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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知識分子的悲劇  ——從陳鼎和他的《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談起
晚清知識分子的悲劇  ——從陳鼎和他的《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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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期洋務派思潮研究中,有許多學者已經對馮桂芬及其《校bīn@①廬抗議》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與研究。但是,很少有人涉及過在百日維新中有過重要表現、卻又落得一個可悲下場的翰林院編修陳鼎。他的那部被守舊派視為離經叛道、荒謬絕倫的重要著作《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至今還塵封宮禁,很少有人問津,更談不上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了。這實在是一個不應有的忽略。陳鼎是晚清很有代表性、很有特色的知識分子。他憤世嫉俗,企盼改革,卻又擺脫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縛,找不到一條通向改革的康莊大道,因而長期在苦難中煎熬。而當百日維新高潮到來之際,陳鼎“歡欣鼓舞,不能自已”[1]。他響應光緒皇帝的號召,大膽陳言,直抒胸臆,觸到守舊派的痛處。因此,在戊戌政變發生后,他的境況十分凄慘,受到守舊派冷潮熱諷,排斥打擊,不久便撒手塵寰。在陳鼎身上,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晚清知識分子悲劇的縮影。
  本文擬依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戊戌進呈原本及已刊的《汪康年先生書札》等資料,對陳鼎生平事跡稍事勾勒,對其所進呈的著作與改革思想略予評論,不當之處,敬請師友指教。
   一、清貧的京官生活
  陳鼎生平業績和傳略,坊間少有流傳。陳秉仁先生等所輯《汪康年師友各家小傳》一文中,對陳氏生平有簡略概括,略謂:“陳鼎,字剛侯,號伯商,湖南衡山縣人,僑居江蘇常州。生于清咸豐四年(1854年),卒于光緒三十年(1904年)。光緒六年進士,翰林院編修。曾充光緒己丑(十五年)恩科浙江鄉試副主考官,汪康年等皆出其門下。后以戊戌黨事被判永遠監禁。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大赦時獲釋,次年卒于江蘇常熟縣。著有《黝曜室詩存》、《陳懷庭年狀》。”[2]
  據陳秉仁先生《汪康年師友書札各家小傳說明》記載,小傳資料來源于原合眾圖書館。收藏《書札》時,顧廷龍先生曾根據汪詒年先生在每袋書札前填寫的作者姓名、字號、籍貫等,匯成《汪穰卿先生師友書札姓氏錄》一冊,并請與汪康年關系較密切的張元濟、葉景葵、陳叔通、項藻馨、章宗祥等人對書札作者加以補注,然后又參酌了碑傳、方志等史料,互相校核補充而成[3]。因此,小傳的內容大體上是信實可靠的。
  就陳鼎而言,他的一生沒有什么政績可言。光緒六年(1880年)之前,他孜孜kū@②kū@②,勤奮攻讀,最后如愿以償,成為進士,并且被選為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此后整整30年他一直在京師翰林院供職,差不多一生都是在書齋中度過的,可謂典型的知識分子。翰林院為封建朝廷的儲材之所,人才濟濟。在為數眾多的官員中,有的勇于建言,嶄露頭角,最后位列封疆,極盡顯赫;有的攀權附貴,遨游卿相,以至躋身侍郎尚書,施展自己的雄才偉略;也有的默默無聞,混跡人海,自甘于清貧的京官生活而落魄京師。陳鼎顯然是屬于后者。
