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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典范:歷史語言研究所論析
創建典范:歷史語言研究所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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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 K2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114X(2006)04-0128-08
  歷史語言研究所是民國后期人文學術的重鎮。該所于1928年由傅斯年創建,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為宗旨,廣攬學術人才,先后取得了為中外學術界所認同的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語言文字方面的重要成就,創立出帶有傅氏標記的新的學術典范①。
  一、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建與宗旨
  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任命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為常務籌備委員,在廣州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負責進行安陽、泉州、川邊及云南等地人類學的調查。當年10月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從學科范圍而論,該所當屬全國類似研究機構之冠。因北平史料較為豐富,一部分整理及研究工作便在北平進行。1929年6月,除少量帶有地方性的工作仍留廣州外,其余全部遷至北平。嗣因平津阽危,史語所于1933年春遷往上海,一度與社會科學研究所合并,改稱歷史語言社會研究所。1934年4月,兩者分開建制。當年秋,史語所遷至南京雞鳴寺新址。1937年11月,中央研究院奉命西遷重慶,史語所則遷往昆明。1940年冬,該所再遷往四川南滇縣李莊。抗戰勝利后,史語所于1946年12月遷回南京。1948年,史語所因時局變化移至臺灣。
  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都是傅斯年主持創辦的。正是如此,兩者的關系,或可謂為淵源共生、宗旨近同。
  第一,淵源共生。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于1927年秋開始籌劃,1928年1月正式成立,由文學院院長兼文史兩系主任傅斯年執掌。在他的領導下,該所可圈可點之處頗多,主辦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并招收研究生。1928年1月,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的身份,極力向蔡元培陳述歷史和語言研究的重要性,建議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中研院決定設置史語所確實與傅斯年的建言不無關聯②。中研院史語所正式建制后,傅斯年就任所長,并于11月9日辭去中大語史所主任,由顧頡剛繼任③。由于中研究史語所主持人及相關工作均與中大語史所相關,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將中大語史所視為中研院史語所的前身也不為過。
  第二,宗旨近同。比較《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和《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發刊詞,便可知其學術研究指導精神別無二致。《周刊》發刊詞表示:“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新的學問”④。而《旨趣》同樣也表示對材料的重視:“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張它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充它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⑤兩者都把研究重點從傳統的主觀史學、倫理史學、史觀史學,轉移到搜求和整理新材料方面。
  兩個研究所都公開反對章太炎那種學究式的研究,提倡科學的治學方法。《周刊》發刊詞較為隱晦地提出:“我們生當現在,既沒有功利的成見,知道一切學問,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習,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伏于前人的權威之下”⑥。而《旨趣》則與權威公然決裂:“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施學問上的大權威。章氏在文字學以外是個文人,在文字學以內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過孫詒讓,再步倒退過吳大澂,三步倒退過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別人已經開頭用了的新材料,他還抹殺著。至于那部《新方言》,東西南北的猜去,何嘗尋揚雄就一字因地變異作觀察?這么竟倒退過二千多年了”⑦。兩個研究所之所以都主張科學的研究方法與路徑,是與其核心人物深受西方近代科學主義的影響相關。顧頡剛曾說過:“我們這班人,受了西方傳來的科學教育,激起我們對于學問的認識,再耐不住不用了求真知的精神,在中國建設一個學術社會了。在這個學術社會中,不但要創建中國向來亟缺乏的自然科學,還要把中國向來號稱材料最富研究最深的社會科學和語言文字之學重新建設過。這是把中國昔日的學術范圍和治學方法根本的打破,根本換過的,這是知識上思想上的一種徹底的改革”⑧。
