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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美學史研究的對象與方法問題
關于中國美學史研究的對象與方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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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本文就中國美學史研究的各種方法與現代化問題進行深入淺出的論證。文中指出目前研究中國美學史的方法可歸納為四種:文藝思想與哲學思想滲透法,審美范疇、審美命題系列法,審美文化起源法與文藝思潮銜接法,審美文化與審美思想印證法。
  在論述中國審美文化的特殊性時,作者指出感悟中國審美文化之形象時,往往產生言不盡意、言不逮意的矛盾,即文本與解構的矛盾。
  本文認為中國美學的特殊價值在于系統性與體系性、系統性與感悟性、鑒賞式與品評式、人物性與個體性。
  研究中國美學史是本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的。但是,中國本來沒有現代西方美學的分析邏輯與方法意識,那時,也沒有一部科學的中國美學史。要研究中國美學及其研究方法,就必須從西方美學史的研究方法中,探討其歷史發展的邏輯規律,并結合中國美學的歷史實際,尋找出相應的研究對象和方法。
    一、西方美學史的研究方法
  美國吉爾伯特、德國庫恩在其合著的《美學史》開端,有這樣一段話:
  “美學與其說產生于任何純粹的悟性活動中,不如說產生于爭辯的過程中。”
  這段話的意思表明,研究西方美學史可以有兩種方法,或者說,可以由此而建立兩種方法論:
  一種是研究西方人對于宇宙的美和藝術、技術的審美活動,或者說,西方人審美意識的起源,可以追敘到什么地方?由這種方法出發,他們把西方美學史的起源,追敘到基督教的《圣經》,以及希臘神話《伊麗亞特》和《奧德修紀》的史詩里。
  吉爾伯特和庫恩繼續說,壯麗的希臘史詩,提供的不單是審美享受,它所產生的魅力,也不僅在于神妙的音樂性。它在古希臘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比之于基督教時代的《圣經》,而作為它的素材的神話,則開導和培育了民眾的思想,神話和詩歌的這種結合,體現了一種古老而令人敬佩的人生觀,以及一種對事物本質的說明。
  盡管現在還沒有一部真正體現東、西方美學的科學美學思想史,但是,前蘇聯奧夫相尼柯夫的《美學思想史》,雖還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他卻已率先提出審美意識的發生以及《圣經》對于西方人美學觀念的形成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奧夫相尼柯夫指出,正如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所考證的那樣,藝術審美活動和審美意識萌芽的出現,應上溯到更加古老的時代,即舊石器時代中期結束以前(所謂莫斯特Moustier時代)和整個舊石器時代的后期(即奧瑞納Aurignac文化--公元前四萬至三萬五千年;梭魯特Solutre文化--公元前三萬五千年至二萬五千年;馬格德林Magdalena文化--公元前二萬五千年至一萬二千年)。
  在談到《圣經》時,奧夫相尼柯夫又指出,古代歐洲語言藝術的原著《圣經》具有重大意義,這部文獻的創作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從公元前七世紀至公元前二世紀(這里指的是《舊約》)。美的觀念在這里是以宗教神話的形式表現的。古代歐洲文化同埃及、蘇美爾、巴比倫文化關系密切,因此,在歐洲人的審美觀念中具有這些古代東方民族的影響和成分。
  另一種研究美學史的方法論,就是英國鮑桑葵《美學史》(1892年)和意大利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1902年)以及我們上面提到的吉爾伯特、庫恩夫婦的《美學史》(1936年)為代表的觀點,那就是以希臘色諾芬尼和赫拉克利特的論辯性言論,作為美學思想的開端(起點)。
