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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學術與思想研究新進展  ——紀念嚴復逝世8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嚴復學術與思想研究新進展  ——紀念嚴復逝世8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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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0月19日至23日,福建師范大學嚴復研究所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福建省亞太經濟文化促進會、廈門大學歷史系、臺灣東海大學歷史系、福建省心理學會、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及閩臺區域研究中心等單位,在武夷山市隆重召開“紀念嚴復逝世8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嚴復孫女、臺灣知名人士嚴倬云女士發來賀信,高度贊譽此次會議“系統論述幾道先生思想,開拓中西文化匯流價值,深具歷史文化意義。”
  本次會議是首次由海峽兩岸共同舉辦的嚴復思想國際學術討論會,來自美國、日本、加拿大、臺灣、香港、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知名專家、學者共76人參加會議,會議收到71篇學術論文。
  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在中國近代風云際會的動蕩歲月中,面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嚴峻現實,嚴復第一次既系統而又有選擇地傳播進化論,宣傳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以救亡圖存,為促進戊戌維新運動和中國走向近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一、政治經濟思想研究方面
  與會代表深入探討嚴復“國貴自主”思想的現實意義。周濟教授認為嚴復提出“國貴自主”的重要思想,把進化論與自由論相結合,具體應用于近代國家觀上,強調國家必須自己做主,不受制于人,這是國家最珍貴之精神所在。這一寶貴思想對于我國實行“獨立自主”,以及新近提倡的“自主創新”,均有一定的啟迪作用,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周建昌、林其泉教授認為,改變或確定某一種法制或社會體制屬于現實層面的需要,因為它觸及既得利益者,因此,它需要付出比改變文化,改變人的思想觀念更大的努力,需要方方面面的現實的力量匯聚,其中有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那就是對變革社會制度和法制體系的啟蒙,即讓人們了解到變革的重要性。只有通過啟蒙,并化為民眾的一般認識,成為民眾認知社會的一個武器,這種力量,才能化為現實的力量,并為社會所接受,為政府所實施。在清末提倡法律制度變革,促進法制建設方面,嚴復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同時,嚴復重視宣傳法制觀念、推進憲政建設,主張保障公民自由是民主憲政的根本目的,通過代表制建立責任政府是民主憲政的基礎,并強調憲政之下的法治,不僅治民,且要治官。
  以“西學救國論”、“文明排外論”為特色的近代愛國思想和民族觀,作為具有廣泛感染力與強大動員力的一種思想意識,在嚴復的思想中也有突出的表現。與會代表從多角度、多層次進行了探析。黃克武教授認為,近代中國“低調的”彌爾主義傳統雖然不如“高調的”盧梭主義傳統來的有影響力,然就思想內涵而言實不容忽略。同時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各族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嚴復反對那種“發源于私,誠不足以增進人道”的狹隘的愛國主義。