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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的經世匡時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林則徐的經世匡時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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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則徐(1785—1850年),字元撫,號少穆,晚年又號qí@①@②老人。出身于福建候官(今福州市)一個下層封建知識分子家庭。少年時期,在父親林賓日和宗前輩林希文的教育和影響下,形成“實事求是,不涉時趨”的思想作風。嘉慶三年(1798年),考中秀才,入鰲峰書院學習。在主持書院的山長鄭光第的引導下,開始研讀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種經史典籍。儒、法、道、佛,兼收并蓄。使他有機會涉獵我國封建文化中的優良部分,對我國歷代的民族英雄和愛國者如范仲淹、李綱、岳飛、文天祥、于謙等,懷著欽佩的心情。20歲中舉后,因為家貧,只得于福州附近縣衙里充當文案。張師誠(蘭渚)撫閩,招入幕府,相從四五年,在這位老成練達而又精通典案的前輩熱心指點下,使其對經世之學的追求,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嘉慶十六年(1811年),林則徐舉進士入翰林院,由編修一直做到督撫。40年間,“歷官十四省,統兵四十萬”[1]。其足跡所及,從東南沿海到西北邊陲,從中原腹地到西南邊疆,所經“嘉道以來天下切要之政”[2],建樹累累,作出了無愧于時代的歷史貢獻。在外國資本主義開始向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中華民族面臨淪為半殖民地深淵的嚴重關頭,他挺身而出,知難而進,堅決實行禁煙,并發動人民群眾抵抗外國武裝侵略,維護了民族尊嚴和主權,捍衛了祖國的領土,成為我國近代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者、杰出的民族英雄。為了國家富強,他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發展民族工商業,成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思想情操、工作作風和愛國主義精神,為中國人民留下了寶貴而有用的遺產,值得我們努力發掘、繼承和弘揚。
  林則徐一生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及其出仕后所表現的經世大才和雄偉氣魄,是與他的家庭和青少年時期接受的傳統文化教育以及他善于繼承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同時又善于從外來文化中吸取思想營養相系攸關的。
   (一)
  中國的倫理標準是以孝為百行之先,中國人一向主張“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以為能孝于親者才能忠于國。林則徐的孝友天性是值得一談的。他在童年時期的孝行,為遠近故老所稱道。出仕后,他的孝行更從許多文件中顯現無遺。道光元年(1821年),他在杭嘉湖道任上,因離閩已七八年,思念在籍的父母,無時或已,常把這蘊結心底的情緒流露于詩句中。例如嘉慶二十四年(1818年)在前往云南主持鄉試途中,曾經作兩首詩給他的副考官吳慈鶴(巢松),明確地表達了他擬返里侍奉雙親的強烈愿望。其中一首云:“為聽春暉寸草吟,南陔我正切歸心;入林敢道招稽阮,游岳何期得向禽。夢引莼鱸吳下舫,情移山水海東琴,被他袞袞諸公笑,兩筒閑云懶作霖”[3]。從中可以看出當時渴望退隱山林,侍養父母的心情。正在此時,他被任為杭嘉湖道,任所就在杭州。他當時喜出望外地接受這一職位,不僅因為職位本身的重要,而更基于新任所最近家鄉,便于迎養父母。到任后,即派人回籍迎接雙親,父憚遠行,愿在鄉與老友為真率之會,不赴。繼又派人回里請父母于次年燈節后就道。后僅母陳太夫人到任所就養。