  這兩種方法論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把美學思想史理解為從審美意識萌芽到美學理論的發展的歷史。后者,則把美學思想史,僅僅理解為哲學思想誕生時起滲透于其中的關于藝術和美的性質的考察,以及后來發展成為美的形而上學的理論的歷史,“即一種關于靈魂感應美的現象的學說,以及一種關于創造美的事物的過程的理論。”(吉爾伯特與庫恩語)
    二、中國美學史的研究對象與方法
  當我們考察或研究中國美學史的時候,同樣可以發現這種方法論的分歧。
  (1)文藝思想與哲學思想滲透法。這種研究中國美學思想的方法論,就如同吉爾伯特和庫恩對于西方美學史的研究一樣,突出強調美學思想在希臘哲學思辨觀念對于宇宙論或宇宙結構理論、心理學、關于人類有目的性活動(Techne,即技術)的理論的滲透。因此,研究中國美學史,或者從考察先秦音樂、詩與藝術、先秦哲學與先秦美學開始,強調從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這是隨著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中國古代美學思想開始產生、發展,至孔子而形成儒家美學的時期。然后,又從戰國前期到戰國后期,分析了荀子、荀子學派及韓非的美學,《易傳》、屈原、《呂氏春秋》的美學,其基本思想是屬于儒家的,但也同時吸收了道家思想的若干因素,因此,他們認為,“儒道互補”這一中國思想發展的重要規律在中國美學史上的最早表現。簡單地說,中國美學思想產生于西周末年關于美與藝術的各種見解中,而又以儒家思想為最突出,并且還出現了儒道互補的思想規律。
  (2)審美范疇、審美命題系列法。這種觀點認為美學史所研究的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美學理論,而不是埃斯庫洛斯等人的文藝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審美意識。強調一個時代的審美意識,一方面比較分散地表現在這個時代的大量的文學藝術作品中,一方面又比較集體中地表現在這個時代的若干美學理論著作中。因此,一個民族的審美意識的歷史,表現為兩個系列:一個是形象的系列,如陶器、青銅器、《詩經》、《楚辭》等;一個是范疇的系列,如“道”、“氣”、“象”、“妙”等等。研究形象系列的,是各門藝術史,包括文學史。研究范疇系列的,是美學史。根據這一種方法論,中國古典美學的發端,也即是哲學的發端,不是舊石器時代的中期,而是戰國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代--先秦時代。這個時期的美學家如老子、孔子、《易傳》作者、莊子、荀子等都是大哲學家。他們的美學是他們的哲學體系的一部分。他們提出了“道”、“氣”、“象”、“妙”等范疇和命題,為整個中國古典美學的發展奠定了哲學基礎。還進而針對過去只重視儒家哲學和美學,而忽視道家哲學與美學的狀況,明確強調,老子美學是中國美學史的起點。
  應該看到,在后一種方法論里,以孔子為起點或以老子為起點的問題上,以老子為起點的觀點,更符合于歷史的實際。也就是說,是老子早于孔子,而不是孔子早于老子。在現在所發現的老子帛書中,可以進而求證老子在西周末年便已存在著。當然,這還有待于歷史的進一步驗證。
  這種以老子為起點的中國美學史觀,作為一種方法論,是言之成理的。但如果以范疇命題來治中國美學史,則《易經》所提出的符號系統,較之老子所提出的范疇命題,時代更早,產生于殷周之際,則是沒有問題的。我認為以此方法論來撰寫中國美學史時,把《易經》作為中國美學的起點,則更為實際。
  從治中國美學史的后一種方法論來看,它擺脫了以往對于“美”的考察,即從先秦諸子的著作中,尋找關于“美”的概念的理解,研究美和藝術關系的思想,它使人們從西方美學關于美的形而上學理論模式的方法論中解放出來,去發掘中國美學特有的范疇和命題,這是一個飛躍式的進步。如果究其實際,這仍然是一種把西方美學史前一種方法論中國化而己。
