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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保守主義與冷戰后的美國外交
宗教保守主義與冷戰后的美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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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日期:2007-05-19
  [中圖分類號]D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1755(2007)04-0069-73
  宗教保守主義是冷戰后美國政壇崛起的一支新生力量。由于宗教保守主義與共和黨之間有著更多的政治共性,以布什為代表的共和黨政府在外交上一定程度上烙有宗教保守主義的痕跡。本文通過探討宗教保守主義在美國政壇的崛起以及其與共和黨的政治聯盟,進而從四個方面剖析了宗教保守主義對冷戰后美國外交的影響。作者認為,作為一種保守化的政治與社會思潮,宗教保守主義對美國外交的影響具有一定的超黨派性與持久性。
  一、宗教保守主義在美國政壇的崛起
  在美國歷史上,宗教大覺醒運動先后出現了三次。隨著美國社會的日趨世俗化,人們很難想到當今的美國社會還會再經歷一次宗教復興運動。但事實正是如此,美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正在經歷著又一次宗教大覺醒運動。美國學者安德魯·科赫特(Andrew Kohut)等人就認為:“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就像18世紀和19世紀一樣,美國正在經歷著另一次‘宗教大覺醒’。”① 雖然這次新一輪的宗教大覺醒運動還沒有得到美國社會的廣泛認同,但不可否認,宗教作為一種保守勢力開始逐漸在美國政壇崛起,這將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從本質上講,宗教是一支保守的力量,但美國宗教界也有自由派與保守派之分。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自由派曾長期影響美國的政界、學術界和新聞界,保守派則主要在基層、民間、商界及南方地區活動。但是,伴隨著美國政治思潮的保守化,這種現象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像圣公會、長老會、衛理公會這些傳統的主流教派的信徒正不斷加入保守教會的行列,以基督教福音派為代表的宗教保守主義力量正不斷增加。福音派承認圣經權威與正統的基督教信仰,強調嚴格地從字面上解釋《圣經》的經文,主張通過耶穌基督來拯救靈魂,履行傳播基督教信仰與福音的義務。在美國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基督教福音派正日益成為傳統與保守的捍衛者。在傳統上,美國基督教福音派主要集中于南部、西南部或其它一些欠發達地區。但近年,一些觀察家發現,福音派有復興之勢,那些自稱為“再生”的基督徒人數不斷增加。這樣,福音派教會快速增加,信徒明顯增多。正是由于這種現象,一些社會學家聲稱如今主流派教會正從美國社會的中心走向邊緣,而保守派教會則從社會邊緣走向中心。
  宗教保守派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主要關注個人信仰與道德問題。所以,福音派不主張參與政治,甚至厭惡政治。他們認為世俗世界是骯臟的,信徒應該避免介入。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許多福音派領導人逐漸認識到政府與大眾文化日益世俗化的危害,他們意識到必須從教會走向社會,從著眼于個人“重生”轉向參與公共政治。宗教保守主義在美國政壇出現的標志是70年代末以來基督教右翼的出現。美國學者羅伯特·福勒(Robert Fowler)等人就認為,基督教右翼的出現是宗教保守主義運動在美國歷史上出現的一個典型事例。②
  70年代末,美國出現了一系列基督教右翼組織。例如,“基督教之聲”、“道德多數派”、“宗教圓桌會議”。到了90年代,美國社會逐漸形成了三大基督教右翼組織:“基督教聯盟”、“美國關注婦女協會”、“關注家庭協會”。在這些宗教右翼組織的帶動下,美國南部“圣經帶”地區幾乎成為福音派的天下,有“政治博物館”之稱的弗吉尼亞州幾乎成為福音派的大本營。有資料顯示,美國社會現在有大約5000萬人自稱為福音派信徒。③
  在所有這些基督教右翼組織中,“基督教聯盟”最為典型。“基督教聯盟”的創始人為來自弗吉尼亞州的浸禮會牧師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1988年,羅伯遜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角逐中失利后創立了“基督教聯盟”,并從一開始就將其定位為宗教政治組織,更多地強調其政治性,而非道德說教性,該聯盟很快得到了福音教會及其基層組織的大力支持。據統計,到1995年,“基督教聯盟”有正式會員170萬,在全國50個州建有地方組織。④ 正是看到“基督教聯盟”強勁的發展勢頭,1990年,羅伯遜稱“基督教聯盟”的奮斗目標是,爭取于1994年選舉出一個親家庭的國會,2000年選舉出一個親家庭的總統。⑤“基督教聯盟”執行主任拉爾夫·里德(Ralph Reed)博士于1994年指出,“基督教聯盟”要建立一個新的普世性的基督教大聯盟,要把保守的天主教、猶太教和非裔美國黑人吸納進去。⑥