趙慧峰、俞祖華教授指出,嚴復較多地從西學中攝取了養分,以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連接為自由民族主義的話語框架,贊成建立多民族的國家,追求世界文明大同。林平漢、羅耀九教授認為,嚴復尊崇陳文龍、黃道周等愛國志士,倡導以救亡圖存為核心的愛國思想是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適應近代社會發展的需要,應當區別不同的歷史時期,進行具體分析,著眼我國現代化的進程,聯系戊戌變法后嚴復矛盾的民族意識與革命思想的撞擊,探析嚴復的民族意識。戊戌變法特別是庚子賠款后全國革命思想蓬勃發展。清初顧炎武、黃宗羲(又名黃太沖)、王夫之的反清思想雖未公開傳播,但并未滅絕,對晚清改良派有影響。嚴復在英國留學,受民主思想影響,具有反民族壓迫的反滿意識,表現在他對民族英雄的崇拜,又有反封建壓迫的民主意識;但另一方面又害怕殺頭滅族,不敢有反叛念頭。兩種對立思想常有起伏,不易為人察覺,常為研究者所忽視。我們如能細心觀察,特別是他未公開發表的文字,可以察微見巨地發現嚴復潛在的反清意識。戊戌變法失敗表明,資產階級改良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以孫中山、章太炎為代表的愛國志士更加激烈地批判保皇派,主張用革命手段推翻滿清腐敗統治。嚴復與清廷官僚們有密切的關系,并已步入仕途,封建思想與現實生活確定了他依然信奉君主立憲政體,反對推翻君主。因此他既反對封建專制,又有保清意識而不贊成革命。嚴復貶君思想與實際生活中的尊君意識成為一對矛盾:反清還是保清?這兩難選擇怎么認識?何者是真正的思想,何者是無可奈何的表現?必須聯系當時的歷史形勢和他的處境來評價他的民族意識。
  關于嚴復“新民德”思想的認識,李學智教授認為,嚴復之所謂“民德”,實際上是指國人的思想觀念,或國民性,而非指一般意義上的“道德”。所謂“新民德”,即改造國民性,改革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嚴復出于對洋務運動的深刻反思,認為學習西方不能只學其“物質文明”,沒有思想道德觀念的轉變,中國社會的進步難以實現。嚴復還從法制教化——政治制度上說明國人自私、不關心社會事務的原因,指出了“民德”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重要關系,欲改變國民性中的此種問題,有賴于政治制度的改革。
  基于對政治制度與“民德”之關系的這種認識,嚴復將“新民德”之希望寄于政治改革,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
  嚴復的自由思想一直是多年來學術界研究的熱點,而嚴復的責任觀卻鮮有人涉及,因而研究嚴復的責任觀,喚醒政府和民眾的責任意識,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和奉獻精神,在當前中共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形勢下,無疑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嚴復的責任觀具有深刻內涵:(一)國家責任:人人都要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二)社會責任:培養有力有智有德,能處理好群己關系的責任公民。(三)學者責任:傳播先進思想文化,喚起民族覺醒。(四)家庭責任:重視父母在家教中作用,重視在教育子女中的科學精神。總之,做一個有責任的人是社會和個人發展的必然要求,構建和諧社會,人人有責。
  圍繞嚴復的經濟思想的發展,張華榮教授及王麗俐指出,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造成了我國社會經濟長期停滯落后,嚴復首先從西方引介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著《國富論》,提出發展經濟的一系列新的主張,反對傳統儒家的不言利,而主張合義利;倡導農業和工商業并重,在觀念層面上主張“開明自營”,在政策層面上提倡“聽民自謀”,在制度層面上提倡“定之以公約”,贊成“重農”,但又反對“抑末”;提倡“崇儉”,又主張“積極消費”。特別是他當時已明確表達了這樣的思想,即主張復合稅制,同意稅收多元,反對稅收單一地來源于土地的說法。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有其獨特的內涵、特色和意義。這些觀念不僅使之成為那個時代卓越的思想者,而且對當代國人思想的改鑄亦不無啟發意義。
  二、哲學思想文化研究方面
