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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與旅游文化
孔子思想與旅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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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與旅游”應該是孔子研究、中國旅游史與旅游學研究中一個重要論題。
      一
  對孔子的旅游觀,可從其旅游德育觀、旅游智育觀、旅游美育觀、旅游社會觀、旅游致思觀、近游觀六個角度認識。
  孔子的旅游德育觀,可見諸荀況的《荀子·宥坐》:“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guāng@①guāng@①乎不qǔ@②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至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qì@③,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劉向《說苑·雜言》中有類似的記述:“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后人稱孔子的這種自然(大水)觀為“比德說”。“旅游”常被人釋為“游山玩水”。后者代替不了前者,但前者包括了后者:凡游山玩水,必可稱旅游。從旅游客體——自然景觀(東流的大水)身上,前往觀水的旅游主體——孔子,慧眼發現其可貴的稟性:仁、義、道、德、勇、法、正、察、志及善化等。我們知道,所謂德育,就是以一定的社會要求來對人們(受教育者)施加心理影響,以培養教育者所企望的思想品德。如所周知,德育是各個文明社會所共有的教育現象。進入文明時代以后,人類具有共有的思想道德規范。作為自然物的大水,是屬于所有親歷者、目睹者共有的景觀;孔子從這個人類共有的自然景觀身上所發掘的仁、義、道、德、勇……,正是人類普遍認同的思想道德規范。
  孔子的旅游智育觀,以《孟子·盡心(上)》所記最早:“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又可見諸劉向《說苑·雜言》:(子貢問曰:)“夫仁者何以樂山也?”(孔子曰:)“夫山lóng@③cōng@④lěi@⑤,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眾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則仁者所以樂山也。”劉向所記,與早于他一個世紀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山川頌》中文字有類同處。孔子“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的登高旅游觀的涵蓋面,不僅止登高望遠而已,還能發展登高旅游者認識外界環境的心理能力。人的所謂智力,便是認識、適應、改變外部世界的心理能力。能力是包括智力在內的、更為廣泛的概念。所謂智育,無疑包括培育、發展人的智力、能力。孔子對大山有科學的、正確的認識,認為大山生長、滋育萬物,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大千世界,故標舉“仁者樂山”的旅游觀,提倡、號召人們去游山,去認識大山,去利用大山,去開發大山,使之利國利民。我們知道,探索世界(包括大山)的奧秘,在認知世界奧秘的過程中增長自己的知識、豐富自己的智慧,是智育的內容,也是智育的形式。對孔子的“智者樂水”,我們實可與上述“仁者樂山”之剖析作同一認識;它同樣發展旅游者的理智感,激發旅游者的情感因素。凡此,皆有利于智育。
  孔子的旅游美育觀,最典型的是《論語·先進》中子路等弟子侍坐章。孔子請弟子們言志。子路、冉有、公西華等述畢,最后是曾點道出己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擊節獨賞曾點的暮春旅游:“吾與點也!”這一記載鮮明地表現了孔子一大美育方法:暮春時節,由五六個志同道合的青年,再加上六七個朝氣蓬勃的少年,組成一支春游小分隊,投向大自然的懷抱,沐浴于春風、春陽、春水之中,盡情地享受自然美,接受自然美的陶冶。此外,還有人文美。朱熹注云:“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shàn@⑥樹木也。”雩祭本古人求雨之祭;因有樂舞,乃謂“舞雩”。何況,這里面還有沂水流域的民俗之美。歷史美、藝術美、民俗美皆人文美。所謂旅游美育,就是通過旅游活動產生、完成的審美教育。旅游美育的核心是通過旅游過程中所見所歷的自然美、人文美來培養、提高旅游主體(即旅游者)的審美力。孔子之所以激賞這種春游,筆者以為正在于“詠而歸”。“詠而歸”,可見這群旅游者在旅游中發現了美,領略了美,接受了美的洗禮,并由此培養、提高了自己的審美力,悅志暢神,乃發而為歌。這是審美的旅游,是高層次的旅游;以這樣的旅游來進行審美教育,乃是大教育家獨具的只眼。
