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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間知識分子的西學觀  ——以上海格致書院為例
晚清民間知識分子的西學觀  ——以上海格致書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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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西學觀”,是指對西方學術文化的總體認識和態度。鴉片戰爭之前,按照傳統的“華夷”觀念,中國將西方設定為不開化的蠻貊世界,既不去主動認識研究,也不屑積極與之交通,一味采取賤視態度。鴉片戰爭之后,隨著中西文化交鋒的加劇和深入,西方所特有的文化勁勢凸現在國人面前,傳統的“內夏外夷”、“用夏變夷”觀念一時顯得迂腐不堪。面對如此變局,有識之士開始重新審視西方文化,重新思考中西文化關系,逐步形成新的西學觀。多年來,我們在考察近代學習西方思想史時,基本是以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等實踐家和以魏源、王韜、鄭觀應、馬建忠等理論家為坐標,展現的基本都是“大人物”的思想,那么當時中國民間普通知識分子對西學又持什么樣的認識和態度呢?論者寥寥。因此,本文擬以上海格致書院為例對這個問題作一探討,視界雖然狹窄,或可有管中窺豹之效。
  上海格致書院是經英國駐滬領事麥華陀倡議,由麥華陀、傅蘭雅、唐廷樞等中外人士共同創立的一個具有中西兼容、官民合辦性質的新型的教育機構,自其倡議籌建到停辦,歷時達四十年(1873-1914)之久①。論歷史貢獻,上海格致書院不僅開中國近代新式教育之先河,為中國社會培育了一個“新式”知識群體,成為傳播西學的重要載體,而且孕育出新的思想資源,在社會上產生較大反響。探究上海格致書院學生的西學思想,最直接的材料是《格致書院課藝》。《格致書院課藝》是由上海格致書院山長王韜編輯的1886—1894年間書院所舉辦的歷次考試中優勝者答卷的匯編,真實地記錄了書院學生的心跡。從《格致書院課藝》看,1886—1894年,上海格致書院曾多次專門就西學問題考課學生,總計命題24道,占總題數的26%②。檢閱學生們的答卷,我們大體可從其如何看待中西學的關系、引進西學的方法、西學知識結構等方面來解析其西學觀。
  一、中西學關系論
  在近代化歷程中,中國屬于后發型國家,學習、引進西學是中國近代化運動的一大主題。但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長期處于“文化出超”地位的大國來說,講求引進西學無疑是“用夷變夏”之駭舉,必然會引起文化觀念上的巨大震撼與猛烈沖突。因此如何消解國人“用夷變夏”的心理障礙、如何尋求中西學之契合點就成為能否引進西學的關鍵,換句話說,如何合理解釋中西學之關系,闡明西學與中學的“兼容性”成為引進西學的前提條件。從徐光啟譯介西書,到林則徐、魏源接觸“夷務”,再到整個洋務運動講求“洋務”的全過程,所有提倡學習西方文化的開明人士,無論自覺與否,都無法避開中學與西學的相互關系這個問題,而且隨著文化交流規模的擴大和層次的加深,中西學之關系問題愈加成了“凡是提倡西學的人不得不正面做出必要闡明的立論之前提”。那么,格致書院學生是如何看待中西學關系的呢?
  細研書院學生的答卷,在看待中西學關系問題上,大體持“西學中源”、“中學囊括西學”論和“中西學異源”論等觀點。
  “中學西源”論是一個古老的命題,其源可追溯到魏晉時期的“老子化胡”說,而就清代言之,則以數學家梅文鼎為主要始作俑者。他認為,西方的“借根法”源于元代李治所創之“天元一法”,但“天元一法”在中國失傳,西人得之,名之為“東來法”。這一說法純屬虛假認知,后人非但沒有予以糾正,反而進一步加以發揮,將西學一概視為源于中國。姑不論私人著述,就連《明史》、《四庫全書總目》等官書也持如是看法,成為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西學觀。鴉片戰爭后,這種西學觀仍頗為盛行,一大批洋務思想家認為西學導源于中學。馮桂芬指出:“中華扶輿靈秀,磅礴而郁結,巢燧羲軒數神圣,前民利用所創造。諸夷晚出,何嘗不竊我緒余?”③ 李鴻章也極言西學“脫胎”于中學,“竭其智慧不出中國之范圍”。張自牧更作《瀛海論》、《蠡測卮言》,詳細論證了西學源于三代圣人和諸子。
  客觀地講,“西學中源”論雖在學理意義上牽強附會,但在方法論意義上則有其“高明”之處。因為在頑固派極力貶斥西學的情況下,如何證明引進西學的合理性至關重要,而“西學中源論”恰恰以其獨特的邏輯關系證明了西學與中學可以“兼容”這一命題:西學是中國古已有之而后來傳到西方去的,既然如此,西學即是中學,西學不是與華夏文明異類的夷狄之學;由是而論,學西學無非就是“禮失求諸野”,是找回自己祖宗所創而后來丟失的文化遺產。說到底,學西學就是等于學中學,師事夷人其實就是繼承祖宗事業的一種途徑。
  從書院學生的答卷看,一些學生贊同“西學中源”論,他們從中國浩瀚的經史子集中,找到許多字句、事例,證明西學導源于中學。
