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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的學術思想及實踐——世紀之交中國古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側記
徐中舒的學術思想及實踐——世紀之交中國古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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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K092 [文獻標識碼]E [文章編號]1001-6597(2001)03-0088-07
  中國傳統學術歷經清朝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從清末民初起,涌現出了一大批大師級的學者。他們以淵深的國學根底,融通中西,不僅擘劃了學術研究的新領域,更開創了一種圓融通博且富于個性特征的治學門徑與學術風范,而后者也正是當今學術界歷經了十幾年的曲折后出現的“世紀回眸”熱潮所尤為心儀的核心問題。著名的歷史學家徐中舒先生便是這一大批大師級的學者中的一員。徐先生在長達70年的學術生涯中,以高尚的情操、自強不息的精神和旺盛的學術生命力在歷史學和古文字學等學科領域中辛勤耕耘,奮力開拓,以淵邃非凡的學識和精湛豐碩的成就飲譽當代學林,并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他在漫長學術生涯中形成的獨到而完善的學術思想體系及在此基礎上卓有成效的學術實踐則更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時代特色及頗為鮮明的個性特征。正因為如此,對徐中舒學術思想的淵源、治學門徑與學術特色及其對當代學術界所產生的積極影響等一系列有重要價值的問題進行一番系統的發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礎上初步作一番嘗試性的探索和研究,對于回顧和總結20世紀中國古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古史研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展望未來古史研究的發展大勢,頗有啟發和參考價值。
  一
  徐中舒科學而嚴密的學術思想體系的建立與他的學術傳承和交往有著極為密切的淵源關系。在安慶第一師范和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習期間,曾對日后他從事學術研究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胡遠浚、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李濟、顧頡剛等一代學術大師的治學門徑與學術風范直接或間接地構成了他學術思想的重要來源。與此同時,他與學術界的密切交往及自身長期的學術探索與實踐對其科學而完善的學術思想體系的最終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茲依次述之如下:
  (一)清末桐城學派對他的影響。1898年10月徐中舒出生于安徽懷寧縣(今安慶市)。該地區自清代以來,人文薈萃,學術發達,曾涌現出方苞、劉大kuí@①、姚鼐等一大批在古文義法方面卓有成就的桐城派學者。徐先生在安慶第一師范讀書期間,曾師從晚清桐城古文派大師吳汝綸的弟子胡遠浚。胡在學生中大力提倡桐城派古文,“以復古為革新”(注:“復古”即“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革新”則主張“惟陳言之務去”。參見徐中舒《我的學習之路》,載《文史知識》1987年第6期。),其對徐中舒日后治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徐對韓愈《進學解》“惟陳言之務去”感受頗深,他由此認識到做學問不能蹈襲前人,必須自出新意,方能有所建樹。他后來在史學和古文字學領域內,不墨守前人成規,形成新的研究方法與不斷進取的治學精神,當是根植于這一時期。
  (二)王國維的影響。有人稱王國維是20世紀中國最富創見性的奇才。王在治學方法上最大的特點在于他一方面繼承了乾嘉學派,特別是晚清考據之學的嚴謹學風,熟諳古代文獻典籍與文字音韻之學,另一方面又強調實證,擺脫傳統經史之學的從文獻到文獻的研究方法,重視地下出土的古器物上面的古文字資料,并能夠有機地將這兩方面的材料與學問結合起來治史。他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資料來補證文獻史料。王在《古史新證》的總結中講:“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以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王對二重證據法的運用,成功地開辟了研究商周史的新途徑,在客觀上對其后建立在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與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先秦史學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1](p99)徐中舒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讀研究生期間,尤其對王國維的課興趣更濃。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給予先生印象最深”[2]。他后來研究古史不僅采用這種方法,而且還把它大大發展了,對當代學術界產生過頗為深遠的影響。
