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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國”與“救人”  ——辛亥革命時期與新文化運動時期改造國民性思想之比較
“救國”與“救人”  ——辛亥革命時期與新文化運動時期改造國民性思想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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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57.9;K258;B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19(2003)04-0136-09
  改造國民性思想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內容之一。它萌生于19世紀末,辛亥革命時期有相當發展,改良派、革命派都對之進行探討和宣傳鼓吹,社會影響不可低估。到新文化運動時期(1915年《青年雜志》創刊至五四運動爆發),這一思想更成為時代的主題。辛亥革命時期的改造國民性思想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改造國民性思想兩者之間有怎樣的內在聯系與重要區別呢?學術界對此尚無系統研究。本文擬對此進行探討,以為引玉之磚。
    一、“救國”與“救人”
  救亡與啟蒙是中國近代史上兩大主題,辛亥革命時期和新文化運動兩個時期的思想家們都予以積極關注,他們都有救亡的愿望,同時也都提出了啟蒙的要求。但是他們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側重點卻有所不同,簡單來說,前一時期立足于救亡而倡導啟蒙,后一時期則立足于啟蒙而兼顧救亡。
  1895年春,嚴復首先提出,國民性是決定社會進化程度的基礎。他指出,中國欲圖振興,重在治本,本治則標立。所謂本就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皆備,才能實現政治變革解除民族危機。他把國民素質提到“本”的高度。[1](P48-52)辛亥革命時期更多的人將視角轉向國民自身。梁啟超著《新民說》,系統地提出改造國民性思想,成為這一時期改造國民性思想的代表。他認為,“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2](P1)戊戌變法失敗就是“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2](P2)他說,一國政治與國民素質一般來說是吻合的,“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行若是之政”,[2](P2)“故民智、民力、民德不進者,雖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時之善政,移時而掃地以盡矣”。[3](P9)立憲政體是其當時追求的目標,然“立憲政體,必民智既開,而后能行之”。[4](P5)同時,“今日欲擋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行民族主義于中國,舍新民莫由”。[2](P5)所以,從內治與外交上看,“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2](P2)如果說梁啟超是以“新民”為抵抗列強侵略和實現憲政改革服務,那么鄒容、章太炎等革命派則是從革命排滿的角度呼吁改造國民的。他們認為,正是滿清的專制統治造成我同胞“無主性”、“無國性”、“無種性”、“無獨立之性”,所以,“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革命以開民智、新民德”,革命以復國民“天賦之權利”。[5](P651-673)
  梁啟超等是思想家,但更是政治家,他們密切關注著現實政治形勢的變化。面對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他們認為,“挽浩劫而拯生靈”的關鍵是變革政體,而變革政體的啟動點則是改造國民性。可以說,他們倡導改造國民性直接目標是為改革打基礎,達自強之目的。在國家、民族與個人的關系上,他們把國家、社會放在了第一位。章太炎和梁啟超的政治取向雖不同,但將民國性改造服務于政治變革,謀求國家獨立則是一致。
  與此不同,新文化運動時期改造國民性思想是陳獨秀、胡適等人總結整個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經驗教訓的結果,在國家、民族與個人的關系上,他們一反傳統把個人利益放在了第一位。陳獨秀說:“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所向往,國家之所祈求,擁護個人之自由權利與幸福而已。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展也。”“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名與個人主義相沖突,實以鞏固個人利益為本因也”。[6](P166)胡適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則是挪威戲劇家易卜生主張“真益純粹的為我主義”的翻版。易卜生說:“須使各人自己充分發展;——這是人類功業頂高的一層;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做的事”。[7](P466)易卜生又說,當全世界如同海上沉船時,“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7](P465)把個人的發展安危放在首位,是易卜生主義的要點。胡適極其很熱心地把易卜生主義推薦給國人,其價值取向不言而喻。周作人說,“要講人道,愛人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站得人的位置。耶穌說,‘愛鄰如己’。如不先知自愛,怎能‘如己’的愛別人呢?至于無我的愛,純粹的利他,我以為是不可能的。人為了所愛的人,或所信的主義,能夠有獻身的行為。若是割肉飼鷹,投身給虎吃,那是超人間的道德,不是人所能為的了。”[8](P42)他很明確地把愛自己放在首位。魯迅在他的文章中說得更為明確:“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是國粹”。[9](P306)