林則徐在此期間,雖得辰夕親近母親的慈暉,但仍時刻懷念故鄉的老父,心情仍然感到沉重。正當他依依于白云回望的惆悵心境中,突于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二十四日,接到老父病重的消息,不禁驚愁交并,心灼如焚,惟求速歸,不暇他顧。他再三請見帥承瀛巡撫,嗚咽乞歸。帥巡撫感于他的孝思至誠,準予告病辭官。他歸心似箭,辰時交還官印,午刻便扶母攜妻上船兼程馳歸。那時,鄭夫人懷孕已經足月,中途于秋日在衢州府生下了次女普晴(字敬紉,就是后來的沈葆楨夫人)。回到福州,老父已經病愈。他本想棄官之后,不再出仕。后在慈父的敦促下,且以“家無担石之儲”[4],“居鄉無以為生,安坐無以為養,棄官亦復覓館,究非本心所安,就館而仍離家,又與居官奚擇”[5]。在不得已又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才于次年3月懷著惆悵的心情離閩北上。臨行前,他曾用詩句表達當時的心情:“惆悵衡門心事違,饑驅猶未答春暉;買山無計仍從仕,負米難言愧暫歸!每侍高堂戀明鏡,苦將慈線勸征衣。登樓倍觸臨歧感,cán@③(即慚)對詩人束廣微”[6]。
  道光四年(1824年)潤七月,林則徐丁母憂回籍守制。同年十二月,江南高家堰十三堡決口,洪澤湖水外注,江陰、寶應、高郵、甘泉、江都五州縣及下游之泰州、興化、鹽城等處均被水淹,漕運被阻,清廷之為震動。道光帝復下特旨,命其“奪情”,趕赴南海督修堤工。他原以守制為辭,但他的父親說:“三年之喪,定制不得服官者,謂夫章服之榮,優養之厚,皆人子之心所不安,而情所不順,故曰:‘奪情’。若國家有急切勞苦之事,責以致力,非若任官授職有利祿之可圖。此而不往,則是畏難詭避,不得為忠,即安得為孝!但以素服往,自合于古人墨經從事之義,心跡不已皎然者乎”[7]!在父交的諄諭下,乃應詔前往高家堰,素服催工。半年后堤工完竣,他以“瘧疾大作”,奏準返回福州養病,繼續守制丁內艱。不久,道光帝又降旨命他以三品銜署理兩淮鹽政,這在當時是一個優差,但他懇辭說:“惟念則徐居憂未屆再期,前此奉旨催辦河工,幸準呈明以素服從事。此次署理鹽政,系有職任,非催工可比,若不易服,則與官常儀注不符,若遽易服,更與守制定期相悖……”[8],辭未赴任。直到道光七年(1827年)三月十六日,守孝三年即將屆滿,才帶著眷屬,啟程進京。孔子說:“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9]。這是中國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準則,也就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的道理。對此,林則徐是躬身實踐了的,他不但“篤于親”,而且確實做到“故舊不遺”。金安清《林文忠公傳》稱:“……千里之外,舊交故吏,雖歷久,輒詢其處境之枯菀,有不待請而拯掖者,有當困扈而遠為湔削者,皆喜過望,感之次骨”。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亦稱:“……自奉儉,而資助族戚,歲必數千金……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讀書者,約期治膳集而課之,日親社”。
  在林則徐的立身處世之道中,除了上面所說的“孝”以外,還有一個“誠”字。《大學》中說:“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林則徐一生,對家庭、對朋友,無處不誠,而對國家、對人民,更是無所不用其誠。李元度說他“待人以恕,接人以誠,人咸樂為之用;與人言,必令反覆詳盡,得達其情;道人善,孜孜若不及”[10]。金安清說他“……周旋朋舊,睦敦戚黨,必誠必信”[11]。林則徐的格物致知和誠意修身的工夫,與傳統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