  兩個研究所秉持的學術發展方向也并無二致。《周刊》發刊詞強調:“語言歷史學也正和其它的自然科學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個分工”⑨。《旨趣》宣稱:“一、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它主觀,同歷史學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⑩ 兩者都主張史學應該自然科學化。
  正因為兩所學術宗旨幾乎相同,難免有學者懷疑《周刊》發刊詞實為傅斯年所作。但顧潮依據其父的《顧頡剛日記》,指出《周刊》發刊詞實為顧頡剛所寫(11)。
  二、學術環境與氛圍
  民國時期的歷史語言學研究成果為世人矚目,其中絕大多數成果都出自于歷史語言研究所。究其原因,良好的科研條件與學術氛圍,是研究發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
  南京國民政府于1928年在南京設立中央研究院,以此作為全國最高學術研究與指導機關。該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科學事業已經成為政府職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政府的認可與支持,是學術研究不可多得的財富。
  中研院提倡學術自由,反對政治干涉學術研究。蔡元培是中研院學術自由傳統的締造者,在為中央研究院確立的工作大綱中,就強調學術自由“是學術進步之基礎”(12)。其后繼者同樣主張學術“不涉行政范圍”(13),強調學術立論勿囿于成見,學術交流不應為官方所統轄(14)。中研院高層領導的提倡,無疑是對學術自由最好的激揚。傅斯年當然也是學術自由的標榜者,雖然堅持“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反對“疏通”,但也容忍所中同仁私下“發揮歷史哲學或語言泛想”(15)。
  中研院內較為簡單的組織機構,則有助于提高科學研究的效率。《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是中研院的根本大法,曾明文規定:“各所設所長1人,綜理所內一切行政事務,兼指導所內研究事宜;所長之下設組主任及研究員若干人,担任調查及研究工作”(16),充分保障所長享有獨立的學術領導與策劃權。史語所能成功引進各方學術代頭人,確立學術研究取向,并在短時期內取得重大成就,應該是與中研院的組織法有重要關聯。
  學術獎勵制度是科學體制得以維系的重要的動力機制。依照《組織法》規定,中研院先后設立了多種獎勵制度,其中,楊銓獎便是針對人文科學的。中研院還建立院士評價體系,鼓勵人才冒尖。在第一屆院士評選中,史語所有胡適、湯用彤、馮友蘭、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梁思成、董作賓等眾多學者當選。
  多種渠道的研究經費的來源,有力地保障了學術研究的順暢進行。史語所組建的最初幾年,中研院每月所撥日常經費約為1萬元左右。按照1930年中研院第一屆院務會議討論通過的職員薪俸標準,史語所工資已經占總經費的80%。加之購買書籍、設備費用外,直接用于研究的經費不免捉襟見肘。所幸該所得到英美庚款、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補助,有關研究才得以開展。考古組還采取與中研院博物院合作的方式,解決田野發掘經費不足的問題(17)。民族組也曾與協和醫院合作開展測量廣東人體質的工作。
  集團研究,群體攻堅,有利于拓延課題的研究深度與廣度。從中國學術史看,學人以個人悟道為主,缺乏制度化的團體式研究與協作。傅斯年則主張“集眾”研究,并將其體制化。他強調歷史學與語言學“須得在一個研究的環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18)。
  傅斯年主張團體研究也是他對傳統學術所謂薪火相傳的反叛。早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他便指出:“中國學術,以學為單位者少,以人為單位者較多,前者謂之科學,后者謂之家學;家學者,所以學人,非所以學學也。歷來號稱學派者,無慮數百:其名其實,皆以人為基本,絕少以學科之分別,而分宗派者。縱有以學科不同,而立宗派,猶是以人為本,以學隸之,未嘗以學為本,以人隸之。……無論何種學派,數傳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誠以人為單位之學術,人存學舉,人亡學息,萬不能孳衍發展,求其進步”(19)。傅斯年的所謂“集眾”研究,便是將學人集中在以某學科為中心的研究體制之內,以期學術持續發展。
  在此思想指導下,史語所在建立初期分為史學、語言學、考古學3個研究組。各組工作依次為:研究史學問題,整理史料,校訂文籍為主;研究漢語、中國境內其它語言及一般語言學問題;以發掘方法研究中國史前史及上古史,兼及后代的考古學。1934年5月,該所增設人類學組(后改稱民族學組),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的民族學組歸并史語所為第4組,研究范圍包括體質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兩方面。這4個分支機構確立了史語所基本組織架構。各組分設主任1人,分別由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吳定良担任(后因吳定良主持中研院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改由凌純聲兼任)。通過這種方式,傅斯年將贊成科學化史學的著名學者與青年才俊整合到不同的研究網絡。這些學者包括傅斯年、趙元任、李濟、董作賓、李方桂、梁思永、陳寅恪等專任研究員;全漢升、夏鼐等專任副研究員;沈兼士、湯用彤等兼任研究員;胡適、陳垣、顧頡剛、羅常培、梁思成等通信研究員。對于理念不合者,則拒絕吸納入所。長期執掌北大國學門考古學的馬衡,曾要求進入史語所,參與實地發掘工作,傅斯年堅持拒不接納(20)。相同或相近的學術理念,有利于史語所內同仁間的溝通與主攻方向的確定,從而開辟一些新的學術領域。
