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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哲學的比較研究概觀
文學與哲學的比較研究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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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比較文學在中國內地的蓬勃發展,文學與哲學的關系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開始受到了重視。雖然從哲學與比較哲學的角度反思比較文學這門新興的文學研究學科的,即使在世界范圍內還比較少見,但是,對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思想的比較研究卻成為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重要對象。由于中國內地當代的比較文學研究起步較晚,對近代以來中國的比較文學遺產的整理與繼承,對外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的輸入與借鑒,就成為當務之急。
    事實上,在近代著名的翻譯家嚴復那里,就已經開始對中西哲學進行了自覺的比較研究。嚴復在翻譯《天演論》《穆勒名學》《原富》《法意》等西方名著的時候,做了很多的按語,在傳播西方哲學的同時,將中國哲學的各家各派與西方哲學進行了比較。如果說嚴復偏重英國經驗派哲學,那么王國維則將目光轉向了康德(I.Kant)與叔本華(A.Schopenhauer)。王國維不僅對中西哲學與文學的差異有所論述——中國的實際的通俗的,西洋的思辯的科學的,長于抽象而精于分類;而且還運用叔本華等西哲的理論,來解讀《紅樓夢》。魯迅有“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的文學與哲學比較觀,而且他在1907年幾乎同時撰寫了偏于哲學的《文化偏至論》與偏于文學的《摩羅詩力說》;換句話說,魯迅從一開始,就是將文學與哲學一并考慮的。梁啟超、許地山、陳寅恪等學者在研究印度文學對中國的影響時,都是將文學的影響與宗教、哲學的影響一并加以考察的。譬如陳寅恪在探討《西游記》的印度來源時,首先就認為《西游記》的想像力非中國本土所有。吳宓倡導中西融匯,文、史、哲貫通,如他在《希臘文學史》中解釋希臘教訓詩時,就認為“《易經》為吾國之智慧文學,故易系辭,說卦,序卦,皆可為訓詩,特無韻律耳。”這就將文學與哲學貫通了起來。朱光潛曾將文學與哲學進行過比較,他說:“詩雖不是討論哲學和宣傳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沒有哲學和宗教,就不易達到深廣的境界。詩好比一株花,哲學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
    可以說,哲學與宗教一樣,是最能表現一個民族文化的精神產品。因此,在跨文化的比較文學中,要想繞過不同文化中的哲學與宗教,對文學的解釋也就只能停留在淺層次上。所以,范存忠對中國的文學藝術影響西方的研究,就屢屢論及哲學;而朱謙之所致力的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也屢屢論及文學。特別是朱光潛,在論及中西詩歌的差異時,就反思了中西哲學的差異。當然,在近現代中國的學者那里,雖然有對印度哲學、西方哲學影響中國的探討,或者中國哲學對東亞乃至西方文學影響的研究,但一般來說,還停留在哲學與哲學、文學與文學的比較上。像朱光潛這樣在論詩的時候系統的反思哲學對文學的影響,還是不多的。然而,即使是朱光潛對哲學與文學關系的探討,基本上也是點到為止。因此,1943年唐君毅的《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學之關系》一文,就是一篇探討文學與哲學關系的難得的力作。唐君毅對西方文學的悲劇精神與中國文學的人生無常感等差異及其哲學淵源,進行了學術上的反思。盡管唐君毅未將這種研究納入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之中,而且作為哲學家,也有夸大哲學對文學單向影響之作用等缺憾;但是,唐君毅以哲人的慧眼,使這篇文章在今天看來仍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將文學與哲學進行比較研究,并非始自現代,但是,將這種研究納入比較文學之中,卻是從現代西方學界輸入的。法國的布呂奈爾(P.Brunel)、比叔瓦(Cl.Pichois)、盧梭(A.M.Rousseau)合著的《什么是比較文學》,作為大學比較文學系科的必讀教材,就在“思想史”的名下,主要討論了“哲學和倫理學思想”,認為“要領會數不盡的作品,沒有一個比較學者能夠離開哲學家”:
    如果沒有柏拉圖,怎么理解費納隆或雪萊?沒有圣·托馬斯,怎么理解但丁?沒有笛卡爾怎么理解高乃依?沒有萊布尼茲怎么理解蒲伯?沒有洛克怎么理解狄德羅和斯特恩?沒有斯賓諾沙怎么理解歌德?沒有康德怎么理解席勒?沒有謝林怎么理解柯爾律治?沒有黑格爾怎么理解泰納?沒有基爾凱郭爾怎么理解卡夫卡?沒有馬克思怎么理解布萊希特?從畢達哥拉斯到斯多葛派,所有希臘哲學家,大部分的現代哲學家,都在文學上造就了大批的后繼者。
    他們認為,大作家之所以成為大作家,“是因為他們反映了自己時代哲學的光輝并使之發揚光大”,而比較學者所“回收”的二流作品,“只不過是那些偉大體系的零頭兒。”布呂奈爾與比叔瓦等強調哲學對文學的影響,無疑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這種強調一旦過了頭,以為文學家都受到哲學家單一的影響,甚至以反映了時代哲學的光輝為大作家的標準,就可能陷入謬誤。文學家的心靈以其感覺的敏銳性、生動性和豐富性而著稱,這一點是哲學家所不能比的。一些美的詩文名篇,有時候很難歸入某種哲學,盡管詩人不可能生活在思想的真空中,詳加分析還是可以發現思想的軌跡。但是,文學家藝術的感性,正如感性事物一樣是雜多的,有時你很難將其歸入一種單一的哲學體系中去。因此,即使文學家受哲學的影響,也會呈現出一種雜多性。
    一般來說,西方的比較學者在研究文學與哲學這一跨學科的課題時,是將之納入“思想史”、“思想史的方法”或“文學與思想”、“文學與思想史”之中的。洛夫喬伊(A.O.Lovejoy)被認為是“思想史”方法的創立者,他在《存在的大鏈條》一書中追溯了從柏拉圖到謝林(F.W.Schelling)的自然觀的發展,研討了思想的各種形式。洛夫喬伊把哲學史的研究對象僅僅限定為大思想家,而將“思想史”的研究范圍擴大到小思想家和詩人,認為小思想家和詩人是從大思想家和哲學家中衍生出來的;小思想家和詩人以其具體的感性圖畫的闡釋,對大思想家和哲學家的思想體系是一種具象化的稀釋。洛夫喬伊的“思想史”的方法打破了民族與語言的界限,并且與那些僅僅注意思想體系的哲學家不同,而更注重單元的具體的思想。但是,盡管洛夫喬伊對具體語境乃至對下意識的思想情境的重視,是對過分理智主義的一種反動;然而將詩人和作家在作品中表現的思想看成是稀釋的哲學,又與黑格爾(F.Hegel)將美看成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相似,反而從另一個方面可能導致文學的理智化,像維柯(G.Vico)或黑格爾那樣以為在理性發展的高級階段,文學藝術的衰落就成為必然。
    韋勒克(R.Wellek)在與沃倫(A.Warren)合著的《文學理論》的第十章中,在“文學與思想”的名下,重點討論了文學與哲學的關系。他認為:“文學可以看作思想史的一種紀錄,因為文學史與人類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論是清晰的陳述,還是間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個詩人忠于某種哲學,或者表明他對某種著名的哲學有直接的知識,至少說明他了解該哲學的一般觀點。”
    不過,韋勒克的觀點是辯證的,他并不打算過分強調哲學對文學的影響,更不同意將“文學看作是一種哲學的形式”。作為受新批評影響很大的批評家,韋勒克更重視文學形式的自身特性。他對博厄斯(G.Boas)在《哲學與詩歌》中消解文學與哲學關系的論述,表示了同情的理解:“詩歌中的思想往往是陳腐的、虛假的,沒有一個十六歲以上的人會僅僅為了詩歌所講的意思去讀詩。”韋勒克在這一點上同意博厄斯的觀點,即多數詩歌的理性內容往往被夸大了。