  概括言之,陳獨秀等以個人為本位,把現代的人的發展和人的要求放在首位。陳獨秀倡導“人權”,胡適強調“救出自己”,魯迅呼吁“救救孩子”,周作人宣傳“人的文學”。他們都是以高度的理性把握著思想啟蒙這一重心,從創刊《新青年》到“一戰”結束的3年零2個月中,陳獨秀很少直接抨擊中國現實政治,而人權自由、個性解放、婦女的解放等則是其宣傳鼓吹的中心主題。
  梁啟超在《新民說》“緒論”中有一生動的比喻:“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2](P1)可見,在梁啟超那里,正是從救亡這個時代主題中派生出改造國民性這一歷史副題。而陳、胡等人則將救亡與啟蒙視為一體,認為啟蒙更是關系“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根本問題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求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后已!”[6](P384)因此,從一開始,他們就把啟蒙作為自己的主要使命,認定只有國民的徹底覺悟,才會有國家的“根本之救亡”,社會這個“大我”的不朽。他們以一種更厚實的歷史感和文化感發展了此前的改造國民性思想,將改造國民性進行民眾的思想啟蒙提到了新的高度。
    二、造就現代國民與造就現代人
  兩個時期的思想家的改造國民性的具體內容也有很大的不同:同是以西方近代國民形象為標準來塑造本國國民,前一時期注重培養“國民意識”,即現代國民的素質。必須指出梁啟超等使用“國民”這一概念時,是把“國”與“民”緊聯系在一起的。后一時期注重培養個人本位意識,即現代人的素質;這里自然有著各自取法對象是處于資本主義發展不同時期的人民特點之差異,更展現了二者立腳點的不同以及后者對前者歷史的深化與超越。
  “國民”最早是由梁啟超明確其概念的:“國民者,以國為民之公產公物也……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守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謂而亡,是之為國民”。[10](P56)后又提出:“有國家思想者,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2](P16)梁啟超從國家、民族角度定義國民,呼吁變奴隸為國民,正體現了辛亥時期“救亡”的主題與資產階級各派思想家的“救國”的追求。他們的“新民之道”也就是突出如何去培養人們的“國民意識”,以達“救亡”之目的。
  塑造新型國民,首先要“新民德”。梁啟超說,“吾輩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縱觀宇內之大勢,靜察吾族之所宜,而發明一種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進吾群之道”。[2](P15)新道德的核心是公德。“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2](P15)他說,“道德之本體一而已,但其發表于外,則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獨善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偽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為國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為國也”。然而,“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但“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闕如”。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其中所教“私德者十九,而公德不及一焉”。[2](P12)他認為,利己是人的本性,但個人利益是與群體利益緊密聯系的,個人不能脫離群體而存在,因此人們應當“為公”、“利他”,提倡“合群”、“利群”、“愛群”之德。公德是國家和社會的凝聚力,是“諸國之原”。[2](P15)具有良好的公德乃是“新民”的主要標志,以公德為核心的新道德的建立,有助于人們正確處理好群己、公私、人我關系,有益于挽救中國危亡之大業。
  促成社會公德的普遍養成,必須打破數千年的家族觀念,建設“國家思想”。“國家思想者何?對于一身而知有國家,對于朝廷而知有國家,對于外族而知有國家,對于世界而知有國家”。[2](P16)梁啟超認為中國人無國家思想。“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榮瘁是問,其上焉者,則高談哲理以乖實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為虎,而自為其倀。其賢者亦僅以堯跖為主,而自為其狗也”。[2](P18)其原因就在于“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他積極呼吁培養國民的民族主義和國家思想。
