉。……白驢曰雪精,日行千里。[6](p.7)
  唐大歷間有僧,號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傘山,結茅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即書寸紙,系錢緡,遣驢負至市區。人知為鄒也,取平直,掛物于鞍,縱驢歸。……鄒末年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獅子也。[7](p.15)
  后漢靈帝于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以為之樂。公卿貴戚轉相仿效。[8](p.33)
  這些騎白驢的先生們大多有些煞有介事的小家子氣。張果應該是最“神”的一個了,能玩紙驢子變活驢子的把戲;張洪崖顯得“專業”一些,精通“金丹華池之事,易形煉丹之術”;鄒和尚來頭不小,是文殊菩薩變的;驢子也不簡單,獅子變的,它負責下山買東西,同時傳播“作人要誠信”的道理。漢靈帝最沒出息,他騎白驢純粹是為了玩,也難怪,他不是神仙。
  任公子,《莊子》事也;騎白驢(張果老、張洪崖、鄒和尚),道教、佛教事也。顯然,“誰是任公子,云中騎白驢”是“誰是任公子,海中釣大魚”和“誰是張果老(張洪崖、鄒和尚),云中騎白驢”兩個問句的合并,這兩個疑問表達了李賀的雙重懷疑。懷疑之一:“誰是張果老(張洪崖、鄒和尚),云中騎白驢?”——這一問,問的是后世那些求仙修道者(包括秦皇漢武)。張果老(張洪崖、鄒和尚)飛升而去,后人枉自學他們“服黃金,吞白玉”,不過徒勞而已。懷疑之二:“誰是任公子,海中釣大魚?”——這一問,問的不是別人,正是“云中騎白驢”的張果老們。這些成仙飛升的修道“成功人士”,和任公子比起來,也不過是小兒科,小境界。他們充其量比“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的“輇才諷說之徒”略強一些而已。
  李賀令任公子騎白驢,把兩事合并成一事,強行拼接出一個荒誕意象,驢身而馬面。任公子的大境界因為騎白驢的張果們的闖入而變得有些荒誕和虛妄;而張果們騎的白驢由于換了主人,也變得不倫不類。這樣,“任公子”和“白驢”便互為解構因素,互相削弱、互相虛化、互相淡化,釣大魚的任公子少了氣吞萬物的大氣,騎白驢的張果們少了煉丹使氣的仙氣,神圣耀眼的光環暗淡了。結果是,“騎白驢的任公子”走下神壇,由神圣的使者變成了滑稽可愛的“圣誕老人”。只可惜這位“圣誕老人”往人們襪子里放的不是甜美的糖果,而是一響而散的爆竹。爆竹炸響后,所有美麗輝煌的夢幻像微塵一樣迸散,只剩下一縷徹底懷疑的思緒。
  這第三問對前面的第一問、第二問及其回答也構成了徹底的解構。“任公子騎白驢”這個荒誕意象再度刷新了“神君何在?太一安有”這個問題的答案。張果等眾神仙在任公子的沖擊之下已經失去了神秘和神性的光環,眾神所歸的“神君”、“太一”的合法性也就出現了危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同樣,第三問也對第二問構成了徹底的解構。第二次發問以及回答分別顯示了對待時光流化的兩種對立態度:一種是“斬龍足,嚼龍肉”的大膽抗爭,一種是“服黃金,吞白玉”的辛苦經營。這兩種態度在第三次詰問面前轟然崩塌了。“服黃金,吞白玉”已經被李賀用一個“何為”否定掉了,但這還不算完,李賀對它進行了窮追猛打。任公子典故顯示了兩種境界:一種是任公子“大鉤巨緇”、“揚波東海”的大境界,一種是“輇才諷說之徒”“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的小境界。不難看出,這兩種境界和對待時光流化的兩種態度是對應的。而且,騎白驢飛升的神仙們尚且如此,后人的“服黃金,吞白玉”也就更難得什么善果了。
  擴大一步說,求仙修道不僅是一種個人行為,它同時還具有一個觀念體系。粗略來看,求仙修道呈現為一種三級體系:神君、太一——道士(包括飛升成仙的道士)——俗人(包括秦皇、漢武)。“誰是任公子,云中騎白驢”這個荒誕意象,像一個巨大的磁場,把它的懷疑能量輻射到整個詩篇,整個求仙修道觀念體系因之崩解。首先是對神君、太一的懷疑,其次是對“騎白驢”的道士神仙們的懷疑,最后是對俗人求仙修道的懷疑:“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