  冷戰結束后,美國新保守主義逐漸占據了國內政治思潮的主流,作為新保守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宗教保守主義以其獨特性正發揮著日益強勁而持久的影響力。1995年,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教父”克里斯托爾在回顧美國保守主義運動歷史時曾指出,宗教保守主義的前途不可限量。他認為,在戰后美國保守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中,宗教保守主義成為美國政治中一個積極的推動力。⑦
  二、宗教保守主義與共和黨的政治聯盟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雖然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但政教分離,主要是宗教與國家政權的分離,事實上,宗教與政治始終無法分離。在美國這樣一個宗教信仰比例相當高的國家,宗教需要借助政治來表達自己的世俗關懷,政治需要借助宗教來取信于民眾,以實現自己對權力的訴求。冷戰結束后,以基督教右翼為核心的宗教保守主義遠遠超越了對社會道德問題的關注,它們把目光轉向美國政治問題,試圖通過與政黨的結盟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由于在價值理念上有著更多的共性,美國宗教保守主義最終與共和黨站在了一起。
  20世紀30-40年代,以羅斯福為首的民主黨政府在宗教群體方面依賴的對象主要有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南方貧困的福音派新教教徒,而北方新教徒,尤其是那些新教主流派以及傳統上的北方共和黨人是羅斯福政府的主要反對派。到了50-60年代,隨著美國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傳統上的階級與種族宗教差異開始讓位于道德與生活觀念的差異。那些最初對民主黨抱有成見的新教主流派開始逐漸由共和黨陣營轉入民主黨旗下,而對民主黨自由主義越來越不滿的大批福音派新教教徒開始轉向共和黨一邊。冷戰結束之后,伴隨著新保守主義的逐漸抬頭,共和黨的日益保守化,以福音派為代表的宗教保守主義在美國政治舞臺的影響力不斷加強。在1992年的美國大選中,鑒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老布什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林頓之間就美國社會問題的爭執,有人形象地把1992年稱為福音年與世俗年之間的較量。在選舉政治高度發達的美國,宗教保守主義的價值觀日益與政治結合起來,成為影響政治選舉的重要力量。90年代初,“基督教聯盟”執行主任里德就曾宣稱,“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是我們支持誰,而是誰支持我們的計劃……美國的前途不取決于誰坐在橢圓形辦公室,而取決于誰坐在宗教原則的辦公室。”⑧ 2004年10月30日,就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夕,加拿大一家報紙發表署名文章指出,美國人是在選舉一位總統,而不是一位牧師或拉比,但信仰卻成為影響美國總統選舉的一個關鍵因素。白人福音派基督教徒選民占據美國選民總數的四分之一,這是喬治·W·布什的重要選民集團。該文章最后指出,關注宗教信仰的這種趨勢迫使民主黨候選人、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天主教徒約翰·克里(John Kerry)必須公開面對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⑨
  冷戰結束后,美國宗教保守主義最終意識到,只有建立起與共和黨的政治聯盟,才能實現自身的政治訴求。為此,基督教右翼正日益不斷地溶入共和黨,與共和黨一體化。美國研究宗教與政治的權威學者約翰·格林(John Green)教授指出,基督教右翼發現共和黨是它們進行政治組織的有效工具,是它們進行政治活動的有效平臺。⑩ 他認為,基督教右翼只有通過共和黨才能實現其影響國會構成的心愿。基督教右翼越是在共和黨內部采取強有力的政治運動,其政治抱負越有可能實現。(11) 正是看到了共和黨政治理念與自己的相似性,宗教保守主義才不遺余力地希望與共和黨建立起鞏固的政治聯盟。1995年9月,“基督教聯盟”在華盛頓召開的第六次年度會議上,里德告訴與會代表,“基督教聯盟”的奮斗目標是使其在共和黨內具有更強有力的影響力。“基督教聯盟”的創立者羅伯遜在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在1994年的選舉運動中,“基督教聯盟”在31個州的共和黨內部占據優勢,“但是……我們還要為之做大量的工作,因為我喜歡100%,而不是60%或70%。”(12)
  在宗教保守主義試圖與共和黨建立政治聯盟的同時,共和黨也正在試圖尋求宗教保守主義的支持。在美國,任何政黨要想喚起選民的支持,它都必須為自己貼上捍衛宗教信仰的標簽。因為,美國畢竟是一個高度宗教化的國家。福音派的價值理念與福音派教徒的不斷增加,所有這些使共和黨看到了潛力巨大的政治選民。正如科萊德威爾科克斯(Clyde Wilcox)評價的那樣:絕大多數共和黨候選人都相信,沒有“基督教聯盟”的默許,他們試圖贏得黨內提名是非常困難的。(13) 在1994年的國會中期選舉中,共和黨在一些關鍵性的州或選區贏得了基督教保守派和其它一些保守勢力的支持,這促使共和黨在近20年以來首次控制國會眾議院,并重新奪回在參議院的控制權。為此,共和黨領袖曾公開承認,他們感謝基督教右翼組織在大選之際,幫助其動員了大量白人福音派基督教徒投票支持他們。克林頓政府時期的美國副總統、參議院議長戈爾的首席戰略顧問萊西也認為:“沒有基督教右翼的支持,一個共和黨人要想贏得競選提名或大選是絕對不可能的。”(14) 正是由于共和黨的保守化傾向以及共和黨與宗教保守主義的結合,促使許多共和黨人必須為自己貼上保守主義的標簽。所以,有學者評價道:“基督教保守勢力在當今美國共和黨內部具有確定身份的作用。”(15)