  青少年時期,陳鼎像一般士子那樣無間寒暑,刻苦勵學,經史各科,靡不涉獵,26歲便中進士,入翰林,這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但從此他便一蹶不振,沒有往政治方面發展,雖官京朝,卻不騖時名,不通聲氣,閉戶讀書,一如既往。只是在光緒十五年皇帝大婚時,開設恩科,陳氏才被選派為浙江鄉試副考官,錄取了包括汪康年在內的一批名人學士,使得平淡無奇的京官生活中多了一點生氣。
  由于長期在政治上的落魄失意和經濟上的拮據清貧,使他的健康受到嚴重損害,未老先衰。他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初六日寫給汪康年的信中稱:“屢欲乞假歸,總未能自決。又歷年多病,懶動怕事,近復吐血,而鬢發益白,年未五十,已如六七十歲人,境遇所迫,以至于此,亦可嘆矣。”[4]在翰林院當了二十余年編修的陳鼎,居然要乞假南歸,其景況窘迫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是這種長期貧病交迫、獨居感憤的京官生活,使他對封建官場的種種弊端有了深刻的了解,他不愿意趨炎附勢,隨波逐流,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予以批評匡正。他對京師團拜的態度,頗足以說明他為人處世的準則。陳氏在寫給友人的信函中談到:“京中團拜,最是弊典。漢文帝不肯以百金筑一臺,而今日請老師,一宴輒數百。平日翰、詹諸君,藜藿不充,而此日必征歌選舞以為尊,此皆反常之事,兄(按,陳氏自稱)所深疾,今年務請免此一舉。諸年兄中如凌衡甫、朱少梧、黃履中皆身后蕭條,無立錐之地。老母、孤兒、幼妻、弱妾,含辛茹苦,同宜憐憫。榜中諸公,自必樂于相助,請與高子明兄同出一知單,懇各位極力賻贈,更將團拜一宗款項,添入幫款之內,此等事多多益善也。鄙意拳拳,幸勿笑其迂拘為禱。”[5]
  晚清官場極為腐敗、京官們以觀劇飲宴為樂,酒醴笙簧,每月數次聚會。尤其是城南的士大夫,每借同年團拜,即音尊召客,“自樞王以下,相率赴飲”。陳鼎對這種酒食爭逐、江河日下的風氣深惡痛絕,故在給友人的信函中,建議將團拜撤銷,而把省下來的錢支持貧寒的士子家庭,這件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陳鼎潔身自好、不隨波逐流的性格。
   二、百日維新中的重要表現
  當百日維新的春雷在京師響起之后,陳鼎一反往日墨守書齋、無所作為的精神狀態,他既被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所掀起的“氣象維新,舉國奮躍”[6]的改革浪潮所席卷,更被光緒皇帝屢頒明詔、銳意更張的作為所鼓舞。他躍躍欲試,頗想有所作為。但是,從現有資料分析,他雖然贊同改革,痛斥守舊,卻很少與康、梁等改革派人士往還。他在給汪康年的信中,甚至還流露了與維新派在改革科舉制度方面的分歧。其言曰:“科舉既改,將來必有才識之士,為中國轉旋氣運者,但不能于一時求之耳。講章黑水,陷溺已深。每見變法中人高譚雄談,而仍不能脫八股窠臼,其他可知矣。自有格言以來,亞洲一隅,遂無霸才為黃人生色者。華族之弱,不得不以宋儒為罪首。竊謂改科舉,立學堂,設特科,求經濟,皆不能得人才。惟有盡燒宋人之書,使天下士人一以真面目相見,庶幾雄才大略,不為齷齪小儒所掩。然而,朝廷方納八行取士之奏,日以驚天動地之功望人,而日以kēng@③kēng@③小人之行求人,可異也。”[7]
  陳鼎信中所謂的“高譚雄談”的“變法中人”,指的正是康、梁。康有為于百日維新剛開始,辦理的頭一件大事即廢八股。康氏《自編年譜》曾說:“[四月]二十三日奉明定國是之諭,舉國歡欣。先是又草變科舉折,變為二篇,分交楊漪川、徐子靜上之。”[8]楊深秀于四月十四日(6月2日)所遞“請斟酌列代舊制正定四書文體折”正是代表了康有為的意見。楊折稱:“今夫四書文之所以足貴者,將使人讀書以明理,窮經以尊圣也。今截搭枯窘割裂破碎之題,非以通經,乃以蠹經……請特下明詔,斟酌宋元明舊制,厘正四書文體。”[9]
  可見,康、梁所要改革的只是八股文這種形式,還沒有涉及考試的內容。而陳鼎則要“盡燒宋人之書,使天下士人一以真面目相見”。這里涉及到徹底否定當時所流行的科舉考試的內容。不言而喻,陳鼎在改革科舉制度方面,與康、梁存在著很大分歧,陳氏比維新派走得更遠。這件小事也反映了陳鼎對改革的渴望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偏激情緒。