  (三)梁啟超的影響。梁啟超被稱為近代歷史上開始對歷史現象作深一層的追究,力求探求歷史演變的原因和線索的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之一。他對封建史學的批判和對所謂“新史學”即“人類進化公理”的主張,雖然都沒有能夠說出本質的問題,但在當時的史學領域里可以說是比較新的思想。其所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是其多年研究歷史的治學積累,不愧是中國近代史學名著。在這部著作中,梁啟超涉獵東西方史學著作,結合中國史學的過去和現狀,系統整理,條分縷析,言簡意賅,有理論,有方法,有例證,有判斷,其中很多治學經驗,至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徐中舒在清華研究院讀研究生期間,梁啟超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徐對梁啟超的課頗感興趣。耳聞目睹再加上自己親身的學術實踐,徐在古史研究中形成了獨到而完善的治學門徑,尤其對文獻具有精深的造詣,重視史料的收集且善于鑒別辨析,得心應手地駕馭和利用,可以說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梁啟超的言傳身教有密切聯系。
  (四)陳寅恪、李濟的影響。徐在清華研究院讀書期間雖未直接授業于陳寅恪,但在日后學術交往過程中,陳的治學原則和方法也對徐治學產生過重要的影響。“陳寅恪先生終其一生,始終堅持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治學原則,同時在其學術研究中創造性地提出和運用了一系列現代研究方法”[3](p200),在史料學或對“民族文化之史”的論述,都具有相當開闊的看法。他在詩文方面也卓有成就。徐在研究古史過程中,往往能直接或間接地繼承以至吸收陳的治學方法。徐早期的著作《木蘭歌再考》(刊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東方雜志》1925年第22卷第14號)、《〈木蘭歌再考〉補編》(刊《東方雜志》1926年第23卷第11號)、《古詩十九首考》(刊《立達季刊》1927年第1期,廣州《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6卷第25期重載)、《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刊《東方雜志》1927年第24卷第18號)、《豳風說——兼論〈詩經〉為魯國師工歌之底本》(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1936年)、《論〈豳風〉應為魯詩——兼論〈七月〉詩中所見的生產關系》(與常正光合撰,刊《歷史教學》1986年第4期)等皆為采用以文證史的方法,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系列創新見解的名篇。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一文從陶淵明的寓言聯系到西晉末年的屯聚烏堡,無獨有偶,徐中舒則結合先秦時期的歷史事實指出,陶淵明《桃花源記》記述晉太元中(公元376-396年)武陵漁人進入的桃花源應該是客觀存在著的事實,不是虛構的烏托邦,而是村社共同體存在時期的某些客觀事實的反映。[4]雖所作結論不同,但研究方法卻有異曲同工之處。
  李濟曾經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任講師,給徐講授人類學、考古學。徐日后研究古史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常以考古資料與文獻材料相結合,再參以邊地后進民族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互證”[5],這種多重證據法的運用不能不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李濟的啟發。
  (五)顧頡剛的影響。顧頡剛是現代歷史上著名的歷史學家,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顧和徐所處時代大體相同,兩人很早就有過較為密切的學術交往。顧對于古史研究的最杰出的成就即在疑古辨偽思想的基礎上,否定了戰國以來由經書所載的古史系統,并以考證的方式辨析了舊的古史系統的形成過程,從而提出了被時人稱為“精當絕倫”(注:錢玄同語,參見錢玄同復顧頡剛的函,刊《努力》增刊《讀書雜志》第9期,1923年6月10日。)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這一學說的提出,在中國辨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徐在學術研究中受顧疑古思想影響頗深。他在為唐嘉弘《先秦史新探》一書撰寫序言時指出,“先秦史的研究,從西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以后,即已提到日程上,當時更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在繼承秦代大一統政局下,如何更有效地適應暴秦和楚漢戰爭之后的現實條件,建立一整套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來為漢帝國服務。當然也對先秦典章制度進行了一些清理和總結。正如我的老友顧頡剛教授在他寫的《漢代學術史略》(后更名為《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中所論述的,秦漢知識分子為我所用地排列出了一個先秦歷史系統和序列……可惜,先秦歷史卻被他們以訛傳訛,造成極大混亂,謬種流傳,兩千年來一直未能肅清”。由此可見,徐中舒的古史觀在諸多方面同顧頡剛早年提出的“層累的造成的古史”觀頗為吻合,與此同時,顧的疑古思想及研究歷史之批判的科學方法也多為徐所借鑒。
  二
  徐中舒在直接或間接地繼承和借鑒了胡遠浚、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李濟、顧頡剛等學術思想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學術探索與實踐,不斷加以融通和創新,形成了自己獨到完善的學術思想體系,并對當代學術界產生了頗多積極的影響。
  (一)無征不信、科學批判的思想。乾嘉學派治學講求實事求是,論學立說,注重佐證,反對穿鑿附會。清人錢大昕即曾講過:“穿鑿附會,自出新意而不衷于古,其失也妄。”[6]戴震更明確指出,“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訛傳謬也”[7]。他還進一步解釋說:“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訛傳謬者,所據之經非其本經”[7]。具體而論,對于古史研究來說,更應講求證據,做到無征不信。
