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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工具理性”問題的反思
關于“工具理性”問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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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中,科學技術批判處于重要的基礎性地位,成為關于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科學技術批判的立足點則是“工具理性”概念。因而,分析這一概念的內涵和意義,對于認識法蘭克福學派科學技術批判的性質,認識科學技術的本質、作用和發展前景是很必要的。
      一
  法蘭克福學派的“工具理性”概念淵源于韋伯的“合理性”觀念。韋伯不僅高度贊揚啟蒙運動的理性破壞了中世紀的信仰、權威和迷信,而且竭力反對這種理性所造成的新的神話。韋伯的這種“合理性”觀念被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改造為“工具理性”概念。在他們看來,啟蒙運動的理性為追求那種使人類能征服自然的知識形式,而主張通過抽象、分析,把對象歸結為確定的普遍的量和組成要素,把自然界看成數學上可掌握的可推論的量化的世界,使自然知識抽象為量的數學化體系而具有實證論或決定論特征。在此情況下,“認識局限于重復,思想只是同義反復。思想機器越是從屬于存在的東西,它就越是盲目地再現存在的東西。”〔1〕于是, 思維或理性就成為了一種具有抽象普遍性與可重復性的“思想機器”或“工具理性”,它們所內含的社會、歷史、人類的意義全部被取消了,并且工業實踐使這種理性進一步物化了。在這種思想啟發下,馬爾庫塞也認為科學的合理性在于把第二性的質還原為第一性的質,對實體與實質進行量化和抽象,在純粹數學框架內謀求思維的抽象普遍性、精確性、知識的實證性、決定性。這時,科學技術本身便被賦予一種操作主義和工具主義特征,它作為具有因果規律性、普遍有效性與客觀現實性的知識,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某種價值“中立”的抽象性和純粹性的方法和手段。在他看來,這種特征使客觀現實與科學同“特定歷史主體”和“流行于社會中的意識”聯系起來,“作為一種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素發揮作用”〔2〕, 形成了一種規范化的思維和行為的定勢。因此在法蘭克福學派那里,“工具理性”是專制主義的,科學技術理性使自然成為統治的對象,使對自然的統治轉變為對人的統治,從而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而變成了一種新的神話。
  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由于工具理性或科學技術理性已侵入到了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支配著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從而構成了發達工業社會或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控制的深層基礎,因此科學技術便異化成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用以取代傳統政治統治的一種新的統治形式,成了一種具有非政治化要求的新型的意識形態,它以更加隱蔽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力量塑造了一個單面的社會與單面的人。
  我國學術界不僅指出法蘭克福學派的科學技術批判主要是基于人本主義立場的考察,抹煞了不同社會制度的區別;而且也認為這種反思揭示了當代科學技術的負面社會效應與異化現象。然而,多數學者卻相信科學技術理性本身的純潔性與價值中立性,把科學技術的負面社會效應歸咎于對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利用,與科學技術理性本身的發展邏輯毫無關系。他們反對將工具理性看成是發達工業社會的統治基礎,否認科學技術理性與意識形態有任何聯系。本文認為,這種批評雖有一定道理但亦有簡單化之處,其實法蘭克福學派的科學技術批判體現了“工具理性”本身的二律背反,這種矛盾是內在于科學技術理性自身的。
      二