  陳鼎的這種情緒及其變法主張,還系統地反映在他向清廷呈遞的《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一書中,而陳氏此書之進呈與孫家鼐所奏請的請臣工簽署馮桂芬《校bīn@①廬抗議》殊有關系。戊戌五月二十九日身為光緒皇帝師傅及辦學大臣的孫家鼐建議頒行《校bīn@①廬抗議》。孫氏謂:“臣昔侍從書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馮桂芬《校bīn@①廬抗議》一書進呈,又以安徽青陽縣知縣湯壽潛《危言》進呈,又以候選道鄭觀應《盛世危言》進呈,其書皆主變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閱看,采擇施行……歲月蹉跎,延至今日,事變愈急,補救益難……臣觀馮桂芬、湯壽潛、鄭觀應三人之書,以馮桂芬《抗議》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書板在天津廣仁堂,擬請飭下直隸總督刷印一二千部交軍機處,再請皇上發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發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對其書中某條可行,某條可不行,一一簽出,或各注簡明論說,由各堂官送還軍機處,擇其簽出可行之多者,由軍機大臣進呈御覽,請旨施行。”[10]孫氏所奏,當日即奉上諭:“著榮祿迅即飭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軍機處,毋稍遲延。”[11]六月十四日(8月1日)清廷即將印好的《校bīn@①廬抗議》發交各衙門加簽。
  簽注馮氏《校bīn@①廬抗議》是百日維新中的一件大事,在京師官場上引起一番騷動。孫家鼐的建議含有一石三鳥的深刻用意。其一,孫氏想借用這本書對當時的京官進行一次時事測驗,使皇帝能了解情況,擇善而從;其二,這對守舊勢力來說,無疑是一個勸說和敦促,促使他們同意皇帝的改革方案。因為馮桂芬早在三十多年前即認為中國“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故極力主張“采西學”、“制洋器”,對西方采取“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的態度。馮氏《校bīn@①廬抗議》雖然刊行已三十余年,然而對守舊派來說,這些向西方學習的措施,他們依然難以接受;其三,簽注《校bīn@①廬抗議》是要遏止由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所鼓吹的“民權”思潮。馮氏此書的寫作宗旨是“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孫家鼐正是要用“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的《校bīn@①廬抗議》來抵制維新派在政治上的改革要求,抵制日益興起的民主思想。
  由于當時京官中守舊者、觀望者占絕大多數,因此,對《校bīn@①廬抗議》的簽注并沒有達到光緒皇帝預期的效果。在現存的372人簽注的二百多部中,“簽注者對《校bīn@①廬抗議》各篇所注意見,有的很簡單,只有此條可行、不可行等寥寥數字”[12]。雖然有的簽了千百字的意見,但大體看來,官僚們的反映并不理想,這與戊戌時代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認識水平、精神狀態是相關聯的。
  但是也有個別人例外,想借對《校bīn@①廬抗議》的簽署,抒發胸臆,陳述改革方略,推動維新事業,翰林院編修陳鼎正是這種個別例外之人。
  陳鼎非但對馮桂芬的《校bīn@①廬抗議》進行了認真思考,而且還聯系實際,仿照該書體例,撰寫了一部《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以下簡稱《別論》)。陳氏的《別論》凡四卷,分為四冊,用十分工整的楷書寫黃進呈。這本充滿改革思想的新書于戊戌七月一日通過翰林院掌院學士呈遞光緒皇帝。當時,翰林院的掌院學士是遠近聞名的頑固派首領徐桐。徐氏字蔭軒,正藍旗漢軍人,是一個主張“寧可4亡國,不可變法”的人物。他對陳鼎一向充滿敵意,但是,迫于光緒帝在百日維新中頒布的各衙門要大開言路、對所屬官員的上書要“隨到隨遞,不準稽壓”的上諭,徐桐也只好將《別論》以翰林院的名義代呈于御座之前。
