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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的“公仆”思想
巴黎公社的“公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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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公社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雖然它僅存在72天,但留給后人許多寶貴遺產。它所推崇的“公仆”思想,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具有特別的意義。
   一、公社“公仆”思想的歷史淵源
  公社“公仆”思想淵源于法蘭西的民族傳統,更直接來源于法國的啟蒙運動和1789年的大革命。巴黎公社繼承了法國歷史上的這一精神財富,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賦予它新的內容,從而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
  “公仆”這一概念首先源于“公”的概念。“公社”、“公民”、“公仆”都由此衍生出來。作為政權來說是“公社”,在這種政權下生活的自由人稱為“公民”,為公民服務的人就是“公仆”。作為體現地方自治思想的城市共同體的公社,在法國歷史悠久,在歐洲具有典型意義。十一世紀法國便有一些城市,建立了自治政權,1077年康布雷通過斗爭取得了建立公社的特許證,成為法國歷史上第一個公社。[(1)]所以恩格斯說:“法國的新興城市,甚至在它們封建領主手里爭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級’的政權以前,就已經稱為‘公社’了”。[(2)]大革命時期1789—1794年法國也出現了巴黎公社(成立于1789年7月14日以后,我國史書上為了避免與1871年的巴黎公社相混淆,常將這一時期的巴黎公社譯為巴黎市府,實際上它們完全是同一個詞)。法國利沙加勒說:“公社是1792年公社的復活”。3月18日以后,民族的回憶深刻地表現在當時巴黎人民群眾革命組織提出的要求之中,他們說要恢復1792—1794年的公社,在群眾集會上,在各種俱樂部中,在巴黎街頭,建立公社的要求越來越成為議論的中心。
  要體現在公社政權下的平等、自由,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是真正的公仆。社會平等,主要指政治平等、法律平等,集中體現于“人民主權”。這些思想在18世紀法國啟蒙學派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筆下都有諸多論述。啟蒙運動的先驅梅葉在其《遺書》里主張未來社會的幸福就是平等。1828年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邦納內羅蒂出版的《為平等而密謀》一書中提出了建立“大國民公社”的思想;盧梭在“人民主權”論的基礎上直接提出政府只是人民主權者的執行人,行政官吏只不過是人民的仆役,絕不能高居人民之上。他們承担職務是履行自己的公民義務,而不應有任何特權。[(3)]
  考察公社各派政治主張和擁護公社的各類報刊的不同傾向可以看出,他們所信奉和宣揚的不同流派的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無論是布朗基主義、蒲魯東主義還是雅各賓主義,幾乎全部根植于法蘭西民族的思想土壤。公社多數派的布朗基派可以說與巴貝夫主義一脈相承,少數派的蒲魯東主義在很多方面是對圣西門和傅立葉空想社會主義蕪雜的抄襲,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新雅各賓主義則并未在根本上超出盧梭“主權在民”學說的范疇。[(4)]所以,公社的“公仆”思想是對法蘭西空想社會主義和啟蒙運動的繼承,正如法國史學家耶克所說,公社“具有濃厚的純法國精神”。[(5)]
   二、公社“公仆”思想的實踐
  公社建立以后,為了防止“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凌駕于人民群眾之上,規定無論軍官或文職人員都是人民的公仆,并在政治、經濟、司法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從而使這一偉大思想在人類歷史上得以第一次貫徹實施。