  那么,“斬龍足,嚼龍肉”式的憤激抗爭的態度應屬大境界,李賀是不是肯定了這種境界呢?也不是。任公子沒有去釣大魚,而是騎上了白驢。釣大魚出身的任公子剛剛要作出一付“偉大”姿態,白驢卻沒有配合,一聲空幻的驢鳴,把他剛剛上演的“崇高”瞬間變成了“滑稽”。“斬龍足,嚼龍肉”式的豪壯也因之散作微塵。
  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只剩下兩種東西:自然的永恒流化,人的絕對懷疑。人在不斷的挫敗面前,可能會產生兩種懷疑:懷疑自己,或懷疑命運。李賀沒有懷疑自己,他一直自負于自己卓異的詩才和“諸王孫”的出身。但他卓異的詩才并沒有使他科舉及第,而是由于荒謬的“家諱”被排斥于科場外;后來(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他在韓愈引薦下才作了一個無聊的小官奉禮郎,兩年后病歸昌谷飽受饑寒;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他在無情命運面前做了最后一次掙扎:到潞州投軍,但次年又是無功而返。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他一直在不停地掙扎,但是,除了早年通過河南府試,他幾乎從來沒有順利過;除了新婚之喜,他幾乎從來沒有快樂過。他懷疑命運,他憤怒、悲哀于命運對他的不公,現實世界對他的無情捉弄。激情之余,他能為自己的人生狀態提供的最終解釋是:命運的無常與人生的空幻。
  二、“虞卿”
  “虞卿”也是被“有意誤讀”的典故。在歷史上,虞卿是“發憤著書”的典范,但李賀在《南園十三首·其十二》中卻讓他裁制了一件道袍:
  松溪黑水新龍卵,桂洞生硝舊馬牙。
  誰遣虞卿裁道帔,輕綃一匹染朝霞。[1](p.92)
  這首詩作于李賀鄉居昌谷時。前兩句充滿了道教神異色彩。松溪桂洞,黑水龍卵,自是清幽之處,而且有一種神異氛圍。王琦注:“松溪桂洞即其所居之地,龍亦卵生,凡水深而色沉黑者,必有龍潛焉。松溪之中或者傳有龍居之,故云。又山澗中所產蜥蜴,土人往往稱之曰龍。龍卵或是蜥蜴之卵,亦未可知。”[1](p.92) 生硝馬牙,則是十足的修煉藥餌。但是第三句中“虞卿”的出現,使這種道教神異氛圍變得不安起來。
  此詩中的“虞卿”典故見于《史記》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傳》: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躋檐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9](p.1859)
  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于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采《春秋》,……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后世云。[9](p.1862)
  虞卿被司馬遷視為身具縱橫捭闔之才、失意則“發憤著書”的典范,在后世典籍中也總是以這種面貌出現的。他與道教或道士幾乎一點關系都沒有。但是,李賀在此詩中卻讓他披上了艷如朝霞的大紅道袍:“誰遣虞卿裁道帔,輕綃一匹染朝霞”。這是為什么呢?
  王琦對此二句的理解是:“《史記》稱虞卿,游說之士也。……與長吉生平無一相似,無庸取以自比,且與全首文意亦了不相干,何以忽入此古人姓名?意者昌谷中人有潛光隱曜,道服而幽居者,與長吉往來交好,其人虞姓,故以虞卿比之。如稱賈至為賈生,孟浩然為孟夫子,唐人詩中類多有之。”[1](p.92) 王琦之說粗看似有理,但細考具體詩篇,卻不盡然。“賈生”在《全唐詩》中共出現66次,明指賈至或類似其他賈姓實名者只有二首,即獨孤及《送陳兼應辟兼寄高適、賈至》“賈生去洛陽,焜耀琳瑯姿”[10](p.622),以及劉長卿《送賈三北游》“賈生未達猶窘迫,身馳匹馬邯鄲陌”[10](p.358),其余諸詩中的“賈生”皆指賈誼。