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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庫與美國對外政策
思想庫與美國對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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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指出:冷戰結束后,美國失去了明顯的國家目標,此時特殊利益集團和媒體在接踵而至的政策真空中贏得了較高的聲望,而人們現在仍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見來與利益集團的感染力或者媒體塑造的形象相抗衡。利益集團和電視報道,無論是多么不切實際,無論是與美國整個優先考慮的問題多么不一致,現在卻能左右國家的政策,難道我們(思想庫)不能闡明新的國家目標,與利益集團的論點和晚間新聞最新報道施加的影響進行一番較量嗎?(注:席來旺《美國的決策及其中國政策透析》,九洲圖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頁。)從傅高義的話語中, 一方面可以看到在后冷戰時代美國獨霸全球的國際環境以及政治思想日益多元化的國內環境下,美國外交越來越受制于利益集團與新聞媒體;另一方面又可以察覺到美國思想庫不再安于現狀,力圖在美國外交中謀取更大的發言權。事實上,時至今日,思想庫已經在美國外交政策的醞釀、形成、決策、實施和評估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思想庫“似乎就是政府的實實在在的一部分,總統部下對政府機構的控制甚至不如他們”。(注:倫納德西爾克,馬克西爾克:《美國的權勢集團》,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62頁。)盡管思想庫對于美國外交起了如此之大的作用,但“當眾多的研究文獻在探討利益集團、外國政府、公共團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如何游說政策決策符合其結構利益時,很少有學者關注思想庫是如何尋求對美國政治日程的影響的,從而忽視了美國政府決策體系內部思想庫的作用”。(注:Donald E.Aselson:American Think—Tank and Their Role inUS Foreign Policy,St.Martin’s Press.Inc.1996.p1—2.)因此,就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思想庫與美國對外政策這個問題還是很值得探討的。同時自70年代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美國的思想庫積極的參與美國對華外交,可以說思想庫對于促進中美兩國關系的健康、穩定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如2000年6 月,當國會準備審議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伙伴地位的提案時,以布魯金斯學會、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對外關系委員會為首的八家著名的思想庫在國會參議院聯合舉行討論會,就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伙伴地位的問題與持反對意見的議員展開辯論,敦促國會通過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伙伴地位的決議案。但同時思想庫在某些時候卻無助于中美關系的發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惡化了中美關系。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近年來嚴重影響中美關系的“中國威脅論”便是肇始于1992年美國保守主義的思想庫傳統基金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所以說,研究思想庫與美國外交的關系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美國的思想庫
