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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魯濱遜“新史學”思想比較研究
梁啟超、魯濱遜“新史學”思想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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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09 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初,梁啟超作為中國新史學思潮的旗手,針對封建史學的弊病發起“為史界辟 一新天地”的“史學革命”,1902年梁氏名篇《新史學》發表。梁啟超的《新史學》, 尖銳地批判封建史學,明確地提出了資產階級史學和資產階級史學家的任務。中國史學 開始脫離二千余年的傳統,揭開了近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序幕。從比較史學的角度把它與 1912年問世的美國現代新史學派的奠基者詹姆斯·魯濱遜的《新史學》作對照,二者史 學思想真是何其相似乃爾!在現代美國史壇,魯濱遜的《新史學》發表后,其門生稱此 書在美國史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并稱此書為“新史學派”的宣言書。二者在史學 上沒有什么直接的聯系,但他們的史學思想卻在時代的感召下產生了某種“共振效應” ,同時又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本文就此試作一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一
  在世界史學史上,首先提出“新史學”概念的是梁啟超。1902年,他發表了《新史學 》,基本內容為大家所熟知。《新史學》全書由6篇文章組成,即第一篇《中國之舊史 》,他以整節的篇幅來激烈地批評中國的舊史。他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 家譜而已。”幾近全盤否定。他認為中國的舊史學維護專制統治,是愚弄人民的工具, 是“霸者的奴隸”。批判封建史學的“四弊二病”,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 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 有理想”。“以上四者,實數千年史家學識之程度也。緣此四蔽,復生二病。”“其一 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合此六弊,其所貽讀者之惡果, 厥有三端,一曰難讀,二曰難別擇,三曰無感觸。”第二篇《史學之界說》,他介紹了 “新史學”的具體含義,并進一步提出要以進化論作為研究歷史的指導。第三篇《歷史 與人種之關系》,他敘述了世界上各民族的發展史,把西方強大的民族稱為“世界史之 正統”、“世界史的人種”,指出只有世界史的人種才能稱雄世界,使全世界受他們的 影響,并助其發達進步。他高度贊揚西方民族的強盛和發達,詳細敘述歐美民族從古至 今如何擴張、如何進取、如何以先進的文化和強大的武力征服世界,結果成為世界史上 的“主人翁”。第四篇《論正統》,他徹底否定了史家正統之辨的意義。借批判舊史學 的“正統論”來徹底否定專制專權的合法性,反對君統,擁護民統,反對專制,提倡民 主。同時主張今后的史學徹底擺脫正統論的束縛。第五篇《論書法》。書法,也就是“ 史筆”,即古代史家在撰寫史書過程中,評價史實、褒貶人物的原則及寫作方法。他主 張史學應敘述民族的進化,而不是僅僅記述個人的事跡,或褒貶個人的行為。他提出新 史學的書法應當像吉朋的《羅馬史》那樣,以偉大高尚之理想,褒貶一民族的優劣,分 析民族強盛或衰亡的原因,使后起之民族讀后不無借鑒。第六篇《論紀年》。他反對用 帝王紀年法,而大力提倡用孔子的生日紀年。總括起來看,《新史學》的主要史學思想 如下:第一,批判舊史和舊政治;第二,賦予史學強大的政治功能;第三,規定史學對 象為民族發展史,而且主張新史學為國民而作,今后的新史書要寫國民的事跡;第四, 主張歷史學應廣泛吸取多學科的先進方法,進行綜合研究。
  魯濱遜是美國“新史學派”代表人物。1912年,魯濱遜將其歷年發表的演說和論文結 集出版,題為《新史學》,這部書奠定了他在歐美史學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魯濱遜的 《新史學》一書由8篇文章構成,各篇雖然自成體系,但“史學革命”的精神貫穿著作 始終。第一篇是說明“新史學”的宗旨和意義。他認為,我們研究歷史,并不是因為過 去可以給我們種種教訓,實在是因為我們可以根據歷史的知識來說明現在的問題。因為 惟有歷史,可以說明現在各種制度。第二篇是說明史學觀念的變遷。魯濱遜歷數歐洲史 學界從上古時代以來歷史觀的流變,指出了“新史學”的方向應建立在一種真正意義的 “科學”的歷史。第三篇是史學的新同盟軍。主要說明“新史學”中的歷史學與各種新 學科的關系。他認為歷史的進步,必須借助其他新興學科的幫助。