  培養國民的公德意識與國家思想又與培養其自由、權利、平等等政治觀念與政治能力以及進取昌險尚武等精神是相聯系的。梁啟超說,“自由者,精神界之生命也”,“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國,舍自由美德外,其道莫由”。[4](P45-46)梁啟超把自由分為團體自由和個體自由二種。他認為團體自由高于個體自由,團體自由是獲取個人自由的前提和手段。[2](P44-45)對于權利,梁啟超說,人類“以保生命保權利兩相倚”;[2](P31)“權利思想之豐富,權利感情之敏銳即英人立國之原也。”[2](P33)他批評中國人無權利思想。“吾中國先哲之教,曰寬柔以教,曰犯而不校,曰以德報怨,以直抱怨”,以致于以“百忍成金”、“唾面白干”為佳話,“以受人魚肉為天經地義”,“權利二字之識想斷絕于吾人腦質中者固已久矣”。[2](P35-36)然而,他又明確地將權利當成一種個人對于社會的責任來看待。“權利思想者,非徒我對于我應盡之義務而已,實亦一私人對于一公群應盡之義務也”。[2](P36)權利與義務是統一的,但個人的權利是服務于對團體的義務的。由此,他強調國權。他說,“國民者一私人之所結集也,國權者,一私人之權利所團成也”,民強則國強,民弱則國弱,“民有權者謂之有權國”,[2](P39)所以“欲使吾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與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2](P40)對于獨立自尊,梁啟超說,獨立自尊是“不倚賴他力,而常昂然獨往獨來于世界者也”。“吾中國所以不成獨立之國者,以國民缺乏獨立之德而已”。[4](P43-44)所以,要提倡獨立自尊,以排除千年的奴性,抗拒外來侵略,使中國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他認為中國的專制政體、家庭制度、生計問題以及喪亂頻繁等造成中國人政治能力低,“能力與思想不相應為中國前途最可憂危之事”,“今日談救國者宜莫如養成國民能力之為急矣”。[2](P156)他強調國民政治能力的培養,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培養國民的自治能力。他認為中國之弱,就在于不能自治,“己之不能治,則必有他人焉起而代治”,而“真能治者,他人欲干涉焉而不可得”。[2](P51)他主張要有“一身之自治”,也要有“一群之自治”。“國有憲法,國民之自治也,州郡鄉鄰有議會,地方之自治也。凡善良之政體,未有不從自治來也”。[2](P53)
  簡單來說,梁啟超突出強調從道德與政治觀念及政治能力兩方面來培養國民。他提倡的道德主要是愛國心和社會責任心;政治觀念主要是近代資產階級政治思想;政治能力主要是指具有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和維護國家主權的能力。強國、救國是他不變的出發點,也是辛亥時期思想家的共同的出發點。
  馬克思說過,封建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人”。[11](P411)因此,要從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就應從人這個本體出發,強調人自身的價值。嚴復、梁啟超等人已論及人的解放與自由等問題,但他們所更重視的是國家的興亡,他們所講的國民素質主要是要求國民應具有近代國家思想和民族意識,國民無條件地為中華民族生存發展而努力。“新民”只是一種手段,國民素質的提高要服務和服從于政治變革的主題。
  新文化運動開宗明義,以“科學與人權”相號召,突出強調培養國民之個人本位主義意識,培養現代人的素質。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認為,西方文明的先進、優越源于科學與人權,這也正是現代文明的兩大基本要素。“科學”是一種知識,具有經濟的效應,更是一種理性的態度與精神,是普遍適用的思想方法。尊重“人權”,體現了人類自身發展的基本要求,是現代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基本原則。人權問題不僅關乎政治,更關乎人格和價值,其主旨就是人的解放與自立自主的自由人格的確立。“科學與人權”是陳、胡等人孜孜以求的實現中國現代化和臻于富強的兩大基本價值目標。同時,這也成就了他們改造國民性的基本思想內容:培養國民科學的常識、思考方法和信仰,形成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價值觀、獨立自主的人格和積極的人生態度。其核心是培養國民的獨立、自由、平等的個人本位主義意識。
  他們寄希望于青年身上,呼吁造就20世紀的新青年。陳獨秀說,“青年之于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于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斗耳!”[6](P129)他理想中的青年應當具備:“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人格,“進步的而非保守的”思想,“進取的而非退隱的”精神狀態,“世界的而非鎖國的”眼光和知識結構,“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務實精神以及對“科學”“人權”的信仰與追求。李大釗則以更高昂的激情贊美青年與青春。他說,“青年者,國家之魂”;[12](P182)“青年之文明,奮斗之文明也,與境遇奮斗,與時代奮斗,與經驗奮斗”;[12](P179)“青年之自覺,一在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縛現在活潑潑地之我,進而縱現在青年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脫絕浮世虛偽之機械生活,以特立獨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機軸。”