  李鼎頤認為,西方所謂電學、天文學、動物學、植物學等無不源于中國經典:
  《大學》之言格致,具見于《易》、《詩》、《書》、《春秋》之中。《易》言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百物露生,則電學所由祖也。《堯典》四仲中星之次,璇璣玉衡之儀,則天學所由祖也。《毛詩》之草木鳥獸,蟲魚瑣屑,則動物、植物之學所由祖也。《春秋》之日食月蝕,星隕歲差,則測算之學所由祖也。是格致之學,何莫非圣人啟其先!特中國信以傳信,數世轉失其傳,西人精益求精,專門竟成絕學。溯厥源流,有出于一致者矣。后人不察,動謂西人格致之學,殫精竭思,造乎其極,制器尚象,窮極精微,似若中學專尚空談,不如西學之深求實驗,不知中國經籍早啟其端,中國為其創而西人為其因,雖外夷機巧,亦不能出此四府之中。④
  孫兆熊認為西方之幾何、自鳴鐘、火車等源自中國:
  制器尚象,利用本出于前民。幾何作于冉子,而中國失其書,西人習之,遂精算術;自鳴鐘創于僧人,而中國失其法,西人習之,遂精于制造;火車本唐一行水激銅輪自轉之法,今則火蒸汽運,名曰汽車;炮本虞允文遺制,當時敗敵,有霹靂之名。凡西人所精者,中國皆先有其說。今愚俗之少見多怪,往往震驚西人之巧,豈西人之巧、西人之智真遠出于華人之上哉?特中國不重技藝之學,人巧而吾自安于拙,人智而吾自安于愚耳!⑤
  彭瑞熙從中國古籍中,尋找“化學”、“重學”、“光學”、“聲學”、“電學”、“氣學”、“植物學”、“機器制造”、“槍炮”等“古已有之”之依據,力圖說明西學源于中學。⑥ 李經邦更認為,西醫得中醫之真傳:“西醫之興,在周末東遷之前。當是時,羅馬人漢尼巴潛于中國,得《內經素問》等書,歸國后專心致志,而后醫名鵲起……觀乎西醫所發議論,其自詡為獨得之秘書者,皆我中國上古醫書中早言之。”⑦
  “西學中源”論混淆了西學與中學兩種不同質文化的界限,暴露出對西方文化發展史的無知,但為洋務派“采西學”之議起了擺脫指責、爭取輿論同情的作用,同時又具有反擊守舊派抗拒西學言論的論辯功能,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自有其積極意義。從后文所述書院學生的西學知識結構看,書院學生對西學發展史的了解是有相當深度的,由此推斷,一些學生之所以仍持“西學中源”論,可能完全出于尋找引進西學的借口考慮,而不是因為他們對西學的無知。正因為他們已有比較豐富的西學知識,所以不少學生在探討中西學關系時采用另外一種更為理性的表達方式作為引進西學的借口,即“中學囊括西學”論,認為中學博大精深,可以囊括西學,西學“合于”中學,而沒有采用“西學中源”論。
  車善呈指出,西學格致之旨,“離神明而求跡象,逐事物而外道德,非若中國格致之學、本末兼賅,精粗畢貫,于此又見泰西之格致,究不出中國格致之范圍也”⑧。蔣同寅認為,西學與中國經史子集相合,有其特有之處,欲求“本末兼賅”,當引進西學,與中學兼而用之。他說:
  (西學)切于日用,頗有近于先民作述之意,于何征之?試稽之于經。《易》言辯物,《書》言勤小物,《詩》言物則,推之三禮、三傳諸經,大要以博物為貴,初不必考《山經》、《爾雅》,而格物之格,固當作至字解矣!則即謂西學之有合于經也可。試更征諸史,作史具有體裁,傳記而外多有志表,如天文、地理、五行、溝洫、禮樂、藝文之屬,原原本本,殫見恰聞,凡古史之所究心者,皆西人之所加意,間能正其朔閏謬誤等弊,則即謂西人之能知史學也,亦無不可。更以子集征之,如《淮南》、《抱樸》諸子,多言名象者無論矣,即古大儒周程張朱,其所學皆尚義理而絀訓詁,然觀《周子通書》、《程子遺書》、《張子正蒙》、《朱子語類》等書,出其緒余,莫不工于體物,而邵康節之《皇極經世》、蔡元定之《律呂新書》尤為觀物而明于象數者。而西人似亦能窺及此意,則即謂西人之能讀子集也,亦無不可。要之物有本末,尤貴知所先后,古昔大儒以格致為開物之資,故形上為道,而務求其本,西人以格致為闡物之源,故形下為器,而但求其末,如欲本末兼賅,則當以中學為綱,而以西學為目,二者兼資而并用之,庶幾無逐末之譏歟?⑨
  “中學囊括西學”論所揭示的思想意義在于西學之內涵不出中學之范圍,西學與中學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兼容”。這自然為引進西學找到契合點。但是無論是“西學中源”論還是“中學囊括西學”論其積極意義僅在解決能不能學習西學的問題,能不能承認西學的價值與地位問題,在學理上則經不起推敲,因此更多的書院學生主張“中西學異源”論,認為西學與中學分別屬于兩個文化體系,各有優長,可以互為補充。
  潘敦先說:“中西之學,本不相同,中國重道而輕藝,故以義理為勝;西國重藝而輕道,故以格致見長。”⑩ 鐘天緯說:“格致之學,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則中國先儒闡發已無余蘊,自形而下者言之,則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窮,蓋中國重道而輕藝,故其格致專以義理為重,西國重藝而輕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11) 王佐才說:“中國重道輕藝,凡綱常法度,禮樂教化,無不闡發精微,不留余蘊,雖圣人復起,亦不能有加”,但在論“物理之精粗”方面,與西學相比,“誠有相形見絀者”(12)。朱澄敘也從“格致”之對象與途徑方面分析了中西格致之學的差異:
  先儒意主窮理,非泛然逐物而格之,而西學則舉萬物之形質,究察其底理,明辨其異同,且更以調和交感之法加于物,分之而得其純一之體質,合之而得其變化之因由,幾欲盡天地萬物而一一格之焉。先儒格致工夫,明指天下國家身心意,即是物,致知工夫即在此處,其所以必先格物者,蓋即一物之理,以通萬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以窮天下之理。是致知必先格物也。西學格致,如論水知為養氣、輕氣合而成,論火知為養氣、炭氣合而成,論木知必有養、輕、炭三氣合而成。是早知養氣輕氣炭氣各具一質,而后能究其所以相合。故格物必先致知。(13)
  由上可見,書院學生已弄清了中西學的基本差異,即中學是通過格物而體認以綱常法度、禮樂教化為核心的圣賢義理,而西學則是通過格物而探究自然界物質之理。
  在認定中西學之不同源流與差異的基礎上,書院學生不再提西學源于中學,而是認為西學與中學有“相合”之處。趙元益明確否定了“西學中源論”之立論根據“西方的借根法源于中國的天元一法”,指出:“西國之代數術,略與中土天元之理同而法則異,其原始即借根方,西國名阿爾熱巴拉,西天方國語,言補足相消也,昔人譯作‘東來法’者非。”朱澄敘也認為西學并非竊中學之“緒余”,西學是中學之外另一文化體系,“今泰西一切制作,遠不過二千年,雖非竊我緒余,其實遙遙相繼,不必謂西學天文同于中國渾天之說,地學同于《書》考靈耀地恒動不止之說,化學同于《洪范》五行及墨子、張子、亢倉子之說,電學同于《淮南子》陰陽相薄之說,聲學同于聞牛鳴而知宮,離群羊而知商,聽雉登木鳴而知角,見豕負途駭而知徵,聽鳴鳥在樹而知羽等說,重學同于墨子均發均懸等說也。”(14)
  王佐才認為,中西學的發展趨勢雖然不同,但二者有不少“相合”之處,如《尚書》所言“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地恒動不止而人不知”,合于西人談天之學;《墨子》所言“化征易若,蛙為鶉,五合水火土,離然鑠金,腐水離木”,合于西人之化學;《關尹子》所言“石擊火生光,雷電緣氣而生,可以為之”,合于西人電學;《靈樞經》所言“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楮之多少,脈絡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皆有大數”,合于西人醫學;《史記》所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抱樸子》所言“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等等,合于西人之礦學。在他看來,中西學雖有“相合”之處,但是偶然的,中西學之“不合”之處是必然之趨勢,而造成中西學“不合”的原因在于“中國尊古而薄今,視古人為萬不可及,往往墨守成法而不知變通,西人喜新而厭故,視學問為后來居上,往往求勝于前人而務求實際。”(15)
  葛道殷認為,中西格致之學在學理上是相同的,二者的差異主要在于所論“格致之事”有“詳略精粗之不同”。為此他從多個方面闡述中西格致之學“詳略精粗”,從而肯定了西學的價值。他認為,就人體學而言,“中國醫書言理甚精,但所載骨肉臟腑經絡,多不明其體用。西書《全體新論》,考之精詳,言之確鑿”(16)。就化學、光學、電學、力學等自然學科而言,“西國所言實較中國為更詳”。如其研究化學,將物質分為化成類、生長類,深得其奧秘;研究氣候,能闡明風起之故、降水之因、南北半球氣候冷熱交替之理;研究電學,能詳解電之生成原理及其基本特性;研究光學,能深悉發光原理及“眼目所以能視之理”,等等。(17)
  正因為格致書院的學生充分認識到西學的長處與功用,所以積極主張大興西學,西學“就其有用者言之,雖圣人亦不能廢,豈得概以奇技淫巧斥之”?車善呈說:“今國家自許泰西各國通商,梯航畢萃,風氣一新,耳目所經,泰西藝學,如天學、算學、地學、物學、化學、光學、聲學、熱學、電學、醫學、測量繪圖、機器制造紡織、輪艦航海、軍械鐵路礦務等,以至通商貿易事宜,凡百洋貨,紛起疊陳,就其有用者而言,雖圣人亦所必取,且其中實有中國所不如者。若概以淫巧奇技斥之,妄矣!”(18)王佐才說:“泰西各國學問,亦不一其途,舉凡天文、地理、機器、禮算、醫、化、礦、重、光、熱、聲、電諸學,實試實驗,確有把握,已不如空虛之談。而自格致之學一出,包羅一切,舉古人學問之蕪雜一掃而空,直足合中外而一貫。蓋格致學者,事事求其實際,滴滴歸其本源,發造化未泄之苞符,尋圣人不傳之墜緒,譬如漆室幽暗而忽然一燈,天地晦暝而皎然日出。自有此學而凡兵農禮樂政刑教化,皆以格致為基,是以國無不富而兵無不強,利無不興而弊無不剔。”中國誠能引進西學,“不難駕西人而上”(19)。楊毓輝、李經邦、許克勤更以西醫為例,分析了中醫不懂得運用近代科學原理的弊端,詳述電學、化學、光學、水學在西醫中的運用情況,力指中醫之昧、粗、劣和西醫之奇、精、優,力倡取法西醫,“合中西而一之”(20)。趙元益認為,中西學雖然是兩個種文化,但二者“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因此,他從歷法、農事、兵器、制造、算學、重學、文字、醫學、化學等方面闡述了中西學之同與異,指出應當按照互相學習的原則來處理中學與西學的關系:“學無常師,中人以身心性命、三綱五常為格致之根源,西人亦當加意考求,而后不違于名教;西人以水火光聲化算電熱為格致之綱領,中人亦當潛心研究,而后可至于富強。兼聽并觀,周咨博訪,勿傲己長,勿責人短,彼此相咨,各得其益,庶幾異者日少,同者日多。由格致而漸臻于平治,無難也!”(21)