  啟蒙運動的理性不僅是批判的、否定的,而且也是建設性的、肯定的,因為它不僅推倒了中世紀的信仰,而且召示人們應根據理性自由地塑造人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生活。在這種理性的塑造中,科學技術獲得了最迅速的發展和最輝煌的成就。實際上,以哥白尼為開端的實驗自然科學在伽利略那里已形成了作為科學基礎的科學技術理性與方法論的基本模式。伽利略的劃時代業績不僅是為古典動力學奠定了基礎,而且更重要的是創立了數學—實驗方法而確定了整個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基本目標與構架。伽利略深信自然這部大書是用數學的語言寫成的,他與哥白尼、刻卜勒一樣都把追求自然對象的數學和諧作為宗旨,但是他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凌架于自然之上的“天體的音樂”、神秘的原因、數的形式這類先驗的形而上學,而是存在于自然對象之中的現實的數學關系與永恒的自然法則。在他看來,亞里士多德的目的、形式、本性、自然位置等概念是毫無用處的。他承認自己對自然目的、終極原因等毫無所知,宣稱與其夸大其詞,不如干脆說“我不知道”。因此,他在落體問題中所追問的便不是物體“為什么”降落,而是“怎樣”降落;不是運動的終極原因,而是運動所遵循的數學法則。這樣,他就把科學研究的對象局限在可定量的第一性的質的范圍內,并且認為只有滿足數學必然性的第一性的質才是事物客觀存在的真實性質,把第二性的質,連同亞里士多德與經院哲學的目的、本質、形式、自然位置等概念都當作不真實的非普遍的東西從實證科學中清除出去。與此同時,伽利略成功地創造了將數學演繹與理想實驗結合在一起的數學—實驗方法即因果決定論方法,在他看來,只有這種實證方法才具有科學解釋與預見能力,才是真正有用的確定性知識,它遠比亞里士多德的尋求目的因的方法對人類有益。此后,牛頓拒絕回答引力的原因問題,只考慮引力怎樣起作用和它滿足什么樣的數學必然性,從而把在伽利略那里確立起來的科學技術理性的基本模式與決定論的方法構架置于絕對統治地位,以后所出現的科學旨趣、科學思想與方法論形態基本上是這一格局的擴展與變形。
  對于伽利略科學模式,胡塞爾早已論及其發生學意義上的社會生活基礎。他晚期曾指出,對自然數學化的科學本身是由知覺給予的可經驗到的日常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決定的,它隱藏著一種前定的社會歷史實踐,從而構成了伽利略時代科學的原始基礎。生活世界中存在的這種決定科學發生的前科學基礎,不但沒有受到伽利略的質疑,而且被他的科學及其發展所遮蔽了。這時,數學化的自然科學“這件理念的衣服使得我們把只是一種方法的東西當作真正的存有,而這種方法本來是為了在無限進步的過程中用科學的預言來改進原先在生活世界的實際地被經驗的和可被經驗到的領域中唯一可能的粗略的預言的目的而被設計出來的。”〔3〕實際上, 伽利略的科學既是那種為生活世界所決定的方法與技巧,又是為生活世界“設計”的理性工具或預言方式。受該思想啟發,馬爾庫塞進而指出:“伽利略的科學是有步驟、有系統地預期和謀劃的科學……在這種謀劃中,普遍的可定量性是統治自然的前提。……這是一項專門的、社會歷史的謀劃,從事這種謀劃的意識是伽利略的科學的隱蔽主體。”〔4〕由于科學技術總是一種社會歷史的謀劃,總有一種“隱蔽主體”,總是以特定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生活世界和占統治地位的意識或旨趣為前提,因而不僅技術的運用而且技術本身就是對自然和人的統治,它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
  這就告訴我們,科學理性活動決不是在純粹的中立的理論空間中進行的,它們總是從當時社會歷史與文化傳統的“視域”出發,在日常的生活世界基礎上,以特定社會歷史實踐與社會意識為依據,對自然對象的處理或“設計”。實際上,伽利略科學就是在啟蒙運動時期,從當時社會歷史實踐的情境出發,根據人文主義精神和數學—理性主義傳統,對自然進行的一種處置或“謀劃”;其核心是要對自然數學化,以追求科學知識的精確性、抽象性、實證性、普遍必然性,以及與此相關的科學知識的實用性、功利性、工具性;并且認為只有這種知識才能給人以力量而使人生問題能夠得到解決。正是在這一點上,伽利略科學相對于亞里士多德科學是一次歷史性進步,并成為人文主義運動的一部分而構成了對古代和中世紀學術與意識形態的批判。但是,當伽利略在尋求科學知識的確定性、實證性與必然性時,也就舍棄了自然對象中除量的特性之外的一切質的特性,其中包括各種感性的質,各類合目的的性質、形式、結構、組織、和諧、適應性、創造性、偶然性、自主性、演進等,以及一切與人類歷史有關的具有倫理學與美學意識的東西,這就為后來機械決定論的自然觀與科學觀的形成創造了條件,而機械決定論所給出的世界顯然是與人的存在不能相容的,它使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發生了徹底決裂。同時,當伽利略在尋求科學知識的有用性、工具性與功利效果時,也就在客觀上導致了另一種傾向,即抑制人們善良意志的體現和倫理道德原則實行的可能性,因為道德原則只是具有“應當”的特征,只是指示人應當怎樣行為的準則,至于它們是否能得到貫徹往往要受到功利動機、利益關系、物質欲望、個人需要等因素的制約。由此可見,伽利略科學面臨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二律背反。
