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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的德國哲學(上)
世紀之交的德國哲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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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2—8862(2000)06—0038—04
  要對德國哲學現狀進行定位,需要對20世紀德國哲學的發展有一個宏觀的概覽。20世紀的德國哲學像一首衰頹與新生、枯萎與繁榮、暗淡與輝煌的變奏曲。20世紀上半葉,德國哲學大致處于停滯時期。特別是十余年的納粹統治,耗盡了德國哲學的活力。20世紀下半葉,德國哲學通過揭示與反思納粹統治及其崩潰的經歷,重新審視和檢驗文化傳統,促進開放,迅速得到恢復和重建,并愈益走向世界化,重新贏得了歷史上所曾享有的那種盛譽。近十年,隨著兩德的統一,德國哲學分裂、對立的局面已不復存在,而成為一種完整的、統一的地域哲學或民族哲學。這樣,以大戰結束為界,20世紀的德國哲學呈現為戰前與戰后兩大發展時期;而戰后發展時期又大致包攝了這樣三個階段:(1 )反思與重建(1945—60年代中期);(2)實現和促進向外開放(60 年代中期—1991);(3)兩德哲學統一與一體化(1991年至今)。
  對于20世紀德國哲學中有影響的流派與人物,德國學者有各種不同的描述。明斯特大學教授維爾納·施奈德斯(Wener Schneiders)認為,20世紀的德國哲學可劃分為三大哲學流派,即以科學定向的哲學、以社會定向的哲學以及以存在和超驗定向的哲學。它們分別圍繞的對象則是真正的科學、真正的國家與真正的人類。其中,胡塞爾、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布洛赫、阿多爾諾、豪克海默、維特根斯坦、波普這八人堪稱20世紀德國哲學的統領與核心(注:Deutsche Philosophie im 20.Jahrhundert,Muenchen,1998.)。洪堡大學教授福爾克爾·格哈德 (Volker Gerhard)列舉了20世紀德國哲學中最有影響的12大學派:新康德主義,實證主義、解釋學、歷史哲學、生命哲學、哲學人類學、馬克思主義、邏輯學、語言哲學、 現象學、 實用主義(  注: DeutschePhilosophie in diesem Jahrhundert, Vortrag bei Urania inBerlin,9.1998.)。 哈貝馬斯則對包括德國哲學在內的20 世紀西方哲學的發展作了更為宏觀的概括,列舉了四種主要的哲學運動和哲學思潮,即分析哲學(摩爾、羅素、懷德海、維特根斯坦、奎因、戴維遜、羅蒂),現象學(胡塞爾、海德格爾、薩特、梅洛—龐蒂),結構主義(福柯、德里達)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盧卡奇、布洛赫、葛蘭西、阿多爾諾和法蘭克福學派)(注: Nachmetaphisisches Denken, PhilosophischeAufsaetze,Frankfurt am Main,1 Aufl.1992,2Aufl.1997.)。
  如何評價20世紀的德國哲學?初看上去,20世紀的德國哲學給人留下了一種二元化的印象:一方面是有旨趣的理論和思想建構、卓越的分析以及慎密的研究,另一方面則是偏狂的概念造作、僵死的觀念、混亂的綱領以及難以理喻的幻想。總之,是一種洞察與淺薄的混合體。它喚起了德國人的企盼,但同時又使德國人感到失望。施耐德斯認為,20世紀的德國哲學總的說來徘徊在失望與希望之間,很難說它到底給人帶來了什么,在實際上解決了哪些問題,盡管它至少也擴展了人們的認識視野(注:Sehe Deutsche Philosophieim 20. Jahrhundert,Muenchen,1998,S.203—204.)。但是,即便是帶著挑剔的眼光來審視20世紀的德國哲學,人們也無法否認和回避這一基本的事實:20世紀的德國哲學如同19世紀的德國哲學一樣享有其重要的地位,在20世紀的世界哲學史上涂下了濃重的一筆。