[12](P204-205)他們突出強調培養國民的獨立個性與人格。胡適指出:“歐洲有了18、19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于面包、愛真理過于生命的獨立特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13](P456)魯迅說,“蓋惟聲發自心,朕歸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人各有己,不隨風波,而中國亦以立”。[14](P24-25)因此,他們為中國社會開出的藥方是實行健全的個人主義,造成一種自由獨立的人格,把自己鑄造成器,若此,才能從根本上改造社會。胡適說,社會的改良,首在發展人的個性,這是“救人”也是“救社會”的工作。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多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7](P465)
  他們健全的個人主義包含兩方面內容:個人自身的充分發展與個人對社會責任的體現。陳獨秀說,“內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于其群”。[6](P186)胡適說:“發展個人的個性,需要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担干系、負責任。”[7](P466)個人的價值與責任相連,一方面充分發展自己以更好的實現自己的價值,另一方面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充分發展自己以貢獻社會,這是個人與社會的辯證統一。但封建專制社會扼殺了個人的自由自主之人格與個性,所以首要的還在于個人自身的解放和發展,“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7](P465)“不以自身為本位,則個人獨立平等之人格消滅無存”。[6](P131)“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7](P467)只有“先救出自己”,才有益社會。胡適認為,這才是一種“真益純粹的為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7](P465)因此,他借易卜生之口,“要社會極力容忍,極力鼓勵斯鐸曼醫生一流的人物;要想社會上生出無數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敢說老實話攻擊社會腐敗情形的‘國民公敵’;要想社會上有許多人都能像斯鐸曼醫生那樣宣言道:‘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7](P467)斯鐸曼是易卜生創造的一個敢于堅持真理、不怕孤立、敢說真話的人。以個人為本位、尊重個體價值是他們塑造現代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新文化運動最高的價值追求。
  從辛亥時期的“救國”要求到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救人”渴望,從為國家、民族培養現代國民,到在文化心態與倫理精神上培養現代人,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對辛亥時期改造國民性思想的最大超越。
    三、中西調和與全盤西化:范式的絕大差異
  “救國”與“救人”的不同,體現了價值取向的不同,這是時代的選擇,也是中國人在中西化交流中對文化的選擇。兩個時期的思想家們改造國民性思想的不同也體現于他們采用的思想資料實即范式有絕大不同。
  梁啟超強調中西結合以塑造現代國民。他說:“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有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2](P5)即造就新民要借鑒西方近代思想以培養我國民本身所不具備的但又必需的新觀念新道德,也要發揚本身所固有的優秀道德品格。他說,“所謂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蔑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格,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上也”。[2](P7)他強調調和,“善調和者,斯為偉大國民”。[2](P7)他認為“凡一國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曰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于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異于群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2](P6)同時,“今日欲強吾國不可不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匯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但是,他又指出“吾固知言德育者終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補助。雖然俟諸國民教育大興之后,而斷非一朝一夕所能獲。而在今日青黃不接之頃,……無所挾持以為過渡……則今日所恃以維持吾社會于一線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遺傳固有之舊道德而已”。