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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嚴意識——《隨想錄》人文思想資源探索
人的尊嚴意識——《隨想錄》人文思想資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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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的散文巨著《隨想錄》,很值得深入再研究。已故文學評論家馮牧曾經深刻地稱它為“一本大書”〔1 〕但同時他卻發出這樣的感慨:“對于巴金晚年以他的病弱之身,用堅強的毅力寫成的作品,卻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不免使人產生一些冷落之感。”從馮牧發出感慨至今,十年過去了,對《隨想錄》的重視和研究,依然遠遠不夠。
  近三年來,人文精神討論在不斷深入過程中,提出中國人文精神的“思想資源”問題。而一旦要開掘“思想資源”(或稱“精神資源”),人們立即感到它的貧乏,甚至產生虛無之感。“在民主與法制、個性等等問題上,中國的傳統資源比較貧乏”〔2 〕“五四以后的中國社會,在人文的層面上,卻失卻了它應有的代表。‘人文滯后’現象是確鑿無疑的。”〔3 〕“我懷疑的是作為整體的知識分子在當代還有人文精神”。〔4〕應該說,人文滯后,思想資源貧乏,確實是存在的。 但“滯后”“貧乏”并不等于“無”。
  人文精神,不但有形而上層面,也應該有世俗層面,不但有精神內容,也應該有物質內容,人文精神不但是一個很大的理論課題,而且又是一個很具體的實踐課題,人們總是從人在社會實踐中的生存狀態——包括精神狀態與物質狀態,來對人文精神進行質詢的。至于人文精神的思想資源,那就不單在歷史上人文精神宏揚的時期,有當時人文思想家的著述與積累;而且就在歷史上人文精神式微的時期,也不等于當時的人文思想家停止思想,歐洲的中世紀,中國的文革時期,都有人文思想資源的積累,遠的不說,聶紺弩寫于文革的著作《甕中雜俎》,就不乏人文精神的閃光。
  人們之所以對人文思想資源容易產生悲觀的印象,是由于存在一種誤解,以為時代的人文精神與思想資源的累積,是成正比例的;政治清明,人文精神宏揚,思想資源就豐富;反之,則是貧乏。其實并不盡然。從20世紀中國來看,幾代知識分子的努力證明,思想資源往往不是人文實踐的成果,而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只是精神追求的產物。魯迅的雜文巨著,巴金的《隨想錄》,楊絳的《干校六記》,聶紺弩的《甕中雜俎》,莫不如此。
  《隨想錄》的總體內容,是對“文革”的反思。《隨想錄》共五卷150篇, 巴金在《合訂本新記》中寫道:“這五卷書就是用真話建立起來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館’”。文革是人文精神全面窒息的時期:自由、尊嚴、平等、公正、科學、民主、理性、良知等等,這些人文精神的基本概念,蕩然無存;社會盛行的,是對人類這些基本的人文精神的公然踐踏。《隨想錄》是一個精神性陳列的“文革博物館”。由于“文革”精神禁錮的深重,新時期初期全民族仍然處在驚魂未定、心有余悸的時期,巴金用“講真話”來恢復自己的良知,并喚醒全民族、全社會的良知。他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館”,成了重新孕育人文精神的搖藍。而巴金先生當之無愧地成為新時期新啟蒙主義的先軀者。盡管這種人文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五四精神的回歸,但因為這是失而復得,也就彌足珍貴。《隨想錄》不但是新時期重要的思想資源,而且同魯迅的雜文一樣,也是20世紀中國百年豐富的精神寶庫的一個部分。值得認真的發掘和研究。
  講真話、懺悔、苦難意識,是《隨想錄》三個最重要的思想。本文準備集中重新認識巴金的“講真話”。