  文化自覺是一個民族對于自身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創造,是對民族精神的自覺反思和提升。嚴復對于中國近代新文化的建構發揮了重要作用。
  有人認為,嚴復為當時的中國人認識與了解西方搭起一座橋梁。19世紀末年他對進化論的譯介和宣傳,20世紀初年對“中體西用”、“政本藝末”、“中主西輔”等觀點的批判,以及對“自由”、“科學”等近代文化本體論的闡發,都站在時代前列,代表了新文化的方向,體現了近代中國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化自覺的新成就,以至梁啟超稱贊他“于西學中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會通中西,必有一定觀念在支撐,即如何看待和評判中西學術。在這方面,嚴復有自己的獨到認識。與時人一樣,嚴復也有中西學比附之時,他認為,如果用西學眼光觀察中學,那么中國學問不能稱其為“學”;中國學問不能成為“學”的關鍵在于它不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因其目的是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而這是先圣已在經書中為后人準備好了的,那么學問內容便自然是經書中的東西;既然道理、知識都在經書之中,那么學術研究必然是圍繞經書而進行,久而久之,一定會走向窮途末路。反觀西學則不然,“其所驗也貴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極也,必道通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嚴復如此比照中西學術,貶低中學,是有其基于時代特性的具體考慮的。清末的中國,救亡已成為時代主題。在讀書人眼里,興學以救國是當務之急。“學術救國”自然有多種途徑,嚴復所倡導的是通西學以救國。在嚴復眼里,中國學問盡管也有“精意微言”,但這樣的“精意微言”,需“通西學之后,以歸求反觀”,方能得之。在比照中西學術之余,嚴復也身體力行,做一些用西學完善中學的工作,如將西方社會學與中國小學相關聯,透過語言文字的含義來觀察中西文化內涵的異同等,在學術界頗有影響。
  林啟彥教授認為,民國時期,嚴復在學術思想上表現出有重新肯定傳統文化價的積極姿態,他發起組織孔教會,主張尊孔、讀經,又提倡以儒家德目作為修身之本來改進當時的政風與士風。這不是簡單地為了復古的需要,而是為了融合中西古今文化之長,培育國民特有的民族性格和道德精神,創造出一套適合當時中國發展所需要的近代新文化,是對前期新民德觀念的補充與深化,是適應中國國情需求和學術思想趨向的必然發展。這可視為嚴復學術文化觀發展的成熟表現,絕不是對自己信從的思想的倒退或叛離。
  著眼超驗領域到道德革新及其古典教化的演化,王中江教授闡析嚴復的“宗教觀”、“孔教觀”和“新民德”,指出嚴復曾被刻劃為科學主義者、實證主義者,或被刻劃為百科全書式的啟蒙思想家,這種刻劃突出了嚴復思想的某些基本性質。科學和實證精神在嚴復的思想中確實是重要的,但它只是嚴復精神世界中有關經驗的一個領域,與之相對的還有一個嚴復始終不能忘懷的超驗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嚴復津津樂道的“絕對者”,來自形而上學的信念和宗教的信仰,是結合了哲學和宗教的神秘性、終極性、神圣性為一體的超越性存在,這是嚴復信念倫理和價值理性的源頭。嚴復一生都在堅持一個著名論斷,即堅信“鼓民力”、“開民智”和“新民德”是國家富強的整個基礎。開發“國民的智能”和提高“國民的體質”往往與嚴復對科學、學問和實證的思考緊密聯系在一起,而革新“國民的道德”,則與嚴復的人道觀、價值觀和道德信念結合在一起,對嚴復來說,它是廣義的國家繁榮和富強的根基。嚴復對“人道”、“道德”和“價值”的關懷,又牽涉到他的孔教觀,牽涉他的超驗觀和宗教觀,它們共同構成了嚴復建立意義世界和價值理性的廣大領地。
  關于嚴復文論思想,姚春樹教授指出:(一)嚴復文論思想相當豐富深刻,然而迄今未見有這方面的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之作。(二)嚴復的文論思想,包涵翻譯論、詩論、文論、小說論、中外文化融合發展論及其評《老子》、《莊子》、《王荊公詩》、《古文辭類篡》的文評實踐和文評見解。(三)嚴復的詩文創作、文論思想和文評實踐,同梁啟超領導的改良派的文學革新運動中的“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嚴復同桐城文派既有聯系也有區別。(四)嚴復的文論思想有他作為“過渡時期人物”那種新舊雜陳糾纏的特有復雜性。從縱向看,其文論思想從早年的激進蛻化為晚年的保守;從橫向看,其文論思想中,新學和舊學雜陳并存,思想內容激進和藝術形式保守的尖銳對立,真理和偏見、深刻和局限始終糾纏。所有這一切,須作具體分析,給予恰當評價。