  此種“集眾”研究方式具有相當的科學性。20世紀上半葉,美國社會學家盧因在大量實驗基礎上,創立“集團動力”學說。其實驗即是“把人們編成小組,讓他們在這個范圍內自己提出問題,一點點地討論,小組自己就會逐漸形成一種本小組成員完全接受的意見。這種基層小組懂得如何創造出超過其它集團的進步因素,并向外界傳播”(21)。這一概念強調共性,表明一個集團內部成員間享有共同的原則、思維方式、價值取向,能夠促進學術的提升。
  三、傅斯年與史語所的研究取向
  傅斯年作為史語所的靈魂,該所的成果可以說都是在傅斯年的“科學史學”、“史料學”的學術思想指導下完成的。傅氏史料學派由此破繭而出。
  傅斯年為史語所制訂的研究宗旨與方法,明確了史語所同仁的研究路徑,即用包括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學等在內的一切科學方法,搜羅與考證史料,擴充史料范圍:“照著材料的分量出貨物”、“擴張研究材料”、“擴張研究工具”(22)。
  傅斯年這種重視史料與方法的學術觀點來源于中西學術思想的影響。傅斯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在新思潮的洗禮中,由注重國學的青年轉變為新文化運動的要角。1919年,他組織創辦的《新潮》,與《新青年》并肩引導新文化運動。1918年到1919年間,他還發表《文學革新申義》、《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中國學術思想界之謬誤》、《中國文學史分期之研究》等有關文學、哲學、史學習作(23),反叛封建文化,清算傳統學術。1919年夏季之后,傅斯年留學英、德7年。在倫敦大學,他研習實驗心理學、物理、化學、數學,受到較為系統的科學訓練;此間還兼讀英國哲學、歷史、政治、文學。1923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除全身心傾注在愛因斯坦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語言文學、比較考據學外,兼修德國哲學、歷史、地質學、力學等課程(24)。如果僅從史學角度而言,傅斯年則是德國蘭克實證主義史學的信徒。
  受知識背景的多重化、科學化的訓練,傅斯年堅信科學方法。以西方訓練所形成的史識衡量中國學術時,他在總體上做到了實事求是的評價:“語言學和歷史學在中國發端甚早,中國所有的學問比較成績最豐富的,也應推這兩樣,但為歷史上種種勢力所縛,堅定了兩千多年也不曾打好基礎”(25)。但他對宋歐陽修等人的“考定辨疑的精神”、明清之交的浙東學派極為賞識,并稱顧炎武以“史料訂史文”、“因時因地的音變觀念”與閻若璩“以實在地理訂古記載”的方法尤為稱道,稱其“是最近代的”(26)。當然他也不無遺憾地指出,上述諸人倘若“能有我們現在可以向西洋人借來的一切自然科學的工具,成績豈不更卓越呢?”(27) 因此,我們可以說,傅斯年的科學化史學應該是對中國傳統學術批判的繼承,對西方史學成果的借鑒。1943年,傅斯年明確強調:“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此在中國,固為司馬光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為軟克莫母森(蘭克莫母森)之著史立點”(28)。
  實際上,在傅斯年還未留學前,就極為贊賞清代樸學的懷疑精神、親歷實驗的態度、歸納的方法,認為清代學問是客觀的、歸納的、實證的、經驗的、懷疑的,“很有點科學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29)。西方學術訓練只不過堅定了他固有的認識。
  自1928年成立到1949年,史語所研究史學、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的成果卓著,僅《集刊》發表論文就有300余篇。毫不夸張地說,史語所的學術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打上了傅氏印鑒。他的學術理念無疑成為史語所的工作方針。
  從考古學來看,有人將傅斯年定位為“中國考古學的催生者和哺乳者”(30) 并不為過。他強調考古是史學的一個分支,考古是“求新材料”的重要來源,史料不僅是歷代典籍、檔案、方志、筆記、語言、文字、典章制度,而且包括地下的甲骨、金石、陶瓷、竹木書簡等實物,故提議“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以獲得第一手的豐富資料(31)。為此,他制定先安陽至易州、后洛陽一帶的考古工作方案,并提出在洛陽或西安、敦煌或吐魯番、疏勒設立工作站(32)。傅斯年在1928~1937年間15次領導安陽殷墟的發掘,并派董作賓、李濟主持是項工作。李濟也曾回憶說,若非傅斯年的指導和支持,其考古工作也許就會中斷(33)。
  傅斯年設定考古路線,有其學術設想。如:“到山東去做考古發掘,本是假定山東一帶當有不同于陜甘及河南西部之文化系,……到殷墟以東做考古發掘,本是想看看殷代文化系之向東分配情形,已而在城子崖發現甚多物件,足與殷墟出土品比較連貫”(34)。這一學術設想幸運地得到印證。史語所主要開挖出塌坡等仰韶遺址、青苔龍山遺址。此外考古組1930至1931年兩次發掘山東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1936年發掘日照龍山期遺址,出土精美黑陶;1944年發掘敦煌漢唐遺址;1945年發掘洮河流域史前遺址多處。