  “講真話”是巴金新時期向全社會的第一聲吶喊,在人們心目中產生強烈的反響。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講真話”是對被文革的“假、大、空”搞壞了搞亂了的社會風尚的有力反撥,客觀上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果,扭轉了不良的風氣。從主觀上看,“講真話”是“巴金同志全人格的體現”〔5 〕著名文藝理論家王元化認為《隨想錄》“這五本都可以用講真話來概括”,對“講真話”包含的深刻思想,王元化作了詳細的分析,他寫道:“講真話,一方面對自己本身來講,得有一個很嚴格的要求,對自己,對整個生活,對各方面,要采取一種非常公正的、科學的、嚴肅的態度;另一方面,那就是因為自己的一些主觀思想感覺,不一定是真實的,所以除了你有一種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揭示出來的愿望,決心之外,你還應該對世界、對實踐、對人生有一個博大的胸懷。假使沒有這種胸懷,縱使你想抒發一些東西,有時抒發出的也是虛假的”。〔6〕
  王元化的分析,實際上是對張光年評價巴金“全人格的體現”的一個具體注解。這些評價都是十分深刻的、準確的。
  現在我們要思考的是,巴金“講真話”,除了表現他主觀上的科學精神和博大胸襟以外,實際上還包含著另外一層含義,這就是自我的靈魂洗禮和人格重塑。
  重讀《隨想錄》,明顯感到巴金是一個字一滴血地來講真話的,雖然內心極為痛苦,同時也極為放松。他是用全心靈來傾訴。他不但全書都貫穿著“講真話”的精神,150篇中隨處都重復強調“講真話”, 而且他還專門有五篇文章冠以“講真話”、“寫真話”、“說真話”為題。巴金為什么要這樣做?他的心理原因是什么?最近一位青年學者也觸及到這個問題,他寫道:“老年巴金不厭其煩地告誡自己要講真話,其心理癥結何在?”〔7〕這個設問句中,有兩點值得商榷, 其一是巴金講真話,完全是自覺的行為,他已經不斷在講真話,他無需也沒有什么需要向世人隱瞞,因此,用“告誡自己”,似乎自己不斷有難言之隱需要再下決心,顯然并非如此,因此此言不貼切;其二,“心理癥結”是一種病態,從150篇隨想錄看,老年巴金告別文革、 告別精神扭曲的時代,他的身體衰弱多病,而心理卻比仍然處于蒙昧狀態的當時同代人都要健康。因此用“心理癥結”一詞,明顯有一種時代的隔膜感,也是不貼切的。
  在“講真話”的背后,追尋巴金的心理原因,我們可以找到《隨想錄》一個重要的人文思想,這就是——人的尊嚴意識。隨著人的尊嚴意識的形成和確立,我們可以看到在我們的面前屹立著一個大寫的人,一個大寫的巴金。
  人的尊嚴意識,是人文精神的重要課題,人文精神宏揚的時代,必定是人人有尊嚴感的時代,人人自尊自愛的時代。關于這個課題的專題研究,尚不多見。《隨想錄》“從自己做起”的講真話,啟示人們對人的尊嚴的思考。我以為,人的尊嚴意識有兩種:一種是富有人情味的人的尊嚴;一種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帶神學味的人的尊嚴。所謂富有人情味的人的尊嚴,是實現馬斯洛關于人的五種基本需要理論的人的尊嚴: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五者缺一不可。所謂不食人間煙火的帶神學味的人的尊嚴,是指只要滿足第五種最高的需要,其他一切關于生存需要,都可以在所不計:可以簞食瓢飲陋巷,有如孔丘弟子顏回;可以舍生取義,上刀山下火海,面對強暴不低頭不氣餒、仗義執言。巴金《隨想錄》所表現的人的尊嚴,屬于前面一種。后面一種,是極為崇高的,但鮮有人能做到。長期以來,宣傳的高揚的是后面一種,在和平時期的這種宣傳,宣傳的人和附和的人,都不準備去實行,也不需要去實行,留下來的只是一堆“假、大、空”的漂亮話。文革時期“向封資修開火”、“向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開火”、“上刀山下火海都無所畏懼”?!“造反派”們這類話語,其假其大其空,更是幼稚可笑。“文革”一聲令下,“封資修、資產階級權威”早已成為“死老虎”,打“死老虎”何須“上刀山下火海”?當時真正“上刀山下火海”的,恰恰是被“批斗的對象”。
  巴金“文革”中不敢講真話,也講過假話,其中有兩種心理因素:一種是恐懼,這種恐懼沒有超越與馬斯洛五種需要中的前三種需要:生理、安全、歸屬和愛。這種恐懼還在“文革”前就已經產生,在《說真話》一文中寫道: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每次運動過后我就發現人的心更往內縮,我越來越接觸不到別人的心,越來越聽不到真話。我自己也把心藏起來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經走到深淵邊緣,腳已經踏在薄冰上面,戰戰兢兢,只想怎樣保全自己……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斗爭。”