  (3)審美文化起源與文藝思潮的銜接法。這種方法論的主張者認為,美學思想史研究的對象,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研究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審美意識、觀念、審美活動的本質和特點發展的歷史。他們強調,史前時期,是歷史的源頭,是人類審美意識萌發并逐漸形成的時代。不粗略地了解這一方面的事實,就無法理解我們民族的審美意識的形成,無法對以后的歷史做出敘述。
  這樣的中國美學思想史,其起源是原始審美意識的形成階段,到了奴隸制與有關商周青銅藝術等的審美意識,西周文化與人的覺悟,這些問題,則是我國美學思想體系的形成的中介。以后,審美文化對于論述中國人的審美意識的發展則似乎不重要了,甚至也看不到它的蹤影。這種方法貌似宗白華先生提出的審美文化和審美理論互相印證法,其實則是將審美文化與審美理論作為二段歷史加以連接。這不是印證的方法。印證的方法,是將審美文化作為一條與審美理論平行的主線,在歷史文化的展開中,揭示其彼此互相符合的特征的方法。它既有兩者歷時性的描述,又有兩者共時性的印證,而不是將兩者割斷,取其源頭的一段與文藝思想相銜接。
  (4)審美文化與審美思想的印證法。要弄清中國美學史研究的方法論,我認為應把中國美學史放在東、西方美學史的背景來考察。
  以往的美學史,其實就是西方美學史。自從馬克思主義學說在蘇聯出現以后,才有了東西方的美學史。當我們把視線轉向東方以后,便會發現,東方的美學,是從研究審美意識的產生開始的。
  在考察了原始藝術所表現的審美活動和審美意識萌芽出現于舊石器時代中期(即審美發生論)之后,美學史家強調指出,“美學思想這個詞,嚴格說來,是產生于奴隸制社會時期。”(如奧夫相尼柯夫)同樣,將這個思想具體化,那就是,在青銅器時代,產生了奴隸制社會結構。在埃及、兩河流域和中國出現了階級國家。人類的藝術發展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時期,產生了早期的美學思想萌芽,雖然它們還沒有嚴格形成理論原理和學說的形式,還沒有明確地表現為標準和規范。
  這種考察美學史的方法論,旨在說明審美文化的發展,絕非始于古希臘人和羅馬人。這樣,審美理論、審美思想淵源于審美意識、審美文化。
  但是,它在考察了西方美學思想起源于東方的審美文化,或深深地受到東方審美意識的影響之后,則停止了對于東方審美文化在整個東方美學史上特殊價值的探討。這種美學史研究的方法論,還是類似于我們上面敘述的第四種方法論,或者應該倒過來說,第四種方法論,實際上是從這種世界美學思想史的方法論移植而來的。我們把這種方法稱為銜接法。
  宗白華先生的印證法與此不同。它首先是以印證為區分東西方美學差異的根本點。從印證法來觀察美學史:西方美學史,是一部以審美哲學為主體、審美心理學、審美藝術學、審美技術學滲透其中的審美范疇、審美命題、審美理論的發展史。東方美學史,則是一部由審美文化與審美理論互相印證的歷史。中國美學史,也是一部由審美文化與審美理論互相印證的歷史。中國古典美學史,也是一部由古典審美文化與古典審美理論互相印證的歷史。 
  為什么這樣說呢?最明顯的事實是東方的奇觀:埃及吉薩大金字塔(公元前二十七世紀)、亞歷山大燈塔(公元前四世紀至前三世紀)、印度阿旃陀(約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七世紀)、泰姬陵(公元1631-1653年)、中國長城(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十七世紀)、敦煌莫高窟(公元四世紀至十世紀)、印度尼西亞婆羅浮屠(公元八世紀后半期至九世紀)、柬埔寨吳哥古跡(約公元九世紀至十三世紀)等這些偉大的藝術寶庫,在東方審美文化史上具有很高、很奇的審美價值。但是,闡發這些審美文化的美學理論,卻沒有像西方美學那樣被系統地創造出來。這就形成了審美文化的奇觀與審美理論表現不平衡的矛盾。
  印證的研究方法,是解構和闡釋審美文化這一文本的科學的突破性方法。當這些東方民族審美文化的文本,未被當時相應的審美理論所解構和闡釋的時候,我們應用印證的方法,可以解決這個矛盾。這種矛盾,在我們闡釋中國舞蹈的美學史、中國建筑美學史、中國園林藝術美學史、中國雕塑美學史、中國音樂美學史、中國陶瓷美學史、中國青銅文化美學史、中國玉器美學史等各個領域中,尤為突出。