  《論語》首篇(《學而》)首章“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標舉了孔子的旅游社會觀。孔子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旅游史早期的興盛時代,商賈之旅、外交聘旅、游說之旅、政治婚旅、游學之旅、游獵之旅、游覽之旅……蔚為成風。當時的孔子便是天下莘莘學子向往的大師。在庠序學校森嚴的局面下,孔子高舉“有教無類”的大旗,向“學在官府”挑戰,杏壇設教,闕里辦學,把官府之學變成“四夷之學”,乃有賢人七十、弟子三千的煌然碩果;在“五官失業,雅頌失錯”的禮崩樂壞的社會,是孔子担當起“文不在茲乎”的大任,他也因而成為文宗,洙泗遂為天下教育與文化的中心、求學之旅與文化之旅的目的地與輻射中心。可以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既是孔子對為他而紛至沓來的客人的歡迎詞,也是對當時人際交往頻繁、旅游之風興盛的社會現象的一種良性指導。從社會學的眼光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是對主人、接待地、旅游媒體的一種行為規范,也是一種文化氣質方面的要求。
  孔子的旅游致思觀是卓爾不凡的。《孔子家語·卷二·上》載:“孔子北游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于斯致思,無所不至矣!’”山野幽靜,空氣清新,置身其間,干擾消遁,雜念摒絕,正可靜思深慮。由旅游而致思,而收平時難以收到的工作效率,而解決平時難以攻克的問題,這種旅游致思觀,是獨到的。回歸自然,寧靜心志,已是而今浩大旅游大軍的出游動機之一。
  “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論語·里仁》)代表著孔子的近游觀。孔子并不反對遠游——遠游必須事先把旅游的方向、目的地告訴父母,以免雙親掛念;孔子提倡近游,與“有方之遠游”是殊途同歸的,其前提均是一個“孝”字。要對父母盡人子之義務,而旅游又是人生之必須,調和二者的良策,孔子以為是:近游。
  孔子的旅游觀是深湛的,是建立在其哲學基礎上的,因而二者是一致的。孔子的人生哲學最看重建立標準、健全的人格,因為以此可以維系人倫。孔子所訂的標準、健全的人格有三要素:知(智)、仁、勇。孔子認為:達到知、仁、勇的首要方法、第一途徑是格物致知(許按:還有其他方法,如舉一反三——因為事物不可一一去親身體驗)。旅游正可格物致知。樂山樂水、躬行旅游實踐,可獲知、仁、勇。我們看孔子的教育哲學,最重“實行”二字。旅游是“實行”的重要途徑。孔子的政治哲學,最重“禮”;由禮治,而建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的理想社會;孔子的旅游社會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的終極目標正是建立這種理想社會;從人際關系看,亦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
  偉岸的孔子兀立于中國旅游長河的上游,他的旅游觀是中國旅游思想庫中的首批珍寶。他是中國旅游思想史上的拓荒者。
      二
  孔子的旅游觀,奠定了他在中國旅游學史上的地位;孔子的旅游活動,無疑使他老人家在中國旅游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孔子的旅游活動,從性質上看,屬于仕游、學游、文化旅游。
  魯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孔子34歲時,出游東周都城洛陽。這是孔子開門辦學的第五年,貴族子弟孟懿子、南宮適拜孔子為師。南宮適向魯昭公提出“請與孔子適周”的請求,于是孔子一行得以洛陽“問禮”。此為春秋末年,周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多置周公禮法于不遵;孔子便以克己復禮為中心任務,到周都考察禮法。相傳,孔子此行,見到老子,與老子切磋、研討禮法,或云向老子請教過禮法。在這之前二、三年,也即32、33歲時,據劉向《說苑》載,孔子游齊國,受齊景公禮遇。這是很有可能的。因為據《史記》載,孔子30歲時,齊景公與齊相晏嬰訪魯國,向孔子請教禮法。
  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35歲時,魯國內亂,孔子出游齊國。在齊,齊景公向孔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子針對當時齊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腐敗政治、病態社會,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極為嘆服,感佩地說:“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孔子又告誡齊景公“政在節財”,這也是中的之語,齊景公聽后亦極為信服。孔子此次游齊,最大的文化收獲是在齊聞《韶樂》。韶樂乃虞舜時代的音樂,孔子對其仰慕已久。在這古代文化凋零的亂世,以整理、承傳古代文化為己任的孔子,面對韶樂演奏,聽得如癡如醉,乃至聽后“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述而》)游齊搜求古代文化遺產,故此行足可謂文化旅游。
  我們之所以稱孔子為中國旅游史上早期的大旅游家,主要在于其55歲至68歲作連續14年的列國之游,史稱“孔子周游列國”。所謂列國,共七國,即:衛國、鄭國、曹國、宋國、陳國、蔡國、楚國。14年中,孔子和他的學生,風塵仆仆,不顧冷遇、嘲諷、詛咒、饑寒、截殺、圍困,歷盡艱辛,宣傳禮樂教化,考察政風民情,尤其是他老人家年近古稀,仍“率彼曠野”。這一漫長而悲涼的壯舉,在中國旅游史上,是空前的。
  孔子旅游活動的意義,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認識:
  (一)造就斯文領袖,光揚中華文化。孔子周游列國,歷盡艱辛而矢志不移。孔子旅經匡地,匡人因為曾吃過陽貨的虧,對陽貨恨之入骨,孔子被匡人誤認為陽貨,乃遭匡人圍攻。孔子遭匡人之厄而堅定不移:“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盡管自古至今,孔子的周游列國一直遭到一些人的嘲諷攻擊,但都無損于孔子周游所煥發出來的光焰。面對困厄,他凜然呼喊:“周文王去世以后,古代文化不都保存在我這兒嗎?如果上天要毀滅中國的禮樂文化,那我當然沒有法子參與禮樂文化的繼承與建設了;如果上天不毀滅中國的禮樂文化,那么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樣!”孔子旅經宋國,與弟子等習禮于大樹下。宋國司馬桓kuì@⑦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們對孔子說:“我們快走吧!”周游列國、推行仁義道德于天下的孔子大無畏:“天生德于予,桓shàn@⑥其如予何!”(《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通過旅游活動去實現自己“行道”的夙愿和挽斯文于將喪的目標,發揚光大自周文王以來的中華一統文化,從而也自我塑造了一個時代所亟需的斯文領袖——孔子。
  (二)孔子與學生在萬里旅行中,遍踏名山、大川、都邑、村野,開拓了視野,豐富了人生閱歷,獲取、增長了知識。眾所周知,知識分為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人們獲取知識的途徑,不外上述兩大途徑。直接經驗是在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中親身獲得的知識,間接經驗是借助書籍、文獻、他人口頭承傳方式而獲得的知識。春秋時期尚無造紙術、印刷術,因物質條件的貧乏,從間接經驗獲取知識大受限制,所以直接經驗顯得格外重要。這里的直接經驗便包括旅游。“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發明造紙、印刷之前的時代,“行萬里路”更其要緊。即使是屬于間接經驗的他人口頭承傳、碑刻題記等等,也得親身訪問、跋涉踏訪方可求得。從教育學原理看,學校教育不能只重視知識的傳授,還必須重視智力的發展與能力的培養。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已發現并實踐這一教育學原理,他的實踐之一便是帶領學生游學。周游列國屬遠游,他還十分重視近游、郊游。他常常帶領學生游舞雩臺。今曲阜城東南南泉村有刻著“舞雩壇”之石碑,并在郊游中施教。如:一次舞雩臺郊游,他邊游邊解答樊遲“崇德”之問。孔子的這一實踐是成功的,他在旅游實踐中培育、發展了學生的智力、心理能力。孔門的七十二賢人,大都跟隨乃師經歷了旅游實踐;他們從三千弟子中拔萃成為“賢人”,不能不說旅游活動有一份功勞。
  (三)旅游實踐,對孔子提出一系列哲學思想功莫大焉。這里說的哲學思想,包括其人生哲學、政治哲學、教育哲學。對孔子來說,旅游活動是一座哲思的熔爐。
  (四)成就了孔子偉大的著作。孔子一生著述中最大的成就,或可推其修《春秋》。他曾說過:“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修《春秋》是他晚年最大的工作。此書之所以成于其垂暮的晚年而不在精力充沛的壯年,正是因為修成《春秋》得力于周游列國之舉。《春秋》的原撰非孔子,本是史官的官書。孔子通過周游列國,進行細致的、長期的調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乃可修訂成功。《論語·子罕》云:“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于此可見,孔子是在周游中搜輯文化遺產的基礎上,才著手編定《詩三百》——也就是后之所謂《詩經》的。古詩皆配樂,詩、樂合一;孔子編定《詩三百》,同時也便對音樂遺產作了系統的整理。“禮”與“樂”又是緊密相聯的,常說的孔子晚年功績——訂禮樂,實際是修訂禮、整理樂。孔子演周易、《易》由其而流傳;孔子編次《尚書》——孔子晚年著作的精華即后人列為“經”的五經。這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的碩果,俱得力于十幾年旅游的經營與積累。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倘沒有十幾年的旅游,便沒有孔子晚年偉大的著作。
  孔子旅游活動的影響,簡而言之,是:開了中國文化旅游與政治旅游的先河。前者影響面廣,后者影響面窄。這里的政治旅游,指的是布衣知識分子的游說求仕。繼孔子之后,游說之士蜂起,著者可舉墨子、孟子、蘇秦、張儀、公孫龍、荀子等等春秋戰國時期,圍繞著統一中國的目標,各諸侯國展開激烈競爭,富國強兵,廣攬人才;在均等的機會下,為施展抱負、實現理想,諸子并起,群賢角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這一政治、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政治旅游,發展到戰國中后期,演為畸形的憑三寸舌而朝秦暮楚。這種蛻變,至兩漢而反撥為宦游。宦游存在于整個封建時代。必須認識到,政治旅游具有正面、負面兩種影響。這里的文化旅游,包括文化探求與旅游學。這種文化旅游的影響是積極的、深遠的,不僅影響至今日,還必將影響至明日。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光
  @②原字江去工加屈
  @③原字山下加龍
  @④原字山下加從
  @⑤原字山下加累
  @⑥原字土加單
  @⑦原字鬼右加隹
  
  
  
山東大學報:哲社版濟南59-61,71F9旅游經濟許宗元19961996 作者:山東大學報:哲社版濟南59-61,71F9旅游經濟許宗元19961996
2013-09-10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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