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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與納粹主義的興起
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與納粹主義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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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粹主義的興起,人們多用它的“社會主義”對中下層民眾的吸引力、欺騙和脅迫手法、權勢集團的扶持來解釋。這無疑是必要的。但希特勒曾明確地稱他的世界觀是“民族世界觀”。他對黨綱中的“社會主義”也作民族主義的解釋。而納粹的“民族主義”,又是大德意志民族極端主義、沙文主義、種族主義、反猶主義等等的混合物。因此在考察納粹主義興起的根源時,要重視近代以來德意志民族主義、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一些特點。它們是納粹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根源和肥沃土地。
  德意志的民族思想和民族特性(volkstшn )在十九世紀以前就已經產生,但是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只能從共同的語言、文化、歷史(尤其是古代日爾曼人的英雄故事)來表達,被稱為“文化民族主義”。沒有共同的經濟生活,也遲遲沒能在政治上建立起統一的民族國家。德國的完整意義上的民族運動的發展相對比較晚,是在反對拿破倫戰爭中才開始的。德國歷史學家梅尼克說:德國的“完整意義上的民族運動,……可以說最初是在外國統治和解放戰爭之后才開始的。”
  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形成和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對于德意志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建立統一民族國家,實現民族的經濟和社會進步并貢獻于世界文明,是具有巨大的積極意義的。然而德意志民族的獨特歷史發展,也給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思想和文化打上了烙印,使之雜有大德意志民族極端主義、民族優越論、種族主義、以及崇尚權力和專制等因素。德國民族任務遲遲未能實現,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使自由和民主不得不讓經常位于更為迫切的民族獨立和統一的任務,對德意志民族主義和民族傳統的過分頌揚與對專制主義的膜拜服從就結合起來。早在德意志古典文化民族主義時期,德意志的民族思想就是一方面具有反對封建專制的愿望,并頌揚世界主義,另一方面又受普魯士專制主義和所謂“普魯士精神”的影響,對專制制度表示服從,而缺乏獨立的反抗行動。到德意志政治民族主義運動興起時期,具有極大的影響的浪漫主義思潮的民族觀念中,更一反古典文化民族主義對世界主義的頌揚、對各民族平等友愛的向往和對民族沙文主義的否定,在強調德意志的民族特性、頌揚民族精神、爭取德意志的民族統一的同時,混雜了狹隘的德意志民族至上主義、甚至種族主義和反猶思想。浪漫主義者把民族(volk)一詞解釋為一種與血緣、遺傳和土地相聯系的概念和人的“固有的本性”。他們歌頌大自然和鄉土及扎根于其間的德意志人,而猶太人則被描繪成敵人。他們企圖避免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弊病,保持德意志人往昔的行會等級制度和農村田園式的生活。他們的觀念中往往有一種對中世紀的回歸的探索,說中世紀是“一切社會的榜樣”,并傾揚君主和君主制度,偏重于強調民族權利,而忽視甚至敵視自由和民主原則,反對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而趨向保守。他們的思想中還混雜著中世紀德意志大一統的思想,以及歌頌暴力,美化戰爭。
  19世紀上半期的德意志民族主義運動領袖(如阿恩特,弗里特,雅恩等)和思想家,就受此影響。在他們號召德意志人民反對外族侵略的同時,就存在著大德意志主義(其中包含復活了的中世紀的德意志大一統的思想)、德意志民族救世主義、文化上的排外主義、政治思想上的反自由主義。他們鼓吹德意志是未來的新人類,德意志人不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要成為世界的霸主,建立世界新秩序;他們崇尚暴力,鄙視國際和平,推崇所謂民族血統的純潔性,仇恨法國人和猶太人等。例如,阿恩特一方面要求人們熱愛祖國,維護民族性,結成恢復自信的德意志共同體,同時他又相信德意志人是被選中的大陸和近代歷史的中心。他主張把以前曾屬于神圣羅馬帝國的一些民族都并入德意志。