這些具有同盟性質的 學科主要是人類學、宗教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第四篇是思想史的回顧。本篇主要通 過對歐洲自希臘、羅馬時代以來思想發展的過程,指出了撰寫“思想史”的重要性:“ 要改良社會,必先改變思想,必先明白思想的變遷。”第五篇是普通人應該具有的歷史 知識。這里的普通人是指在社會上居大多數的從事工業的工人,當然,這里的歷史不再 是那種關注“政治”的歷史,而是與工人生活休戚相關的“產業史”。第六篇是羅馬的 滅亡。第七篇是1789年的原則。這里的“1789”指的是“法國革命”。按照魯濱遜的解 釋,作為法國革命的“原理”的憲法思想和人權宣言并不是虛構的學說和不切實際的高 談闊論,而是有其歷史發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人們應該贊美其昂揚的進步精神而不是 依戀革命的舊制。第八篇是用歷史眼光來看保守精神。他認為,以前的歷史研究更多地 被守舊的人所利用遮掩了歷史發展的光明圖景。現在應該破除從過去為指向的歷史研究 ,讓歷史呈現進步的、以未來為取向的光明前景。總括起來說,《新史學》集中反映了 魯濱遜的新史學觀:第一,打破了狹隘的政治史研究和考據的傳統,把歷史的范圍擴大 到包括人類既往的全部活動;第二,用進步的觀點來考察歷史的變化,把人類歷史看作 一個連續不斷的成長過程;第三,用綜合和多因素的觀點來解釋和分析歷史事實;第四 ,注重歷史的社會功用,強調歷史為現實服務。
      二
  梁啟超和魯濱遜的史學思想相當豐富,其中最重要的而且能作相對應比較的,主要在 以下幾個方面:兩者都主張批判舊史學,拓寬歷史研究的內容;都力圖以進化論的觀點 來重新研究歷史;都重視歷史學的社會功用等等。
  梁啟超、魯濱遜兩人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張,對以往的舊史學展開 了批判。
  梁啟超指出,中國之舊史有“四弊二病”,他把舊史學與新史學相比,“前者史家不 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 一二人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 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關系”,他認為中國的舊史陳陳相因 ,不去思考歷史事件造成何種影響,不探究事物間的因果聯系。尤其將人物與時代之間 的主從關系顛倒過來。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時代的代表,卻反過來把時代作為人物的附庸 。結果,舊時代的正史便成為人物傳的匯集,“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勵其愛國 之心,團結起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者”。只重政治史,簡直是帝王的 家譜。“嗚呼,史學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注:梁啟 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只有對舊史學進行革命,才能使之成為“國民運動之 資鑒”。梁氏對舊史的批評確實攻勢凌厲,具有廓清摧陷之功,這是因為他的批判集中 到舊史即“君史”這一根本問題,痛陳其奴化國民思想、阻擋時代潮流的危害,而以“ 民史”即以寫出民族群體之興衰這一嶄新價值體系取而代之,這就為史學近代化開辟了 道路(注:陳其泰:《梁啟超與中國史學近代化》,《史學與民族精神》,第486頁,學 苑出版社1999年。)。
  魯濱遜首先反對傳統史學局限于政治史的狹隘性,《新史學》開宗明義地指出:“從 廣義來說,一切關于人類在世界上出現以來所做的或所想的事業與痕跡,都包括在歷史 范圍之內。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興亡,小到描寫一個最平凡的人物的習慣和感情。” 魯濱遜特別不滿的是:“但是直到現今政治史仍然保持著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一般人 仍然把過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歷史的主要內容。”(注:詹姆斯·魯濱遜:《新史學 》,第3、9、188、168、99、206、70、203—204頁,商務印書館1989年。)明確指出傳 統史學只記述政治事實,說的是朝代興替、軍功記錄、外交陰謀與宮廷丑聞等,這是一 種把讀者引入歧途的“庸俗觀念”。他看到了人和人類社會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對傳統 史學在內容上將自己限制在民族國家的政治史的范圍內的狹隘做法大加批判。“這樣做 法的結果是失去了歷史的眼光”,不能反映歷史進程的真實面貌,不符合科學的精神, 往往“為事實而去記載事實”,在敘述方法上是不科學的。更重要的是,舊史學的這些 通病,使人們忘記了歷史學的最重要的社會功用。他還反對傳統史學的封閉性,強調史 學家要利用關于人類的新科學知識,而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把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隔離 開。