  印證,按照佛教教義,“印”是不立文字不依言語的決定;“證”是證悟,帶有神秘性、直覺性傳授的特征。哈利·列文在《批評的各種方法》中提出“審美決定”的概念,“印”就是審美決定。東方和中國美學以審美文化來印證,可以說是一種不立文字、不依言語的審美決定,或者說,是一種言不盡意、言不達意的審美決定,一種直覺式的審美決定。
  在這里,我所要闡述的中國美學史觀,就是宗白華先生提出的中國審美文化與中國審美理論互相印證的方法。這種方法已與研究世界美學史,尤其是與研究東方美學史的方法不謀而合,這種方法,是從中國美學史的特殊情況出發的。
  宗白華先生在長期研究中國美學的特點之后,強調除了要從中國文論、畫論、樂論、書論等著作里發掘中國美學思想之外,更重要的還要從中國考古學和博物館所發掘和保存的文物來考察與印證中國的美學思想。他指出,這些文物所反映的中國人美感史,是認識和研究中國美學思想的非常珍貴的資料。在這種方法論的啟示下,他特別強調,我們應該研究中國工藝所表現的中國美學思想,從這里開始研究中國美學史。然后再展開其他文獻思想的研究。在他保存下來的大量中國美學與中國美學史的筆記中,在他收集與鑒賞的古代文物及其大量照片、圖片與考古資料中,他所首先要探討的,還是中國人審美意識的起源以及表現為文物,表現為理論形態,表現為精神發展過程的原理。
    三、中國美學的特殊性
  ①中國審美文化在中國美學史上具有特殊價值。所謂中國審美文化,系指具有審美性質、審美價值,又凝結著古代藝術家、工匠的審美經驗所創造出來的工藝品、藝術品、建筑物、風景、城市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它與中國美學思想與理論的區別,在于形象、具體與抽象、邏輯的差異。
  感悟中國審美文化的形象、具象,對于揭示中國人審美心理的本質特征,有著特殊的意義。我們無從在文獻資料中真切了解原始人的審美心理,我們也無從在《周禮》與《考工記》的記載去了解殷商、春秋戰國的人們審美體驗與宗教情緒,人們對于人生審美的理想和期望,但我們可以通過古代的審美文化,如玉器、青銅器、陶器、金銀器、繪畫、書法、銘刻碑帖、石雕磚刻、織繡、符節璽印、文房四寶等物化的精神審美文化,去了解先秦人們的審美心理和審美技術,以及宇宙神的崇高等審美體驗。
  還可以著重指出的是,在英語詞匯里,“中國”和“瓷器”(China)是同為一體的。可是,瓷器文化是中國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國審美文化的象征。一位研究中國陶瓷美學的學者指出,中國陶瓷在美學園地里迸發出來的光輝格外耀人眼目,它既有精巧剔透,又有渾厚古雅;它的釉色之美,更是五彩繽紛,它的技法和裝飾,在世界文化史上舉世無雙。中國古代文化中,包括繪畫、音樂、書法、舞蹈、雕刻、戲曲、雜技等審美文化,都可以在陶瓷裝飾中找到自己的蹤跡。因此,研究中國陶瓷美學,研究中國陶瓷審美的民族特征,不僅有利于總結中國陶瓷藝術的審美經驗和審美技術,而且,對于研究中國古代優秀的傳統文化,都具有重要意義。當然,它對于研究中國古典美學的成就,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
  感悟中國審美文化所透露的精神,對于塑造與陶冶人格的審美內涵,也具有深遠的意義。人格的美學,是中國美學中的重要內容。人的自由與解放,精神的超越,都是人格美學中所研究的核心問題。因此,玉文化、風景文化、山水詩與畫的文化,都蘊含著最豐富最生動而又最純真的人格審美體驗。宗白華先生說“銅器之整齊,對稱比例;玉器之重色澤,溫潤,虛靈之感,微妙觸覺的體味,更趨向音樂的境界,其代表精神人格之價值,近于浪漫精神。《白虎通》云:‘玉者德美之美也’。《禮記·玉藻篇》:‘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比德于玉’。”宗先生這段話,深刻地闡述了中國玉器審美文化所表現和象征的人格浪漫精神,同時也闡釋了中國青銅器審美文化那種重形體結構的和諧人格的古典精神。這個事例,也充分說明了闡述和研究中國審美文化對于研究中國美學史所啟示的人格美精神,是何等的重要!