“孟夫子”出現5次,都明確與孟浩然或孟郊有關,即李白《贈孟浩然》、元結《送孟校書往南海》、劉叉《答孟東野》、《與孟東野》、韓愈《遠游聯句》。這些詩句中“孟夫子”或“賈生”的指代,都在詩題或正文中有明顯交代或暗示。然而,李賀此詩中的“虞卿”,不論是在這首詩中,還是在全集其他各篇中都沒有任何暗示。所以,推斷此詩中的“虞卿”指代昌谷中一位道服幽居之人,固然有此可能性,但是很牽強。而且以“賈生”喻賈至和以“虞卿”喻“昌谷中道服幽居之人”的差別是很大的。賈至于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乙亥科狀元及第,著名詩人,一生仕宦,歷任中書舍人、尚書左丞、京兆尹、右散騎常侍等官職,與漢代賈誼自有可比之處;但“虞卿”與“昌谷中道服幽居之人”幾乎毫無可比之處。由此可以推斷,李賀此詩中的“虞卿”指的就是《史記》中所記述的那個“發憤著書”的“虞卿”。
  王琦的目的很明確:他發現了“誰遣虞卿裁道帔”一句中的意義裂隙,但他總想努力弭平這種裂隙。弭平是一種遮蔽。我們的態度和他恰恰相反:我們決不試圖弭平這種裂隙,而是要彰顯這種裂隙,更要沿著這種裂隙深究下去,因為這個裂隙正是李賀文心的幽微之處。那么,李賀讓“發憤著書”的虞卿來裁制道帔,豈不是風馬牛不相及?其用心處何在?確確實實是不相及的,確確實實是一種強行的嫁接,這正是李賀此詩的隱秘所在。這是李賀心目中兩種隱居生存方式的強行嫁接:一種是隱居著書名世,一種是修道養生。這兩種生存方式在李賀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著書名世是李賀最不愿接受的一種退路,他在《南園十三首·其六》中已經明確地表達了對“尋章摘句老雕蟲”[1](p.88) 式生活的厭倦,到第十首中,則明確地說:“舍南有竹堪書字,老去溪頭作釣翁。”[1](p.90) 所以,在這首詩中,他才會讓以發憤著書名于后世的虞卿去裁制一件道帔。“誰遣虞卿裁道帔,輕綃一匹染朝霞”,這是一很滑稽的畫面。游說得志、官拜上卿、失意后發憤著書的虞卿,一生為顯身揚名辛苦經營的虞卿,現在卻以一匹朝霞色的輕綃,裁了一件道袍,這兩個方面放在一起極不和諧。而且這兩種不和諧因素并列一處,每個方面都成為對方的一種解構因素。虞卿一生為顯身揚名而操勞,他那火熱而沉重的激情,在“輕綃一匹染朝霞”的道袍之下變得輕飄飄起來,在松溪桂洞、生硝馬牙、黑水龍卵的陰氣熏染之下也變得冷清了起來;同時,松溪桂洞、生硝馬牙、黑水龍卵、輕綃道帔的“仙氣”由于“虞卿”這個冒失鬼的闖入也變得不純了,虛靜超脫的“仙氣”中摻進了世俗躁動的雜質。
  滑稽的背后是李賀深深的苦澀。他不會去發憤著書,也不會去山居修道。著作與修道,他只不過是想想罷了,這兩件事情在他的心中,根本沒有人們想象得那樣神圣。也難怪,人們常說的是“歸隱”或“退隱”,青年李賀還沒有“出去”,還沒有半點功業可言,“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1](p.87) 的激情夢想還在召喚著他,何言“歸”,何言“退”呢?所以他在昌谷也呆不長,不久(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他就離開昌谷,到潞州(今山西長治)投奔去了。
  三、“駿骨送襄王”
  提起馬,人們很容易聯想到韓愈的《馬說》。《馬說》揭示了一個由“千里馬—伯樂—飼馬者”所構成的關系體系。在這個體系中,“駿馬”是渴望為主人效力的“人才”;“飼馬者”作為馬的主人,掌控著對駿馬是否任用、如何任用的權力;“伯樂”則是作為“飼馬者”的智囊,他有發現駿馬的智慧,擁有對飼馬者的“建議權”,但駿馬的“待遇”是否“落實”,那不是他的事情,飼馬者完全可以不理伯樂的意見。事實也正是如此,伯樂的“建議權”常常是被架空了的。“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11](p.20) 實際上,不僅駿馬難遇伯樂,伯樂更難遇明主——有眼光、有魄力的“飼馬者”更是少之又少。于是我們看到這樣一位伯樂,一位“堆金買駿骨”的少年。
  寶玦誰家子,長聞俠骨香。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馬詩二十三首·其十三》)[1](p.105)