  宗教保守主義與共和黨各取所需,彼此合作,其結果是宗教保守主義日益共和黨化,共和黨正逐漸宗教保守化。從選民層面上講,由于福音派教徒不斷加入到共和黨選民的行列,共和黨選民中福音派的比例逐年增加。據統計,在1980年的總統選舉中,白人福音派中63%選擇了里根,33%選擇了卡特。到了1984年,78%的白人福音派選擇了里根。1988年,老布什贏得81%白人福音派的支持。1992年和1996年,克林頓雖然贏得了大選,但他并沒有能夠吸引更多的福音派支持,仍然有61%的福音派投票給共和黨。(16) 由于福音派教徒在共和黨選民中比例的上升,使得民主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脅。
  應該指出,宗教保守主義并非對共和黨就沒有任何成見。有學者就認為,作為基督教右翼組織,“基督教聯盟”并非始終就一定支持共和黨,只能說它主要支持共和黨。(17) 在美國這樣一個政治運作機制相對成熟的國家,宗教團體往往發現它們不得不在兩者之間周旋,即一方面它們必須與美國政治體制妥協,另一方面,它們又有必要維護其宗教與道德觀的獨立性。以福音派為代表的宗教保守主義為了使自己的道德問題贏得共和黨的支持與重視,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必須支持共和黨的政策,但是這些政策又必須處于它們道德利益的邊緣。基于上述考慮,“基督教聯盟”全力支持共和黨,盡管共和黨的政策綱領僅處于“基督教聯盟”要求的邊緣。
  三、宗教保守主義對美國外交的影響
  宗教保守主義在美國政壇的崛起以及與共和黨的聯盟充分說明了宗教勢力在當今美國政治生活中影響力的加強。就內政而言,這種影響力主要體現在美國社會日趨保守化,在涉及對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態度時,美國民眾主體意識保守化傾向比較明顯。就外交而言,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宗教保守主義強化了美國外交中的“使命”意識。在北美殖民地建立初期,早期清教徒受《圣經》思想的影響,逐步確立了上帝“選民”意識,他們希望在美洲大陸建立起一座“山巔之城”,作為人類的燈塔,把自由民主思想傳播到世界各地,并視之為一種宗教使命。美國立國之后,這種使命意識成為激勵其向北美大陸乃至世界各地進行擴張的動因之一,并對美國外交產生了持久性的影響。受這種使命意識的影響,美國歷屆政治家在涉及對外政策時,經常借助于宗教語言,以尋求其使命的合法性。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人員、《新共和》雜志的資深編輯約翰·朱迪斯(John B. Judis)就曾指出,美國的全球目標是建立在17世紀英格蘭基督教“千禧年之說”的基礎之上的。美國歷屆總統都曾無一例外地借助宗教語言來闡釋其對外政策。冷戰結束后,伴隨著福音派保守勢力影響力的加強以及世界范圍內恐怖主義勢力的抬頭,美國對外政策中的使命感意識更加明顯。布什總統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講,其涉及對外政策的部分充斥著美國被上帝和“自由的創造者”召喚并賦予“使命”的論調。為此,朱迪斯夸張性地指出,單就布什講話中使用宗教用語的數量而言,布什就超過了他的所有前任。(18) 伴隨著反恐戰爭以及伊拉克戰爭的展開,布什經常以上帝的使命為借口,試圖喚起國內民眾尤其是福音派基督教徒的支持。據倫敦《每日電迅》報道,2003年6月,在約旦亞喀巴港(Aqaba)舉行的中東峰會上,美國總統布什曾對巴勒斯坦總理與外長等巴方政府官員說到,他是秉承上帝賦予的使命,發動對阿富汗的反恐戰爭。與此同時,布什指出,在建立巴勒斯坦國方面,他具有道德與宗教的責任與義務。2005年10月6日,布什再次重申,他決定發動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是上帝賦予的使命。(19) 朱迪斯通過分析布什在有關美國對外政策中的講話,發現三個相互關聯的觀點:其一,“美國是上帝選擇的國家”;其二,美國肩負著一個“使命”或受上帝的“感召”去改造世界;其三,為了担負起這一神圣的使命,美國代表著鏟除邪惡的正義力量。朱迪斯認為這些觀點植根于美國的宗教史并貫穿于整個美國歷史。(20)
  第二,宗教保守主義強化了美國在反恐戰爭中正義與邪惡的二元論觀。在美國這樣一個以新教為主流價值觀的國家,上帝選民意識根深蒂固。既然美國是上帝“選擇”的國度,美國就應該代表著正義,恐怖主義自然就是邪惡勢力的代表。“9·11”事件發生后,當布什總統把反恐戰爭上升為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時,他能夠更多地贏得美國國內的基督教教徒尤其是福音派保守主義的支持。有報道指出,“9·11”事件之后,布什的最初演說稿中把伊拉克、伊朗、北朝鮮等國家比喻為仇恨軸心(Axis of Hatred),但其演說稿撰稿人、福音派基督教徒邁克爾·格爾森(Michael Gerson)建議把它們稱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因為他認為這會更能夠以神學的語言喚起民眾的支持。(21) 事實正是如此。美國《外交》雜志曾刊登文章指出,“9·11”事件之后,當布什政府把那些恐怖主義分子界定為邪惡勢力,并指出美國政府要担當道德使命的領袖時,他得到了國民,尤其是那些宗教感強烈的民眾的響應。