  ②中國美學理論結構的特殊性。既然中國審美文化與審美理論互相印證法,重在不立文字、不依言語的直覺式審美決定和審美鑒賞,而我們在向大家介紹和深入探討的時候,又不能不用語言和文字來敘述,這樣,就必然產生了言不盡意、言不逮意的文本與解構之間的矛盾。
  我這里所說的文本,就是中國審美文化與審美理論;解構,是指我們對于前兩者統一的文本的闡釋。更深入一層來理解,在形成中國審美理論對中國審美文化的古代闡釋里,就包含著言不盡意、言不逮意的矛盾。所以,互相印證法是一種讓審美接受者直接感受中國審美文化,從而去悟證中國審美理論的精神實質的科學方法,也是我們今天要重新發掘和闡釋傳統審美文化與審美理論的新方法。這種方法,不但是從中國審美文化在中國美學史上的地位的特殊性出發,而且,也是從中國審美理論的特殊性出發。
  中國美學理論和美學思想又有哪些特殊性呢?其理論形態的特殊性,表現在它的著作形成與西方美學理論完全不同的系統。大致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A.系統性與體系性。迭名《樂記》、劉勰《文心雕龍》、孫過庭《書譜》、計成《園冶》、李漁《閑情偶寄》、葉燮《原詩》、《石濤畫語錄》、迮朗《繪事雕蟲》等。
  這類著作,或論音樂,或論文學,或論書法,或論園林建筑,或論戲曲,或論繪畫,立意集中,論證嚴密,自成系統,邏輯性強,是古典美學的代表作。像《文心雕龍》堪稱體大精深的完整的古代文藝美學體系。
  B.系統性與感悟性。阮籍《樂論》、嵇康《聲無哀樂論》、陸機《文賦》、宗炳《畫山水序》、王微《敘畫》、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徐浩《法書論》、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荊浩《筆法記》、郭熙《林泉高致》、郭若虛《圖畫見聞記》、韓拙《山水純全集》、嚴羽《滄浪詩話》、豐坊《筆訣》、笪重光《畫筌》、黃鉞《二十四畫品》、徐上瀛《溪山琴況》、潘曾瑩《紅雪山房畫品》、楊景曾《二十四書品》、袁枚《續詩品》、馬榮祖《文頌》、許奉恩《文品》、魏謙升《二十四賦品》、郭líng《詞品》、楊夔生《續詞品》、江順詒《補詞品》、蔣衡《書法論》、劉熙載《藝概》等。
  這類著作,立意集中,但以感悟式詩賦,或簡練語言對其論題進行闡釋,是中國美學中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著作。
  C.鑒賞式與品評式。劉義慶《世說新語》、謝赫《古畫品錄》、鐘嶸《詩品》、杜甫《戲為六絕句》、皎然《詩式》、張戒《歲寒堂詩話》、元好問《論詩三十首》、謝榛《四溟詩話》、王世貞《藝苑卮言》、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唐志契《繪事微言》、呂天成《曲品》、王夫之《@①齋詩話》、賀貽孫《詩筏》、袁枚《隨園詩話》、焦循《花部農譚》、包世臣《藝舟雙楫》、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沈宗騫《芥舟學畫編》、方薰《山靜居畫論》、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況周頤《蕙風詞話》、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王國維《人間詞話》等。
  這類著作的特點,是論述和品評作家、藝術家觀點新穎,闡發某些藝術流派和風格的觀點集中鮮明,多為詩歌語言感悟式、語錄式、品評式,雖有一定范圍和系列層次,但缺乏系統的、邏輯的論證。