  林則徐為學和治事的精神,主要表現在他謙遜和勤勉兩種美德上。金安清在《林文忠公傳》中說:“公交寅僚,能推功讓能,雖自守以正,而不以名位矜己,不以賢智先人,遇政事宛轉商榷,惟善是從,無隱情,無成見”。另據林家先輩講述:林則徐每官一地,必盡多延見各層屬員及當地紳耆和績學之士,詳細向他們探詢當地各種情事;在對談當中,幕后就有人將主客的對話詳細筆錄下來。他隨把錄下的材料加以整理,分析和判斷每一個報告的真偽,又將多方面搜集來的那些材料不斷披閱,不斷補充。這種博采輿情,集思廣益的作法,使他對當地每一事情,無不纖細畢知,而據以采取的措施,也無不恰到好處。他對人對事都采取謙遜的態度。他自幼勤學,早歲即以勤奮奠定了文章和學識的基礎。舉例來說,他的書法頗為著名,這完全是他勤習出來的。他每天必抄寫金剛經以自課,就在旅行中也不間斷,乃稱之為“行輿日課”。在從政期間,他更加發揮了勤敏的習慣,在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親自撰擬奏稿;做了督撫后,仍親審案。正如李元度在《林文忠公事略》中所說:“在官,事無巨細必躬親;家居,必熟訪民間利病,問諸當道”。正是由于他把謙遜和勤敏“貫徹于事之始終”,才使他一生所辦各種不同的事業,無不留下彪炳的功績。
   (二)
  林則徐所處的嘉慶道光年間,清王朝已經從“全盛”和“黃金時代”走下坡路。封建經濟政治危機日益暴露,階級分化與階級斗爭日趨激烈。林則徐出仕以后,官宦所至,對各地“民生疾苦”,認真訪察和辦理。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和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他先后赴贛、滇充任考官。沿途所經,疊遇旱澇,面對滿目瘡痍,對勞苦終日而不得溫飽的下層群眾,發出了“嗟爾生涯劇可憐”的同情之聲。他從“民惟邦本”的理論出發,明確指出必須“厚培民氣”,才能醫治瘡痍,使“閭閆蘇”[12]。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他在浙江修海塘,興水利,整頓吏治,卓有成效。道光三年(1823年),他被調任江蘇按察使,面對水災異常嚴重,吏治極端敗壞,災民“洶洶將變”的嚴重局勢,毅然肩負起“通省災賑”的重任,并把整頓吏治和救災興利結合進行,于是“民頌大起”[13]。道光皇帝也稱贊他“辦事亦好”,囑其“勉為良醫”[14]。此后他日益成為清朝上下所共同倚重的人物,奔馳大江南北,“凡民生疾苦,吏治廢墜,人才賢否,無纖悉不知,知無不行”,“一時賢名滿天下”[16]。他面對天災人禍交織,內外危機并發的嚴重局勢,一再“為民請命”。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一月,任江蘇巡撫時,以太倉等地災情嚴重,竟不顧上報秋災不得超過九月的定例,上奏請緩新賦。恰在此時,接到軍機處遞來道光皇帝的諭旨,其中訓斥說:“近來江蘇等省幾于無歲不緩,無年不賑,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以展緩曠典,年復一年,視為相沿成例?”又說:“該督撫等不肯為國任怨,不以國計為亟,是國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下吏私充橐,大吏只知博取聲譽”[17]。緩征漕賦已經沒有獲準的希望。他駐節蘇州,眼看人民奇苦和大局嚴重,認為非堅請緩征不可,兩江總督陶澍躊躇不決。最后他決心單銜上奏,并一再向陶澍表示,“倘有應得處分,侍當獨任”[18]。于是奮不顧身,單銜附片上奏,全文約三千言,宛轉詳盡,幾于聲淚俱下,奏摺中瀝陳了他不得不違旨懇求緩征的理由,語語出于至誠,他為民力爭說:“竊維盡耿之道,原以國計為最先,而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系,朝廷之度支積貯無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籌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小民口食無資而欲強其完納,即追呼敲撲,法令亦有時而窮。……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而睹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19]。這篇赤誠的奏疏感動了素來愛財如命的道光帝,終于使他收回成命,而批準了緩征蘇松等地錢糧的請求。“小民聞之,皆嗟嘆聚泣,慶更生”[20]。
  以上表明,林則徐重民思想的確立,是他堅持“民惟邦本”,以求達到“本固邦寧”的儒家思想的具體體現。這種民本學道,是我國傳統文化的優良部分,孟子的“民貴君輕”說,唐太宗的載舟覆舟說,乾隆的“自古致治以善民為本”說,都是這一思想的發揮。林則徐繼承并發揚了這一光輝思想,并在仕宦中予以貫徹施行,與歷代那些奉行“民惟邦本”的有遠見有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民本主義,本質是一致的。