  思想庫作為公共組織的一種存在形式,它不同于其他一些公共組織。“它不像大學,因為它沒有學生也不設課程,同時它的研究方向也不如大學那樣方方面面,而是集中于公共政策領域;它不同于基金會,因為它不像前者那樣對研究項目進行捐助,相反它卻從基金會那里得到資助;它也不同于公司集團,因為它是非盈利的研究機構;它也不是政府機構,它是獨立的法人實體,一般不受國家控制”。(注:Howard J.Wiarda,American Foreign Policy:Actors and Process, HarpercollinsCollege Publishers,1996.p137—138.)簡而言之,“思想庫是一種以公共政策研究及影響為其首要發展目的的研究機構”。(注:Howard J.Wiard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ctors and Process,Harper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6.p138.)它具有非贏利性、非官方性、公益性等特點。美國的思想庫是在政治、經濟、外交、社會等方面問題日益復雜,科學技術日益發展的情況下,為適應美國執政當局的需要建立起來的。它最早出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進步主義”時代,是美國工業化,城市化,官僚集團化的產物。而以外交事務為其主要研究方向的對外政策思想庫,其產生、發展、壯大可以說是與美國全球性大國地位的逐步形成相一致的,是美國外交事務日益復雜化、多元化的結果。最早的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出現在一戰之后。當時根據“與會者致力于建立一個研究所,起名為‘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巴黎和會附帶決議,于1919年,在巴黎成立了國際事務研究所。該研究所開始時設了兩個分部,其中一個就在美國。之后,隨著1921年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成立,直到二戰爆發前,美國誕生了第一代對外政策思想庫。其中比較著名的除了對外關系委員會外,還有布魯金斯學會、胡佛研究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二戰結束后,一躍而為頭號世界強國的美國面臨著大量的問題要處理,而其中尤以國際事務為最,于是在這種時代的背景下,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涌現出以蘭德公司、哈德森研究所、城市研究所等為代表的美國外交事務的第二代思想庫。隨著越南戰爭的結束,冷戰的漸趨緩和,美國“自由—保守”的主流思想文化被越戰的噩夢擊得粉碎,在這樣的國際國內環境下,60—70年代美國的思想庫如雨后春筍般的萌發出來,思想也日益多元化。關于外交事務的思想庫也為數不少,其中以美國公共政策研究所、傳統基金會、戰略與國際事務中心、三邊委員會最為有名。它們共同構筑起了美國第三代的對外政策思想庫。
  時至今日,美國對外政策的思想庫中雖然基本上繼承了前幾代思想庫的特點,但同時又有新的發展,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上:
   1、思想庫的思想傾向日益多元化
  正如上文所言,越南戰爭的噩夢徹底打碎了美國自冷戰開始以來建立在國內反共一致基礎上的“自由—保守”的主流政治文化,這促使美國的政治思想文化愈發多元化。“自由—保守”主義固然還存在著,但已不是社會的主流思潮;相反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卻日益發展,成為主導政府決策的主要思想基礎。與之相適應,外交思想庫也因為思想傾向的不同而產生了分化,形成了以公共政策研究所為代表的自由派思想庫,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為首的中派思想庫和以企業研究所為代表的保守派思想庫。
   2、思想庫日益政治化
  外交思想庫深知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動力不在于單純的學術研究,而在于通過讓政策制定者接受其見解、主張,進而使學術研究成果成為實實在在的美國外交政策。因此,思想庫越來越諳熟美國政治的特點和操作過程。他們懂得如何與政策制定者打交道;如何使自己的建議易于被政策制定者理解,并進而被采納;以及如何協調政府各部門間的分歧,使其形成一致。下面的一則事例就很能說明思想庫的濃重的政治化色彩。“美國80年代在對待中美洲革命的問題上,兩黨產生了很大的分歧,一方認為這是嚴重的冷戰沖突,另一方認為這只不過是因貧困和不公平而產生的國內事件。兩派互不相讓,美國的中美洲政策陷于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思想庫提出了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建立兩黨委員會來形成最后一致”(注:Oward J. Wiard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ctors and Process,Harper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6.p141.)從而使美國外交擺脫了困境。
   3、核心思想庫越來越集中于華盛頓
  以往美國核心的對外政策思想庫如對外關系委員會都集中在紐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國東部權勢集團對美國外交的控制。但隨著60—70年代美國外交的一系列挫折,東部權勢集團的勢力日益受到中西部權勢集團的挑戰,“牛崽”大有取代“揚基崽”之勢。因此中西部財團支持的思想庫也越來越成為主導美國對外政策決策的主要力量。但同時這些思想庫的駐地主要集中在華盛頓,于是華盛頓就逐漸成為對外政策核心思想庫的集中營。這其中最為著名的思想庫有傳統基金會、公共政策研究所等。