  年青的光緒帝見到陳氏《別論》之后,深深被其中許多新穎論述所吸引,于是當機立斷,頒布諭旨稱:“翰林院奏,編修陳鼎進呈《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四十八篇,據呈代奏一折,該編修所著論說,其中有無可采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王大臣,悉心閱看,妥議具奏。”[13]非但如此,光緒帝還下令陳鼎再將《別論》謄寫10部,交翰林院代呈[14]。
   三、驚世駭俗的改革建議
  按照清廷慣例,只有臣工所遞的奏折內容非常重要,皇帝才命令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大臣共同研究討論,決定取舍。例如,戊戌正月,康有為呈遞的《請大誓臣工開制度新政局折》(即《統籌全局折》,光緒帝曾三令五申命軍機大臣與總理衙門大臣“妥議具奏”。陳鼎的《別論》非但交軍機處與總理衙門妥議,甚至要再次謄寫進呈,“由翰林院咨送軍機處,以備呈覽,毋庸由翰林院具折”[15]。這本書何以如此重要,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視?
  首先,《別論》以鮮明的態度,痛斥守舊派,強調向西方學習、更張舊法是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該書之序言稱:“日本以咸豐甲寅始變法,至于光緒甲午前后方四十年,而朝鮮之役,我乃割地輸幣以和,一時賢士大夫自知其學弗竟也,于是,變法議起。而大臣之中,迂謬狹隘者多,既以其所不知,岸然阻之于上;小臣之承迎意指自便身圖者,又復一唱百和,附之于下,遂使良法美意,多所湮塞,不能以時舉。皇上洞見情偽,乃有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之旨(按,指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光緒頒布的《明定國是詔》)。兩月以來,嫉技違彥村學鄙夫之流,猶復執其制梃以達之空談,竟欲以假借仁義之文,湊合波磔之字,與天地終古也,豈非馮桂芬之罪人哉?”[16]
  百日維新開始后的兩個多月,陳氏目睹守舊勢力依然是麻木不仁,無動于衷,氣焰囂張地阻撓新法,他痛心疾首,焦急異常。他反復論說“法久既玩,事久則變”[17]是世間不可抗衡的規律。而“一二老臣,凡百君子,處此迫不及待之日,不知急求自強之法,而獨于守舊變法之是爭,此真可痛哭流涕者也”[18]。在當時京官中,很少有人能像陳鼎這樣對變法事業有如此強烈的緊迫感與責任感。
  其次,《別論》強調以君權變法。陳鼎認為,中國之民智未開,只有皇帝的銳意圖治,更張舊法,才是變法成功的保證。他說:“皇上于群言雜沓之時,新舊紛紜之頃,毅然獨行其是,豈非天下萬世之福哉?然后知甲午至今,四海之內所以能危而復安者,皆九重之精神,有以彌綸之也。至于富國強兵,安內靖外之說,馮桂芬書中所宜行者,皇上于孫家鼐未進書之前,早已次第行之矣,中國之興,蓋可拭目而俟,此臣所以歡欣鼓舞,不能自已者也。”[19]
  陳氏論說充滿了天真幻想和書呆子氣。誠然,光緒帝力主“兼采西法”,通達西人政學,且有“變法之心”,“救中國之勇”,但是,陳氏忘記了他頭上還有慈禧,慈禧周圍還有為數眾多的守舊諸臣。即使在變法高潮中,這些人“謠謗紛紜”,不止攻擊康有為,且多直詆圣上者,以至“胥動浮言,使小民搖惑驚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獲聞新政者”[20]。因此,陳鼎的“歡欣鼓舞”未免有些高興得過早。由于缺乏清醒的頭腦,陳鼎過于樂觀地估計形勢,和盤托出了他的改革計劃,這也就為他日后的悲劇埋下了禍根。
  再次,《別論》提出一系列改革內政外交的重要建議,其言辭激烈,別出心裁,急于求成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