   (三)
  林則徐為政清勤與為官廉潔的作風,也體現著傳統文化中的道德規范。道光三年(1823年),他任江蘇按察使,駐在蘇州。到任后,振揚風紀,澄清吏治,“申理淹滯,搏擊豪強,風采卓著”[21],民頌之曰“林青天”。《清史列傳·林則徐傳》則稱他“治獄嚴明”。當時江蘇水災嚴重,他在賑災工作中,常能惠及小民,“活老弱無算”。尤值得一提的是,在救災中,他提倡樂賑,自己率先捐廉,官紳紛紛響應。道光十年(1830年),他調任湖北布政使,自京來湖北履任,才入鄂境,即由襄陽發出《由襄陽赴省傳牌》,宣布沿途一切自理,不接受所屬官員致送酒食及遠道迎送,充分表現其清風亮節。到達省城后,又發布整頓積弊的文告、飭札,其中《定期放告頒發狀式告示》,即是簡化訴訟手續,制止訟師播弄是非,便于百姓申訴的文告。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月,正當林則徐以江寧布政使督辦江北各地災賑工作時,又奉命升任河東河道總督。河工賑恤歷來是封建官吏借以貪贓舞弊、中飽私囊的肥差,為一般官吏所特別垂涎。但林則徐屢次督辦河工,總是不辭辛勞,親自設計,親自勘查,在督修堤工時,雖“工長萬丈,盛暑烈日中,日必一周,與僚佐孜孜講畫無倦容,雨后徒步泥濘中”[22]。對于河工積弊,則本著“官先事,士先志”的古訓,首先破除情面和不避嫌怨。林則徐清廉明察的聲望本已遠近聞名,此次就任河道總督,河東官員“聞公至,皆悚勵,懼旦夕嚴劾。公獨先以誠信許其滌舊染,勉自新,老成之士,朝夕諮訪……風氣為之一變”[23]。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升任江蘇巡撫,連任此職五年,中間曾兩次署理兩江總督。江蘇雖是風俗和美,文質彬彬的大省,但又是秕政多端而事事棘手的地區,當時又遇到水旱頻仍,民生困苦的情景。林則徐在任職期間,始終特別辛勞,孜孜求治,常“昧爽視事,夜過半方息,數年如一日焉”[24]。他以“事事體乎民情出之”[25]為治吳基本方針,在許多方面都表現了最優的政績,其中包括吏治、賑災、漕務、水利等等。
  林則徐廉政的另一方面則在考察吏治上,因為吏治的良腐關系國計民生至巨。所以他在一篇奏摺中說:“深思原本,而必以察吏為最極”[26]。因此,他對于考察屬吏特別用心而認真。他考績的要旨,第一,先求“自察”,即今天所說的“自律”,從領導做起,以上帶下;第二,“事事與屬員求其實際”,即今日所說的實事求是;第三,“出具切實考語”;最后,親自“手繕清單”。對人事考核如此認真,不僅在封建官員中是少見的,即使今天在考察使用干部中仍有繼承價值。對于舉劾屬員,“所薦,皆以才德致通顯,為時名臣。而無一人貽物議。其所擯斥,皆沒齒無怨詞,雖受劾之戚族亦服為至公”[27]。總觀上述,林則徐的種種事功,無一不顯示其經世匡時,勤政愛民的優良作風,而這些作風,與我國儒家所提倡的仁愛思想是一脈相通的。
   (四)
  中華民族歷來具有忠于祖國,反抗外來侵略的光榮傳統。歷史發展到了近代,由于殖民主義的瘋狂侵略和掠奪,中國人民在愛國主義的傳統上,又有了新的發展。在反侵略的各個歷史階段,都產生過大量的愛國英雄人物,林則徐就是其中一個杰出的代表。道光十八年(1838年),當鴉片之害久禁不絕,而朝野之間議論紛紛之際,他“目擊鴉片煙流毒無窮,心焉如@④”,挺身而出,尖銳地向道光帝指出:鴉片之禁,不僅事關有無“御敵之兵”和“充餉之銀”,而且事關生民保障,“豈宜借寇資盜,不亟為計”[29]?當他接受欽差受命使粵之際,投降派穆彰阿、琦善就威脅他“無啟邊釁”,“有識者已為文忠危”[30]。但他決心“置禍福榮辱于度外”,毅然命駕啟行。他在赴任途中路經南昌,有詩贈江西學使吳其浚,表達自己力挽頹波,成算在胸的襟懷:“眼看時事息肩難,欲換頹波酌猛寬,集議休教同筑室,領軍何必竟登壇(余此行有訛傳為出師者,故云)。蒼生果自防梟毒,丹筆奚勞觸豸冠,憑仗儒宗主風教,請紆籌策逮粗官”[31]。道光十九年(1839年)三月,他一到廣州,便雷厲風行地開展禁煙,懲辦吸毒販毒罪犯,收繳煙土煙槍,掀起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他嚴正地指出外國鴉片販子向中國走私鴉片是“謀財害命”。