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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語言學應用研究概述
新時期語言學應用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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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對于語言本體的研究屬于基礎研究,亦即屬于靜態分析的純粹語言學范疇。可是由于語言是人類表達和交流思想和信息的基本工具,運用遍及人人,范圍最為廣泛,所以語言學應用的研究與實踐自古即有所進行:特別在現代信息社會前景更為廣闊,理所當然地應當受到格外的關注與重視。1980年呂叔湘先生在中國語言學會成立大會的講話中,就非常強調語言的動態研究即應用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常常是互相促進的,應用科學也常常能給純粹科學提出新問題,開辟新園地。”改革開放以來新中國的語言學在應用研究方面,由于老一輩專家的倡導和幫助,面臨社會語言生活的種種現實課題,在固有的基礎上大為拓寬擴展,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許多學科交叉、滲透,相互結合,產生了不少邊緣學科,可謂欣欣向榮,成績令人矚目。這里囿于篇幅,只能部分簡略介紹。
  1.語言規劃和語文政策
  改革開放政策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移,使我國人民的社會生活包括語文生活都發生了顯著變化;科學技術(包括微電子技術、現代通訊和計算機技術等)的發展與進步也對語言文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足夠的規范與穩定)。為了加強新時期的語言文字工作,國務院于1985年12月決定將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規定其主要職責是:貫徹執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法令,促進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繼續推動文字改革工作,并做好有關的社會服務工作。
  針對新時期的特點,語言文字的方針政策本身也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調整,如50年代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方針是“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90年代初改為“大力推行,積極普及,逐步提高”;原文字改革的方針“漢字必須改革,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不再作為任務提出;“簡化漢字”則作為“研究和整理現行漢字”中的一項具體內容,歸入學術問題的范疇。所有這些政策調整都體現了對語言文字規范和穩定的要求。
  語言規劃的許多具體工作順利開展并且取得實質性成果,如80年代開始進行的對現代漢字的量化研究(主要成果有《現代漢語頻率詞典》等),發布了若干國家標準(如漢字標準交換碼GB2312-80《信息處理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及其5個輔助集),制訂了關于普通話水平測試的三級六等的等級標準等。關于語言文字的立法問題也提上議事日程,近年來已擬出“語言文字法”草案,正在研討和征求意見過程中。此外,“我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作為一個重大課題已在國務院批準立項并撥給經費,開始運作了。
  2.辭書編纂
  從50年代起,全國在社會上和教學部門內,長期使用的主要工具書,只是一部50多萬字篇幅的《新華字典》。為了改變這種“大國家、小字典”的落后狀況,周恩來總理在他生命的晚年即對辭書編纂工作有所組織和部署。這項工作自“文革”后期啟動,首先是恢復了始于五、六十年代的幾部辭書,如《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稿、新版《辭海》《辭源》的修訂工作并于70年代末陸續正式出版,其次是先后組織開展了幾部國家級的大項目,如《漢語大字典》(1975年始編,1990年出齊;1200萬字)、《漢語大詞典》(1975年始編,1993年出齊;4760萬字)、《中國大百科全書》(1978年始編,1993年出齊;12500萬字)等,都是多卷本的大部頭辭書。上述辭書的問世,既體現了語言學及各門學科的總體研究水平,又使我國的辭書編纂出版狀況頓改舊觀。隨著新時期出版事業的繁榮和語言學的發展,辭書的品種和數量有著驚人的增長。據統計,新中國前30年的辭書出版總量不過640余種,而后20年多達6000種,幾乎增長了10倍。印行數量最大的是《新華字典》和《現代漢語詞典》,前者幾達3億2千萬(含“文革”印量),后者已逾3千萬冊。我國早已成為辭書出版的大國了。
  辭書事業的發達,對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知識水平,改善國民素質起了重大的積極作用。
  3.漢語文教學