  這個身佩寶塊的少年周身彌漫著一種英雄豪氣。“俠骨香”一詞體現出人們對豪俠之士任俠使氣、蔑視法度、重義輕生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極度贊賞。張華《博陵王宮俠曲二首》其一:“身在法令外,縱逸常不禁。”其二:“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租市旁。……生從命子游,死聞俠骨香。”[12](p.5) 李白《俠客行》:“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10](p.385) 這樣一位少俠卻做了一件讓人十分費解的事情:“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
  關于“駿骨”,歷來有兩種解釋。
  一是認為“駿骨”即是《戰國策·燕策》中著名的“千金買骨”典故。燕昭王即位之初,想要招賢報仇,向郭隈問計。郭隈建議燕昭王,效法傳說中以500金購買千里馬尸骨的古代君王,厚待他郭隈來招攬賢士。燕昭王聽從了他的建議,“為隈筑宮而師之”,果然不久以后,“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戰國策·燕策》)[13](pp.15-16)
  “千金買駿骨”典故在唐詩中也是反復出現的。李白《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驟耳空騰驤。”[10](p.400) 杜甫《昔游》:“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10](p.534) 詩中總是用昔日燕王“千金買駿骨”的魄力來反襯今世人主對賢才的漠視。李賀詩中的“駿骨”有如此意義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是認為“駿骨”指的是“骨相奇駿之馬”。在唐詩中,“駿骨”作此解者也不乏其例,如李世民《臨洛水》“春搜馳駿骨,總轡俯長河”[10](p.22)、《詠飲馬》“駿骨飲長涇,奔流灑絡纓”[10](p.24)、元稹《獻滎陽公詩五十韻》“駿骨黃金買,英髦絳帳延”[10](p.1006),還有李賀《馬詩二十三首》其九“夜來霜壓棧,駿骨折西風”[1](p.102)。
  楚襄王即楚頃襄王,楚懷王之子。頃襄王既不好駿馬,又不好賢才。他有兩件事最著名,但都不太光彩:一是他好女色。宋玉《神女賦》:“楚襄王與宋玉游于云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14](p.8)。二是他放逐屈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9](p.1935)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9](p.1936) 不論是駿馬,還是駿馬之骨,這個少年堆金買來送給好色惡才的頃襄王做什么?
  又是“典故的有意誤讀”。“買駿骨當送燕昭,反而送楚者,所謂北首而南轅也,用意深妙。”[1](p.512) 清代闕名《李長吉詩集》:“寓盡明珠暗投之苦。卻送楚襄王,趣極。”[15](p.112) 多數注家均持此解。但細想來,這個“長聞俠骨香”的少年,有任俠使氣、重義輕生、縱橫六合的豪情,不大可能是這種糊里糊涂的愚忠腐儒。所以,與其說他是“明珠投暗”,還不如說他是故意送錯了人。正因為頃襄王好女色、近小人,少俠才偏要送駿骨給他,以此來刺激他一下,讓他反躬自省,廣招賢才,重振國威。這個少年所要表達的不僅有無奈,更有他的憤怒。雖然俠肝義膽可鑒,但他的一份苦心卻是白費了。那么詩人李賀借這個有意誤讀的典故所要表達的,便不僅是無奈與憤怒,更是深刻的失望與虛無了。李賀以駿馬自況,然而,在《馬詩二十三首》中,駿馬們沒有幾個好下場的,有的“蒺藜銜”(其二)、有的“骨查牙”(其六)、有的“無人用”(其八)、有的“折西風”(其九)、有的“溘風塵”(其十一),而庸馬、劣馬們則是“銀韉刺麒麟”(其十一)、“白鐵銼青禾”(其十七),待遇好得很。駿馬無依,明主安在?李賀借這個典故的有意誤讀,充當了一回無可奈何、又有點氣急敗壞的伯樂,堆金買來駿骨,往楚襄王面前一站:“你看著辦吧!”