  近10年,德國政局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兩德的統一、社民黨的重新執政以及遷都柏林等。與政治方面的喧囂、熱烈和動蕩不同,這一時期德國哲學的發展給人的印象卻是冷靜、平和及有條不紊。在大學中,方方面面、林林總總的哲學學科、門類通常被劃分為三個領域:理論哲學,實踐哲學以及介于這二者之間的專門領域。理論哲學包括:形而上學、本體論;認識論、科學理論;邏輯學、語言哲學。實踐哲學包括:倫理學、道德哲學、法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行為哲學,哲學人類學;等等。介于這二者間的專門領域則包括:自然哲學、自然科學的歷史和理論、數學哲學;文化學的歷史和理論、哲學解釋學、歷史哲學、藝術哲學、美學、技術哲學、宗教哲學;等等。這些學科和門類的研究總的說均衡、協調,難以覓到畸輕畸重、顧此失彼的現象。這或許至少反映了德國大學在研究方向和研究領域方面所表現出的教學、科研體制的成熟與完善。
  今天德國哲學中最有影響的潮流與流派當屬存在主義、哲學解釋學、新法蘭克福學派和語言分析哲學。
  德國存在主義不僅在德國域外如在法國、美國等國得到了擴展,而且首先在德國本土通過哲學解釋學等得到了方向和程度都各不相同的發展與延伸。人們認為,海德格爾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對存在的提問,而且也改變了存在一詞的含義,甚至它的描述方式( 注:Sehe DeutschePhilosophie im 20. Jahrhundert,Muenchen,1998,S. 205.)。海德格爾的晚期思想明顯受到重視。他的政治立場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他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態度也成為人們一再關注和研究的課題。哈貝馬斯和韋爾默、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都強調, 不應把海德格爾的哲學立場簡單歸結為為納粹效勞。把親和納粹算到海德格爾的哲學頭上可能是愚蠢的,而應歸結到他的災難性的政治上的迷惘。換言之,海德格爾對納粹所采取的立場與他的哲學無關,而只與他的政治迷惘有關(注:Sehe Deutsche Philosophie im 20. Jahrhundert,Muenchen,1998, S.101.)。克羅斯特曼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海德格爾的《全集》第38卷(《作為語言文本問題的邏輯》)和69卷(《存在的歷史》)以及《書信集》(1925—1975)。
  伽達默作為哲學解釋學的創立者,在其95周年誕辰之際(1995),被《法蘭克福總匯報》譽為“聯邦德國最富有成果的哲學家”,列在哈貝馬斯之前。哈貝馬斯曾把伽達默的哲學理論貢獻喻為“海德格爾窮鄉僻壤的都市化”。人們再次肯定,伽達默把海德格爾的理解范式賦予了一種解釋學的運用,建立了一座連接哲學與所有牽涉解釋程序領域的橋梁,如文學、法學、神學,甚至醫學(注:Albrecht Wellmer, 1945年的德國哲學(手稿),1998.)。 伽達默的自傳《哲學教學年》被再度出版。
  法蘭克福學派在今天的代表是哈貝馬斯、韋爾默等人。人們認為,哈貝馬斯實現了法蘭克福學派由意識哲學(意識形態哲學)向語言哲學的運動和轉移。它通過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從工具理性轉移到交往理性,創建了交往和商討理論:首先是商討倫理學(《道德意識和交往行動》(1983),《現代的哲學商討》(1980、1985),《對商討倫理學的闡釋》(1991)等),然后再將其推廣、引申到法哲學、政治哲學領域,創立了商討法哲學和商討政治哲學理論(《事實與效用》,1992、1994、1998),由此掀起了一股商討理論的旋風。哈氏的理論顯然有不少可以質疑、商榷之處,但是它內含了能夠為西方倫理學、法學和政治學的發展提供新基礎的要素,適應了當代西方社會發展的需要,故一下子抓住了人心。亨利希認為,即使人們不可能在哈貝馬斯那里學到如何哲學思考,但研討他以及他的奇特的、伸展縱遠的理論,無論如何是值得的(注:Teresa Orozco,Die Kunst der Anspielung, Argument, nr.208—212(1995).)。韋爾默被視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三代首領。但同時也有理由把他視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成員。他曾為阿多爾諾的學生。60年代末在法蘭克福大學作過哈貝馬斯的助手。其著作有《論現代與后現代的辯證法——阿多爾諾后的理性批判》(1985),《倫理學和對話——康德和商討倫理學中道德判斷的要素》(1986)、《終結游戲:不可和解的現代》(1993)、《革命和闡釋》(1998)等。韋爾默研究視域廣泛,涉獵后現代性、商討理論、語言哲學、藝術哲學等諸多領域。他把自己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后形而上學現代精神的思考。