又如,對當時和以后都有重要影響的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曾發表《告日耳曼民族書》,號召反對外來的壓迫,頗有影響。但他認為德意志民族就是最完美地代表整個人類的“原始民族”,必須把這個“原始民族”教育成為真正的共同體,從而形成一個作為人類理性王國核心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同時把拉丁民族和猶太人都看成是腐朽種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有中興的可能,只有在他們的影響下,歷史才能展開一個新紀元。這個新紀元將反映宇宙的法則,由一批為數不多的社會精華來領導。卡爾·艾利希·博恩等就此評論說:“由于民族感情突然爆發,由于在政治方面所受教育不夠和經驗不足的德意志人驀地面臨自我放棄或進行艱苦斗爭的決擇,因此存在一種過頭的危險,一種要求超越解放范圍去消滅敵人和擴張本國勢力的民族主義的危險。事實上費希特和阿恩特所抱的德意志人優于其他所有民族的信念就是令人担心的自視過高的證明。”
  比費希特稍晚,但影響甚至更大的黑格爾的思想,也有類似特點。他把國家看作是“世界精神”的最高體現,是絕對的永恒合理的東西,是一個民族生活的基礎和核心。他鼓吹普魯士國家的優越性,并說在每一個歷史時代,世界精神只選擇一個民族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而且只有德意志民族才是世界精神“最后選中”的、最優秀的民族,“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他蔑視斯拉夫民族,鼓吹民族和種族的不平等。他還頌揚戰爭,說戰爭有利于國家這個“倫理有機體”的健康,而長期的和平則會使國家腐化墮落。
  這些德意志民族運動和思想文化的領袖人物的思想和主張中包含的這些因素,成為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中的這類因素的重要源頭和最初表現形態,對德意志民族思想和民族性格特點的形成和長遠發展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當1848年德意志統一運動時,這種精神又表現出來。當年聚集于法蘭克福議會的德意志“民族代表”們,對普魯士專制君主頂禮膜拜,對其他民族的權利卻無比蔑視,充滿強烈的大德意志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精神。例如,它通過一份報告,要求奧地利強迫當時在其統治下的斯拉夫民族派代表參加法蘭克福議會,對捷克民族主義者拒絕派代表來參加議會感到震驚。一位代表宣稱波希米亞“是德意志的固有領土”。此時已是年高德劭的阿恩特說:“如果我們把平等的生活權利給予每一個小的個體,那又把我們擺在哪里呢?”他們一致要求對捷克民族主義運動實行武力鎮壓。他們強烈反對丹麥合并石勒蘇益格,支持普魯士征討丹麥。他們也反對當時波蘭的民族運動,支持普魯士對波蘭領土的兼并。一位名叫威廉·約爾丹的代表在議會發表演說,要求“執行一種健全的民族利己主義政策”,鼓吹“我們的權利就是強者的權利,征服者的權利”,“德意志在波蘭征服的土地是自然的需要”。泛德意志主義者戴姆伯爵在議會演說中,鼓吹德意志人有建立一個有七千萬甚至一億人口的“中歐龐大國家”的使命,因為德意志人是整個中歐的精華。這個國家將要武裝起來,與東西方抗衡,成為地球上最偉大最強盛的國家。
  這類思想,在德國實現統一之后進一步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狂暴程度。由于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1848年爭取民主的統一的努力遭到失敗。德國統一是在普魯士領導下以“鐵和血”的方式在“小德意志”的框架中實現的,而這又更加強了對強權和武力的崇拜,普魯士精神滲透和彌漫到全德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德國統一后的迅猛發展和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加強了德國人的民族優越感,加之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迅猛推進,既造成新的社會矛盾,也激起對日益廣大的世界市場的渴望,形成重新劃分世界勢力范圍的強烈要求。為此統治階級有意識地推動大德意志主義、民族沙文主義、強權主義等情緒。所有這些,促使德意志民族精神中的那些原已存在的這些因素進一步膨脹。梅尼克論述德國統一后的這種發展時說:“民族的自我主義和權力國家的觀念”“愈來愈壓倒了世界公民——人道主義的成分”。“從歌德時代所生長起來的那種自由的人道主義文化,遭到了民族思想的狹隘化和僵硬化的威脅。”