  巴黎公社為了防止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給予人民充分管理國家的權利,人民對國家機關人員具有選舉權、監督權、罷免權。列寧曾指出:“只有全體人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徹底進行反官僚主義的斗爭,才能完全戰勝官僚主義”。[(6)]怎樣體現人民管理國家的權利呢?公社給予人民真正的選舉權,并給予最誠懇的指導。中央委員會3月25日在31號公告中指出:“只有從你們中間選出來的,與你們同甘共苦的人,才能最好地為你們服務”,“要提防野心家和向上爬的人”,“要提防言而不行的空談家”,“也要避開財源亨通的闊佬。因為有錢人很少會把工人當作自己的兄弟看待的”,“總之,要挑選真心實意的人,出身平民,堅定、積極、有正義感,公認為正派的人——應當推薦不拉選票的人。真正有價值的人,必定是謙遜禮讓的,這有待于選民知人善任,而毋庸候選人自我引薦”,最后,公告滿懷信心地指出:“你們將創立真正代表人民的機構,能找到永遠不以主子自居的代表人”。[(7)]從巴黎公社選舉的結果來看,3月26日大選中,選出的委員“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者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8)]在實際選出的64名委員中,工人27名,職員8名,知識分子29名。其中第一國際委員約占一半達30名。他們大多數是“真正代表人民”而“不以主子自居”的人。從選舉的過程來看,公社的選舉是民主的、自由的。“這是自由民的一次公開投票選舉,在大廳的門口,沒有警察,也沒有陰謀活動。”“選舉是完全自由的”,[(9)]當時的評論說:“歷史上沒有這種先例,一個臨時政權如此迫不及待要把自己的委任權交到普選產生的代表手中”,“這種作風何等光明磊落,何等正直,何等民主”。[(10)]
  當然,巴黎公社的干部并不全是由選舉產生的,其中還有一些是上級任命的。雖然公社對某些干部有推薦、考核及應急的任命之權,但基本上沒有違反民主精神,都本著德才兼備,選賢任能的精神。馬克思對巴黎公社選拔人才的做法大為贊揚:“從來還沒有在選拔上進行的這樣認真仔細的選舉,也從來沒有這樣充分地代表選舉他們的群眾的代表”[(11)]公社成立時期,一直在巴黎的俄國進步人士拉甫羅夫也贊頌說:“破天荒第一次登上政治舞臺的不是沽名釣譽者,不是空談者,而是勞動的人,真正來自人民的人。”[(12)]
  人民還可以對國家公職人員行使監督權。選舉前,巴黎工人階級組成的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關于選舉的公告就曾指出:“市政議會的委員不斷受輿論的檢查、監督和批評,是可信賴的,對選民負責的,并且隨時可以撤換的”[(13)]。
  國家公職人員受群眾監督的形式是多樣的。如張榜公布行政事務,用以匯報工作,接受監督。及時發表公社記錄(除軍事秘密等內容外),以便征求意見,接受批評。又如,建立群眾來信來訪制度,選民向公社或各報刊投寄信件,提出各種建議、批評,并且成立群眾監督委員會,進而建立群眾來訪制度。《杜歇老爹報》編者寫道:“每天早上和晚上,當杜歇老爹打開他設在印刷館主索爾涅家門前“愛國者投稿”的信箱時,他看到信箱里塞滿了不見底的大疊信件……善良的選民向報紙報導了城市中發生的一切事情,并提出了應該替選民辦的事項”(14)]在公社的報紙上幾乎每天都要刊登工人和國民自衛軍戰士關于各種問題的來信,沒有發表的讀者來信,報紙也在自撰的文章中廣泛地加以利用,有些報紙還開辟了讀者專欄。《社會革命報》有“無產者論壇”,《自由巴黎報》有“勞動者論壇”。來信中,除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外,還對公社頒布的各項法令進行評論。國際支部和群眾團體經常召開一些小型會議和群眾大會,邀請公社委員參加。公社委員也經常到工人俱樂部等群眾團體中去,向人民群眾匯報工作,解釋公社的各項政策措施,同是傾聽群眾意見。
  這些靈活多樣的監督方式,充分反映了公社與廣大群眾的密切聯系。作為一個工人階級的政府,它的智慧、活力的唯一源泉就是人民的監督、推動。公社委員沙·阿木魯說:“不管哪個黨派的議會,它只有常和各種群眾集會取得聯系,了解人民的真正要求,才能真正有力量”[(15)]。
  人民對于不稱職、失職、玩忽職守和違法亂紀的公職人員,有權利罷免。公社在4月19日的《告法國人民書》和其它一些公告中都有明確規定,人民的罷免權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剝奪的。軍事代表克呂澤烈,曾參加鎮壓1848年工人起義,后混進革命隊伍,當選為公社委員,因他總是“躺在他的躺椅上,時而憂悒,時而象訓話似草擬命令和通報,連動手指頭去監督命令的執行都不肯”。[(16)]更為嚴重的是在公社與凡爾賽交戰最激烈的時刻,還睡懶覺,給公社事業帶來巨大損失,公社根據人民群眾的提議,罷免了他軍事代表的職務。公社警察委員皮洛泰爾,由于兩次侵吞被捕犯人錢財而被免職。為此公社發表公告指出:“我們首先是正直的人,每個有不正當行為的人,都要立即撤職。我們是正直的人,我們只想讓正直的人為我們服務。”恩格斯認為,這是“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的‘一個’正確的辦法”[(17)]。