  考古組還將視野擴大到東北、四川等地,發掘出黑龍江昂昂溪史前遺址、蠻子洞遺址。根據田野考察,考古組完成大量研究報告與論文,主要有《城子崖》、《殷墟文字乙編》、《殷歷譜》、《安陽發掘報告》4冊、《田野考古報告》、《中國考古報告集》3冊,其中,《城子崖》“又是中國考古學家在中國國家的學術機關中發布其有預計的發掘未經前人手之遺址之第一次”(35);而有關龍山文化及整理殷墟出土的甲骨、銅器、陶器的研究,為重建古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外,該科研組于1930至1945年間,還調查熱河、魯東、安徽、西康、晉綏、關中、甘肅等地近90處遺址。考古學由此成為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傅斯年的貢獻尤不可沒。他1929年偶然得知7000余麻袋明清檔案正遭霉損,即刻給蔡元培寫信,請求大學院出款購買這些明清內閣大庫殘余檔案并轉贈給史語所(36)。該所成立由陳寅恪、徐中舒領導的課題組專理此項檔案。傅斯年1930年寫出《明清史料發刊例言》,為該項檔案整理制訂了基本的原則與要求。該所先后編刊《明清史料》30余冊。史學組校勘《明實錄》,出版《明本紀校注》,校訂《莊子校釋》、《敦煌掇瑣》、《敦煌劫余錄》,以及整理《金文編》、《金文續編》、《秦漢金文錄》、《原氏編鐘圖釋》、《金文氏族譜》、《金石書錄目》,編印《史料叢刊》,均貫徹傅斯年的考訂精神。
  在傅氏“擴充史料”觀點的影響下,神祇、歌謠、民俗都進入史料的范圍,史語所曾刊發過《中國俗曲總目》、《北平風俗類征》等文化史和社會史資料。
  在發現新問題方面,能符合傅斯年所謂“能夠新陳代謝”的題目,主要以傅氏《性命古訓辨證》,陳盤《左氏春秋義例辨》,嚴耕望的《兩漢刺史制度表》,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與《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唐宋帝國與運河》,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記》,以及《史料與史學》論文集中的成果為主要代表。
  在語言學方面,傅斯年堅信:“廣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語言學和人類學的材料,漢語將來之大成全靠各種方言之研究,廣東省內及鄰省有很多的方言,可以每種的細細的研究,并制定表式,用語言學幫助,作比較的調查”(37)。語言學組以此為指南,以漢藏語言為研究重點,在兩廣、贛、湘、鄂、云、川、徽南、陜中等處調查方言,通過記錄分析,出版《鐘祥方言》、《廈門音系》、《臨川音系》、《華陽涼水井客話記錄》等專論;發表《上古音韻表》、《古音中的三等韻》、《切韻魚虞之音讀及演變》等成果。在考訂古音的基礎上,兼考校古語語法現象;實地調查云、貴、桂地區苗、瑤、藏等少數民族語言,在對比研究的基礎上,完成《龍州土語》、《莫話記略》等調查報告與《古臺語有帶喉寒音聲母說》、《苗瑤語的聲調問題》等論文。
  至于中國人類學的起步,傅斯年認為應從“漢族以外還有幾個小民族,漢族以內,有幾個不同的式和部居”入手(38)。人類學分為文化人類學與體質人類學兩部分,而文化人類學其實與民族學無異。1934年后,民族學組主要調查云南各少數民族與中緬邊境各民族狀況。在體質人類學方面,該組曾開展云南人類學初步調查、四川人體質測量及川、康等省民族調查工作,先后發掘南京繡球山人骨、昆明北門外人骨與川南懸棺,歷次調查搜集的文物標本共計1500余件。在此基礎上,研究人員發表10余篇論文,出版《山東人體質之研究》、《亞洲人種初步分類》、《華北平原中國人之體質測量》等報告。史語所發行的《人類學集刊》、《中國人類學報告》,集中展示學者的研究成績。
  四、學術典范
  “科學主義”是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挽救國難的一種主張。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社會各方面的革新,均是“科學主義”使然。史學同樣也有“科學化”的過程。1902年,梁啟超率先提出“新史學”的口號,揭開史學近代化的序幕。20世紀20年代,學術界開展“整理國故”運動。最初熱衷并推動此運動的是胡適與北大的章門弟子。但胡適同傅斯年等人與章太炎等人,處理國故的態度截然不同。1923年,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提出“整理國故”的三個原則:(1)“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2)“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3)“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39)。傅斯年信奉:“國故的研究是學術上的事”,“國故是材料不是主義”,“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40)。對他而言,“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匯集”(41)。他們反對章太炎維護經學正統地位、追摹國故的態度,更反對章太炎極力否定甲骨文等出土文物的史料價值的態度。傅斯年的科學的實證史學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
  傅斯年的科學實證史學,在我們看來,基本可以用他所說的“史學就是史料學”加以概括。但一個時期以來,學界對此提法不明就里,多照字面狹隘理解。有學者對此提出疵議(42)。