  眾所周知,先秦時期史料頗為缺乏。早在春秋時期,杰出的思想家孔子即曾慨嘆夏、商時期文獻不足:“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也。”[8]正因為此,極度貧乏且又頗需進一步辨析的史料對于古史研究來說就顯得頗為重要。梁啟超對此曾有過論述:“史料之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9](p40)“時代愈遠,則遺失史料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9](p41)。徐中舒對此領會更深。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曾撰寫《商周史料考訂大綱》作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授課的講義。他還曾著文指出,“史之良窳率以史料為準,史家不能無史料而為史,猶巧婦不能無米而為炊”[10]。徐檢討殷、周之際歷史,即善于“據新舊史料而為抉擇,貫串,證明之”[10]。先生將紙上史料與地下史料相互證明,故所作結論多信而有征且富有新意。
  徐不僅重視史料之收集,而且還善于借鑒乾嘉學派科學批判的方法,對各種真偽史料進行科學的爬梳整理和條分縷析,故所作結論多以堅實可靠的史料作為支持,從而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非常贊賞清代乾嘉學派學者在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他們“對于澄清漢、唐以來的偽先秦史謬誤作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微觀研究頗能揭露歷史實際,堪稱獨步千古。可以說,他們已經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了批判的科學方法”。[11]他在《夜郎史跡初探》一文,考訂出《后漢書·西南夷列傳》關于滇王的記載存在著析一為二的嚴重錯位。他認為,莊豪與滇王莊qiāo@②本是一人,而范氏不察,強為分別,于是莊豪滇王之外,又有一莊qiāo@②之后的滇王。尤有甚者,更于滇王下系以“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之說,一錯再錯。徐指出,豪原為蠻夷酋長強大有政而未受王朝封號者的統稱。[12]從音韻學考察,豪、qiāo@②古同在幽部,qiāo@②即豪之音轉。“先生之見,前無古人有知,連乾嘉學派巨著《二十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及《二十二史札記》均無論及”[13]。正因為此,徐中舒對諸多歷史問題的考察均建立在堅實可靠的史料基礎上,創新見解也往往破壁而出。
  (二)古史多重證法。歷史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涉及的方面至為廣泛。它與文學、哲學、文獻學、考古學、文字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學科都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14]在古史研究的方法上,徐中舒不但繼承了王國維首倡的古史二重證據法,并且還在此基礎上將其發展為古史多重證據法。他在古史研究過程中,經常使用相關學科的豐富資料及研究成果,其大量論著本身就是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尤其由于近代文化人類學的長足進展,“用邊裔民族的資料闡發古代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同樣成為研究古代歷史的重要途徑”[15]。他說:“我們認為要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先秦史的研究有所突破,求得先秦歷史實際及其規律,要徹底的平反漢代的先秦偽史,要在世界漢學熱潮中居于領先地位,治史方法應該有所改進。傳統的專治文獻的方法,顯然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必須將寶貴的大量的考古出土材料加以充分利用,并和文獻資料結合起來,同時作為‘社會活化石’的現存民族的調查以及民族史志,也應予以重視,這些都是十分有用的參考資料。”[11]徐在研究古史時往往將歷史文獻記載與考古學材料加以印證,并進一步聯系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以及落后民族相同階段的情況進行比較,尤其注意從二十四史的“四夷傳”中擷取大量材料,同時對有關學科進行綜合性的研究,重視一些邊緣學科的討論。他和唐嘉弘合撰的《論殷周的外服制——關于中國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分期問題》(載《人文雜志》增刊《先秦史論文集》,1982年)即將殷代四服制同遼代指定服役制度進行比較研究,從而使這一頗為令學術界棘手的問題迎刃而解。徐的《論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對中國古代村社共同體的初步研究》(載《四川大學學報》1978年第1期)把視野擴展到整個西南地區,對一般人弄不清楚的洞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釋,認為洞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村公社,從古代一直延續到明清。“由于理論事實兼備,說服力強,解決了學術上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西南地區一些民族史工作者認為,這是創造性的收獲和發現”[13]。徐對古史多重證據法的倡導和嫻熟的運用,是古史研究方法論方面的重大突破,它“無疑會有助于體現歷史本身的完整性,使理論基礎更堅實,說服力更強,并進一步提高了古史研究的科學性”[2]。