  19世紀晚期,國人對西學的認知總體上處于亦驚亦疑的狀態。姑且不論普通民眾,就連不少執政大員也對引進西學持懷疑或者拒抗態度,致使創辦西式產業舉步維艱。以“交通”為例,早在1860—1870年代,啟蒙思想家王韜、薛福成、馬建忠已分別撰文吁請興建鐵路,但朝中圍繞是否修建鐵路問題長期論爭不已,直至1889年清政府決定修建盧漢鐵路方告平息;早在1861年,時任廣州海關副稅務司赫德已向總理大臣奕新提議興辦新式郵政,但直到1896年,清廷才正式批準創辦,其間經歷了長達18年的艱難歷程。以金融為例,早在1840年代,林則徐、魏源等人已提議自鑄銀幣,以“抑洋銀”,但直到1887年兩廣總督張之洞才奏準在廣東設廠鑄幣;早在1859年,洪仁玕已提出“興銀行”的主張,1876年,唐廷樞也向丁日昌建議糾集股份,設立銀行,但直到1897年才得以興辦。圍繞諸如此類問題,上海格致書院曾多次命題考課學生。盡管學生們對如何興辦西式產業的認識有所不同,但是在是否興辦問題上則幾乎無一例外給出了肯定的答案。(22)書院學生的這一認識水準大大超過當時保守派人物對西學的認識水平,意味著在“歐風美雨”的沖擊下,中國社會在自上形成倡導西學的“洋務派”的同時,也自下形成向慕西學的民間知識群體。
  二、引進西學方法論
  晚清時期,伴隨著對外戰爭的一次次失利,伴隨著西學的涓點浸潤,國內風氣漸開,學習西學逐漸成為社會之大趨勢,“仕宦中莫不以西學為當今之急務,士林中莫不以西學為用世之良模”。但是,當時引進西學的效果并不能令人滿意,“其始也淺嘗而輒止,其繼也泛騖而不專,其終也襲粗跡而無精心,托空言而無實補。于是簡編雖博,常捍格而不曾其通,教誨雖勤,恒齟齬而不得其要”。(23) 于是,采取什么方法引進西學,逐漸提到議事日程上來。1889年,格致書院以“華人講求西學,用華文、用西文利弊若何論”考課學生。通過幾份優勝者的答卷,我們大體可以梳理出書院學生對引進西學的方法問題所持的基本看法。
  首先,從文字工具看,學生們認為引進西學,應當西文、華文兼用,不可只用華文而不用西文,也不可只用西文而不用華文。楊毓輝指出,只用華文而不用西文和只用西文而不用華文分別有六大弊端。只用華文而不用西文的弊端是:
  第一,西學書籍,多不勝數,中國所移譯者,不過“萬分中之二三”,如果只用移譯之書,“則所知者不過止于此耳,所能者不過限于此耳!舉凡未翻譯之精深奧竅處,必不足以知之,必不足以能之”。
  第二,翻譯西文過程中,因只用華文而不用西文,故同一名詞因譯者之不同而出現多種譯名,故不免有“混名難辨之虞”。
  第三,翻譯西書過程中,因只用華文而不用西文,每每出現“詞不達意”、“似是而非”現象,深有“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之患”!
  第四,講求西學,“必須與泰西積學之儒切磋琢磨,相與討論,然后聰明不至于誤用,趨向不至于他歧”,如果只用華文,則既不能洞曉西文,又不能廣交西友,“欲收觀摩相長之益也,不可得矣”!
  第五,格致制造之學,西人夙擅其長,如果只用華文,“必不能研索探求,旁通曲引,即或能之,亦必不出西人之范圍”,“雖有心思才力,亦必不免淺見寡聞也”。
  第六,業經翻譯的西書雖然不少,但其數畢竟有限,“且半系入門初學之書”,如果只用華文,“必不易淹博精通”!
  只用西文而不用華文的弊端是:
  第一,講求西學,如果只用西文,則“一日所習者西文,日日所習者西文,西文日精而日進,華文乃愈久而愈疏”,久而久之,必然陷于“深薄乎中學,漠視乎中學”之境地。
  第二,西文皆系拉丁文字,“所用之字母,僅二十有六,而千變萬化,以至無窮”,故“講求西學者必先用華文之書以開其幾,然后再用西文之書以竟其緒”,如果只用西文,則“西書之精微曲折處恐不能一目了然,即不能速于見效也”。
  第三,《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就講求西學而論,則“華文即為本與始,西文即為末與終。茍徒用西文,是不知所先后,即不近于道矣!”
  第四,中國之講求西學的目的是,“上以之富國,下以之強兵,大以之培欽差理事之才,小以之收教習司事之效”,如果只用西文,則“專心于西文者必致華文不通,是亦大失國家栽培之本意!”
  第五,講授西學,西文未嘗不可使用,但是如果只用西文,初學者“難諳一語”,不免有“事倍功半”之弊。
  第六,西文為西學之初階,華文又為西文之先路,“如或未用華文而驟用西文,是猶婢學夫人,其不貽躐等之咎者,蓋鮮矣!”(24)
  王襄認為,中國學習西學的方法既有“學西文而不通華文”之弊,也有“學西文而僅用華文”之失。他說,華人學習西學,勢必比西人學習西學為難,欲探求西學之理,必先明華文之理,否則難以洞悉其精微;移譯之書雖然便于華人閱讀,但難保其絕無字義模糊、文辭誤解、乖離本真之處,更何況西書名目浩繁,譯不勝譯,若僅用華文,則無以罄盡其學問。因此,講求西學,不能不通華文,也不可僅用華文。(25)