  陳鼎著《別論》大體上仿照馮桂芬《校bīn@①廬抗議》所列綱目,篇目稍有增加,分為四十八篇,大膽詳細地提出了改革意見。其內容廣泛,諸如采西學、制洋器、善馭夷、重專對、公黜陟、汰冗員、免回避、厚養廉、許自陳、復鄉職等等,既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也包括了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善馭夷論”一篇中提出的大膽建議,在有清一代幾乎可稱為絕無僅有的篇章。
  《別論》多次強調,魏源所謂師夷長技,時哉,不可失矣。但就中國目前而論,須按“趙武靈王用胡服勝胡之說,急為變通之謀,使至孱極弱之亞洲,忽然傅于至強極盛之歐洲,而后可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之策也”[21]。
  為實現趕超歐美列強的目標,陳鼎從四個方面提出了變通之策,認為是自強的當務之急。
  其一曰變服裝。陳氏認為,中國人把西方人稱作“鬼子”,并非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們的衣服奇異而產生一種畏懼心理,正如“一孩提之童,見一不熟習之客,反走不顧者,有矣,然固不如見一西人啼之甚也。中人之鬼,西人也。”中國人向來懼怕“鬼”,故一與“鬼”接仗,便敗下陣來。假若中國人亦改穿西服,“則自顧與之等,無所容其畏矣”[22]。陳鼎的看法,在今人看來,未免有些幼稚,但在清朝末年,卻不失為大膽的建議。許多維新派人士,都認為中國流傳的服裝,應該改一改。康有為曾指出:“且夫立國之得失,在乎法治,在乎人心,誠不在乎服制也。然以數千年一統儒緩之中國,褒衣博帶,長裾雅步,而施之萬國競爭之世,亦猶佩玉鳴琚,以走趨救火也,誠非所宜矣。”[23]康有為還草擬了請斷發易服改元折,但因為易服改元,一向為守舊派所反對,故康折雖擬而未敢上,陳鼎則直陳君王之前,要求中國改換寬衣博袖之舊裝,難怪招致守舊派的忌恨。
  其二曰合宗教。陳鼎的這條建議,涉及到宗教信仰問題。他認為地球上信仰基督教的有2/3,而信仰儒教的只有中國人。基督教的教義是“以禍福之說惑愚民而無絕倫滅俗之事,且又時緣飾中國之經術,以文其淺陋之處,更能實行其愛力,以勝我假仁假義之偽儒,故其教之根柢雖不正,其創教之人雖不圣,而自此以后且有日盛一日之規”[24]。因此,陳鼎認為不應使中西兩教相仇相殺,而應使彼此融合。他并且提出兩教融合的具體辦法。即“自今日始,列基督教于祀典之內,使地方官于朔、望日視同釋教,一體拈香。而彼中教士,亦令于朔、望日謁我文廟,隨同地方官一體行禮。如是,則天下士民自當日釋其仇教之心,而彼之邪教雖行于中國,我之正教或亦可行于彼國也。此通教之說也。”[25]面對全國各地接連不斷的反洋教運動,許多有志之士都在想方設法消弭教案。因為每發生一起教案,列強便借端勒索,甚至不惜動用武力,進行恐嚇,“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則皇上憂勞,大臣奔走,土地割削,舉國震駭”[26]。康有為企圖用振興孔教、商定教案法律的辦法解決教案危機,陳鼎則設想用通教之法來彌合宗教矛盾。他們的計劃充滿了幻想,很多地方不切實際,卻反映了晚清改革派人士的善良愿望。
  其三曰通語言文字。語言是人們溝通思想、聯絡感情的工具,中西的隔閡,首先是語言造成的。陳鼎作了一個比喻,福建方言極為難懂,他省人遇之,幾乎與“遇西人同”,故閩省人與他省人每格格不入。忽然有一操閩語者廁其中,福建之人且刮目相待,其殷勤之意,或更勝于同省之人。“此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理也”。陳氏認為,如果中國讀書之人,盡學各國之語言文字,“庶幾與西人相處,一如福人之聞福語也,其又何至動輒為難哉?”[27]陳鼎關于通語言文字的建議頗具新意,只是當時難以實行。
  其四曰通婚姻。陳鼎把通婚姻作為一個加強中西溝通,中西融合的手段。他認為自中西通商以來,西人源源來華,或傳教,或經商,人數眾多,無所不在,“我之虛實,彼固無所不知者,而我于彼事則多懵焉。此又何能不敗耶?”[28]因而,陳鼎提出一個十分新奇的建議,即中西通婚。他解釋說:如果能使中外互通婚姻,那么中國對西方的了解會日益加深,“則彼之虛實,我且漸以得知也”。他還覺得,這件事非同一般,因此他鄭重建議“行之自大臣始”[29],以為表率,逐步提倡。建議中西通婚,陳鼎大概是中國官員中的首倡者。盡管在此之前已有在外華人與西人通婚之先例,但在國內提倡其事,對一般官員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陳氏為何出此奇策,他有自已的解釋:“凡此皆不得已而為之計也。北洋之險要,已為英、德、俄所據矣;東三省之津梁,已為俄人所通矣;長江之鎖鑰,已為英人所啟矣;廣東之咽喉,已為英、法所吭矣;閩浙之波濤,已為日本所逼矣。我以至孱極弱之力,抗此至強極盛五國之鋒,方且欲為自強之謀,以彼之尋釁于我者,反而加之于彼,漸以其行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策焉,我不有以合之,其何足以分之,使不協而謀我哉?……故不得已而出此變通四術之末策也。”[30]