  美國的思想庫可謂成千上萬,包羅萬象。據不完全統計70年代就有17000多個,其中與外交事務有關的思想庫占有很大的比例。 面對如此之多的思想庫,該如何通過分類將其梳理清楚,從而達到進一步了解美國對外政策的目的呢?有些學者認為應當以思想庫的資金來源分類,將其分為:政府投資型思想庫、基金會資助型思想庫、自我經營自我收益型思想庫。另外一部分學者認為應當以思想庫思想傾向為分類標準,將其分為左、中、右三派。以上分類可以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一般來說研究思想庫最為重要的是要研究其對政府決策所起的作用,所以以思想庫影響對外決策的能力來分類是再確切不過的了。同時,思想庫的規模一般決定了其決策能量的大小,所以筆者試以規模大小為主要參照的量化標準將美國對外政策的思想庫分為:小型思想庫、中型思想庫、大型政府思想庫、大型民間思想庫。
   1、小型思想庫
  這類思想庫的特點是規模小,其專職研究員大約在20—30人左右,年度科研經費也基本上在100—200萬美元左右。一般說來正因為其規模小,所以這類思想庫大多沒有能力從事廣泛的外交政策研究,而往往將有限的經費投諸于某一專業領域。同時由于這類小型思想庫大多不在華盛頓,遠離政治中心,這就決定了其直接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有限,所以這類思想庫更重視通過出版學術刊物間接影響美國對外政策。正因為如此,此類思想庫往往能發揮出超過自身規模很多的影響力。這類思想庫有時亦被稱為大型思想庫的“小伙伴”,主要是因其經常向大型思想庫輸送科研成果和人才。比較著名的這類思想庫有:總部設在馬省的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和總部設在路易絲安那的外交政策研究所。
   2、中型思想庫
  這類思想庫的特點是規模適中,人員在50—100人左右, 年度科研經費不超過1000萬美元,對外交政策有一定影響,在某些特定時刻此類思想庫甚至能起到許多大型思想庫望塵莫及的作用,如在里根政府時期曾煊赫一時的胡佛研究所。但同時因其所在地不在華盛頓,其影響外交決策的能力較之大型思想庫還是有限的。最著名的此類思想庫是創立于1919年的胡佛研究所。
  3、大型政府思想庫
  這類思想庫的特點是由政府直接出資創立,主要的研究工作都是直接以政府決策為導向,因而其本身不具有獨立性,完全是政府的附屬品。這類思想庫中最為出名的當屬蘭德公司。創立于1948年的蘭德公司,起初隸屬于美國空軍,經過40年的冷戰歲月的洗禮,已經成為美國規模最大的研究機構之一,年收入高達9400萬美元,其中從聯邦合同中賺取的贏利占了80%。蘭德公司是一個綜合性的研究機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個領域:①、空軍項目;②、國內問題研究;③、國家安全研究;④、軍隊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10年中國研究已經成為蘭德公司的研究重點。
   4、大型民間思想庫
  這類思想庫的特點是規模龐大,資金力量雄厚(科研人員一般超過100人,年度科研經費也在1000 萬美元以上),同時又多集中于華盛頓,易于接近權力的中心。這類思想庫較之前三類思想庫對美國對外政策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這里有必要詳細介紹一下這類思想庫中代表性的六家思想庫。
  (1)傳統基金會
  這家以基金會名稱出現的思想庫成立于1971年,雖然歷史并不算長,但其活動能量卻很大,現已成為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核心思想庫,其研究宗旨是為“決策者提供當代最重大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適應于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即:追求個人自由、限制政府作用、擴大市場體制、鞏固國防實力”。因而在思想傾向上極端保守。該思想庫重點研究領域為:內政與經濟政策、外交與國防政策、聯合國改革。
  (2)布魯金斯學會
  布魯金斯學會創立于1921年,是美國著名的綜合性政策研究機構。該會以持自由派觀點著稱,常被稱為“開明的思想庫”,同時它又與民主黨關系密切,許多該會重要成員系民主黨人,所以該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為民主黨出謀劃策,儲備和提供人才的作用。該會下設3 個部:經濟部、財政部、對外政策部,其中對外政策部的主要職能是研究國際安全和國際關系。
  (3)喬治城大學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喬治城大學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成立于1962年,其創始人之一為曾担任過里根政府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的理查德·艾倫。該研究中心以研究長遠戰略和外交軍事問題而著稱。該中心現有研究人員200 多人,年度科研經費約1000萬美元。這個研究機構總的來說屬于共和黨傳統保守思想庫,但其保守色彩不如胡佛研究所那樣濃厚,因此又有些中間偏右的味道。值的注意的是該中心與臺灣關系密切,據說臺灣曾向該中心捐款100萬美元修建圖書館。