  楊選青也認為,中國講求西學多年,但“卒無人升西學之堂,人西學之室,造西學之極,探西學之微者”,究其原因,在于“講西學者徒用華文而不用西文之弊”。他說,只用華文,“則既翻譯者尚得稍涉其藩籬,未翻譯者即不得窺其奧竅,如此而欲得西學之妙,入西學之微,是猶緣木求魚矣”!更何況西學之文義與華文迥乎不同,總難免出現差訛之弊,因此講求西學,不可不用西文,“譬之宮墻,西學為室,西文為門,不得其門,不能入其室也。譬之事物,西學為末,西文為本,不明其本,不能知其末也”(26)。
  在書院學生看來,引進西學最佳的方法是華文、西文兼重,不可偏廢。王襄說:“學西學者專用西文不得也,必兼學華文以明其理;且僅用華文不得也,尤必學西文以造其微。”(27) 楊毓輝指出:講求西學,應當先用華文,后用西文。這樣做有四大益處:
  第一,“先用華文,后用西文,則華文之音義既可精通,西文之書理亦可洞悉。”
  第二,“華文與西文并用,則涉獵既多,見聞較廣,必不至有捍格不通,即或有之亦得心領神會而免躊躇不決之勞。”
  第三,“華文與西文并用,則華文之書中有疑義而可證以西文之書,西文之書中有疑義而可證以華文之書,猶得與華人之通西學者互相討論,以究其理之所歸,并得與西人之精西學者相與揣摩,以察其義之所在。”
  第四,先用華文,然后再用力于西文西學“能合中西而一貫”。(28)
  其次,從引進西學的途徑看,書院學生提出了不少具體的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提出如下方法:
  第一,設立學堂,教授西學。楊毓輝建議在各地廣建學堂,“凡西學中之天算格致等學,每學設立學堂一所,延請真正名師,并購辦既翻譯及未翻譯各項西書,安置堂中”,令學生“各守一藝,各執一業”,認真學習,“不數年人才滿天下矣!”(29) 潘敦先認為,欲引進西學,“非推廣書院不為功”。因此,他建議仿效西方模式,興辦“書院”。他說:泰西各國,“自鄉而城而郡而都”均建學堂,因材授學,中國宜“擇善而從”,多建學堂,開設西學課程。(30) 孫兆熊也建議,“于各州縣多設小學堂,每省設一總學堂,子弟于小學讀書之后,再赴總學堂,任其所好,予以課程,如醫算等。官長考其良否,可者分別等差,皆給執照,然后錄用;若不善其業,則將照收回,以免貽誤。其出色者,亦當量予旌賞,以示優異”(31)。俞贊則建議在通商口岸建立專門的西學“儲才館”,“館中廣儲西書,設總教一人,副教一人”,講習西學。(32)
  第二,游學西方,以廣見聞。潘敦先說:泰西藝學,制作之巧,歲新月異,若不親赴西廠觀摩,斷難窺其秘鑰,若不身親目擊,本原無由洞悉,而曲折無以自明,“欲窮西學之深,必自游歷始”。因此,他建議從書院中選拔成績優異、樸實耐勞者,給資分送歐美游學,“察其輿圖物產,訪其風土人情,交其賢豪長吏,詢其政教法度,并悉心學其機器制造,……務使歷遍殊方,深知要領”(33)。楊毓輝也說:“事必躬親而后悉,法必目睹而后明;徒恃載籍之虛傳,必不如見聞之實在……故欲振西學,尤當勤游歷之功。”他建議在京師設立“游歷堂”,專派王公大臣督理其事,每年由堂考取聰穎者數十人,咨送出洋留學。留學生既要學習西文的政教法度、機器工藝,又要“專肄各項西學”,力求學問精進。(34) 項文瑞認為游學是培養“西學”之才的重要途徑,建議招收各省“有志之舉貢生員,曾經學習西文西語,年在三十以下者百人,先由學師冊送至同文館考取,即由總署備照會,給資分送英法德美意及荷蘭、葡萄、西班牙等國。有愿入水師學堂者,有愿入兵法學堂者,有愿學測繪推算者,有愿學制造器械者,各如其意。”(35) 楊家禾也建議各有選取生員,分派西洋各國學習。(36)
  第三,設立特科,簡拔西學人才。楊毓輝認為,講求西學,“莫善于設特科,專考西學,舉人則曰特舉人,進士則曰特進士”。因此,他建議在南北兩洋選擇各省交界適中之地,建造西學貢院,三年一試,“凡各省之生監皆得與考”(37)。潘敦先也主張開特科以鼓勵西學人才。他說:“為今之計,莫如仿宋司馬光議設十科之意,特設一科,擇南北洋省會之區,建造貢院,三年一試……凡院中大考列入上等者,皆得報名應試,并援今算學鄉試之例,每二十名取中一名,會試則視人數多寡,隨時請旨。如是則人知帖括外亦有進取之階,而西學于是乎暢行!”(38) 孫兆熊認為中國舊式取士之法,專尚虛文,即取中之人亦多以八股時藝相尚,非盡有用之才,建議在八股之外,設立算學科。(39) 王佐才建議設立“藝學特科”。他說:“今日之計,宜變通文武歲科考試,另立一科,專考西學。如數學則有代數、幾何、平分角法、微分積分、對數以及制造機器、測繪地圖,重學則有靜重學、動重學、水力之類,推之光學、聲學、電學、礦學、冶金學、地產學、農學、化學、熱學、地理學、植物學、動物學、醫學之類,分門教授。入選者曰藝生,酌予膏火,三年一試。”(40)
  第四,學習西學,不能放棄中學,二者應當并重。潘敦先認為,中西學各有所長,正確的治學態度是,“使中西之學兼綜條貫”,不可偏廢。他提議在各省建立“游藝書院”,院中開設中西學課程,中學以“經史為本”,西學以“天算為宗”,“經史者如孝經、小學、史鑒及國朝律歷諸書是也,隨資高下,循序漸進”;“天算者,如三角、八線、幾何、代數、微積之類是也”(41)。