在道德方面,他更推重傳統道德。因此,他反對“一切破壞”之論,尤其反對摧棄舊道德。[2](P132)在他看來,中國國民社會責任感薄弱、政治觀念與政治能力的缺乏,“病源之源”主要在于封建專制制度。如果說,他對封建倫理也有某些批判那也是隱于對封建制度的批判之后的。在他所塑造的現代國民素質中,對個人私利服從群體公利等儒家傳統倫理價值觀的強調,正體現了他的“新民”仍囿于傳統結構內部調整的特點。這里有避免盲目西化之考慮,但也可窺見其未脫“中體西用”之窠臼。而他及同時代的思想家們如嚴復、章太炎等后期向傳統文化的回歸,更說明了他們對傳統道德文化的固守。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家們強烈批判孔教及儒家傳統,強調“西化”以塑造出理想的現代人。他們運用中西比較的方法,揭示中西民族心態與文明之差異,從更高層次上批判國民劣根性之源,并在比較與批判中揭示“新民之道”。
  陳獨秀等認為中西文化是對立的,他們注意尋找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別。陳獨秀說:中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在于:西洋民族以“戰爭”、“個人”、“法治”、“感情”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家庭”、“實利”、“虛文”為本位。[6](P165-169)李大釗指出東西文明的根本差異在于“主靜”與“主動”;東洋文明之短至少有八端:“厭世的人生觀”,“惰性太重”,“不尊重個性”,“階級的精神”,“對于婦女之輕侮”,“同情心缺乏”,“神權之偏重”,“專制主義之盛行”。[12](P560)胡適認為,東西方文化的一個根本不同點是“一邊是自暴自棄的不思不慮,一邊是繼續不斷的追求真理”,東洋文明最大特點就是“知足”,“自安于簡陋的生活……,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識不知……只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只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順民”。[15](P10)他們通過比較反省本民族弱點,指出:“一國之民,精神上,物質上,如此退化如此墮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顏面,有何權利生存于世界”?[6](P207)“中國文明之疾病,已達炎熱最高之度,中國民族之運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實無庸諱言”[12](P562)“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的民族”[13](P459)
  結論是西方近代文明是進步的文明應當師法,而中國近世文明是落后的、退步的應予以鞭撻,兩種文明尖銳對立,不可混淆。陳獨秀說,“近世文明東西洋絕別為二。代表東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國。此二種文明雖不無相異之點,而大體相同,其質量舉未能脫古代文明之窠臼,名為‘近世’,其實猶古之遺也。可稱曰‘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之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謂之歐羅巴文明”。[6](P136)在肯定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礎上,陳獨秀等以全面徹底的進化論與人權說為依據對造成民族弱點的中國傳統文化展開猛烈的批判。他們指出孔子是“歷代專制之護符”,孔子之道與民主政治與現代生活勢不兩立。陳獨秀說,孔教,“過去之化石”[6](P224)“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6](P235)“現代生活以經濟為命脈,而個人獨立主義,乃為經濟學生產之大則,其影響遂及于倫理學。故現代倫理學上之個人人格獨立,與經濟學上之個人財產獨立,互相證明,其說遂至不可搖動,而社會風紀,物質文明,因此大進”。[6](P232)而以孔教為核心的封建道德、倫理綱常與家族制度其罪惡就在于殄滅個性、培養奴性,同“自立自由”、“獨立平等”的人格根本對立,同“今之社會國家”根本不能相適應;以此為本的封建社會“惡果”有四:“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窒礙個人意志之自由”,“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戕賊個人之生產力”。[6](P167)胡適猛烈抨擊封建專制壓制個性發展,認為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殘個人的個性”。[7](P465)李大釗說:“看那兩千多年來支配中國人精神的孔門倫理,所謂綱常,所謂禮教,所謂道德,所謂禮義,那一樣不是犧牲被統治者的個性以事統治者……,尊奉封建倫理首先不是使人完成他的個性乃是使人犧牲他的個性”。[16](P178)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更把延續千年的封建社會歷史斥為“吃人”的歷史,所謂的“仁義道德”,實際上沾滿了人民的鮮血。他們激烈地批判孔教,反對仁政、反對舊式家庭制度,批判孔子學說及儒家經典。陳獨秀指出,孔老之說,“尚謙讓以弱民性”[6](P162)“儒者作偽干祿為吾華民德墮落之源[6](P275)“全部十三經,不容于民主國家者蓋十之九九”。[6](P320)胡適更直接地說到,“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還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7](P584)