  在歷史學的內容方面,兩人的主張是一致的。
  梁氏認為必須“為史界辟一新天地”,主張歷史要研究智力、產業、美術、宗教和政 治等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則凡百事物,有生長、有發達、有進步者,則屬于歷 史之范圍。”“故言歷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并載之不能完成。”“夫欲求人群進化 之真相,必當合人類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觀察之,內自鄉邑之法團,外至 五洲之全局,上至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聞。”(注:梁啟超:《新史學·史學之 界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32年。)大大拓寬了歷史學的研究內容 。
  魯氏認為歷史是研究人類過去事業的一門極其廣泛的學問,舉凡人類全部過去的活動 都應包括在“新史學”的范疇內。魯濱遜指出:“人類的活動不僅是當兵,做臣民,或 做君主,國家也絕不是人類惟一關心的事情。”“自古至今,人類的活動包括海上探險 、開拓商業、建筑城市、設立大學、建筑宏偉的大禮拜堂、著書、繪畫,并且還發明了 許多東西。”(注:詹姆斯·魯濱遜:《新史學》,第3、9、188、168、99、206、70、 203—204頁,商務印書館1989年。)而所有“這些人類活動”都應包括在歷史里面。他 認為應當拋棄陳舊的英雄史觀,克服以往偏重政治史和軍事史的局限,大大開闊歷史學 的視野,注重對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研究。
  在歷史觀方面,兩人都力圖以進化論的觀點來重新研究歷史。梁啟超旗幟鮮明地提出 用歷史進化觀來取代舊史“一治一亂”的循環史觀。他明確提出要劃清舊史一治一亂的 循環觀和新史學認為歷史的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即由低級向高級 進化。主張近代史家應該摒棄舊史家幾千年來所信奉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的 舊觀點,代之以將近代進化論作為研究歷史的指導,通過研究,描述人類進化途徑及其 具體表現。
  魯濱遜聲稱要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去觀察與研究歷史,把人類歷史看作是一個連續 不斷的成長過程,以為這是新史學的“基石”。但魯濱遜的進化論缺乏辯證的機制,同 前者一樣,也是一種庸俗的進化論,只承認量變,否認質變,承認逐漸進化的發展,卻 否認飛躍、革命的變革。這種庸俗進化論在魯濱遜對西羅馬帝國滅亡和法國大革命這兩 個歷史事件的論述中表現尤為突出。他還將歷史的進步與生物的進化相混淆,這是由于 把作為進化源泉的生物的天賦跟歷史中的進步源泉的社會獲得物混淆起來而造成的。
  兩人都重視歷史學的垂訓作用。梁氏《新史學》開宗明義標明史學的地位和作用,認 為史學應是“學問最博大而切要”的一門,是“國民之明鏡”,“愛國心之源泉”。“ 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半焉。”舊史家不懂得史 家的可貴在于通過敘述人群的進化,培養民眾愛群善群之心、進取意識和愛國精神。“ 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勵其愛國之心,團結起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 萬國者。”故中國史學“外貌雖及發達,而不能如歐美各國民之實受益也”。主張要用 歷史來啟蒙中國人的思想,讓國人猛醒,為中國的未來而奮斗。
  魯氏十分強調新史學的功用或“實用價值”,主張研究歷史是為了幫助人們了解過去 ,服務現在,推測未來。他說,歷史“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自己、我們的同類以及人 類的種種問題和前景。這是歷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們所忽略的恰恰就是歷史所產 生的這種最大效用。”在《新史學》第五章《普通人應該具有的歷史知識》里,非常詳 細地闡明了歷史學的教育功能。
  在方法論上,兩者都強調史學的綜合研究,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