  (三)博涉與專精相結合的治學原則。博涉之學是我國傳統的讀書治學方法。清代乾嘉學者更是“以博學為先”[16]。因為考據學涉及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地理、名物、典制、樂律、金石、職官以及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等學,它們之間相互關聯,交叉運用,非博學多識,則很難達到目的。先秦古史的研究同樣如此。因此,徐中舒研究古史非常強調博學,他不僅在文學、文字學方面具有精湛的修養,而且還能夠嫻熟地運用考古學、民族學、社會學、文獻學、工藝學乃至古代自然科學等諸多學科領域的知識,充分注意到諸多學科知識之間的聯系,故徐中舒古史研究的范圍頗為廣泛。其所著《耒耜考》(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農業考古》1982年第1、2期重刊)、《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弋射與弩之溯源及關于此類名物之考釋》(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4分,1933年)、《古代灌溉工程源起考》(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2分,1935年)等文,往往既有史料之論證,又有科學原理之闡發,均充分反映了徐先生博學多識,不囿一隅,古今貫通的治學原則。
  徐中舒研究古史和古代學者一樣,也并非一味地嗜博求多,而是在此基礎上更求專精。他曾強調做學問“切忌在學習之始就把基礎學習的面鋪得過寬過大,盲目地去追求所謂的博。反造成學習重點不突出,知識不系統,不扎實,精力分散,結果是事倍功半,甚而一事無成,造成時間精力的極大浪費”[15]。綜觀徐中舒的學術研究成果,不難發現,其主要集中在先秦史、明清史和古文字學等學科,這充分體現了他在讀書治學過程中始終將博涉與專精的讀書治學原則有機地結合起來,并使二者達到協調與統一。
  三
  徐中舒的學術思想及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20世紀中國古史研究發展軌跡的一個側面。因此,深入研究徐中舒的學術思想對于我們回顧和總結20世紀中國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存在的若干突出問題,展望未來中國古史研究的發展大勢頗有啟發和參考價值。
  20世紀的中國古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突破性成就。王國維古史研究的“二重證據法”的運用,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的提出,對于古史研究的方法的更新及創立科學的先秦史研究方法與先秦史料學,無疑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隨著殷墟發掘工作的陸續展開,田野考古學真正成為廣義歷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新的地下資料的發掘為古史研究開辟了更為廣闊的前景。董作賓貞人說及甲骨文斷代10項標準的提出,胡厚宣對甲骨文和殷商史的研究均具有開拓之功,不僅為以后的商史研究奠定了基礎[17],而且標志著古史研究進入了一個通過田野考古發掘獲取新史料以及對新史料進行縝密的、科學的分析的新階段。在該階段中國社會史研究開始興起,其中對中國是否經過奴隸制階段及亞細亞生產方式等重要理論性問題的論戰,一直持續到新中國成立后,迄今仍為學術界高度重視。
  新中國建立后,古史研究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重視。除去“文革”十年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擾,古史研究無法正常進行外,中國古史學界集中討論了古史分期問題,后來相繼出版了不少通史性著作。與此同時,顧頡剛對《資治通鑒》、二十四史的點校,尤其對《尚書》的整理與研究,把校勘、訓釋、譯述、考證有機地結合起來,體現了《尚書》整理的新水平,對商周史的研究作出了新貢獻。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第一部全面系統總結1899年以后甲骨文發現、研究的成果,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甲骨文綜合性論著。由郭沫若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的甲骨學集大成之作《甲骨文合集》,“對八十年來甲骨學資料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理和總結,從而推動了對龜冊骨書、語言文字、商代社會歷史和整個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意義非常重大”[18](p15)。此外,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制度》、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楊寬《戰國史》、金景芳《中國奴隸社會史》、趙光賢《周代社會辨析》、孫作云《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及王玉哲《中國上古史綱》等一大批高水平學術著作的陸續出版,標志著中國古史研究隊伍和機構逐步擴大,中青年學者繼往開來,學術研究日趨活躍,一批學術新人脫穎而出,一些專題性研究的古史專著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從而不斷推動中國古史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
  然而實事求是地講,目前的古史研究也存在若干突出的問題。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古史研究同其它學科的研究一樣,應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必須反對“極其混亂和武斷的見解”,而應“為一種極其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所代替”[19](p443)。恩格斯也曾說:“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20](p118)。這告訴我們,古史研究必需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并注意對材料進行科學的批判。