勒令他們將躉船所有鴉片盡數繳出,并填寫英、漢兩種文字的合同甘結,向中國政府保證“嗣后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32]。還宣布“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33],表示了禁煙的堅定決心。道光皇帝看了這份諭貼后,稱贊說:“卿之忠君愛國皎然于域中化外矣”[34]。他的幕府盛贊這種先期“檄諭外夷”的措施為“一檄賢于十萬師”[35]。在林則徐和中國人民的正義斗爭下,英美鴉片販子被迫交出鴉片近二萬箱,共計237萬多斤。[36]同年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他在虎門親自主持銷毀鴉片的工作,由于鴉片數量巨大,銷煙工作一直進行到25日。林則徐領導的虎門銷煙,是近代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第一次偉大勝利,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純潔的道德心和反對外來侵略的堅決性,維護了民族的尊嚴和利益。與此同時,林則徐也注意到英國侵略者不會甘心失敗,可能會發動武裝侵略,因此他在廣東一邊禁煙,一邊積極進行反侵略的各種準備,他向前來參觀的外國人莊嚴宣告:“我們不怕戰爭”[37]!果然不出所料,這年8月,英國決定出兵侵華。由于林則徐積極備戰和發動群眾,在穿鼻和官俑等海戰中,屢次挫敗英國侵略者的武裝挑釁。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英國侵華艦隊宣布封鎖廣州,英國侵略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林則徐命令沿海官兵,森嚴壁壘,嚴陣以待;并發出告示,“許以人人持刀痛殺”[38]。英軍見廣東沿海防守嚴密,無隙可乘,遂按照英國政府指示;暫時放棄一舉侵占廣州的企圖,以主力北上。為了粉碎英軍封鎖,林則徐坐鎮虎門,并與關天培親往沙角海口督戰,在礬石洋擊傷英艦一艘,給英軍以重創。在他任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期間,英國對廣東沿海的侵略始終未能得逞。林則徐領導的廣東抗英戰爭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英國殖民者的囂張氣焰,保衛了祖國的神圣海疆。
  林則徐反侵略的愛國思想的確立和形成,除了救亡圖存的社會歷史原因外,主要是由于他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繼承和發揚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優良部分。從中國歷史上看,每當外族入侵時,清官和忠臣一般都成為抵抗派的代表,岳飛、于謙就是顯著的例子。林則徐對古代那些系國家安危于一身的忠臣義士一向懷著仰慕向往的心情。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他在赴云南充任鄉試正考官的途中曾訪查有關張騫、諸葛亮等歷史人物的遺跡,并在謁湯陰岳武廟后作懷古詩一首,“不為君主忌兩宮,權臣敢撓將臣功。黃龍未欽心徒赤,白馬難遮血已紅。尺土臨安高枕計,大軍河朔撼山空。靈旗故土歸來后,祠墓猶嚴草木風”[39]。一方面對岳飛表示欽敬,一方面又對南宋的偏安和抗金事業未能成功表示遺憾。道光七年(1827年),在署陜藩任時,曾訪古賦詩,對古代杰出政治家民族英雄張良、諸葛亮和文天祥等人表達了仰慕的心情,而對諸葛亮尤倍加贊嘆,他寫道:“大星雖隕大名留,一線皇綱詡漢劉,抱膝幾人知管樂,鞠躬終古匹伊周。波寒沔水居民淚,月黑祁山放壘秋,歸骨定軍軍莫定,墓門深鎖陣云愁”[40]。他盛贊岳飛、于謙“純忠偉伐……同昭天壤,千古以兩少保稱”,強調應當重視發揚于謙“尚友信國(文天祥),進而尚友岳忠武”這種代代相承的愛國主義傳統[41]。直到晚年,他還勉勵后人學習當年堅決抵抗西夏入侵的愛國政治家范仲淹,將“平夷”之策“大用于世”[42]。可見林則徐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情操的形成并非偶然,是與其所接受的傳統文化教育分不開的。
   (五)