  書院學生關于如何引進西學的認識雖然沒有超越洋務派人物和早期啟蒙思想家的認知水平,其所提設學堂、派游學、立特科等主張可在李鴻章、左宗棠、鄭觀應等人的著述中均有反映,但可以說明這一知識群體能夠扣住時代的脈搏,從民間喊出時事之需。
  三、西學知識結構
  鴉片戰爭前后,國人不僅對西方的學問知之甚少,就是對西洋的一般國情也極端無知。從人體特征來說,朝野普遍認為,西方人肢體僵直,行動不便,目光昏暗,夜盲短視。林則徐曾奏言:英人“渾身纏裹,腰腿僵直,一仆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以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42)。兩江總督裕謙也說:英人“腰腿僵直,結束緊密,礙于伸屈,一仆即不能起,不利陸戰”(43)。大理寺少卿金應麟說:英人“不能遠視,故不能挽強命中,腳又無力,上岸至陸地,則不能行”(44)。耆英在奏章中更強調:“夷人夜間目光昏暗,更宜于深夜擾之。”(45) 對于如此無知之論,道光帝的看法是,“眾口一詞,信然!”從生活習性而言,朝野普遍認為,茶葉、大黃是西人的“活命之源”,不可一日缺少。江南道御史周頊認為,“外夷于內地茶葉大黃,數月不食,有瞽目塞腸之患,甚至不能聊生”(46)。福建巡撫魏元烺認為,“外夷之人,非內地大黃茶葉,無以為生”(47)。順天府尹曾望顏也認為,夷人“所需以為命,不可一日缺者,乃中國之大黃茶葉”(48)。就連林則徐也認為,茶葉、大黃“實為外夷所必需”,“果能悉心斷絕,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權”(49)。對于西方的“火輪船”,朝野也是深惑不解。兩江總督牛鑒猜測西方蒸汽輪船之轉動機關“系用牛拉”(50),琦善則認為蒸汽輪船是靠煙來推動,“煙氣上熏,輪船即激水自轉,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撤去風斗,輪船即止”(51)。
  無知只是封閉的結果。鴉片戰爭后,隨著視界的拓展,西學的流入,國人的西學知識日漸豐富起來。就上海格致書院的學生而言,其西學知識水平如何呢?我們可以從其學習內容和答卷內容來估量。
  從學習內容來看,上海格致書院設有相當完備的西學課程體系,其學生可以說已接受了當時中國“最先進”的西學教育。1895年,傅蘭雅為格致書院擬訂了一份“西學課程綱目”。按照“綱目”,書院開設礦務、電學、測繪、工程、汽機、制造六個專業,令學者“任取某學,逐次講習”(52)。每個專業分“全課”與“專課”兩個教育層次,其中礦務學全課課程17門,電務學全課課程17門,測繪學全課課程10門;礦務學專課課程按開煤、開金類礦、礦務機器三個專業設置,電務學專課課程按電氣機器、電業二個專業設置,工程學專課課程按開鐵路工程和造橋工程二個專業設置。(53) 至于汽機、制造專業,或許因當時開課條件未備,沒有開列具體課程。但從已列的各類專業課程看,其內容已相當“現代”。以電務學為例,所開課程有數學、代數學、幾何與三角學、重學略法、水重學、氣學、熱學、連規畫圖法、汽機學、材料堅固學、機器重學、鍋爐學、配機器樣式法、電氣學、用電各器、吸鐵電機器配式樣尺寸法、通電燃燈或傳力法等。這些專業課程不僅為當時中國社會所急需,而且基本涵蓋了當時西方主要前沿學科。
  從考課內容看,1886—1894年,格致書院共命題88道考課諸生,其試題既有數學、物理、化學、地理、氣象、歷法、醫學、電學、熱學等理論性問題,又有貿易、稅收、貨幣銀行、礦冶、制造、農田改造、人才培養、學校建設等現實問題,基本不涉及純粹道德性理問題。從考生的答卷看,書院學生所讀西學著作已很豐富廣泛。從《格致書院課藝》看,其征引的西學書目不下253種(54)。1889年,上海格致書院以“泰西格致之學與近刻翻譯諸書詳略得失何者為最要論”為題考課學生。學生對“西書”廣加征引評述,其中孫維新的答卷長達萬言,共述及、評介了160余本西學書籍,舉凡西學各科,羅列殆盡。因此有人把格致書院視為“向全中國傳送西方知識陽光的中心之一”(55),似乎并不過分。
  如果說“課程表”、“書目”反映的只是一個西學受教范圍,那么可以說考生對西學具體內容的闡述反映的則是他們的西學知識的深度和水平。1889年,書院就西方“格致”之源流問題考課學生,鐘天緯、朱澄敘、蔣同寅、王佐才等30余人獲獎。他們從不同角度概述了西學發展脈絡,儼然一部西方科技小史具于心中。如鐘天緯探析西學源流,不僅考論其學術傳承關系,而且概括了各學問家之治學特點:亞里士多德論學“語皆精粹,不涉惝恍之談,人皆信為實錄。綜其平生,無一種學問不為思慮所到,可謂格致之大家、西學之始祖已”;培根論學以“格致各事必須有實在憑據者為根基,因而窮極其理,不可先懸一理為的,而考證物性以實之”;達爾文論萬物強存弱滅之理,“其說與耶穌之旨相反”;斯賓塞之學“多推論達文所述之理,使人知生活之理、靈魂之理……其大旨將人學而確可知者與確不可知者,晰分為二。”此外,他還介紹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和斯賓塞的“可知論”與“不可知論”思想。(56) 山長王韜對此卷評價很高:“敘述四大家著述并其所創各種學問如數家珍,知作者寢饋于西學也深矣!”