總之,古史研究應當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我國古代作史,一向有著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古人稱司馬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21]司馬遷作《五帝本紀》時即深感材料不足,認為“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22]。在此種情況下,他根據其所掌握的材料,“擇其言尤雅者”[22]并輔之以親身的實地調查,勉強編寫出《五帝本紀》。司馬遷的本意是試圖提供一些較為可靠的線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線索,供后人作實事求是的分析。司馬遷的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顯然是可取的。20世紀20年代,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學者自覺運用科學批判的方法,給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史學體系以致命的打擊,這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確有劃時代的意義。然而近年來古史研究中卻存在一種流弊。有的以“古史專家”或“歷史地理學家“自詡的所謂“名學者”,抱著將中國古代文明史極力向前拉的一腔“愛國熱忱”,連司馬遷都不相信的遠古時代的傳說人物,一概視為可靠的歷史人物,對其族屬、地望、世系、年代重新定位,并用大量晚出的甚至毫不相涉的材料去附會古史,輕易武斷地提出黃帝、堯、舜、禹為女人,古秦、楚同源,夏族源于雅魯藏布江等奇談怪論。梁啟超在論述史家的“四長”時曾將史家最常犯的毛病歸納為夸大、附會、武斷三種。[9](p157~159)以上三種毛病不僅以上那些同史學隔行如隔山的“名學者”容易犯,在學風浮躁的今天,在許多專業史學工作者身上也有體現。有的學者讀到《史記·秦本紀》“女華生大費”,便斷言:“大費在今山東費縣。”讀到《詩·商頌·長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就斷言“此時的海外,說不定就是遼東或朝鮮半島”。更有學者無視已有的文獻和考古材料,提出“禹都陽城即濮陽”,或武斷地講,“周公奔楚即周公居東,周公東征”。凡此均表明,目前的古史研究中的確尚存在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嚴肅態度。
  (二)治史方法過于單一。自從王國維倡導二重證據法之后,徐中舒自覺采用古史多重證法,將已有的文獻材料和考古材料以及作為人類歷史活化石的民族學材料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大大提高了古史研究的科學性。然而就目前古史學界的研究狀況看,這種古文多重證法并未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有的考古工作者或根本不相信文獻記載,認為只有考古材料才是真實可信的,或對晚出的文獻材料不進行一番科學的分析,隨便拿出亂用,憑想象地拿《禹貢》解釋夏史,用《商頌》論證商史,用《周禮》解釋西周時期的制度,用《管子》去套春秋時期的社會。與此相反,有的古史工作者則始終未能擺脫傳統的從文獻到文獻的治史方法,甚或認為考古資料為啞材料,無法深入研究,或不顧考古發現的客觀實際與古文字學的研究成果,不借鑒文化人類學、歷史地理學等新興學科的方法理論,執著于古史舊說,未敢向前邁出一步。如西周青銅器銘文資料表明,周初對齊、魯、燕的分封當在周公東征之后的成王之世,有的學者由于對《史記·周本紀》及諸世家的記載深信不疑,或用徙封之說去加以附會,更有甚者則從根本上否定青銅器銘文的真實可靠性。如此由于人為地割裂古文獻資料和考古學資料之間的有機聯系,因而往往容易將復雜的歷史問題簡單化,從而大大降低了古史研究的科學性。
  (三)研究領域過于狹窄。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古史學界集中討論了一些理論性問題,與此同時,古史研究也多集中于古史分期、亞細亞生產方式、土地制度與階級關系等幾個狹窄的領域內,古史研究過程中重宏觀研究忽略微觀研究的不良傾向一直影響至今。就20世紀80年代以來古史研究的情況看,雖然中國文明起源、夏商周斷代等問題以及作為古史分支學科的先秦禮俗史、民族史、社會史的研究已開始引起古史學界的重視,但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其中諸多問題的研究才剛剛起步,且存在眾多薄弱之處。同時還有更多研究領域如先秦科技史、災害史、交通史、人口史等則幾為空白,有待古史專家去積極地開拓。
  20世紀已經成為歷史,新的世紀已經來臨。在回顧20世紀中國古史研究的發展道路的基礎上,探索新世紀中國古史研究的走向,這是眾多歷史學家所共同關心并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在此略陳管見,分別述之如下:
  (一)微觀研究更應受到重視。長期以來由于古史研究過程中形成的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的不良傾向,加上治史研究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嚴肅態度,古史學界對先秦史領域中諸多微觀問題并未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從史料分析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領會,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徐中舒曾指出,“如果能夠把每一個局部的歷史問題加以研究解決,一個全面的科學的古史體系才能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并一再強調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二者并重,結合起來是十分必要的”。[23]尤其隨著考古學不斷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大量新材料的出土不斷豐富著頗為貧乏的古史資料,在此基礎上古史專家倒真應回過頭來冷靜地思考和分析一些具體而細微的歷史問題,扎扎實實地做一些基礎性工作,必要的辨偽、考證工作應繼續深入地進行下去,從而為建構起全新的古史體系作出貢獻。