(22) 應該指出,雖然正義與邪惡的二元觀并非基督教信仰的全部,但這種觀念對促使美國人形成對世界的二元思維具有一定的影響。布什總統正是抓住了民眾的這種心理來贏得其對反恐戰爭的支持。據英國《獨立報》報道,從一開始,布什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就用了準宗教詞語,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義與邪惡之間的戰爭。對布什而言,美國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是打擊恐怖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布什本身似乎就是上帝意志的執行者。(23) 該報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沒人會認為美國發動對薩達姆·侯賽因的戰爭是出于宗教動機。確實,布什政府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是受到了新保守主義的影響。但是,布什自身對正義與邪惡界線分明的基督教世界觀對他發動對伊拉克的、旨在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也起到了渲染的作用。”(24)
  第三,宗教保守主義強化了布什政府新保守主義的外交理念。以基督教右翼為核心的宗教保守主義在傳統上主張“親家庭”、“愛美國”,支持單邊主義和加強防務力量,強調社會治安,并一貫反對國際主義,對聯合國等多邊國際機制有強烈的抵觸情緒。宗教保守主義的這些主張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冷戰后美國新保守主義的社會價值觀與外交理念,這促使以布什為首的共和黨政府新保守主義的外交理念更具堅定性、進攻性和持久性。就布什總統而言,他本身就是一個虔誠的福音派基督教徒。布什本人年輕時也曾經酗酒,屬于60年代“垮掉的一代”,但他能夠“迷途知返”,痛改前非,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和感召。成家之后,布什逐漸成為一個虔誠的再生派基督教徒,其立場日趨接近福音保守派。在2000年總統競選中,布什聲稱《圣經》是他最愛看的書,耶穌是一個哲學家,并對他的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后,他以得克薩斯州長的身份簽署一項法案,宣布2000年6月10日為該州的耶穌日(Jesus Day)。入主白宮之后,布什的宗教色彩更加濃重。他組織身邊人員成立《圣經》研讀小組,每日堅持讀《圣經》和祈禱。布什前演講撰稿人戴維·弗魯姆(David Frum)評價布什的宗教信仰時指出,布什參加《圣經》研究,完全是自愿,并非強迫。(25) 可以說,就美國歷屆總統而言,布什的宗教信仰是相當虔誠的。布什這種虔誠的宗教觀為其贏得了更多福音派選民的支持,這也就使其新保守主義的外交理念更具選民基礎。虔誠的宗教信仰加之福音派基督教徒的身份,這一切使布什在推行其新保守主義的外交理念時更容易贏得宗教保守主義的支持。
  第四,宗教保守主義強化了美國人權外交中的宗教自由因素。人權外交在冷戰后期的美國外交中逐漸受到重視,但是,把宗教自由問題作為人權外交的一部分卻是在冷戰結束之后才出現的。1998年,美國第105屆國會出臺了《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The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98),該法首次明確把宗教自由問題作為美國人權外交的一部分。依據該法,美國國務院每年就世界各國存在的宗教問題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并要求行政當局就它國違反宗教自由采取措施。迄今為止,美國國務院已經連續出臺了多次年度報告,對國際社會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就該法出臺的歷史背景以及實施的現狀而言,宗教保守主義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宗教保守勢力看來,宗教自由應該成為人權的核心問題。他們不光對美國國內的宗教自由問題高度關注,也對遍及世界的宗教迫害問題投以關注的目光。在國內宗教保守主義的呼吁下,從克林頓政府到當今的布什政府,美國歷屆政府在向他國提出人權問題時,宗教自由問題也成為核心議題之一。
  注釋:
  ①Andrew Kohut et al. , The Diminishing Divide-Religion' s Changing Role in American Politic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 9.
  ②Robert Booth Fowler et al. ,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9, p. 141.
  ③④Clyde Wilcox,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6, pp. 5-6, p. 42.
  ⑤John C. Green et al. , The Christian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Marching to the Millennium,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