  綜觀傅斯年的學術思想,尤其是“史學便是史料學”的主張,其真正含義為:應用西方科學方法,發現新史料,辨鑒史料的真偽,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礎上,還原或重建歷史的“本真”,并且從材料中發現“真”問題,開拓新領域,展延學術生長點。最終實現“把歷史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43) 的科學化史學的目標。“乾嘉考據學者雖有許多超過專家水準的研究,但實際上沒有發展出專業的史學”,至此史學才打下了專業化的基礎(44)。而絕不是說史學研究便是發掘與整理史料。
  至于談到史學研究方法,傅斯年最為強調的基本方法還是比較的方法:“歷史的事件雖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個事件既不盡止有一個記載,所以這個事件在幾種情形下,可以比較而得其近真;好幾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關聯的地方,更可以比較而得其頭緒”(45)。這種提法與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甚有相通之處。王國維同樣注重史料間的比證參校。
  對傅斯年而言,科學化史學觀并不僅限于史學,因其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所以也是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應該遵循的原則。在傅斯年的潛意識中,歷史學是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的基礎,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不過是細化的史學或者史學的一個分支。正是在此思想指導下,史語所的研究為近代學術發展樹立一個新的典范。傅斯年的這種研究思路,迄今仍基本為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所繼承。
  當然,還須指出三點:第一,傅斯年雖然深受蘭克實證主義史學的熏陶,高論史料就是史學,反對史觀史學,但其史學實踐仍然受到德國民族主義史學的強烈影響。許倬云先生對此有很好的解說:“他(指傅斯年)自己學到的一套東西本身就不是從純粹的史料來的,是有他的時代需求的。當時的德國史學界,重要的事情是:界定什么是日耳曼,界定什么是日耳曼文化,界定什么是日耳曼民族,界定什么是日耳曼國家,界定政治和宗教如何脫鉤。傅先生是在那個大的氣氛之下學來的,所以他帶回來之后,不知不覺地也在做中國國族的界定工作,從夷夏東西考到研究滿洲,在他的時代,中國必須要找到自己在列國秩序中的位置。……反映了德國學派的影響,也反映了當時的時代對他們的影響”(46)。傅斯年在強調語言學的重要性時所說的“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民族精神上的富有”(47),與他撰述的《東北史綱》(第1卷,古代之東北),都折射出民族主義史學色彩。《中國疆域沿革史》表面是受太平洋國際學會委托編著,但史語所接受并完成這一項目,也應該與民族主義史學的影響相關。甚至有人認為,史語所追求的最終的人文價值,就在于喚醒民族史學。恰如傅斯年的希望:“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48)
  對本民族學術的熱愛與關懷,與中研院對史語所的要求相吻合。曾任中研院總干事的丁文江,告誡過學人不辱使命:“中國的不容易統一,最大的原因是我們沒有公共的信仰。這種信仰的基礎,是要建筑在我們對于自己的認識上。歷史和考古是我們研究我們民族的過去與現在;語言人種及其它的社會科學是研究我們民族的現在。把我們民族的過去與現在都研究明白了,我們方能夠認識自己。……用科學方法研究我們的歷史,才可造成新信仰的基礎。……然后統一的基礎才建設在國民的自覺上!”(49)
  第二,傅斯年去臺前,發表過《大東小東說》、《周頌說》、《論所謂五等爵》、《性命古訓辨正》等為學術界矚目的著作,其中,《性命古訓辨證》除與其它成果一樣選題視角獨特外,在方法論上還有“開創的意義”。該書“不是關于訓詁學的研究,而是一部思想史研究”。他運用語言學和史學的方法,訓釋古代“生”與“性”的關系,分析古代天命觀、人性論。《性命古訓辨證》有兩大特點,一是傅斯年在原有從理性觀點解釋中國古代思想基礎上,“又開啟另一較深刻的觀察,從宗教上認識了古人非理性的心理層面”。二是該書“所采取的語言學研究方法,……絕非是乾嘉以降訓詁據古義為準的原則顯限,因為除此之外還有歷史演變的觀點。……唯有這兩個方法配合起來看,才能了解傅斯年《性命》在方法論上開創的意義。……此書絕非乾嘉舊傳統可以籠罩。”不無遺憾的是,傅斯年這種將語言學與歷史學“配合起來研究思想史”的方法,“至少到目前為止,嚴格地說并未產生影響,而且也沒有人續在傅氏的研究基礎上再發展”(50)。
  第三,毋庸諱言,傅斯年極為重視史料,但其自認為最得意的作品《性命古訓辨證》一書——曾作為其代表作,提交參加中研院第一屆院士的選舉,“即他并非胡適所謂‘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其實大量運用想像力,最顯著的例證是他在書中講‘天’,頗多推測性質。”余英時強調,“若非如此,傅絕無法寫出這樣深具豐富想像力的書”。以上表明,傅斯年與胡適一樣,并未完全停留在“五四”的實證主義階段,“不過在正式主張方面沒有轉向而已”(51)。
  注釋:
  ①相關研究可參見桑兵的《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岳玉璽等的《傅斯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李泉的《傅斯年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版)、唐明貴的《“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史學月刊》2005年第3期)。然而,有關問題或觀點尚需進一步明確。