  “大德意志”民族極端主義仍是許多人的理想。早在1871年就有人批評說,俾斯麥的帝國是一個不完整的民族國家,它“必須保持在下一次有利的時機將那些還留在外面的德意志民族居住的地區納入其中的權利”。大德意志主義的膨脹,最突出的表現是十九世紀末泛德意志同盟的成立。泛德意志同盟重新拿起當初阿恩特等人的主張,要求把所有的德意志種族兄弟都納入帝國,并對在這些地區的非德意志人實行德意志化。在它看來,少數民族是對國家的一種“致命危險”,必須加以強制同化。它宣傳德意志民族“缺少空間”,必須擴張,建立大德意志。它提出“普魯士以國王為首,德意志以普魯士為首,全世界以德國為首”的德意志民族極端主義、沙文主義口號。于是它成為德國進行對外侵略擴張和領土兼并的最為狂熱的鼓吹者。
  德意志民族極端主義與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互相滲透,難解難分。從以下幾例可以管中窺豹。中學教師德·拉加爾德(晚年成為大學教授)發表《德意志文集》和其他著作,主張振奮民族精神,樹立德意志人的信仰,達到民族的真正統一。但他主張以中世紀的行會制度與德意志民族精神相結合,譴責主張現代化、民主以及社會改革的力量,說猶太人是一切領域中的敵人,要象消滅細菌那樣加以消滅。他還主張德意志人移民波希米亞、斯洛伐克、匈牙利、加利西亞等地,打敗俄國,奪取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廣大領土,讓德意志人來居住,趕走那里的猶太人。比他略晚的尤利烏斯·朗格貝恩,主張反猶主義,對于外來的猶太人或“現代下層的猶太人”,要象對待瘟疫一樣加以消滅以免污染民族的血液。他說“德國是屬于德意志人的。一個猶太人不能變成一個德意志人,如同一棵桃樹不可能變成蘋果樹一樣。”他主張查清人們的祖宗世系作為授予其德國國藉的條件。他們在民族的名義下提出反猶,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結合在一起。
  不少文學作品歌頌和美化德意志人,極力丑化猶太人。德國文學家弗賴伊塔格出版于1855年的小說《借方與貸方》,作家拉貝發表于1863年的小說《餓牧師》,作家格德舍爾在1868年發表的小說《比亞里茨》,波倫茨于1895年發表的小說《農民箍桶匠》等,都頌揚德意志人忠誠勤勞,而猶太人則被描寫成貪婪陰險狡詐,是工業化進程中人們遭受的種種不幸的罪惡之源。還有的文學作品宣揚一種德意志民族救世主義。如1861年,著名詩人蓋貝爾寫出了“世界很可能由于德意志精神而再次得救”的詩句,英國學者卡斯頓指出:“認為德意志人優于其他民族的信念在文學界特別強烈。”
  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在其他方面人士中也相當廣泛。1873年,記者威廉·馬爾出版一本“從非宗教觀點來看猶太人戰勝德意志人”的書,在六年內出了十二版。他還建立了一個“反猶太人同盟”,主張用嚴格的立法手段來制止“猶太主義進一步取代德意志主義”。一位名叫阿道夫·施特克的宮庭牧師大力鼓吹反猶主義,把證券交易所說成是“猶太人的廟堂”。他要向人們“揭示其不幸的根源,即金融權力、貪財的欲望和證券交易所”,使人們了解“在猶太人手下掙扎著的農民和工匠的悲嘆”。他主張“向猶太人宣戰,直至取得最后的勝利”。馬爾堡的奧托·伯克爾,曾當選為馬爾堡國會議員,同樣也把猶太人說成是資本主義發展而給中下層階層造成的苦難的根源,散布猶太人要統治世界的神話,說只有剝奪猶太人的一切財富,農民才能過上好日子。這一戰爭打勝了,民族才真正有前途。他宣稱:“德國人民通過反猶太主義,將再次認識自己是一個反對猶太種族的德意志種族。”
  十九世紀末,由于達爾文的理論和人類學的新成就,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德國發展起來。法國人戈平瑙的主張雅利安人種族優越、應該統治世界的種族主義和英國人豪斯頓·張伯倫的種族主義在德國廣為傳播,成為德意志種族優越論、民族沙文主義思想的新的組成部分。1894年,在戈平瑙逝世十多年后,舍曼在德國成立戈平瑙協會,協會還得到著名音樂家里夏德·瓦格納等人的支持,并與泛德意志協會保持密切聯系,使戈平瑙的種族理論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張伯倫則以1899年以德文出版的《十九世紀的基礎》而著稱。他用達爾文主義來解釋種族主義,用種族主義來解釋歷史。他說:在創造文化方面,“正是條頓血統,而且僅僅是條頓血統……形成推動力和提供力量”。“要不是條頓人,全世界就會籠罩著永恒的黑夜”。在條頓人中,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賦的,因此他們有權做世界的主人,“上帝今天完全指望日耳曼人”。他強烈地主張反猶主義,主張日爾曼人同猶太人進行殊死斗爭。這本書風靡德國,多次再版,影響很大。德皇威廉二世就是其最熱情的讀者之一,說“上帝把你的書送給了德國人民,把你送給了我”。頗具意味的是,戈平瑙和張伯倫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反而沒有受到如此的歡迎。種族主義的種子在德國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德國一些大資產者鼓勵了種族主義。例如,1900年,工業家克虜伯出錢組織有獎競賽,要求參賽者的論文把達爾文主義的原理應用到德國國內發展和國家立法上來。獲獎者中不乏日耳曼種族優越論者,如獲獎者有一位名叫路德希·沃爾特曼者,就認為日耳曼人是人類最優秀的民族。他著有《政治人類學》一書,認為主宰的民族應該為了自身的發展而奴役別的民族,北歐種族負有統治世界的天命。他還提出,社會的階級結構應該被一種以種族為一切出發點的社會結構所代替。在這里我們仿佛看到了納粹“民族共同體”的影子。