  ⑥Clyde Wilcox,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p. 42.
  ⑦Irving Kristol, "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 , The Public Interest, Fall, 1995, p. 87.
  ⑧劉彭:《宗教對美國社會政治的影響》[J],《瞭望》新聞周刊1996年第5期,第40頁。
  ⑨Beth Gorham, " Religion Playing A Key Role In U. S. Election" , The Brockville Recorder & Times( Ontario, Canada) , October 30, 2004.
  ⑩John C. Green, James L. Guth, " The Christian Right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The Case of Pat Robertson' s Supporters" ,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0, 1988, p. 162.
  (11)John C. Green et al. , Religion and the Culture Wars: Dispatches from the Front,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1996, p. 113.
  (12)(13)Clyde Wilcox,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p. 42, p. 3.
  (14)同注釋⑧。
  (15)Clyde Wilcox,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p. 8.
  (16)Robert Booth Fowler et al. ,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p. 94.
  (17)Clyde Wilcox,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p. 8.
  (18)John B. Judis: " The Chosen Nation: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U. S. Foreign Policy" , Policy Brief, No. 37, March 2005.
  (19)Matt Born: " God Told Me to Fight Terrorists" , DAILY MAIL( London) , October 7, 2005.
  (20)John B. Judis: " The Chosen Nation: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U. S. Foreign Policy" , Policy Brief, No. 37, March 2005.
  (21)Peter Singer, The President of Good & Evil: The Ethics of George W. Bush, New York: Penguin Group Inc. , 2004, p. 208.
  (22)Daniel Yankelovich: " Poll Positions: What Americans Really Think About U. S. Foreign Policy" ,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 p. 7.
  (23)Rupert Cornwell, " Bush: God Told Me To Invade IraqPresident Revealed Reasons For War In Private Meeting" , The Independent( London) , October 7, 2005.
  (24)Paul Vallely: " Whether God Speaks to him or not, Bush' s Religious Fanaticism has Shaped our World" , The Independent( London) , October 8, 2005.
  (25)Bill Keller: " God and George W. Bush" ,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7, 2003.

國際論壇京69~73D7國際政治楊衛東20072007
宗教保守主義/共和黨/美國外交
20世紀60-70年代,美國自由主義的泛濫在宗教界的反彈就是宗教保守主義的崛起。由于具有更多的政治共性,宗教保守主義與共和黨走向聯合。宗教保守主義對冷戰后美國外交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它強化了美國外交中的“使命”意識;強化了美國在反恐戰爭中正義與邪惡的二元論觀;強化了布什政府新保守主義的外交理念;強化了美國人權外交中的宗教自由因素。
作者:國際論壇京69~73D7國際政治楊衛東20072007
宗教保守主義/共和黨/美國外交
2013-09-10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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