  (4)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創立于1910年,其創建人是美國著名的資本家卡內基。該思想庫的宗旨是:通過研究,維護世界和平。該思想庫因為有著卡內基大量的捐助, 所以其科研資金非常充裕, 其年預算達到8500萬美元左右。該中心的最大的特點是不設常設研究人員,而采用資助學者完成科研項目的形式,來開展研究工作。這就使其學術研究靈活多樣。
  (5)企業研究所
  美國企業研究所創立于1917年,年度預算約1500萬美元,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中東問題、北約以及拉美問題和其他一些綜合性國際問題,該所的宗旨是為共和黨的外交、經濟和其他國內政策提供政策咨詢。它作為共和黨的主要思想庫,如今以與民主黨的思想庫——布魯金斯大林學會并稱為兩黨的“影子內閣”。
  (6)政策學習研究所
  該所是由兩位不滿于肯尼迪政府政策的高級官員拉斯金與巴納特在辭職后創建的,因而自其創立之初就帶有深深的自由主義烙印。這家思想庫曾強烈批判過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在某種程度上還支持過美國外交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因此在冷戰的歲月中曾長期處于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監視之中。該所在美國并不是一個很主流的研究所,但其通過極為左翼的思想往往對美國外交的決策起很大的牽制作用。
   二、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影響美國外交的方式及特點
  正如上文所言,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是使研究成果被外交政策的制定者采納,成為實實在在的美國外交政策。而外交決策者能否采納思想庫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固然取決于研究成果是否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而另一方面,思想庫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方式及特點也在其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因此,研究美國思想庫影響美國外交的方式及特點對于全方位的解析思想庫與美國外交的互動,進而充分認識思想庫在美國外交中所起的作用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具體說來,這種特點方式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思想庫通過人員的安排來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
  這種方式在美國被稱之為“旋轉門”現象,即思想庫核心成員成名之后,往往會被吸納到政府決策部門,直接作用于美國的外交決策。如基辛格在對外關系委員會效力多年后,在尼克松時代便出任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而原先政府決策部門的官員在退出政壇后,往往會在思想庫找到其發揮余熱的機會,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便是如此,因“水門事件”而辭職后,自創思想庫—尼克松基金會,從而對美國對外政策繼續施加影響。通過“旋轉門”,學界和政界,思想和權力之間得到了很通暢的交流,從而有效地保證了思想庫能對美國對外政策施加積極影響。
  2、思想庫通過社會公共活動來影響美國外交政策
  思想庫經常定期舉辦一些諸如國際問題研討會,答謝午宴等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受邀參加的往往是一些政界名流,其中有白宮和外交部官員,有議會議員及其助手,還有各黨派領導人。思想庫和政界人士通過這種方式達到了互通信息,交流思想的目的。思想庫可以及時地了解到政府的政策走向,從而使研究能同步甚至超前于這種走向;而政府則可以及時地從思想庫汲取研究成果。如喬治城大學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和布魯金斯學會通過輪流舉辦的“加迪斯—開普”中東問題論壇,在中東問題上有力地影響了美國對外決策。而美國政府則通過吸取思想庫的研究精華,使其中東政策更加科學化。
  3、思想庫通過出席國會聽證會影響美國外交政策