到了文革,他成了“批斗對象”,恐懼加深了,但這種恐懼依然沒有超出前三種需要。在《說真話之四》一文中又這樣寫道:“在那樣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話丟到腦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讓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決心,厚起臉皮大講假話……我又因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慘劇而原諒自己。”當然,文革時代是一個覆巢時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避免家破人亡的愿望終于落空,愛人蕭珊終于受盡迫害忍辱死去。但是,在那個蓄意迫害人摧殘人的時代,一個已經跨入老年時代的作家,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保全妻子兒女的安全,在人最基準的生理、安全、歸屬和愛的要求上,不但合乎人情之常,而且在乎情理之中,本是無可指摘的。可是,就在那個時代那個時期,巴金都是內心不安,自我譴責:“講假話是我的羞恥,即使是在說謊成為風氣的時候我也有錯誤”(說真話之四)。“我講過假話……我也有過不眠的長夜。在長長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腳印。”(《真話集》后記)“有時我受到良心的責備,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恥。”“我不會忘記自己的丑惡”……。作為一位作家,一位人文知識分子道德自期是很高的,即使在被迫無奈、為生存而不得已違心做事,依然不逃避良知的裁判,產生深深的痛苦的愧疚之情,這正是在最嚴重的人生遭際時刻,人的尊嚴依然保持未泯的證明。人們不僅不會因此而輕視他,反而因為其不隱諱的坦誠,而格外地敬重他。上面提到的那位青年學者摩羅,這樣寫道:“如果作家站在人文主義立場上,對恐懼意識進行深入的挖掘、真實的表現、有力的反思、則可以最真切地揭示我們的生存狀態、表達我們對生命尊嚴、健全人性的關懷與祈求。”巴金的《隨想錄》正是最早做這項啟蒙的。
  巴金曾經在文革時期講假話。不敢說真話的第二個心理因素,是他的真誠和輕信。《十年一夢》這篇文章,講到他在文革造反派批判他“歪曲勞動人民形象”的時候,曾虔誠地相信,由于自己在官僚地主家庭長大,“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看人看事”,因此覺得“造反派”有理,自己有罪,并且他在許多文章中都表示“通過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決心”。甚至66年以后,完全用別人的腦子思考,別人大吼“打倒巴金”!他自己也高舉右手響應。到了1967年以后,他已面目全非,“我把自己心靈上過去積累起來的東西丟得一干二凈。我張開胸膛無條件地接受‘造反派’的一切‘指示’”。這是毫無心理內容的階段,他把這個階段叫做“奴在心者”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結束,是巴金“忽然發現在我周圍進行著一場大騙局……等到我看出了虛偽,我的恐怖增加了,愛講假話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來!無論如何我要保全自己。”他終于不相信苦行能達到自我改造。他盡管“屈服于權勢”,卻開始實行精神自救的內心活動。
  巴金是用講真話的態度,來反省并反思自己曾經講假話的歷程,講假話是有失人的尊嚴的歷程,反思講假話則同時又是恢復人的尊嚴、重建人的尊嚴意識的過程。巴金對文革充滿恐懼,粉碎四人幫后,他還經常被惡夢驚醒,他的恐懼,不單是對危及個人身家性命的恐懼,更是對社會中“人變獸”的恐懼。人變獸是一種暴行,一種恐怖,這種精神恐怖的氛圍,長期籠罩著人們的生存空間,文革對人的尊嚴意識的全面踐踏,一直到新時期開始以后多年之間,驚弓之鳥的人們,還無暇思索做人的尊嚴,社會上渾渾噩噩的是蕓蕓眾生,其中也包括受害最深的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因此,巴金的反思,實際上為不同程度經受心靈創傷的不同階層的人們,樹立一個人文典范,對重建全社會的每個個體的人的尊嚴意識,意義不可低估。