  包括三個主要領域:一是中小學語文教學。1978年呂叔湘先生對此曾有“少慢差費”的尖銳批評,引起語文學界震動和社會反響。20年來廣大語文教育工作者在關于語文學科的性質與任務、語文教學內容的優化選擇、語文教學結構改革、語文教材改革、識字方法改革等方面都作了大量思考、探索和實驗,取得不少成果,但是許多問題因未形成共識而尚待解決。二是口語和口語教學。口語作為語言的根本和基礎,在信息化和高科技社會中受到高度重視。80年代以后我國語言學界追趕國際潮流,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口語結構功能、口語表達和口語教學三個方面,近年來也紛紛重視口語語料庫的建設。上述方面都有一定進展,也存在不少薄弱環節。三是對外漢語教學。這是一門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進行學習和教學的新興學科,改革開放以來迅猛發展,主要是圍繞“教什么、怎樣教、如何學”三方面開展實踐和研究,同時也重視漢語言測試的設計研究,1993年漢語水平考試(HSK)被正式定為國家級標準化考試,是這門學科取得的一項重大成果。
  4.中文信息處理
  中文信息處理就是漢語漢字面向電子計算機并對其加以運用。這個問題對中國進入現代化信息化國際社會,屹立于現代世界民族之林,關系綦大。這是漢語漢字在本體研究的基礎上與當代高科技的結合,對于經濟建設、社會生活的重要性,可以說無與倫比。
  這項工作在我國主要從70年代中期起步,80年代以來由于它潛在的巨大經濟價值,使得境外眾多科技和商業機構也加入其中,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近年來中文信息處理在技術問題和應用領域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績主要有:
  中文輸入經歷過三個階段即漢字鍵盤輸入技術、漢字識別技術、語音識別技術,這使中文輸入趨向于自動化,高速度,但目前三個階段都尚未做到盡如人意,同時各自的內部也還未能歸于一統。
  漢字必須統一編碼進入計算機專用字庫,方能存儲調用。為此我國于1980年發布了國家標準GB2312-80《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其后又制訂了五個輔助集并陸續發布,可以解決諸如繁簡字體的對應使用問題。而從1984年開始,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已著手研制《信息技術·通用多八位編碼字符集(UCS)》并于1993年正式發布該標準的第一部分《ISO-IEC10646.1》,其中收入中、日、韓漢字20902個字符以及若干少數民族文字字符。我國則于1994年制訂出與上述國際標準對應的國家標準《GB-13000.1》。
  利用計算機建立語料庫,進行大規模中文真實文本的信息處理(如字詞頻統計,詞典編纂等),也取得一定的成績,如確立了現代漢語自動分詞與分詞規范(雖然還有待修訂和完善)。國家語委近年來正致力于建立國內最大的語料庫。一期工程為7000萬字,以后每年補充5%即350萬字。它的建成將對我國的信息處理技術和相關的語言學等學科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與中文信息處理直接相關的中文與其他文種的機器翻譯,也有長足的進步,不少研制成果已達到工業化、商品化的實用水平。
  5.社會語言學
  這是一門研究社會生活與語言的直接關系的邊緣性學科,其萌芽的歷史十分久遠,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西方不過始于本世紀60年代,我國則自70年代末開始引入。1980年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一書問世,標志了社會語言學在中國的建立。其后發展很快,對這門學科感到興趣并致力研究的人員不斷增多,成立了若干專門的機構如國家語委所屬的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社會語言學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中心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室,一些大學也有專門的教研室,開設了專業課程并編寫出版相關教材,如陳松岑《社會語言學導論》(1986)、戴慶廈《社會語言學教程》(1993)等。從本學科的性質、內容、方法等方面著手,圍繞若干重大專題,如語言與社會、語言與民族、語言與文化、語言規劃、語言交際、語言的接觸與變異、雙語雙方言等,陸續產生了不少有較高水平的專著,如陳原《社會語言學》(1983)、陳章太、于根元《語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設》(1985)、邱大任《語言識別》(1985)、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1986)、劉煥輝《言語交際學》(1986)、董兆杰《口語訓練》(1986)、陳建民《說話的藝術》(1987)、胡明揚《北京話初探》(1987)、邢福義主編《文化語言學》(1990)、祝畹瑾《社會語言學概論》(1992)、曹志耘《語言差異與文化心理》(1994)、曲彥斌主編《中國民俗語言學》(1996)、張清常《北京街巷名稱史話(社會語言學的再探索)》(1997)等。此外,有關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論文和調查報告,總篇數在500以上。這些方面充分體現了社會語言學目前蓬勃發展的興旺景象。
  6.廣告語言研究