  一些思想文化教育界的“大人物”也支持和鼓吹德意志民族極端主義、種族優越論,反猶主義,強權主義等思想。大名鼎鼎的歐根·杜林教授從種族立場出發研究猶太人問題,于1888年發表《猶太人問題》一書。他主張對猶太人不能姑息養奸,說只有北歐人的上帝才能指引德意志民族走向勝利,而猶太人的唯物主義是與德意志精神格格不入的,德意志人只有加強種族實力才能戰勝外來的侵略者。還說從政府機關、企業和金融界把猶太人這一“無比低劣的種族”趕出去乃是一個有關“種族榮譽”的問題。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歷史學家海因里希·馮·特賴奇克在《十九世紀德意志史》中,鼓吹“如果強者壓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種無可非議的生存竟爭的規律”,頌揚“普魯士的軍事榮譽是一顆明珠”,傳播下述觀點:國家意味著權力,這種權力必須由一支組織良好的軍隊來體現。他歌頌戰爭是人類最高尚的行為,取消戰爭“就等于打碎人類的天性”,會“造成人類靈魂的許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縮”,并認為戰爭是天意所賜的一種德意志的命運,是一種清除這個民族的唯物質主義的罪惡并讓它表現和實行其文化優越性的工具,德國人應該再次統治歐洲。他鼓吹雅利安種族優越論,在《普魯士年鑒》上發表文章,說“猶太人是我們民族的災難。”戈登·克來格指出:“當時對于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無限制的接受,在大學教職員中最為突出。”而最為極端的例子就是特賴奇克。
  此外還必須提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的思想。尼采對德意志民族沙文主義是持批評態度的,嘲笑“德國高于一切”的口號。他也沒有那種病態的反猶主義。但是他的思想和理論中有一種強烈的非理性主義。他無情地抨擊現存的德國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弊病和傳統思想文化、道德、宗教,卻又把德意志思想文化中對強權的崇拜推到一個新高度。他引申了在他以前的叔本華的基本思想,  提出了“權力意志”(thewill to power,亦可譯為“強力意志”或“追求權力的意志”), 這種“權力意志”才是世界前進的推動力。由此他提出“超人”的概念。“超人”就是具有這種“權力意志”的人,他們是少數的精華人物,他們將統治世界。他主張通過有意識的人種進化工作,通過戰爭,來造就“超人”。他極力頌揚戰爭,“只有戰爭才能使一切事業變為神圣。”這種理論中,分明游蕩著德意志民族優越論、崇尚強權之類思想的影子,尼采沒有完全沖破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的網羅。他的這些思想后來恰恰被法西斯用來為德意志民族沙文主義、種族主義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服務。德國法西斯機關報《民族社會主義月刊》創刊號上明確地指出,民族社會主義與尼采哲學的世界觀基礎是相同的。
  這些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教育家、神學家等的言論、著作和活動,對一個民族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影響是巨大的,難以用數學的或其他的精確概念來描述的。他們把人們中間那些僅僅是含糊而不明確的、分散而不集中的、微弱而不強烈、萌牙狀態而不成熟的傾向、思想,集中和明確地表達出來,使之強化,理論化,系統化,加上歷史的和哲學的思辨色彩,又反過來影響和塑造群眾以致整個民族的思想傾向,形成一個民族特有的“民族特性”、“民族精神”或“民族傳統”。它們一旦形成,就構成一種強大而無處不在的力量,構成一種社會文化環境,在無形之中滲透至人們的思想深處,成為一種深層次的文化積淀,并長期流傳,普遍性地和長遠地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特賴奇克的影響可為一例。梅尼克曾評論特賴奇克的思想和主張的影響說:特賴奇克的“深沉而嚴重的話:“國家的本質就是權力,其次還是權力,第三還是權力”,“大大促進了德國資產階級權力狂的實現”。有重要影響的當然不只是他的強權政治觀點,也有他的德意志民族優越論、反猶主義等觀點。特賴奇克的學生和信徒中,有不少極端的沙文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如他的學生和信徒之一海因里希·克拉斯,成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最為重要的沙文主義組織乏德意志同盟的領導人,他曾向人承認他的老師特賴奇克曾說服他相信,猶太人對德國是有害的。