    韋勒克的辯證論述,從正反兩個方面闡發了文學與哲學的關系,然而,由于韋勒克受新批評理論的局限,他在論證文學與哲學聯系的時候,總不如他論證文學與哲學的疏離更為生動。于是,過于強調文本自身的完善性,就會忽視文本所承担的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真理對于藝術的重要性。試想,《浮士德》《卡拉瑪佐夫兄弟》消盡了思想的深刻性,還有什么呢?其實,文學史給歌德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以那么崇高的地位,在很大意義上就是因為他們的藝術中有一般作家所沒有的“思想的重負”。從中國文學史的藝術評價來看,屈原的《離騷》之所以比那些吟詠山水林木的“純詩”偉大,恐怕就在于在“純詩”之外而承担了更多的哲學與文化內涵。冰心、朱自清的作品就文筆之漂亮、藝術之感性而言,恐怕也不在魯迅的作品之下,但卻不能與魯迅的作品比肩者,就在于其作品所承担的文化內涵以及對存在體認的深度,不能與魯迅的作品相比。這大概就是為什么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以“純粹美”來界定“美”,卻更推崇“依存美”的原因。
    對近代文學與哲學研究的繼承,對西方“思想史的方法”或“文學與思想”研究的輸入,使文學與哲學的研究課題,在當代中國已納入了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的研究范圍之內。從中國第一部比較文學教材《比較文學導論》在跨學科研究之下納入了文學與哲學之后,后來出版的每一部比較文學教材幾乎都沿用了這種體例。另一方面,對魯迅與尼采哲學、與存在主義哲學的比較研究,對李白與道家哲學、杜甫與儒家哲學以及蘇軾與儒、道、釋哲學的比較研究,在以專題的方式使文學與哲學的比較研究得以深化。但是,與國外相比,我國的文學與哲學的比較研究還是剛剛起步,有分量的成果還不多見。中國學者雖然注意到應該將跨學科研究納入跨文化的軌道上才具有普遍的意義,但是對跨學科的文學與哲學的探討都很簡略而沒有詳細的闡發;西方學者雖然對文學與哲學的跨學科研究進行了詳盡的闡發,但是他們幾乎沒有涉及到跨文化的內涵,這就使他們所研究的文學與哲學關系的普遍性,僅僅局限在西方文化之中。此外,中國的唐君毅、西方的洛夫喬伊、溫格爾、布呂奈爾等,都過度強調了哲學對文學的影響和文學對哲學的倚賴,而對于文學對哲學的影響、文學獨特的審美價值注意不夠;韋勒克等人的論述雖然對這種傾向有所糾正,但是又過于強調文學本身的獨立性,而不能解釋《浮士德》、《卡拉瑪佐夫兄弟》等作品之所以偉大的奧妙所在。而拙著《中西文學與哲學比較研究》對文學與哲學關系的跨學科研究將是辯證的,既強調哲學對文學的巨大影響,又注重文學自身的審美價值以及對哲學的滲透和影響;將文學與哲學的跨學科研究,納入到跨文化的中西比較之中,既要探討中國文學與哲學的關系,又要探討西方文學與哲學的關系,并且對二者的異同進行更深入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就理論價值和學科發展而言,這對于文學與哲學的跨學科研究或許具有重要的拓展意義。在中國加入WTO的文化語境中,這本書不僅對于文化上的中西交流,而且對于蜂擁而入的西方文化而在比較中進行的中華文化主體的自我確認,都有著一中華讀書報京⑩J1文藝理論高旭東20042004隨著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的興起,性別與寫作的關系也隨之受到關注。從這一關系入手,梳理諸如“邊緣敘事”、“身體寫作”、“女性小說”等概念,可以為邊緣詩學的建構提供一個視點。基金項目:全國藝術科學“十五”規劃課題“因特網與藝術發展”(03BG061)邁夫段俊暉,男,四川外語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研Body and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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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China)高小康 中山大學中文系 作者:中華讀書報京⑩J1文藝理論高旭東20042004隨著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的興起,性別與寫作的關系也隨之受到關注。從這一關系入手,梳理諸如“邊緣敘事”、“身體寫作”、“女性小說”等概念,可以為邊緣詩學的建構提供一個視點。基金項目:全國藝術科學“十五”規劃課題“因特網與藝術發展”(03BG061)邁夫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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