  公社“不但以政治改革,而且以經濟改革來開始其工作的。”[(18)]經濟方面,首先是廢除國家機關的高薪制,提高普通工人的低薪,縮小工資差別。公社建立初期,為了體現平等、民主的原則,防止投機鉆營,謀取私利的行為,在工資制上,進行了大膽的改革。3月31日,公社委員們開會,認真討論了這一問題,委員們表明他們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謀取私利才來革命,而是為了革命的需要,甘心做人民的公仆。最后通過了克雷芒提出公社委員的日薪為15法郎的提案,并在此基礎上擬定了《廢除國家機關高薪法令》。
  4月2日公社頌布的這一法令宣稱:鑒于到目前為止,各國家機關的高級職務,由于支給高薪,是被當作肥缺來鉆營和授予的;鑒于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里,既不應有干俸,也不應該有高薪;為此決定,各公社機關的職員,最高薪金規定為每年6000法郎”[(19)],根據這個法令,公社委員和國民自衛軍總司令的年工資均為6000法郎,中校軍官為3600法郎,少尉為1800法郎。同舊官吏的俸祿相比,公社公職人員的工資微不足道。公社委員的工資只相當于一個熟練工人的工資,在工資待遇上和勞動人民平等,這是公仆意識最充分的表現之一。
  5月19日,公社又通過了關于禁止兼職兼薪的法令。該法令宣稱:“鑒于在公社制度上,每種職務都有一定的報酬,其數額足以維持供職者的生活和操守。……公社決定:禁止一切兼職兼薪;公社公職人員除從事本身工作外應當協助其他方面的工作,但無權另得任何報酬”[(20)]。公社委員泰斯接管郵局時仍然只拿每月450法郎的薪金,而不再領取郵政局長每月500法郎的薪金。[(21)]
  公社在規定最高薪金限額的同時,對一些低工資的工人和學校教員則大幅度的提高其工資,大大縮小工資差別。以郵局為例,原局長的年薪為15000法郎,現降為5000法郎,原郵遞員為800—1000法郎,現提為1400—1600法郎。[(22)]這樣,國家機關公職人員的最高薪金數額同最低工資數額的差距就大大地縮小了。一般相差在4—5倍之間。但這不是平均主義,公社并不否定由于分工不同、工作熟練程度不同,應該有報酬上的差異。以電報局職工工資為例,規定郵遞員年薪為1400—1600法郎,查對員為1600—1700法郎,低級職員為1800法郎,一級職員為2400法郎。[(23)]此外,公社還提倡男女平等。男教員與女教員的薪金相同,年薪均為2000法郎。男助理教員和女助理教員均為1500法郎。公社采取降低高薪,提高低薪,大大縮小工資差別的措施,堵塞了某些人追求升官發財的道路,體現了公職人員人民公仆的精神。
  公社還取消了公職人員的一切特權,以免形成特殊的貴族階層。第二帝國時期的“國家高級官吏可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支付給他們的辦公費,都隨這些官吏的取消而消失了”[(24)]。在一系列取消特權的法令中,制止追求特權,貪圖享受,炫耀身份,鋪張浪費,巧取豪奪等。比如,衙門為維護其森嚴派頭,設有很多哨兵。公社則發出公告,取消了那些“徒然受累”的多余哨兵,“只在郵局、各部和其他公務機關門前才設哨兵”。[(25)]在另一公告中規定,“除騎兵、輜重外,步兵中只允許團長和兩名參謀可備坐騎,任何其他軍官,自作主張備有坐騎者,應將馬匹立即交還軍馬補給處”[(26)]。公社還再三禁止文武官員炫耀虛榮的飾物,“任何軍官佩帶超過自己軍銜的證章,在國民自衛軍正式制服上添加胸鏈或者其他虛榮飾物者,應受紀律處分“[(27)]。公社認為炫耀顯赫地位,最易脫離群眾,因而要求工作人員必須以一個普通勞動者身份出現。4月7日,公社陸軍部致國民軍軍官的信中說:“我們過去是勞動者,今天仍是勞動者,將來也還是勞動者”。這一系列法令的頒布執行,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抵制資產階級追名逐利思想的侵蝕具有重要作用。
  公社采取的一系列經濟措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28)]。
  為了有力地防止國家工作人員官僚化、特殊化,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對執法人員采取了嚴格的措施。如禁止非法逮捕、非法搜查民宅或強行征用物資等等。4月14日頒布的法令中規定,一切逮捕、搜查、征用均按正規手續進行,對于任何侵犯人身自由的不法行為都要追究處理。[(29)]
  公社強調必須依法辦案。4月17日公社為軍事法庭制定了《關于訴訟與刑罚的規定》,對犯人的審判必須嚴格按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要有調查記錄和具體的人證和物證,審判公開,允許被告申訴,最后判決由出庭的全體法官投票決定。新的司法制度,貫徹了一律平等的原則,防止司法人員濫用職權、營私舞弊。列寧稱贊公社的主要措施是從資產階級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民主的明顯表現,它成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橋梁。[(30)]。
   三、公社迅速實踐“公仆”思想的原因