  (二)重視學科間的聯系,積極借鑒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論。古史研究要想獲得突破性的進展,傳統的從文獻到文獻的治史方法早在20世紀初就已為王國維、徐中舒等所摒棄。目前,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學科之間的交叉、滲透已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學術發展趨勢。一方面,在諸多傳統學科母體中不斷誕生出一些新型的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新型分支學科群的出現,使得人們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分工越來越細。中國古史學科同樣面臨著這樣一種趨勢。如在傳統古史學科基礎上誕生的甲骨學則將研究范圍集中在甲骨文與殷商史這一領域。然從另一方面看,各學科之間的固有的千絲萬縷的關系,又促使古史專家應對與歷史學相關的其它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論給予高度重視。因此,未來的中國古史研究將不再僅僅是古史專家、考古學家及人類學家的“專利”。不同學科的專家直接或間接參與中國的古史研究,不僅將大大提高中國古史研究的科學性,同時也預示著傳統的古史學科理論體系將發生重大的變化。
  (三)積極拓寬中國古史研究的新領域。隨著古史研究過程中多學科交叉方法的運用,積極拓寬中國古史研究的領域已成為當務之急。歷史學家陳高華指出:“史學既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又要受社會政治、經濟的制約和影響。史學只有關注社會,與社會的發展同步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陳先生還說:“當前,全國人民正在意氣風發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的中心任務。史學工作者應關心現代化建設,從中得到啟示,積極開拓新的研究領域。”[24]21世紀的中國古史研究也面臨著這一問題。陳先生具體指出應不斷加強對海洋開發史、災害史、生態環境變遷的研究。[24]這表明21世紀中國古史研究將會面臨眾多嶄新的研究領域。尤其是黨中央、國務院吹響了實施西部大開發的號角,這一偉大的戰略決策同樣給古史專家帶來了許多有意義的新課題。與古史研究相關的西部交通史、西部民族史、西北災荒史、西北軍事史、西部人口史等課題的研究將隨之提上日程,前景頗為廣闊。這對廣大的史學工作者來說,既是一頗為難逢的有利機遇,同時也是責無旁貸的歷史重任。
  [收稿日期]2001-04-20
《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桂林88~94K1歷史學周書燦20012001著名歷史學家徐中舒直接或間接地繼承了清末桐城學派及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李濟、顧頡剛等一代學術大師的治學門徑與學術風范,在漫長的學術探索和實踐過程中,兼收并蓄,建立起了獨到而完善的學術思想體系,并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深入研究徐中舒的學術思想對回顧和總結20世紀中國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古史研究中存在的若干突出問題,展望未來古史研究的發展大勢,頗有啟發和參考價值。20世紀中國的古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重大成就,然目前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問題。其主要表現為: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批判態度,治史方法過于單一,研究領域過于狹窄等。21世紀的中國古史研究將會呈現出如是發展大勢:微觀研究將受到普遍重視;重視學科間的聯系,積極吸收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借鑒相關學科的方法和理論;積極拓寬中國古史研究的新領域。徐中舒/學術淵源/思想體系/學術實踐/古史研究/成就周書燦(1967-),男,河南新鄉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河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作者:《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桂林88~94K1歷史學周書燦20012001著名歷史學家徐中舒直接或間接地繼承了清末桐城學派及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李濟、顧頡剛等一代學術大師的治學門徑與學術風范,在漫長的學術探索和實踐過程中,兼收并蓄,建立起了獨到而完善的學術思想體系,并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深入研究徐中舒的學術思想對回顧和總結20世紀中國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古史研究中存在的若干突出問題,展望未來古史研究的發展大勢,頗有啟發和參考價值。20世紀中國的古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重大成就,然目前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問題。其主要表現為: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批判態度,治史方法過于單一,研究領域過于狹窄等。21世紀的中國古史研究將會呈現出如是發展大勢:微觀研究將受到普遍重視;重視學科間的聯系,積極吸收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借鑒相關學科的方法和理論;積極拓寬中國古史研究的新領域。徐中舒/學術淵源/思想體系/學術實踐/古史研究/成就
2013-09-10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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