  林則徐夙以天下事為己任,不計個人禍福成敗。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他受命欽差,前往廣東查禁鴉片煙毒。臨行前,他向座師沈維@⑤(鼎甫)辭行時,慨然表示“茍利社稷,不敢不竭股肱以為門墻辱”[43]。當清朝統治者懾于侵略者的船堅炮利,而把侵略者的肆虐遷怒于他時,他仍然以“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國體之攸關甚大”為信念[44]。在廣州待罪期間,仍堅持反侵略立場,具摺力陳:“鴉片煙之害如洪水猛獸,雖堯舜在上,不能不為驅除,大圣人執法懲奸,為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斷無有以鴉片煙為不必禁之理,請褫職赴定海軍營效力,以必剿為期”[45]。道光二十一年(1814年)五月,他奉到遣戍命令,七月,因總理河務大學士王鼎的推薦,奉命在揚州折回東河效力“贖罪”。于八月十六日到達開封,親駐祥符六堡河上,“追隨星使,朝夕筑壩”[46],以至“奔馳成疾,既發鼻衄,又患脾泄,兩癥相反,醫藥極難”[47]。但即使在此時,仍密切注視東南戰局的變化,積極籌謀“出奇制勝之方”。他深知自己的處境,“此時宜極守如瓶之戒”,但事關國家命運,“轉思……究不可自匿”。因而從1841年秋到1842年春離開工地前,他一再向抵抗派友人宣傳“船炮水軍斷非可已之事”,指出當局“徒守于陸,不與水戰”的戰略錯誤;他還致書兩江總督牛鑒“力陳船炮水軍之不可已”[48]。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初六日,當林則徐把久病的妻子交托友人照料之后,自己帶著三子聰彝、四子拱樞離開西安古城時,曾寫下“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千古名句[49],抱著把生死禍福置之度外的浩蕩襟懷,踏上了遠戍的途程。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表露了自己憂心國事的情懷:“自念禍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唯逆焰已燎原,身雖放逸,安能委諸不聞不見?……愈行愈遠,徒覺憂心如焚耳”[50]!同年秋,在《致馬輔相書》中說:“回念東南軍務,寢食難安”!當他策馬出嘉峪關后,更感慨萬千地說:“一騎繞過即閉關,中原回首淚痕潸”[51],憂國憂時的一片丹心,躍然紙上。同年十二月十九日;適逢東坡誕辰紀念日,他與鄧廷楨、文一飛等邀集諸同人,舉行一次“伊江未有之創舉”的紀念會。并當場賦詩,詩中引述了蘇東坡的“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之句后吟道:“要荒天遣作箕子,此說足壯羈臣羈”[52],表示要追蹤前賢,雖在窮荒絕域,也要不忘國家和人民,做出自己的貢獻。事實證明,林則徐在新疆的三年里,為國家和人民做出了許多有益的事情,如開墾南北疆,推廣坎井、紡紗車,興修水利,加強民族團結等。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他專函向兵部職方司主政陳弼夫表示自己“滯留絕塞,無可告慰關垂,惟……中原之事,未敢忘懷”[53]。同月,在致李星沅信中說:“東南事局,口不敢宣,而固無時不懸懸于心目間,不知何所終極”[54]。即使晚年退隱還鄉,他還是身在江湖,心存君國。恰值那時福州省城勝地烏石山上積翠寺、神光寺為英人逞強占用,群情憤憤而無可如何。他回到福州后,認為英人依約只能在城外居留,而不得居住城內,霸占勝地。親自出面親領當地士紳力向英人抗爭,迫使英人屈服,退出城外。此事充分顯示了他切志攘外的浩然正氣。我們從詩文中可以看到林則徐無時無地不以國家社稷為念,一旦觸及國家民族命運,他就肝膽欲裂,蒿目焦心!林則徐憂國憂時的忠愛思想,與諸葛亮的“鞠躬盡力,死而后已”,文天祥的“殉國忘身,舍生取義”,于謙的“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思想情操,如出一轍,實無二致。