  回顧嚴復翻譯理論的發展和價值取向,范鐵權、任淑坤教授認為嚴復的翻譯理論被高度概括為“信、達、雅”三字,這看似簡單的三個字在中國翻譯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信、達、雅”在中國譯界為人們津津樂道幾十年這是不爭的事實。為何在眾多的翻譯理論當中,獨有嚴復的翻譯理論產生了如此持久的影響力?有人認為,主要原因是,一、嚴復提出的“信、達、雅”符合時人乃至今人審視譯文的基本標準;二、嚴復的翻譯理論言簡意賅,易記上口,為不同層次的人所接受;三、也正因為其僅有三字,留有較為廣闊的闡釋空間,才會為許許多多的人從不同角度進行理解與品評。有人認為,翻譯標準的探索應該是多途徑的,嚴復的《天演論》、《原富》等譯著的文體風格就是一個典型說明。他鎖定士大夫為主要讀者群,認為只有這一群體才能夠將他的著作及其思想的影響最大化。所以嚴復在其譯著中使用士大夫們所心儀的古雅文筆作為譯言文字的表述主體的基礎上,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新的探究。
  作為中國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嚴復的歷史貢獻是多方面的。黃仁賢教授認為,嚴復首先從理論上深入地總結和概括實業教育。他于1906年5月發表的《實業教育》演講,系統地闡述了實業教育思想。它關注的是科學實證的專門知識和民生日用的實際事功,能于己謀生、于國謀利的手腦并用、全面發展的一代新人。有人指出,嚴復獨特的課程構想主要體現在他新式的知識觀、課程觀以及新式的課程構想上。它預示了近代中國課程改革和創新的方向,逐漸擺脫過去專注于儒家經史子集等儒家經典學習的課程設置模式,開始轉向重視實用學科和自然科學學科為主要教育內容的新式教育。陳伯強教授闡明,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的主要精神是要在我國進一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也是嚴復的理想。嚴復在處世哲學和家庭教育方面,提倡“中西學并舉”、“內睦家昌”等,仍值得我們借鑒。
  三、史料與考證方面
  會上學者們圍繞“正教習”與“總教習”的考訂,進一步弄清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任職情況,詳細說明嚴復由“洋文總教習”(亦稱“洋文正教習”)一職開始其教學生涯以及由“會辦”到“總辦”的升遷過程,發前所未發。但“正教習”等同于“總教習”的說法,似可進一步探討。從史料看,至遲在1882年前后,北洋水師學堂教習編制中已設總教習,洋員高文担任此職;與此同時,仍有“管輪正教習”、“洋文正教習”、“洋槍正教習”等教職以及任職的諸位教師。可知“總教習”并不等同于“正教習”,而是同時并存的兩個級別。與會學者、嚴復宗親還介紹了近年陸續發現的嚴復致觀瀾四弟書信、一些未刊書信和譯文以及尚需進一步考訂的嚴復研究史料和一些誤認為是嚴復筆名的文稿。
  通過這次盛會,各地各單位代表和嚴復宗親,還就商定籌編出版《嚴復全集》事宜達成共識:一致認為,嚴復學貫中西,知識淵博,涉及多學科研究領域。嚴復思想文化研究還有遼闊的學術空間,需要學術界朋友們共同努力。國內出版的《嚴復集》迄今已20年,尚有不少新史料和未刊文稿,需要通力合作,進一步考訂、增補,力爭在三年左右完成編輯出版工作,以適應嚴復學術研究需要。同時成立《嚴復全集》編輯籌備小組,以福建師范大學嚴復研究所為依托,負責組織協調編輯工作。

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福州168~170K3中國近代史林平漢20072007
林平漢,福建師范大學嚴復研究所所長、社會歷史學院教授
作者: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福州168~170K3中國近代史林平漢20072007
2013-09-10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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