  第一,公社是無產階級的政權,巴黎工人階級在武裝起義的時候,便十分明確地闡明了他們起義的宗旨,是要使無產階級擺脫受剝削、受壓迫、受凌辱的地位,奪取政權,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實行人民當家作主。因而在指導思想上,認為工人的國家,是保證人民利益的工具,不是壓迫人民的機關。在機關工作的人員,不論職務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理應勤勤懇懇地為自己的主人辦事。他們只能由人民選舉,由人民監督,如不稱職,也由人民撤換,而不能有任何政治特權和生活特權。
  第二,在當時的環境下,梯也爾政府企圖絞殺巴黎公社,而且各國資產階級和反動派也十分仇視和企圖撲滅巴黎無產階級的革命烈火。為了喚起廣大人民戰勝內外敵人,與公社同呼吸、共命運,只有建立人民公仆制度,才能有效地團結人民,壯大自己的隊伍,與國內國際敵人進行斗爭。當然,公仆制度并非權宜之計,而是本質屬性的規定。這在公社時期所實行的工資制度上可以得到最好的說明。帝國時期,人們痛恨官僚們的高薪特權,如外交部長年薪為13萬法郎,樞密院委員為10萬法郎,而皇帝本人及家屬更高達3000萬法郎。廣大工農群眾要求建立一個“廉價政府”,針對這一愿望,公社在《告勞動農民書》中說:“巴黎愿意不再有拿取人民3000萬法郎養他的家庭和奴仆的國王;巴黎希望隨著這些龐大的開支的取消,捐稅就大大取消。巴黎希望不再有支薪2萬、3萬和10萬法郎的官職,因為這樣一個人有可能吃掉足夠很多家庭花費的財產”[(31)]。這樣的主張,當然會贏得廣大工農大眾的普遍擁護和支持。
  公社的“公仆”思想,由于歷史的局限,未能把平等與公仆的概念從理論上闡述清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使用這些概念上的本質區別,但憑其樸素的感情,響亮地提出了這些能喚醒法國人民去支持公社的思想和口號,并付諸實踐。只要把大革命與公社的歷史對照一下,兩個不同的階級在同一問題上的區別,還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公社“公仆”思想在歷史上的第一次實踐是一個偉大的創舉。馬克思指出:“英勇的3月18日運動是把人類從階級社會中永遠解放出來的偉大的社會革命的曙光”[(32)]。
  注釋:
  (1)亞·德·柳勃林斯卡婭等《法國史綱》,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79頁。
  (2)《共產黨宣言》,《馬恩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頁,腳注。
  (3)參見《社會契約論》第117頁。
  (4)、(12)、(22)、(23)參見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
  (5)《第一國際史》第1607頁。
  (6)《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19卷第15頁。
  (7)、(10)、(13)、(19)、(25)、(26)、(27)、(29)巴黎公社公告集》。
  (8)、(11)、(17)、(18)、(24)、(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卷,第375頁、第408頁、第334頁、第416頁、第375頁、第335頁。
  (9)、(16)普·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第119頁、第226頁。
  (14)參見阿·莫洛克《公社時期的巴黎工人》,轉自人大1957年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料之四·巴黎公社》,第90頁、93頁。
  (15)阿·阿達莫夫編《巴黎公社史料輯要》,商務1962年版,第138頁。
  (20)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報刊消息摘錄》第433—436頁。
  (21)陳敘平《巴黎公社工資政策的研究》、《世界歷史》,1962年第6期。
  (30)列寧《國家與革命》,3卷,第208頁。
  (31)《巴黎公社會議記錄》,一卷,第193頁。
  (3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8卷,第61頁。
  
  
  
貴州文史叢刊貴陽011-015D3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徐飛19951995 作者:貴州文史叢刊貴陽011-015D3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徐飛19951995
2013-09-10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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