  D.人物性與個體性:歷代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關于藝術和審美的論述或言論。如老子、孔子等先秦諸子、唐宋八大散文家、歷代詩人、畫家、戲曲家、書法家、園林藝術家的有關言論和文章序跋等。
  這些論述的特點是涉及范圍廣泛,觀點富有個性,形式多樣,為歷代文人墨客所喜愛,對中國美學史上聲望較高的人物,均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其缺陷是分散于各種文集、筆記之中。
  總體上來看,中國美學理論著作,仍以B、C、D三項占絕對優勢的地位。A項雖然也不乏其例,但真正稱得嚴密邏輯體系的,還是少數。
  這種比較并不意味著中國美學處于低于西方美學的層次,只是說明邏輯與感悟,理論與印證,各有其民族思維文化的特征,因此,不能以西方美學的立場,去分軒輊,以研究西方美學史的方法去套用于研究中國美學史,而應該建立一種符合中國美學文化和思想規律的特殊研究法:審美文化與審美思想相互印證法。
  東西方文化史家研究表明,歐洲中心論的歷史觀已經逐漸被東西方文化多元共生的歷史觀念所代替。歷史似乎很無情地嘲笑了哪種歐洲中心論,以后又曾經出現了東方為西方文化之根的文化哲學觀。但我認為,在文化起源的考古資料不斷被發掘的時代,以歐洲為中心或以東方文化為中心的提法,都欠缺全面。東方文化較之西方文化的歷史更為古老,但這并不意味著以何者為中心必然成立。當前的狀況,意味著東西方文化各有其特點和價值,它們正在互補共生的交流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東西方審美文化的異同和趨向,與東西方文化有其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東西方審美文化,共同研究人類的審美感與審美情感,共同從實用走向裝飾,由裝飾走向返樸歸真,真中有美,也就是實用里蘊藏著美,實用功能達到盡善盡美的極致,實用便走向了審美。
  西方與東方的審美文化和美學思想,也有明顯的差異。西方由宗教、理性走向感性、非理性、超理性、新感性。然而,東方則由神權崇拜、禮樂相和,走向追求獨立自足的人格美,虛實相生的意境,現代化的東方審美風格。中國審美文化和美學思想,在東方審美文化與美學思想中,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和現實的地位。東方審美文化與美學思想,將隨著東方文化的復蘇,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全世界的文化。施賓格勒、湯因比、池田大作、宗白華、季羨林等中外文化哲學大師,早已預言到這一點。模糊美學、周易美學、老莊美學、禪宗美學所表現的東方審美思想,已經被西方人以及在西方世界的華人學者越來越廣泛地吸取與重視。人們已經注意到,只有以東方綜合的模糊的、虛實相生的審美意識和思維,去濟西方分析的、邏輯的審美思維,才能使人類的審美文化在交流與融合的大潮中,各顯其新生的活力,并使其走向嶄新的發展階段。
  (作者:林同華,上海社會科學院綜合研究室研究員;責任編輯:凌立)
  注:
  ①《清朝續文獻通考》卷142。
  未存字庫注釋:
  @①原字花去化加僵右半部
  
  
  
學術月刊滬058-063,052B7美學林同華19951995 作者:學術月刊滬058-063,052B7美學林同華19951995
2013-09-10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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