  顯然,陳鼎想用中西溝通、中西融合的辦法來解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其用心可謂良苦。中國近代多災多難,歐美列強登堂入室,任意宰割。瓜分豆剖,亡國滅種的危機日益刺激、煎熬著改革派人士,于是,他們設想出各種各樣的改革方案,希望借此來緩和民族危機,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盡管他們的改革方案存在許多缺陷,甚至包含荒謬的建議。然而,他們的大膽革新、銳意圖進的精神則是值得肯定的。
   四、悲慘的結局
  陳鼎在《別論》中提出許多富有新意的改革建議,應該說是相當勇敢的,但是在封建君權面前他卻表現得十分怯懦,他在《別論》的序言中曾公開表示:“馮桂芬之議,固自有不可行者。中國之人急私斗而怯公戰,懷私惠而昧公義。民政之說方囂然其不靖,而泰西用人之柄,又實不操之于下,則一切公舉之議宜慎也。”[31]
  陳鼎對西方的議院與民主選舉并沒有多少深入了解,卻視之為洪水猛獸,加以反對,他公然宣稱:“至于公舉之事,非特其弊百出,更將為民政議院之先聲。夫民不可虐,而亦不可授以權者也。議院可了小事,而不可辦大事者也。泰西各國,分教分黨,動輒稱戈,@④殺君父,不以為悖;涂炭生民,不以為怪,豈非權為民奪之過哉?且法國以議院之議,與普戰而幾亡其國,俾士麥散議院以專君權,遂強普而霸日爾曼諸邦。瑞典、挪威不以有議院而廣其土地,俄國不以無議院而損其威名,議院又何益于國耶!”[32]
  由上述議論可明顯看出,陳鼎對西方議院的產生方式、功能與作用了解得十分膚淺,甚至有許多誤解,然而,他卻起勁地反對議院,反對民權,仿佛在神州土地上稍稍刮點民權之風,天就會塌下來。而且,不僅僅陳鼎一人持這種觀點,其余所有參與簽注《校bīn@①廬抗議》的大小官僚,包括那些擁護變法、與康有為關系密切的改革派人士徐致靖、楊深秀、宋伯魯等人,也都認為“變法之初,決不可用”民權與議院[33]。這真是一種可悲的歷史現象。馮桂芬的《校bīn@①廬抗議》已刊出三十多年了,中國的廣大知識分子除了極少數像譚嗣同那樣敢于提出沖決君主之網羅,沖決倫常之網羅,沖決利祿之網羅,發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34]的吶喊以外,晚清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無不對君權頂禮膜拜。知識分子的思想尚且如此,其它農、工、商階層對君權的態度更不遑論及了。
  作為19世紀末年翰林院中頗具特色的代表人物陳鼎,由于對議院、民權的批評,使得他精心撰寫的《別論》失色不少。盡管他在君臣關系上恪守舊說,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封建王朝并沒有因此而稍稍減輕對他的迫害。
  戊戌七月初十日陳鼎的《別論》第二次由翰林院代呈給光緒帝。光緒帝即命軍機大臣與總理衙門大臣“悉心閱看,妥議具奏”。當時,正值百日維新高潮之際,軍機處與總理衙門需要議復的條陳甚多,而且,陳鼎的建議又涉及許多重要的方面,因此《別論》一直懸而未議。直到戊戌政變爆發,政治風云突變,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康、梁等亡命日本,許多與變法有牽連的人士都被革職監禁,京師一片恐怖。陳鼎因為在百日維新中與康有為并無瓜葛,而且,他的《別論》是奉詔進呈,因此,慈禧、徐桐等守舊勢力沒有立即對陳氏進行處置。然而,當時的政治局勢發展愈來愈對改革派人士不利,陳鼎憂心忡忡,足不出戶,担心厄運到來。