他的聽眾中還有德國有名的大海軍主義者提爾皮茨、殖民主義者和泛德意志主義者卡爾·彼得斯、軍事作家馮·伯恩哈代等。伯恩哈代在二世紀初出版的《德國與下一次戰爭》中,鼓吹戰爭與征服,說和平的愿望是沒有前途的。戰爭“不僅是人民生活的一個必需的要素,而且也是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它的確可以說是真正有教養的人民的力量和生命力的最高表現”。這種思想的廣泛滲透,即使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工人政黨的許多人,也不能避免。例如,當1914年戰爭爆發后,除了少數左派、幾位和平主義的作家和教授之外。所謂“8月4日精神”席卷了全國各黨派、各階層和各行各業的人們。德國出現的戰爭和沙文主義狂熱,堪稱“之最”。親歷過那個時代的德國工業家兼政治家拉特瑙后來回憶說:“我回想,君主制軍國主義意識在群眾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啊!”
  這種思想普遍滲透到中下層人群之中,也是與德國工業化發展的特點有關的。德國工業化起步較遲,同時進程卻更為急速,比英法等國在更為短暫的時間內實現(德國在十九世紀最后三十年中實現了英國等用了大約一百多年才實現的事情),具有某種“壓縮型現代化”的特點。因此它引起的社會和階級變遷與其他一些國家相比,更其急速和劇烈。廣大的小資產階級(主要是小商人、小手工業者、小店主、小農戶以及在工業化的進程中產生的人數日益增多的“新中間階層”,即“白領”階層等),在這個急劇的社會變遷中,地位十分不穩。他們一方面受到來自日益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占統治地位的大資本的壓力,處境窘迫。另一方面又受到日益興起的工人運動的壓力,害怕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于是興起了種種以小資產階級為主義的思潮和運動,其中有的也打出了“社會主義”的旗幟。他們在資本主義的壓力下感到命運難測,害怕自由競爭。他們希望有強有力的政府來保護他們的地位,同時往往還有一種反現代的傾向,即向往往日的即前資本主義的、與行會類似的生產關系和以“血緣和土地”為基礎的社會。把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禍害和痛苦歸之于猶太人,作為對小資產者的困境的一種解釋,易于與他們產生共鳴。另一方面,隨著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社會矛盾的深化,資本對外擴張欲望的加強,統治階級也有意地通過各種方式,向中下層群眾宣傳、灌輸極端民族主義、反猶主義、種族主義、沙文主義的思想,把他們的不滿和恐懼,引導到有利于統治階級對內鞏固統治和對外掠奪的道路上去,即起到對現代化造成的壓力的“減壓”作用,又可使他們充當資本對外侵略擴張的急先鋒。于是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小資產者人群和以他們為主要成員的運動,成為德意志民族沙文主義、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專制和強權理論等等思想的重要載體。而且小資產者處于困境中往往具有愛走極端等特點,其表現往往比這種思想的最初倡導者更為極端和狂熱。
  在工業化進程中產生小資產階層的思潮和運動,在歐洲是一種廣泛的現象。到19世紀晚期,又產生了人們稱之為“新右派”的運動和組織。它們與以前的小資產階級運動的具體聯系尚有待進一步考察,它們本身則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激烈的民族主義,強烈的反猶主義(把猶太人當作資本主義禍害的替罪羊),不僅要在中產階級及其下層引起共鳴,而且還要投合各下層階級的心意,力圖使他們放棄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理想。他們不僅是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的,而且是頌揚暴力,反對自由主義、反對議會制度、反對民主主義和反猶主義的。它們的思想和意識形態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是法西斯主義運動的重要基礎。而德國的情況在這方面堪稱典型。在19世紀下半期德國產生的極端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組織,如“泛德意志人同盟”,其追隨者大部分是小資產者階層的人們,特別是教師和白領工作者,其地方分會主席中有36%是教師。卡爾·艾利希·博恩指出,重要的德國工業家及其組織參加了這類宣傳機構的建立,但“在這些機構中定調子的是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分子(主要是教授和教師)”。“泛德意志同盟”是當時大量出現的各種極端民族沙文主義團體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它有不少團體成員如“德國全國店員聯盟”、“鐵錘聯盟”、“德國全國店員聯盟”等,也是以小資階級分子為主要成員的。