      三
  在伽利略時代,笛卡爾旨在拓展當時已在力學中發展起來的數學演繹方法而使自然科學的理性純粹化。他以伽利略的科學信念為前提,相信以理性為基點通過數學方法構造關于“物體”世界客觀知識的可能性。他不僅在除去了一切思想的經驗內容之后把思維的純形式本身(我思)當成知識最初的最可靠的立足點,而且認為只有關于世界的先天的直接給予的觀念如廣延性等才能為數學演繹方法提供最可靠的前提;而觀察實驗只不過是用來說明那些從直接給予的觀念演繹出來的推論而已,因而不能作為數學演繹方法的出發點。于是,笛卡爾就從數學演繹的前提中排除了伽利略方法所保留的經驗成分,賦予人類理性以更徹底的純潔性和更大的力量,似乎理性作為主體能動性的反思能力與純凈的先天形式,可為認識提供絕對可靠的觀念與方法,而成為獲得客觀知識的穩固立足點和建立整個科學大廈的基礎。然而,正如江天驥先生《從語言分析到文化批評》〔5〕一文所指出的,如果說20 世紀上半葉邏輯經驗主義等哲學派別旨在反對心理學主義以個人意識或主體性作為合理認識的基礎,而以語言分析等方式為理性論的基礎主義認識論提供更為穩固可靠的基礎的話,那么20世紀后半葉西方哲學的文化批評思潮卻對理性論的基礎主義認識論與科學主義進行了全面攻擊,它們反對作為知識基礎的先驗形式、科學觀念與科學方法的絕對可靠性與普遍有效性,否認科學理性的純潔性與中立性,強調了這些科學基礎對社會歷史、文化傳統與生活世界的依賴關系,以及科學認識發生的社會歷史根源,強調了科學知識的非真理性、非必然性與非演繹性因素,及其與社會文化的“信念系統”的等同性與一致性。特別是加達默爾從海德格爾“此在的解釋學”過渡到本體論解釋學,認為“理解不屬于主體的行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它標志著此在的根本運動性,這種運動性構成此在的有限性和歷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經驗。”〔6 〕由于“此在”或人的存在的有限性、歷史性、世界經驗性,并且這種存在的歷史性與“傳統”產生“偏見”,它們作為理解的前提條件或體驗能力的最初直接性,構成了解釋者當下的“視域”,這就使理解或理性必然具有歷史的局限,受到“傳統”與“偏見”的束縛和特殊“視域”的限制,成為不能擺脫社會環境、歷史條件、文化傳統、生活方式而獨立的社會歷史理性。
  其實,正是由于理性的社會歷史性與人文特征,不僅使科學技術理性具有整合到社會結構的不同層次與各方面的可能性,使它在其歷史發展中能夠承担多種社會功能,使科學技術能夠與特定歷史主體、社會生活、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的“旨趣”、“傳統”等結合在一起,作為內在的因素發揮其作用;而且使科學技術理性能夠不斷變換與調整其結構與功能,使它能通過一系列科學技術革命與演進而成為由現代“生活世界”所塑造并用于設計該“生活世界”的理性工具。因此,科學技術發展到發達工業社會,一方面,科學技術理性的內在的工具主義特征使科學、技術及其應用日益綜合成為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系統,使科學技術知識日益滲透到生產力的諸要素、生產工藝與管理的諸環節之中,對社會生產率的提高與經濟的增長起著巨大推動作用,這導致科學技術變成了第一位的生產力,并通過它與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交互作用而成為推動社會發展、促進人類文明建設的積極因素;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理性內在的工具主義特征,連同其數學化、程序化、抽象性、機械性特征,又會滲透并流行于社會結構的其他領域,并與特定歷史主體、社會生活、文化觀念、傳統、旨趣(如晚期資本主義旨趣)整合在一起而發揮其效力,這不僅使實用、效率、功利等成為排擠與壓倒其他社會要求(如倫理與美學要求)的標準,而且會以這些特征去塑造社會生活方式和人們的日常觀念,帶來法蘭克福學派所指出的各種消極的社會后果。一方面,科學技術的合理性與實用性增加了人類改造世界的能力,使人類在擺脫自然的和社會的統治、爭取自由解放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對自然的無節制的利用及其向社會結構的滲透,又會使人類遭到自然的報復與社會力量的束縛,而陷入新的不自由狀態之中。這兩方面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人類社會歷史就是在這種矛盾或二律背反中不斷行進的。