  以上分析巴金反思講假話的兩個心理因素,巴金在為了生存可以理解的三個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即使在不得已而為之的情形中,依然能夠自拔自救,保持人格自尊的一份清醒。但是,這種尊嚴意識畢竟還是內省式的,而且是不完整的、殘缺的和淺層次的。
  真正樹立起一個人的尊嚴意識,是馬斯洛實現人的基本需要的五個層次全面實現,尤其是“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尊重包括自尊和他人的尊重。巴金坦然講真話,是人格萎縮的人不可同日而語的,講真話本身就是自尊的表現,講真話受到有良知的人們的贊許,則是來自他人的尊重。“自我實現”按馬斯洛的話說,就是“一個能成為什么,他就必須成為什么。”這種需要是“一種想要變得越來越象人的本來樣子、實現人的全部潛力的欲望。”這應該是人的尊嚴意識的最高境界。
  巴金是否實現了人的尊嚴意識的最高境界了呢?可以說是實現了。這個實現,是巴金最后終于找到了自己,并實現了自己的愿望。在《十年一夢》的結尾,他這樣寫道:
  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么,“自己”是什么?巴金是作家,是人文知識分子。作家、人文知識分子如果只是鸚鵡學舌式地人云亦云,“我注六經”,那就失去其存在的價值,也就失去了他的人格尊嚴。
  在《隨想錄》中,巴金的“自己”,“自我實現”(后者為馬斯洛語,二者實際同一),是“獨立思考”。在《三論講真話》中,巴金極其沉痛地回顧自己“獨立思考”的失落的過程。他說:“但是一個會接一個會地開下去,我終于感覺到必須摔掉‘獨立思考’這個包袱,才能‘輕裝前進’,因為我已經不知不覺中給改造過來了。”在《未來(說真話之五)》一文中說:“不要把真話隱藏起來,隨風向變來變去,變得連自己的面目也認不清楚。”這也是痛惜“獨立思考”的喪失。
  重讀《隨想錄》,可以明顯發現,巴金講真話思路的最終落腳點,是在“獨立思考”的《思路》上。統觀《隨想錄》,在《未來(說真話之五)》這以“真話”為題的最后一篇后頭,緊接著是《解剖自己》(第84篇)、《思路》(第86篇)。在《解剖自己》一文中,巴金寫道:“我幸運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獨立思考’。有了它我不會再走過去走的老路,也不會再忍受那些年忍受過的一切。”而在《思路》的結尾一段寫道:“用自己的腦子思考,越過種種的障礙,順著自己的思路前進,很自然地得到應有的結論。”
  “用自己的腦子思考”,“順著自己的思路前進”,巴金終于回到“獨立思考”的位置上來。獨立思考,即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巴金在文革浩劫中“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負了讀者的信任。”(《說真話之四》)現在,他恢復了獨立思考,也恢復了讀者的信任。巴金通過講真話達到了自己一生人格尊嚴的制高點,通過獨立思考達到自己全人格的實現,通過《隨想錄》完成了一部民族啟示錄的“一本大書”,通過《隨想錄》,巴金終于使自己成為一個大寫的人,大寫的巴金。
  注釋:
  〔1〕巴金《隨想錄》五集筆談,《文藝報》1986年9月27日
  〔2〕王元化《簡論道德繼承》,《學術月刊》1996年9期
  〔3〕許明《人文視野中的當代中國精神取向》, 《文學評論》1993年4期。
  〔4〕《人文精神尋思錄之一》陳思和發言,《讀書》1994年3期
  〔5〕張光年《語重心長》、《文藝報》1986年9月27日。
  〔6〕文匯報1965年9月29日。
  〔7〕摩羅《孤獨的巴金》、《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6期
  〔8〕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思洛心理學》
  〔作者單位 集美大學師范學院中文系〕(責任編輯 李美云)*
  
  
  
江淮論壇合肥88-9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鄭波光19971997 作者:江淮論壇合肥88-9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鄭波光19971997
2013-09-10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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