  陳、胡等人對中西文化的比較以及對中國封建禮教與傳統倫理道德的批判比嚴、梁等人來得更直接、激烈與深刻。他們不僅反對封建專制制度,更反對與封建專制相適應的封建文化。他們的超越與貢獻不僅在于將中西文明的整體比較作為批判的切入點,更在于他們抓住了西方近世文明的精髓,抓住了個人主義這一東西文明之最大異點,展開對摧殘人性的中國封建文化的批判,并以此為參照系,從人的覺醒、人格的獨立角度,反思傳統文化的弊端,在批判中呼吁人的解放和自由,進行著現代的“人”的塑造與新的思想文化建設。他們找到了塑造現代人而非現代國民的生長點:“欲轉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6](P167)他們明確提出“孔教必當廢棄”,[6](P279)否定儒家傳統,強調以歐化為目標,確立獨立、自由、平等的新型人生價值觀。陳獨秀說,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6](P175)“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余地”;[6](P281)孔教之倫理學說與現代思想及生活,“絕無牽就調和之余地”;[6](P309)“西洋種種的文明制度,都非中國所及”,必須“取法西洋”;[6](P323)在教育上,辦“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6](P323)在文學上,學習西方,倡導自然主義的“人的文學”。他們要把思想啟蒙落到實處。
    四、原因探析
  辛亥革命時期與新文化運動時期改造國民性思想立腳點不同,范式不同,其根本原因是社會歷史環境差異所賦予的任務不同。
  從所處的時代來看,甲午戰敗,戊戌變法失敗,義和團抗擊侵略的破產,八國聯軍的大肆侵華以及列強掀起的瓜分殖民地狂潮等等無一不向人們揭示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一個民族危機嚴重的時代,是救亡的時代。而新文化運動時期,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正處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無暇顧及對中國的控制和掠奪,辛亥革命實現了政體變革,民主共和政體建立,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事業都有發展,這是個相對寬松、自由的時代。
  從當時的社會熱點來看,辛亥時期的社會熱點是所謂“國體”、“政體”的問題。《辛丑條約》的簽訂,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廷成為“洋人的朝廷”,成為人們譴責的對象。救亡的迫切性使得人們都把目光集中到是否以及如何變革清廷的統治的問題上。而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救亡問題、民族獨立問題,相對而言不那么突出;國家已是共和國,但復古思潮泛濫和帝制仍有很大市場,表明國民素質與共和政體的不協調以及由此造成的種種社會的思想的矛盾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從所面對的問題來看,辛亥時期各政治派別為實現各自的政體改革目標,而展開激烈淪戰,從理論上為自己尋找依據。面對革命派宣傳革命排滿、建立民主共和政體以及守舊派極力維護清朝封建統治,作為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積極宣傳改造國民性,強調提高國民素質,尤其是政治能力來為實行立憲政體服務。而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陳、胡等人所面對的是思想文化上的復古派,以及仍然有著封建的帝制的思想的大多數國民。對他們而言,對人們進行思想文化上的啟蒙,從根本上鏟除落后的思想根源更為迫切。
  從國民性改造的鼓吹者來看,梁啟超同章太炎、鄒容等在辛亥革命時期,政治色彩很濃,他們積極地融入了改良與革命的政治變革的潮流之中,對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宣傳始終只是服務于他們的政治目標的。而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等人當時多為大學教授,他們是以文人學者的身份探討國民性改造問題,探討思想啟蒙之道。自《新青年》創刊伊始,他們即約定“批評時政,非其旨也”,“二十年不談政治”,而且在實踐中,他們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因此,相對于政治家談國民性改造,文人學者談國民性改造的思想的深刻性與重視文化的傾向性也突顯出來。
  歷史的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歷史的行進又無時無刻不體現著自身的延續性、發展性。這延續性與發展性又無一不反映在時代代言人身上。
  新文化運動時期陳、胡等人的改造國民性思想是對辛亥時期嚴、梁等人思想的繼承與發展。胡適說:“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尤其是“《新民說》諸篇給我開辟了一個新世界……領略到新民的意義主要是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若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活潑的民族”。[17](P55)陳獨秀這一時期的著作中也隨處可見梁啟超思想的蹤跡。