  美國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國會在國家政治決策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總統的每一項重大外交動議都需要國會批準。國會在審議外交議案時,對外交事務不是十分了解的議員們是十分需要外交專家咨詢的,而同時國會也是一個決策很松散的機構,它不象行政部門那樣有專職外交人員,這一切就決定了議會必須借助思想庫的智慧來行使用權其外交決策權。而通過邀請著名思想庫成員參加國會聽證會,就成為議員汲取外交精華的一種很好的形式。這就使思想庫有機會通過參加國會聽證會有力地影響美國外交決策。如1979年2月5日,國會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就“臺灣綜合草案”進行聽證會時,就邀請了包括鮑大可、李侃如等中國問題專家在內的咨詢團來進行政策咨詢。后來的事實表明,最后被國會通過的“美國與臺灣關系法”就是“臺灣綜合法案”與專家團建議相綜合的產物,這就足見思想庫對于美國外交的影響力了。
  4、思想庫通過私人關系直接游說決策者, 進而影響美國外交政策
  由于思想庫成員與政界要員往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同時“旋轉門”現象更使這種關系緊密化,所以一般說來,許多重要思想庫的成員和政界官員都有很不錯的私交。這就使得思想庫成員可以通過與決策者的直接聯系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如在東南亞經濟危機期間,印度尼西亞政府就試圖通過聘請基辛格出任國家發展顧問,從而借助其個人關系,促使美國政府給予印度尼西亞更多的經濟援助。
  5、思想庫通過大眾媒體影響美國外交政策
  思想庫的精英們通過在電視、電影等大眾媒體中的頻頻亮相,通過媒體強有力的聽覺和視覺效果,一方面可以引發公眾對于某一國際問題的關注,另一方面通過全民關注,就形成了有利于其政策被決策者采納的公眾輿論,從而間接地影響著美國外交政策。如在海灣戰爭最初的48小時,美國的各大思想庫成員就屢屢出現在諸如CNN 早間新聞等大眾強勢媒體上,向大眾推銷其戰略構想,進一步促使政府形成一致的中東政策。
  6、思想庫通過出版著作或提出專題報告來影響美國外交政策
  針對當前或未來的重大國際問題出版專著,或者提出專項研究報告是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常見形式。如,1957年,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成員基辛格,經過大量研究,寫出了《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提出了“有限核戰爭”的思想,從而促使肯尼迪政府改變了“大規模報復戰略”而采用“靈活反應戰略”。又如80年代,胡佛研究所就出版了《80年代的美國》一書,該書全面地反映了保守派對美國國內外問題的看法。在美國對亞洲政策問題上,提出了“平衡戰略”的建議,認為美國不應從亞洲撤軍,也不要與日、中組成反蘇統一戰線,而應在亞洲各種力量中維持均勢,這一建議后來成為里根政府亞洲政策的主軸。
  7、思想庫通過定期出版專門外交期刊影響美國外交政策
  一般說來,美國各大思想庫都有自己定期學術期刊,如對外關系委員會的“外交”雜志,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華盛頓季刊》等。思想庫通過在學術刊物上發表最新研究成果,或邀請美國政界外交界重要人物發表看法, 形成社會輿論和學術思潮來影響美國外交政策。 如1947年,對外關系委員會的喬治—凱南在“外交”雜志上以“X 先生”署名發表的《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所提出的“遏制戰略”,就成了美國冷戰外交的主導思想。
   三、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的實質
  許多學者認為,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影響美國對外政策這一現象是美國政治決策民主化的體現。也即,一方面通過思想庫這一中介可以將大眾和決策者緊密聯系起來,通過思想庫的公共活動,使決策者知道大眾的要求,進而制定相應的反映大眾利益的政策;另一方面,通過各個思想傾向不同的思想庫的競爭,在多元化決策模式中實現政治決策的民主化。但事實并非如此,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作用于美國對外政策并不是美國政治決策民主化的體現,恰恰相反,它是變相的精英政治,以大財團為代表的美國政治精英事實上控制著思想庫。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1、大財團在經濟上控制思想庫。一般說來, 思想庫的經費來源大致有四部分:①、自我經營收益(主要是書籍出版和學術會議收益);②、政府合同收入;③、基金會學術捐助;④、企業和個人的捐助。其中思想庫自我經營收益是微乎其微的,而政府合同收入雖然為數不少,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思想庫為了表明其價值中立的學術立場,越來越不屑于承担政府研究合同。