在商討理論方面,鑒于哈貝馬斯的商討理論為批判理論重新贏得了連接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歷史視域,韋爾默支持哈貝馬斯的基本立場,但卻并不完全同意哈貝馬斯的理論。他特別反對無限制地肯定商討原則的規范化力量。阿佩爾作為商討理論的創立者之一,也往往被視為新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但他自己卻寧愿把自己稱為哈貝馬斯的“對話人”。阿氏把自己的哲學命名為“超驗語義學”。他通過與哈貝馬斯的持續對話,與哈貝馬斯一起把商討理論推向縱深,成為當代德國哲學中的一道景觀。1998年,他又出版了一本題為《有關檢測超驗實用主義積淀的爭論》的大部頭著作。這部著作一問世,就引起了人們的矚目。
  語言分析哲學對德國本土哲學的滲透和影響愈益加強。這在柏林自由大學、洪堡大學和波茨坦大學表現得尤為明顯。追溯其理論淵源,這或許是和柏林原本就是語言分析哲學的發祥地之一有關:1928年,萊欣巴赫正是在這里創立了柏林學派(“經驗哲學學會”)。而維也納學派的首領石里克,在奔赴維也納之前,也曾做過柏林大學的學生。今天,在語言分析哲學中,維特根斯坦和羅蒂的哲學倍受人們重視。《維特根斯坦全集》印刷、裝幀之豪華、精致令人難以想象。羅蒂則受到人們的特殊寵愛。作為后語言分析哲學的重要代表,他被視為溝通英美哲學與德國哲學的重要人物。羅伯特·布蘭登姆(Robert Brandom)的著作受到人們的注目,其著作《理性、描述與終結的遮蔽》已出德文版。在大學中,他的著作《使其明晰》(Making it Explicit)一再被作為經典之作研究。波茲坦大學教授克律格爾(H.P.Krueger)和施奈德( H. J.Schneider)認為,布蘭登姆的著作作為連接分析哲學與大陸傳統哲學、特別是與黑格爾哲學的橋梁,涉及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表達與行為怎樣才能被清楚地賦予語義學的內容?
  德國古典哲學研究學派(筆者對德國專門或主要從事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的學者們的統稱)也依然為人們所矚目,其著名代表如亨利希、伯格勒(Otto Poeggeler)等。在德國,可以說,對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傳統經久不衰。不斷有新材料被發現,手稿整理和文集、全集的編輯、出版工作規模浩瀚。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出版了修訂本(1998),《實用人類學》也出版了修訂版(1999)。黑格爾的1799至1808年的文稿和1823年的“藝術哲學講座”記錄稿被整理出版(1998)。謝林的1809—1813年以及1846年的遺稿被整理出版(1994、1998)。費爾巴哈1868年的手稿《論道德哲學》被整理發表(1994)。經薩斯(  Hans-Martin,Saβ)整理的《盧格全集》繼第2、3、4、10、 11卷以后又出版了第7、8兩卷。康德、費希特的文集與韋伯、叔本華、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文集一樣,被制成了光盤。1998年8月, 國際黑格爾協會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贊助下在荷蘭召開了第22屆國際黑格爾大會,對黑格爾的美學思想和政治思想進行了研討。筆者應邀出席了這次大會,親眼目睹了這次大會的盛況。第9屆國際康德大會也于今年3月在洪堡大學召開。順便應該說明的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者們并不把自己的視域僅局限于歷史。例如,亨利希近年來致力于構建1786——1794年間的德國古典哲學形成史,但同時也繼續推進他的“自我理解理論”(  Theorie       der Selbstverstaendigung),并把研究的觸角伸入兩德統一以后德國發展的現實(《一個德國共和國》(1990),《分裂終結以后》(1993)。(未完待續)
  
  
  
哲學動態京38~41B6外國哲學侯才20002000侯才,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 北京 100091 作者:哲學動態京38~41B6外國哲學侯才20002000
2013-09-10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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