  朱澄敘對西學的評介比鐘天緯還要詳實。從哲學社會科學方面言之,他提到了亞里士多德的“水火氣土”物質構成論、培根的“唯物經驗認識論”,提到了培根的哲學著作《新工具》中部分內容和斯賓塞的教育學著作《肄業要覽》;從自然科學言之,他介紹了電的發現者美人富蘭克林、制造風雨表的意大利人多遮里、查出光速的丹麥人美爾、發現氫氣的英國化學家加芬底矢、查出氧氣的科學家伯理司理、發現血液循環的英國醫學家哈維、創言地球自轉者意大利人伽利略、壓力柜的發明者法人巴斯加勒、蒸汽機發明者瓦特、花的雌雄的發現者英人格路復,等等。(57) 在此之前,任何一本中譯西書中,我們都難以找到如此系統的介紹。這說明作者是在廣泛閱讀西書,或在格致書院聽講之后,經過自己消化、整理,然后寫出來的。王韜對此卷的評語是:“作者于泰西學人之源流頗有心得,故能言之有物。”龔照瑗稱其“條對詳明,羅羅清疏,沉酣于西字典籍中者,其功深矣!留心時務,搜討西書,洵推巨擘。”
  細觀學生們的答卷,他們對西學各學科有關原理及其功用已基本掌握。就聲學而言,學生們不僅懂得聲波速度的測定方法,而且已經知曉聲波在空氣中和金屬介質中的傳播速度。
  就光學而言,學生們已掌握了各種透鏡的光學原理和光反射、折射及折射率的測定方法,并知曉光的基本形態和光的傳播速度及光距。
  就聲學而言,學生們既通曉聲波速度的測定方法,也熟知聲波在空氣和金屬介質中的傳播速度:氣溫不同,聲波傳輸速度也有異,在0°、2.5°、8.5°、12°、26.6°的氣溫下,聲波速度分別為1090、1092、1109、1113、1140/秒;金屬的熱度不同,聲波的傳輸速度也不同,除了銀鐵,其他金屬的熱度增加,其傳聲速度遞減。
  就化學而言,學生們對當時已發現的六十四種化學元素及其基本特性已了然于胸,不僅知道凝質、流質、氣質三種物質存在形態“可遞相變易,亦可互相還原”,而且也初通化學元素的化合反應情況。如其云:氧氣無色無味,“遇各原質,除弗(氟)而外,俱可配搭成物,如底類、酸類、蛤蜊類皆為養(氧)氣化合所成”;氫氣無色無味,凡是酸質,均含有氫氣,與氧氣合即為水,與氯氣合即為“海特羅克羅立酸”,等等。
  就電學而言,學生們既知道電的分類:“一為干電,則以攝鐵摩擦而生,如電光燈,即此用法;一為濕電,則以白鉛炭精代精錡銅片之用,一經硝強水,而電氣生焉”;也曉得電的特性和導電速度:電分正負兩極,“如將鋅與鉑各一片入酸水內,則其水外二端之電氣即有相反之性,鉑端顯正電,鋅端顯負電;再將二片聯以金類絲,則正電在絲上,向負電而行;負電在絲上,向正電而行”,以鐵為導體,電荷的速度為200000英里/秒。
  就熱學而言,學生們已掌握了熱源和熱傳導的基本原理和測熱之法,知道熱“一由日光而生,二由電氣而生,三兩物摩擦而生,四兩物相合變化而生”;萬物皆有熱,各物傳熱,多寡不同,等熱學知識。
  就天文地理學而言,學生們既知曉地球的經緯線知識:“地球一周,共有三百六十度。右為東半球,左為西半球,以經線緯線縱橫計之,四周得三百六十度,每度得二百三十里”;也懂得地球公、自轉原理:“恒星與日俱不動,月繞地,又繞日而行,地與五星俱繞日而行,故以地球繞日一周為一歲,以地球自轉一周為一晝夜。其行道月、地、五星俱系橢圓”。對于潮汐的成因和氣候的變化,學生們也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泱漭巨區,受日月之吸力,則水離地而起,是為潮漲;日月過其吸力,則水伏地而平,是為潮退;月在上弦下弦,日月相距,有九十度之角,分力引水,其潮小;朔則日月同處一處,望則日月下上相對,合力引水,其潮大”;“地球既繞日而行,則因南北而有寒暑,因向背而有晝夜,因吸力而有潮汐,因冷熱而有風颶風,皆一理為之相生也”;地愈高,氣溫愈低,每高三百尺,減熱一度。
  就醫學而言,學生們一則已經掌握了人體骨骼和肌肉的基本知識:人身骨數二百四十,“骨形方圓大小凹凸不一,骨節分不動、少動、能動三類”,人體肌肉有六百四十條,“肌肉之行,分自志、不自志兩種”;二則掌握了血液循環原理:“脈管起于心右上房,彎回入肺內,成總管……上直達首臂,下由腰胯連下部。其管所藏為紅血。……回管者,系由身內微絲管合成,至心為總管。起于心左上房,上接肺回管,化紫血入心下右房為好血,入脈管,亦分上下,上連上部,下連下部。回管較脈管大,而行路則分深淺。淺在脈管之外,深與脈管同路,而在頭腦則為回穴。”三則對西醫擱羅防、伊打酒、淡養氣等麻醉藥物和剖腹產、切取膀胱結石等外科手術也能道出一二,并知鴉片的基本特性,即“含生物質有十一種,而各質內功力最大者,為莫爾非尼,其性能感動人身”。
  由上可見,學生們對西學各科內容,從聲波、光波的傳播、測定到電的特性、熱的轉化,從氣候變化、潮汐現象到地質構造、地貌特征,從數學、物理原理到各類化學元素的特點、功用,從人體解剖到人體血脈、人體器官,均能娓娓道來。正因為學生們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學知識,所以他們對中國古代載籍提出質疑和批評。如楊毓輝批評了中國傳統的“天學”:“昔戰國時,鄒衍好談天,謂宇宙外復有宇宙,中國僅居九九八十一分之一。漢張騫自謂泛海尋河源,至天邊,獲支機石而返,人皆信以為真。至于今始知其謬。蓋地球之說,莫詳于西書,而天下只有五大洲,并無九九八十一分之說。至張騫乘槎之事,尤屬虛渺無憑,可見載籍之不可據也。”(58)因此,如果把上海格致書院定位于“近代科學教育之先驅”,那么完全可以將其學生定位于傳播近代科學知識的先行者。
  四、余論
  西學之傳入中國,如果說從利瑪竇開始,到鴉片戰爭,已有250多年的歷史了;但在這250多年里,西學在中國并沒有得到系統傳播,除了在宮廷我們可以找到若干印跡外,如歷法、繪畫等,在民間幾乎找不到任何西學痕跡。如果以此為參照系看,格致書院在傳播西學過程中確有開山辟路之功。因為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她為中國培養了可以說是第一代具有系統西學知識的知識群體。這一群體的人數并無確切記載,但從書院歷次考課共獎勵1878人次這一史實推斷(59),當不下數千人。對人口眾多的中國來說,數千人并不是一個值得炫耀的數字,但對整體上保守的晚清知識界而言,能夠有數千人倡導西學、研究時務,亦堪稱難能可貴、引人矚目之奇事。晚清晚期,可稱得上“群體”的西學研究、傳播者主要有二個:一是在洋務企業、學堂如京師同文館、江南制造局、福建馬尾船政學堂、上海廣言館中供職、學習者;一是上海格致書院師生。前者是官方的,后者是民間的。二者聯系密切,共同構成當日中國知識界的西學載體。如果說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活動家是學習西學的決策者和執行者,以王韜、鄭觀應、馬建忠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是學習西學的鼓動者和宣傳者,那么可以說上海格致書院和洋務學堂的學生是學習西學的躬行者。書院學生對西學的理論認識深度雖然未必超過啟蒙思想家,對西學的倡導也不似洋務活動家那樣具有政策影響力,但在具體研習、引進、介紹、傳播西學的承載功能上則具有洋務活動家、啟蒙思想家無法取代的社會價值。