  四、“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
  李賀是一個詩人,他帶著他的詩來到這個世界。詩,是他最重要的財產;詩人,是他最切實的身份。當然,他還有一個“諸王孫”的身份。他有一個遙遠的祖上作過“鄭王”,于是,這個“鄭王記憶”支撐了他全部的“諸王孫”想象。而且這兩個身份在李賀心目中的地位不是等同的。他非常在乎這個“諸王孫”身份,在他的身份想象中,他是隴西那個榮耀的“諸王孫”,而不是家住昌谷的這個窩窩囊囊的書客。“諸王孫”是他的一個“心結”,是他心中最強有力的召喚。他的“蛇作龍”的夢想、“噪禮樂”的大志,都是這個“心結”的輻射。他以“諸王孫”的“想象身份”,“想象地”加入帝王的偉業。《金銅仙人辭漢歌》序文中明言自己以“諸王孫”身份為魏明帝寫作詠歌:
  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1](p.94)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
  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
  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序文中,李賀把“魏明帝遷徙金銅仙人”這個典故進行了“有意誤讀”,虛構了一個“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的事件發生時間[事實上,魏明帝青龍五年·(公元233年)即改元“景初”]。注家對此眾說紛紜。筆者以為,對于這個“有意誤讀”的案例進行孤立的“史事鉤沉”未必是有效的,更應該注意的是詩人在他自己本文中透露出來的微妙信息:首先最值得注意的是,詩人虛構了“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的事件發生時間,又特別明言自己的“諸王孫”身份;其次,要明確一個重要原則:他“誤讀”了什么,同時就是在提醒著什么;他掩蓋著什么,同時就是在彰顯著什么。單就典故誤讀而言,李賀并非有意將全部“真事隱去”,只是更動了時間,是一種“有意誤讀”。這樣做的目的,自然首先是讓人注意時間問題。注意時間的什么呢?詩歌首聯即明確交代:“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時間的無情流化。這正是他的“時間焦慮”;其次,淡化事件真實,意在強化情感真實。聯系詩歌正文可以看出,對此典故,李賀最想說的是仙人被遷時的“潸然淚下”,全在一個“情”字。這是解讀的第一步。
  下一步,我們把“魏明帝遷徙金銅仙人”這個典故的“有限誤讀”與同一段文字中“諸王孫”身份的明示作互文性解讀。既然明言自己的“諸王孫”身份,同時詩的表達重在一個“情”字,那么,本詩的隱含旨意一定不是對帝王的“諷刺”或“揭露”(雖然這種斷語非常符合中國的意識形態解讀習慣)。典故的“有限誤讀”表明,他承認事件的基本真實性,同時又表明自己對這個事件的“想象性參與”。這樣,“諸王孫”身份的明示也就非常重要了:他以“諸王孫”身份對“魏明帝遷徙金銅仙人”事件進行了“想象性參與”——對方是帝王,“我李賀”是“諸王孫”,儼然一副“自家人管自家事”的姿態。所以,這個典故的“有意誤讀”,與其說是對帝王的揭露與諷刺,還不如說是他“諸王孫”身份的有意宣示和“諸王孫”行為的“想象性實施”。
  李賀抑制不住這種沖動。他的《公莫舞歌》把“刺豹淋血盛銀罌”[1](p.138) 之類恐怖的血光劍影場面盡情渲染一番之后,作為觀眾的詩人李賀借樊噲之口講了一通“大道理”:
  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龍子。芒碭云端抱天回,咸陽王氣清如水。
  鐵樞鐵楗重束關,大旗五丈撞雙環。漢王今日須秦印,絕臏刳腸臣不論。[1](p.138)
  錢鐘書以此詩為證,說明李賀詩專在修辭設色上用力,缺乏世道人心之感[16](p.47)。李賀所牽腸掛肚的當然不是世道人心,而是他的“諸王孫”身份。這通“大道理”正是他以“諸王孫”身份對劉邦這個“天授”帝王的傾情維護。
  在用典上,很少有哪位詩人像李賀這樣大膽。通過上文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對典故的有意誤讀,他在詩句中有意構造一種語義裂隙。這道隱隱約約的裂隙,像一個神秘的黑洞,它招引著人們去探尋,去領悟隱藏在裂隙深處的隱秘文思。這無疑是李賀詩歌美學的一大亮點。
  [收稿日期]2008-02-10
北方論叢哈爾濱10~1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吉新宏/楊春俏20082008
李賀/典故/有意誤讀
典故的“有意誤讀”是李賀詩歌美學的一大亮點。由于有意誤讀,典故原義與語境義之間便構成對話與沖突,從而在詩句中形成語義裂隙,詩意變得隱秘而復雜。“任公子騎白驢”、“虞卿”、“千金買骨”、“魏明帝青龍九年”作為個案,對李賀詩歌的典故誤讀現象進行詳細解析,以期窺見李賀的隱秘文心,彰顯李賀詩歌的獨特審美風貌。
作者:北方論叢哈爾濱10~1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吉新宏/楊春俏20082008
李賀/典故/有意誤讀
2013-09-10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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