  尤值一提的是,林則徐在蒙冤受屈的謫居期間,除不忘東南海防,抵御英國侵略外,還注意到要加強西北邊防的問題。他預言:“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55]!他的這一說法,并非危言聳聽,而是根據當時俄國的現實情況有的放矢。他在到伊犁后,與日益強大且力求東漸的俄羅斯接觸,當時這一陸上強敵已由黑海沿里河南侵游牧各回部,與中國壤地相接,我國西部邊陲如塔城、伊犁、喀什噶爾等地,開始承受西來的壓力。可是邊陲歷任大員并未認請這一現實。林則徐慧眼獨具,洞燭機先,他到伊犁后,就開始搜集資料,于一年后,寫成《俄羅斯國紀要》一書[56],提示俄羅斯的真貌,大聲呼喚起國人的注意。他根據新疆地廣人稀,糧產不豐的實際情況,認為御邊之策,首在開墾殖邊,在開明阿就任喀什噶爾領隊大臣時,提醒他不要為“三載無邊烽,華夷悉安堵”的表面現象所迷惑,而要積極備邊,未雨綢繆。他在謫戌期間致力于新疆的墾殖工作,就是為開發新疆、鞏固西北邊防的一個有遠見的做法。日后的事實證明了林則徐這一預見是正確的。他的公忠謀國思想是始終如一,無所不在的。
   (六)
  近代的資本主義入侵,使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同時也傳入了新的生產力、科學技術,輸入了新的文化。堅持“自強不息”的思想傳統,是中華民族延續發展的精神支柱。努力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成就,同時發揚固有的優秀傳統,是中華民族發展的唯一出路。林則徐以經世匡時為己任,對于傳統文化,既善于繼承和發揚其中的優良部分,同時又能順應歷史潮流的發展,睜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這是他不同于當時一般閉目塞聽、妄自尊大的封建統治者的主要方面。林則徐作為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57],大膽地把傳統文化中的經世致用思想運用于探求外來先進文化的實踐之中。他一到廣州,即選擇熟悉外情的人才,組織翻譯班子,有計劃地搜集和翻譯外國書報,“借以采訪夷情”[58]。他讓人把英人主辦的《廣州周報》和《廣州紀事報》翻譯過來,稱為《澳門新聞紙》。并將其中有關論中國、論茶葉、論禁煙、論用兵、論各國夷情等方面的譯文編輯成《澳門月報》,有些還附在奏折里,進呈道光帝“省覽”。為了了解西方的地理、歷史、政治,他又組織力量翻譯了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編為《四洲志》一書,后來魏源的《海國圖志》就是以此書為藍本著成的。為了對外斗爭的需要,又選擇了瑞士人滑達爾所著《各國律例》一書,以了解各國的法律制度。另外,還譯編了英國人著的《華事夷言》,以了解外人對華評論。為了改進軍事技術,他又組織翻譯了大炮瞄準法等武器制造應用書籍。他還能放下“天朝大吏”的架子,利用一切機會,親自向外國人詢訪外情。如他曾向英國醫生喜爾等人詢問英國、土耳其的情況,并請喜爾等看他給英國女王照會的草稿,據以修改“所發現的一切錯誤”[59]。通過不斷搜集、積累、研究有關外國資料,使他了解到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歷史和富強現象,對其先進的政治制度、經濟實力和軍事科學技術,都有不同程度的認識。林則徐的這種革新引進開放思想,對當時的反侵略斗爭起了很大的作用。
  綜觀林則徐的一生,可稱得是中國文化之人格化。在鴉片戰爭時期,在傳統精神的發揚下,堅持去毒抗暴,百折不回,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民一向具有的大智大勇,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上盡了極大的貢獻。而在他身上呈現的孝友齊家、忠貞報國,待人接物,以信以誠,憂國愛民,以身任咎,奉公不牟利,盡瘁不熱中,臨難不退縮,受屈不怨尤,忠君而不媚外,維護清朝統治,又堅持民族氣節,都顯示其完整的人格和浩然正氣,堪稱中華傳統文化所孕育的典范。他的道德情操與民族氣節,即使在當今提倡的中華民族文化中,亦可供我們以借鑒和發揚光大。林則徐不愧是一位劃時代的杰出人物,他的名字,將昭重@⑥冊,永遠值得后人崇敬和敬仰。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66-73K3中國近代史林岷19971997林岷 北京中國戲曲學院 副教授 作者:廣東社會科學廣州66-73K3中國近代史林岷19971997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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