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基金會學術捐助和企業個人捐助就成為思想庫主要經費來源。如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年度預算約為1000萬美元,其中公司捐助約占預算總額35%,基金會捐助約占40%,個人捐助越占10%(注:James Allen Smith,The Idea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TheFree Press,1991.p276.)。但無論是基金會學術捐助(這種捐助表面上看似乎是純學術性的,但事實上任何大型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非勒基金會等都是由大財團控制的,因而這種學術捐助也是政治性的,是大財團控制基金會的手段)抑或是企業、個人捐助都直接或間接地來自大財團,這就決定了大財團在經濟上控制思想庫這一事實。
  2、 以大財團為代表的精英集團通過人事安排從組織上控制思想庫。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就思想庫的人員構成而言, 直接來自精英集團的和與精英集團有密切聯系的成員占很大比例。從對外關系委員會1993 年的人員構成中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在2200名會員中,企業家和銀行家所占比例為25%,學者占21%,與財團有密切聯系的政府官員占14%,基金會管理人員占19%,記者和媒體總裁占11%,華爾街律師占9%,其他占1%”。(注:Thomas R.Dye,Who’s Running America?Pretice—Hall.Inc.1995.p141.)(2)就思想庫的行政管理而言,精英集團占據主要領導職位。我們不妨看一下現今美國著名的民主黨思想庫——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的人員構成。“其董事會共有7人組成,分別是曾經担任過美洲銀行主席和總裁的克勞森;曾經担任過可口可樂公司與波士頓銀行總裁的麥克亨利;曾經出任過美洲速遞總裁的喬丹;担任過布郎兄弟公司總裁的羅撒;以及前英格蘭電話公司董事長卡伯特”,由此可見,精英集團在行政上牢牢的控制著思想庫(注:Thomas R.Dye,Who's Running America?Pretice—Hall.Inc.1995.p143.)。
  正因為思想庫在經濟上依附于、政治上從屬于美國的精英集團,所以這就決定了它必然是為精英集團服務的,以精英集團的利益最大化為其奮斗目標。如1992年傳統基金會所炮制的“中國威脅論”,表面上似乎是為了維護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不受挑戰,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事實上它代表了傳統基金會背后的精英集團勞聯、產聯的利益,他們懼怕因為中國商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從而占有了本應屬于這些精英集團的市場份額,所以極力反對之。又如,以麻省理工為代表的思想庫向美國政府極力推銷的其NMD計劃,乍一看, 這似乎是為了防御無賴國家的導彈進攻,而事實上這又體現了其背后的精英集團——軍工綜合體的利益。因為NMD將給諸如洛克希德公司,波音公司帶來大量的政府定單,從而使這些軍火企業獲得豐厚的利潤。
  總而言之,就思想庫本質而言,絕不是美國民主進步的體現,而是一種披著誘人外套的寡頭專制政治,在這種政治過程中,思想庫作為大財團及精英集團的智囊團,積極謀劃和活動,影響當局的外交決策,從而維護大財團及精點集團的利益。
國際觀察滬15~20,31D7國際政治張繼生/張啟祥20012001本文通過介紹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的發展及其特點,闡述了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作用于美國對外政策的方式、過程及特點,并進而揭示出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作用于美國對外政策的實質。思想庫/美國/對外政策張繼生,張啟祥,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南京 210093 作者:國際觀察滬15~20,31D7國際政治張繼生/張啟祥20012001本文通過介紹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的發展及其特點,闡述了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作用于美國對外政策的方式、過程及特點,并進而揭示出美國對外政策思想庫作用于美國對外政策的實質。思想庫/美國/對外政策
2013-09-10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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