  從戊戌政變失敗到庚子義和團事件爆發是晚清歷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時間。守舊勢力極為猖獗。他們鉤稽黨籍、倒行逆施,由仇恨改革、痛恨新黨,演變為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庇護康、梁等維新派人士的外國勢力的瘋狂仇視。頑固派被一時得勢沖昏了頭腦,他們極力主張一切復舊,停止改革;他們還主張關起國門,稱王稱霸。更有甚者,翰林院掌院學士徐桐由于受到慈禧的縱容與寵愛[35],公然提出斷絕與各國往來,殺盡在華洋人[36]。當然他更不放過在他所管轄的翰林院里鼓吹向外國學習,與西方合教、通婚的陳鼎。據時人記載,徐桐掌翰林院時,“日戒所屬毋用洋貨、服洋藥”,“凡門人言新政者,皆屏不令入謁”[37]。在他看來,陳鼎已經走得太遠了,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陳鼎的厄運終于來臨。是月初,徐桐等保奏翰林院侍讀學士寶豐品學可信,初八日寶豐即奉命在弘德殿行走,照料大阿哥讀書。二十日,翰林院侍講學士陳秉和請禁言利異端,躬行節儉。陳折未見,疑系徐桐授意,彈劾陳鼎等人。陳秉和折遞上之后,清廷頒布密令,從嚴懲處陳鼎等人。該諭旨稱:“寄翰林院、崧蕃、丁振鐸、鹿傳霖、俞廉三、陸元鼎:翰林院編修陳鼎、檢討吳式釗、編修沈鵬等,著崧蕃、丁振鐸、鹿傳霖、陸元鼎,飭地方官監禁。陳鼎現在京,翰林院傳送刑部,解交俞廉三監禁,吳式釗如在京一律辦理。二月初九日清廷再次密寄鹿傳霖、丁振鐸、俞廉三、陸元鼎:“編修陳鼎等,永遠監禁在省,迅飭管獄各官仍不時認真巡查,毋任與地方人往來交接。”[38]
  清廷對陳鼎等人的懲處,是戊戌政變后守舊派對翰林院中同情變法人士的一次清洗。與陳鼎同時被監禁的沈鵬,字誦棠,號翼生,又號北山,江蘇常熟人。光緒甲午進士,翰林院編修,以博學儒雅而聞名于世,與翁同hé@⑤關系至為密切。改革失敗后,沈氏目擊時艱,對慈禧、榮祿等反變法勢力極為不滿,恒思有所見白,遂于光緒二十五年冬,冒死上書,彈劾“三兇”。三兇者,榮祿、剛毅、李蓮英之謂也。徐桐拒絕代奏沈氏折稿,沈鵬則將其發表在天津《國聞報》上,朝野為之轟動。另一位被監禁的翰林院官員吳式釗,同樣以同情變法被逐,后又以圖謀開復而出賣有名的改革派人士沈藎,以至聲名糧藉。 陳鼎被趕出京師之后,處境每況愈下,身心俱受摧殘,三年后雖遇赦獲釋,但不久即與世長辭。人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晚清知識分子所遭悲劇的縮影。
   (責任編輯:黃春生)
  〔作者孔祥吉,1943年生,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釋:
  [1] 陳鼎:《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序》,戊戌進呈本。
  [2]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3頁。
  [3] 《汪康年師友書札》第4冊,第3981-3982頁。
  [4] 《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第2063頁。
  [5] 《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第2062頁。
  [6] 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序》。
  [7] 《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第2063頁。
  [8][9]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4冊,第144、343頁。
  [10][11] 《戊戌變法》第2冊,第430、40頁。
  [12] 李侃、龔書鐸:《戊戌變法時期對〈校bīn@①廬抗議〉的一次評論——介紹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所藏〈校bīn@①廬抗議〉簽注本》,《文物》1978年第7期。
  [13] 《清德宗實錄》卷四二三,第16頁。
  [14] 《隨手登記檔》,光緒二十四年秋季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15] 《戊戌變法》第2冊,第62頁。