  作為書院學生知識結晶的《格致書院課藝》,集中記錄了當時最先進的中國人對西學的基本認識,在后來被作為宣傳新知識、新思想的讀物多次刊行,“就新思潮之啟發而言,清晰可估,在當時產生啟牖之功甚大”(60)。梁啟超將《格致書院西學課藝》列入其編寫《西學書目表》中。晚清編纂的一些“經世”著作對《格致書院課藝》多有收錄。如葛士濬編的《皇朝經世文續編》收有鐘天緯的《中國創設鐵路利弊論》(61);陳忠倚編的《皇朝經世文三編》共收錄文章800余篇,其中選自《格致書院課藝》的竟達100多篇,如葛道殷的《中西格致本原論》,系其在題為“格致之學中西異同論”的考試中的答卷;署名王佐才的《中西格致源流論》和鐘天緯的《格致說》兩文系其在關于中西格致異同和西方格致學說源流問題的考試中的答卷;朱昌鼎的《格致公例》系其在題為“論事物各有消長,試求其正變公例”的考試中的答卷,楊毓輝的《中外刑律辨》系其在題為“中外各國刑律輕重寬嚴異同得失考”考試中的答卷,等等。此外,麥仲華的《皇朝經世文新編》,儲桂山的《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和求自強齋的《皇朝經濟文編》中也收錄了大量格致書院課藝的論文。20世紀初刊行《東西學書錄》、《新輯時務匯通》等書都選用許多《格致書院課藝》中的文章。
  作為一個新知識群體,書院學生以特有的素質在西學東傳、變革維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葉瀚、趙元益、瞿昂來、鐘天緯等人成為戊戌維新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葉瀚曾主編《蒙學報》,發起組織“蒙學公會”,抨擊“自君權一尊,積威壓制,而人人失自主之權與自便之利”;趙元益參與創辦《新學報》,在王韜逝世后主持上海格致書院,創立上海“譯書公會”、“醫學善會”,著有《儒門醫學》、《光學》、《西藥大成》和《法律醫學》等,其中《西藥大成》是當時最大的一部西藥譯著,《法律醫學》是我國第一部翻譯西方法醫的著作。瞿昂來是《經世報》的編輯;鐘天緯曾任《時務報》撰稿人,后又參與創立自立會。項藻馨創辦中國最早的白話報《杭州白話報》,先后任浙江高等學堂監督、大清銀行代理總辦等職。
  注釋:
  ①拙文:《上海格致書院及其教育創新》,《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②尚智叢:《1886—1894年間近代科學在晚清知識分子中的影響—上海格致書院格致課藝分析》,《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③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下,《制洋器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④《格致書院課藝》第5冊,第22頁,光緒二十四年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印。
  ⑤⑩《格致書院課藝》第13冊,第14,3頁。
  ⑥(16)(17)(21)《格致書院課藝》第2冊,第2,4,4-5,5-9頁。
  ⑦《格致書院課藝》第12冊,第49頁。
  ⑧⑨(11)(12)(13)(14)(15)(56)(57)《格致書院課藝》第4冊,第29,1-2,16,4,9,9,5-6,16-17,9-11頁。
  (18)《格致書院課藝》第7冊,第35—36頁。
  (19)《格致書院課藝》第1冊,第33頁。
  (20)《格致書院課藝》12冊,第51—64頁。
  (22)參見郝秉鍵、李志軍:《19世紀晚期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思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4)(25)(26)(27)(28)(29)(34)(58)《格致書院課藝》第5冊,第41,41-43,46,48,46-47,43-44,44,4,45頁。
  (30)(31)(33)(38)(39)(41)《格致書院課藝》第13冊,第1—2,11,4,4,11,2頁。
  (32)(35)(36)(40)《格致書院課藝》第7冊,第29,21-22,25,32-33頁。
  (42)(43)(46)(48)(49)(51)《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1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432,440,36,249-250,512,381頁。
  (44)(50)中國史學會編《鴉片戰爭》第5冊,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第393,383頁。
  (45)中國史學會編《鴉片戰爭》第2冊,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第593頁。
  (47)《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第4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860頁。
  (52)(53)傅蘭雅《格致書院會講西學章程》,載《格致書院西學課程》,光緒二十一年上海格致書院刊印本。
  (54)郝秉鍵、李志軍:《19世紀晚期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思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288頁。
  (55)Knight Biggerstaff, "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Attempt to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Chinese, "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5 (2) , May 1956.
  (59)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385頁。
  (60)(62)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1,91頁。
  (61)《上海格致書院的第三次報告》,《北華捷報》,1883年4月18日。
  (63)葛士濬:《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三。

清史研究京77~87K3中國近代史郝秉鍵20072007
西學觀/中西學關系/西學知識結構
本文以上海格致書院為例,以《格致書院課藝》為基本史料,集中闡述了作為民間知識群體的格致書院學生的西學知識結構及其對中西學關系、引進西學的方法等問題的基本認識,從普通民眾角度揭示了當時中國思想界的西學觀。格致書院學生的思想雖然不似站在歷史前臺的“大人物”的思想能夠左右國家政策,但作為一種潛在的民間思想仍具有社會感召力。
作者:清史研究京77~87K3中國近代史郝秉鍵20072007
西學觀/中西學關系/西學知識結構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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