  廣告是伴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崛起,商品大潮的涌動而得以恢復和發展的。已經是80年代下半期漸次凸顯的社會景觀了,因此為數不多的一些專著都問世于90年代,如邵敬敏《廣告實用寫作》(1991)、曹志耘《廣告語言藝術》(1992)、林樂騰(主編)《廣告語言》(1992)、陳先樞《實用廣告辭典》(1993)等。但語言學家的關心和介入應該說還是比較及時的。一些報刊如《經濟日報》《漢語學習》《修辭學習》就曾發表過不少有關文章。國家語委的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在80年代就開始注意廣告語言的社會調查,并于90年代初成立廣告語言課題組。該所主辦的《語言文字應用》雜志到1996年第3期止,發表的有關廣告語言的研究文章有23篇。目前不少高校還開設了有關廣告語言的課程和培訓班,受到社會廣泛歡迎。1994年10月,還在南京大學召開了國內首屆“廣告語言研討會”。
  7.法律語言 加強法制建設是新時期的重大舉措,“法律語言”自然也得到了應有的重視。首先是結合司法文書中的語言運用講授有關漢語知識,如寧致遠《同政法工作者談語法》、(合編,1981)、《司法工作者應該學習語法修辭》(1982);其后則陸續出了一些有關法律語言的研究專著,如邱實《法律語言》(1990)、余致純等《法律語言學》(1990)、周廣然《法律用詞技巧》(1992)、華爾賡等《法律語言概論》(1995)。
  司法部從1994年春天起開始組織編寫《法律語言學教程》,由王潔主編的這部統編教材現已出版。1994年8月由中國政法大學主辦了“全國首屆法律語言研究會”。上述的學術研究和活動,都有語言學家積極參加。隨著香港、澳門的已經和即將回歸,有關的法律語言研究又增加了引人重視的新課題。
  8.廣播電視語言 廣播電視作為現代化的傳播媒體,在我國有極其廣闊的應用前景。除了一般的語言運用規律外,廣播電視在語言方面還有不少獨特的形式和要求。新時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很大重視,出現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如張頌《朗讀學》(1983)、《中國播音學》(主編,1990)、《廣播語言通論》(1994)、施旗《廣播電視語言》(1988)、林興仁《實用廣播語體學》(1989)、《廣播的語言藝術》(1994)等。這些成果大多是廣播、播音、語言學等方面學者共同合作的結晶。這方面的研究在新的理論與方法的引進與運用方面還有許多工作可做,更大的成績也是可以預期的。
  9.術語學 術語是各門學科的專門用語,是人類科學知識的結晶,也是語言詞匯的一部分。重視并積極參與術語研究與制訂工作,是語言學應用部門責無旁貸的任務。1985年,由中國科學院牽頭,成立了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1996年,該委員會改名為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CNCTST)。到1998年年底為止,該委員會已完成了40個學科的名詞審定工作,共出版了44冊各學科的規范名詞,累計142,000余條。語言學家在這個領域也做出了成績,如參與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使用漢語的術語數據庫;在術語理論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樹,如馮志偉的“潛在歧義論”(PA理論)“術語形成的經濟律”“結構功能觀”等。他的《現代術語學引論》(1997)則是我國學者寫的第一部現代術語學專著。
  
  
  
語言文字應用京62~65H1語言文字學董琨20002000這是筆者担任的199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新中國社會科學五十年》的“語言學”分論的一個部分,抽出發表時作了擴充,特此說明。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pplied Linguistics in The New EraDong Kun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pplied linguistics in the new erahas aroused general concern,and has made a lot of brilliantachievements.Haoing 9 sispects in view,the paper gives abrief suruey of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research of Chinese applied linguistics.董琨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郵編:100732 作者:語言文字應用京62~65H1語言文字學董琨20002000這是筆者担任的199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新中國社會科學五十年》的“語言學”分論的一個部分,抽出發表時作了擴充,特此說明。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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