“在“泛德意志同盟”的領導人中不乏種族主義者和反猶分子,如曾担任其主席的克拉斯,就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他也反對自由主義和普遍選舉權,主張德皇獨裁。鐵錘聯盟更是一個強烈反猶和主張種族主義的組織。它贊美種族純潔,要求其成員必須保證其屬于雅利安血統。“德國全國店員聯盟”也有反猶主張。還有全德大學生協會也受到激進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反猶主義的影響。1896年,一個由所有大學生協會代表參加的會議宣稱:“大學生協會是建立在德意志人的基礎上的……不應把帝國的猶太人公民看作德國人。”這些組織的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反自由主義和反猶主義,為納粹主義出現和發展準備了肥沃的土壤。納粹黨正是從這些組織吸收其最初一批黨員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德國的大德意志民族極端主義、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遭到失敗,但是沒有對它們進行清掃。十一月革命沒有能發展成一埸觸動舊的社會基礎的社會革命,更沒有發展成一埸民族思想文化領域里的變革。德意志民族沒有進行自我思想清理,卻相信了“背后一刀”的謊言。戰后,德意志民族主義情緒在受到挫折和壓制的情況下,更為極端化。有人描述德國成了一個“發了瘋的國度”。在這種背景下建立的德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制度不得人心。針對民主共和派人士、猶太人、左派的政治謀殺和恐怖活動此伏彼起。當著名的德國民主派政治家、為共和國建立立下汗馬功勞、同時又是一位猶太人的拉特瑙被極右分子暗殺后,著名作家茨威格在日記中激憤地寫道:“倘若我依舊癡心不改地信奉這種德意志民族意識的話,那我就不能對這個民族的做法袖手旁觀。”納粹黨就在這種環境和土壤中產生了。它的大德意志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反猶主義,是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領域中廣泛存在的這些因素的繼承,又在這塊土地上,進一步生長,變本加利。希特勒為首的主流派的極端民族主義的路線戰勝了黨內的“社會主義”派,并實現了與大地主、大資本、軍國主義等勢力為代表的德國權勢集團的結合。
  總之,人們決不應該忽視或否定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中那些不朽的成就及其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但同時也應看到,在德意志民族精神或“民族特性”中,也有著有利于納粹主義形成和發展的因素。這是納粹主義興起的重要的深層次“內在因素”。它們為納粹主義提供了思想的來源、有利的環境、肥沃的土壤和陽光雨露,使得希特勒這樣一位出生于奧地利的“小人物”及其思想和主張,可在德國大行其道。德國作家威廉·馮·斯特恩堡指出:“沒有延續性和歷史是無法想象的。……地緣政治狀態,幾個世紀中成長起來的社會結構,從多種多樣的精神和政治潮流中產生的‘民族性格”,都指明了這一點”。“對共和國的仇視,對簡單的、逃脫個人責任的方案的渴求,相信經濟上的困境只是沒有決斷能力的議會制度的結果,排猶主義,德意志的夸大狂——凡此種種,都不是希特勒的發明,它是同越來越多的德國人的情感相符合的。”海因里希·簡內克則指出:希特勒“所需要的一切,都能從當時的社會中得到。”“德意志這塊土地造就了希特勒,而希特勒也把德意志民族當作了實現自我意識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說,德意志民族應該而且有必要進行深刻自省,在現代化進程中,同時進行民族思想和文化領域的更新和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德國人和德國政治家認識到這一點。康拉德·阿登納主張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流行于歐洲的民族極端主義,拋棄舊式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否定“普魯士精神”(應當是指其消極的方面),培養一種健康的民族精神。這是總結了歷史教育的至理之言。
歷史教學問題滬12~18K5世界史黃正柏19981998本文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教授 作者:歷史教學問題滬12~18K5世界史黃正柏19981998
2013-09-10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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