      四
  雖然科學技術理性的發展面臨上述矛盾,但是誰也無法扭轉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于是,科學技術理性的發展前景就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對此,法蘭克福學派有兩種不同看法。在馬爾庫塞看來,技術理性作為由特定社會歷史旨趣所決定的內在的“謀劃”,其所以能成為發達工業社會新的統治形式,這與技術理性內在的工具主義特征密切相關;所以只要能使科學技術理性擺脫其工具性與功利性,重新確立其啟蒙時期的批判性與否定性,就能使它從現在的統治與奴役的工具變為人類爭取自由解放的手段。馬爾庫塞甚至設想建立一種人道主義的新科學技術的可能性,這時“科學合理性的繼續應用將會到達一個終點……科學謀劃本身將對超功利的目的、對遠非統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活藝術’開放……科學概念可以設計和規定一種自由地、和平地存在的可能現實。”〔7〕哈貝馬斯則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 科學理性逐漸喪失其批判功能而局限于工具性特征。這時,技術手段與“人類有機體之中的有目的—合理的活動”之間建立了一種內在聯系,因此,在我們還不得不通過勞動和借助工具來維護自身生存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拋開我們現在的科學技術而設想去建立一種新的科學技術。既然認為更為人道的科學技術代替實行控制的科學技術是不現實的,因此哈貝馬斯更為注重如何發展被工具理性所壓制的交往的合理性和“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獲得的理解”,認為這才是合理性的更為重要的形式,只有它才能為社會成員提供進一步解放和不斷個體化的機會。
  我們認為,從科學技術理性自身的發展邏輯看,要徹底否定其工具性與操作性特征是不可能的,工具性與操作性始終是科學技術理性的本質內容之一,所謂“工具合理性”的運用不會達到一個終點;同時,也不能否認科學技術理性的工具性與非工具性、非功利性的相互滲透,科學技術理性與包括倫理學、美學在內的人文科學觀念相容的可能性。認為它們之間是互斥互補的,既存在相互對立的因素又存在相互統一的因素。實際上,如果承認科學技術理性的非中立性、非純粹性,就應當承認其工具性特征與其他特征融合滲透的可能性。這里問題在于,科學技術理性的批判的解放的功能是否已喪失殆盡,在科學技術理性的發展中其工具主義特征能否與人的存在及其真善美的追求相一致。對此,首先應該看到,實驗自然科學的獨立發展與科學技術的“謀劃”極大地增強了人類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的速度,減少了自然災害對人類的威脅,減輕了辛勞的程序,滿足了各種不同社會生活的需求,這實際上為人類爭取自由解放的事業奠定了基礎,或者說它是人類爭取自由解放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重要步驟,因而它與人的存在及人類崇高的倫理學與美學追求是相一致的。其次應該看到,當代科學技術在發展其實用功能的同時,也在進一步發展與人的自由存在相一致、與倫理學和美學追求相容的其他功能,這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科學技術的發展正在實現科學觀念與思維方法的重大轉變,這為科學技術理性的非工具性、非功利性特征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例如,量子力學的幾率概念不僅從根本上松動了嚴格決定論的科學基礎,把實質上的幾率性規律引入到了嚴密自然科學的殿堂,而且更重要的是,玻爾為解決量子力學Ψ函數的物理詮釋問題,提出了突破傳統因果必然性觀念的更為廣闊的互補性概念構架,并把量子力學中的因果描述與時空標示、波動圖像與粒子圖像的互斥互補關系擴展到機械論與目的論、自然科學與包括宗教、倫理學在內的人文科學的互斥互補關系,而試圖實現“人類知識的統一”。再如,系統科學與自組織理論的興起,創立了探索復雜性的系統整體方法和經過科學限定的目的論方法,以及與傳統的分析方法和機械決定論方法相對立,從而與機體論、結構主義等一起形成了強大的整體論科學思潮。而且,系統科學與自組織理論的建立,開辟了研究包括自然、社會與人在內的系統整體性、組織化、有序化、形式結構、自發性、自主性等嶄新的領域,實現了繼牛頓力學之后的“人與自然的第二次對話”。所有這些科學發展的事實似乎正在克服傳統科學觀念與思維方法的局限性,而實現新的科學觀念與思維方法的突破,以致可能造成科學技術理性在功能上的重大改變與擴展,使之與人的存在和人類爭取自由解放的目標相一致。