  ②(1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31、1353頁。
  ③⑧《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6期,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414、2385頁。
  ④⑥⑨(25)《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1期,第1頁。
  ⑤⑦⑩(15)(18)(22)(26)(27)(32)(37)(38)(41)(43)(47)(48)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出入史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81、72、82、79、81~82、73~78、71~72、76、80、80~81、81、78、82、71、82頁。
  (11)顧潮:《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44~145頁。
  (12)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華書局,1988年,第56~57頁。
  (13)朱家驊:《國立中央研究院簡說》,《革命文獻》第59輯,臺灣中央文物供應社,1972年,第219頁。
  (16)《國立中央研究院工作報告》,《革命文獻》第53輯,第358頁。
  (17)(49)轉引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7期,第7、43頁。
  (19)傅斯年:《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出入史門》,第2~3頁。
  (20)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轉引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第274頁。
  (21)[法]莫里斯·迪韋爾熱:《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華夏出版社,1987年,第36頁。
  (23)(24)岳玉璽等:《傅斯年》,第365~366、366~367頁。
  (28)傅斯年:《〈史料與史學〉發刊詞》,《出入史門》,第88頁。
  (29)傅斯年:《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出入史門》,第19、20、17頁。
  (30)(42)唐明貴:《“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史學月刊》,2005年第3期。
  (31)《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報告》,轉引李泉:《傅斯年學術思想評傳》,第121頁。
  (33)李濟:《創辦史語所與支持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傳記文學》第28卷第1期。
  (34)(35)傅斯年:《〈城子崖〉序》,《出入史門》,第101,97頁。
  (36)傅斯年:《為購明清檔案事致蔡元培書》,《出入史門》,第95頁。
  (39)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文集》第3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7頁。
  (40)傅斯年:《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識語》,《出入史門》,第12、13頁。
  (44)(50)(51)《學術思想史的創建及流變——從胡適與傅斯年說起》,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三聯書店,2004年,第414、424~426、426頁。
  (45)岳玉璽等:《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頁。
  (46)許倬云:《從歷史看管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75~176頁。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128~135K1歷史學田彤/胡張苗20062006
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學術典范
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民國時期的官方研究機構,有著較為穩定的科研條件與獨立研究的學術氛圍。該所從組建之時起,便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為宗旨,標榜“科學史學”的方法論,一反薪火相傳的傳統研究方式,廣攬學術人才,創建集團研究模式,取得了為中外學術界所認同的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語言文字方面的重要成就,開創了新的學術典范。
作者:廣東社會科學廣州128~135K1歷史學田彤/胡張苗20062006
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學術典范
2013-09-10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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