  [16][17] 陳鼎:《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序言》。
  [18] 《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第二十四篇《善馭夷論》。
  [19] 《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序言》。
  [20] 《戊戌變法》第2冊,第85頁。
  [21] 《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第二十四篇《善馭夷論》。
  [22] 《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第二十四篇《善馭夷論》。
  [23] 康有為:《請斷發易服改元折》,《戊戌奏稿》,第63-64頁。
  [24] 《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第二十四篇《善馭夷論》。
  [25] 《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第二十四篇《善馭夷論》。
  [26] 康有為:《請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舉文體,聽天下鄉邑增設文廟,以尊圣師而保大教折》,《杰士上書匯錄》卷二。
  [27] 《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第二十四篇《善馭夷論》。
  [28] 《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第二十四篇《善馭夷論》。
  [29] 《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第二十四篇《善馭夷論》。
  [30] 《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第二十四篇《善馭夷論》。
  [31] 《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序言》。
  [32] 《校bīn@①廬抗議別論》第六篇《復鄉職論》。
  [33] 參閱前引李侃、龔書鐸文。
  [34] 譚嗣同:《仁學》,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冊,第334頁。
  [35]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徐桐傳》謂:“能崇正學,黜康、梁,孝欽以其年耆碩學,倚之以收士論,尊禮若保傅,朝謁令近侍扶掖,欲使參機務。”見該書上冊,第113頁。
  [36] 徐桐:《宜順民心盡戮各省洋人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又見王曉秋編《光緒二十六年庚子軍機處檔案鈔》,《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稿本叢書》第16冊,第575頁。
  [37] 《近代名人小傳·徐桐傳》上冊,第113頁。
  [38] 王曉秋編《光緒二十六年庚子軍機處檔案鈔》,《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稿本叢書》第16冊,第522-523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分加阝
   @②原字為石加乞
   @③原字為石加(徑去彳)
   @④原字為片加戈
   @⑤原字為龠加禾
  
  
  
歷史研究京66-76K3中國近代史孔祥吉19971997 作者:歷史研究京66-76K3中國近代史孔祥吉19971997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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