  第二,自然科學的發展正在引起深層認識論構架的重大轉變,而凸現了人的存在(而不是純粹理性)在主客體關系中的意義,為科學技術理性中人文因素的增長提供了認識論條件。在現代科學中,首先是愛因斯坦相對論肯定了對象與觀察者所在參照系的依賴關系,然后是量子力學的創立從根本上否定了傳統的純粹主體與絕對客體截然二分的認識論構架,確立了人與自然對象渾然一體的一元論認識模式,以及由于感性的人與自然對象的共同參與所必然導致的經典語言的使用、日常的觀察及其對客體的介入等。這種認識論模式與海德格爾—加達默爾的解釋學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因為,理解不是純粹主體的行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或人“在世”的方式。這種認知或理解構架的轉換克服了傳統認識論中主客二分的局限性以及“我思”、“純粹理性”概念的抽象性,在認識論基礎上為科學技術理性中人文因素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第三,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的一體化趨勢,以及科學技術向社會生活的滲透,導致了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日益密切的相互交融,使當代科學技術與包括倫理學、美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在“歷史科學”中統一起來。事實上,在當代文化的發展中興起了一系列綜合性學科、交叉學科、邊緣學科、橫斷學科等,如科學社會學、未來學、生態學、環境科學、科學技術倫理學、科學技術美學等。它們雖然還處于不成熟階段,但卻把“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逐漸聯結在一起,開始把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變成馬克思所說的“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8 〕這種“歷史科學”將會成為人類爭取自由解放的科學。
  注釋:
  〔1〕馬克斯·霍克海默、 特奧多·威·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23頁。
  〔2〕〔4〕〔7〕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140、147、207~208頁。
  〔3〕埃德蒙德·胡塞爾:《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62頁。
  〔5〕江天驥:《從語文分析到文化批評》,《哲學研究》1995 年第11期。
  〔6〕H.—G·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二版序言,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第6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頁。
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9~13B6外國哲學王貴友19981998工具理性是與特定社會歷史、文化傳統、日常生活方式相聯系的科學“設計”,是對自然的數學化、抽象化、實證化處置,這就導致了科學技術理性本身的內在矛盾與二律背反;但在現代科學中,科學技術理性在發展其工具主義特征時,也在發展其與人的自由存在相一致、與倫理學和美學追求相容的其他功能,而導致向實踐理性的延伸和向大科學的擴展,使上述矛盾逐步得到解決。工具理性/科技發展/二律背反王貴友,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武漢,430072。 作者: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9~13B6外國哲學王貴友19981998工具理性是與特定社會歷史、文化傳統、日常生活方式相聯系的科學“設計”,是對自然的數學化、抽象化、實證化處置,這就導致了科學技術理性本身的內在矛盾與二律背反;但在現代科學中,科學技術理性在發展其工具主義特征時,也在發展其與人的自由存在相一致、與倫理學和美學追求相容的其他功能,而導致向實踐理性的延伸和向大科學的擴展,使上述矛盾逐步得到解決。工具理性/科技發展/二律背反
2013-09-10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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