  前者揭開序幕并啟發了后者,后者則實現了對前者的超越。辛亥時期改造國民性思想有其深刻之處,但總體上仍處于個別、零散的狀態;宣傳“新民”思想的主要陣地也只是占了偏居橫濱的《新民叢報》之一隅。《新民叢報》其時以宣傳改良主義的政治改革為主要內容。它必然招致是各路政敵的禁止與圍攻,其改造國民性思想最終淹沒于政治斗爭的喧囂,而不能成為時代的主流。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在一個相對自由寬松的社會氣氛中,以對如何從“根本上救亡”問題的更深切的把握,自覺地抓住啟蒙的主題,在對國民性更深刻、系統的檢討的同時形成了以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為中心陣營的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他們本著“不談政治”的精神,高舉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旗幟,向青年灌輸現代資產階級理念,以培養具有現代文化和現代意識的新青年,并最終使中國進入現代,其影響遠勝前一時期。孫中山說:“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惟其原始,不過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遠者,可無疑也”。由此,他深受啟發表示要重視思想宣傳。他說:“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18](P429)
  收稿日期:2003-04-25
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合肥136~144K4中國現代史湯奇學/陳寶云20032003辛亥革命時期和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改造國民性的思想有相因相似之處,都以“救亡”和“啟蒙”為主題,但是兩者在側重點、具體內容、思想資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梁啟超等突出救亡,力圖中西結合培養出具有現代政治、社會意識的國民,以挽救民族危機;陳獨秀等鼓吹個人主義,個性解放,希望造就一代和傳統完全決裂的新青年使社會走向現代。兩個時期改造國民性思想之相異,根源在時代所賦予的任務不同。改造國民性思想/辛亥革命時期/新文化運動時期/啟蒙/救亡/梁啟超/陳獨秀/胡適  thought of reforming national character/period of revolution of 1911/period of New Culture Movement/enlightenment/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Liang Qi-chao/Chen Du-xiu/Hu Shi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and individual salvation movement  TANG Qi-xue,CHEN Bao-yunThe thought of reforming national character in the period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a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Their subjects were nation salvation and enlightenment.But they differed in such aspects as standpoints,specific contents and materials for thinking.湯奇學(1947-),男,安徽無為人,安徽大學歷史系教授;安徽大學 歷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陳寶云(1977-),女,安徽懷寧人,安徽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安徽大學 歷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作者: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合肥136~144K4中國現代史湯奇學/陳寶云20032003辛亥革命時期和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改造國民性的思想有相因相似之處,都以“救亡”和“啟蒙”為主題,但是兩者在側重點、具體內容、思想資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梁啟超等突出救亡,力圖中西結合培養出具有現代政治、社會意識的國民,以挽救民族危機;陳獨秀等鼓吹個人主義,個性解放,希望造就一代和傳統完全決裂的新青年使社會走向現代。兩個時期改造國民性思想之相異,根源在時代所賦予的任務不同。改造國民性思想/辛亥革命時期/新文化運動時期/啟蒙/救亡/梁啟超/陳獨秀/胡適  thought of reforming national character/period of revolution of 1911/period of New Culture Movement/enlightenment/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Liang Qi-chao/Chen Du-xiu/Hu Shi
2013-09-10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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