  梁啟超批評昔之史家,“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系也。夫地理學也,地 質學也,人種學也,言語學也,群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準學也, 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系。其他如哲學范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 然科學范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系。 ”(注:梁啟超:《新史學·史學之界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32 年。)強調史學的綜合研究,注重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廣泛吸取多學科的先進 方法,可以幫助歷史學進行深入研究。梁啟超晚年又發展了《新史學》的觀點,著成《 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進一步構建了自己的史學方法論體系。
  魯濱遜主張借鑒其他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概念,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 法。“歷史是關于重新研究過去文明和關于現代文化起源的科學。因此,要以歷史為職 業的人就需要掌握一切有關研究人類的過去和探溯現時人類發展的各種類型的知識。” (注:詹姆斯·魯濱遜:《新史學》,第3、9、188、168、99、206、70、203—204頁, 商務印書館1989年。)在其著作《新史學》第三章《史學的新同盟軍》中,他主張尋找 “新同盟軍”。這些“新同盟軍”包括廣義的人類學、史前考古學、社會心理學、動物 心理學、比較宗教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等。魯濱遜寫道:“假使歷史學的同盟軍好 好地加以利用,那么,不僅歷史研究的范圍可以大大加強和深化,而且在史學園地里將 會取得比自古以來更有價值的成果。”(注:詹姆斯·魯濱遜:《新史學》,第3、9、1 88、168、99、206、70、203—204頁,商務印書館1989年。)魯濱遜的學生哈里·巴恩 斯明確指出:“歷史是關于人在社會環境條件下發展的記錄”,如果不具備社會學和行 為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心理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倫理學等各門社會 科學的知識,“就不可能對這種記錄做出合理的解釋”。此外,巴恩斯還要求新史學的 從業者學習自然科學知識。
      三
  梁啟超與魯濱遜在這里說不上是前者影響了后者,還是后者啟迪了前者,他們在史學 上沒有什么直接的聯系,但他們的史學思想卻在時代的感召下產生了某種“共振效應” 。不過仔細分析起來,這兩種“新史學”體系之間還是差別很大的,無論是其產生的前 提、所指對象、所提問題,還是其運用方法、理想目標、實際效果,均相差很遠。
  梁啟超的“新史學”是20世紀初中國新舊制度轉換時期里政治、思想、學術斗爭的產 物。他的著作借批判舊史學嚴厲地批判專制君主制度,宣傳西方民主制度優越性,其觀 點鮮明,充滿了激情。像“二十四史只是帝王將相的家譜”這些觀點,很快成為家喻戶 曉的口頭禪,對當時推翻專制統治的政治運動作了有力的思想輿論準備。梁啟超的“新 史學”還有重要思想革命意義。在當時新舊轉換時期,不僅要改變舊制度,還要清理舊 文化。舊史學中包含著大量的封建思想文化,梁啟超的批判動搖了舊文化的這一堡壘, 對促進近代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梁氏所鼓吹的“史界革命”,其實質就在于革 除封建史學之弊端,創建“新史學”。而提倡“新史學”的目的在于救國。“史界革命 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梁氏認為“新史學”不但要救國,而且也能救國。所以,“ 新史學”實乃救國之學。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中,近代新史學思潮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但還需指出的是,梁啟超對舊史學的過激否定是顯而易見的。如“二十四史只是二十 四姓之家譜,是地球上空前絕后之一大相斫書。”“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 ,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幾千年來之史所記無非貓生子之事。比如,‘某日日食 也,某日地震也,’”諸如此類,這些批評都是有失偏頗的。而事實上這些記載很好地 說明了中國傳統史學歷史文獻學之發達,至于對日食、月食等看似“鄰貓生子”的自然 現象之不間斷的記載,則成了今日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主要依據之一。
  綜合起來看,梁啟超此文雖名《新史學》,但對“新史學”的具體內容卻語焉不詳, 相反,他的重點卻在于不遺余力地鞭笞封建史學的陳規陋習。這樣看來,對梁啟超“新 史學”的理解就必須從他對封建史學的批判方面去著手了。于是,所謂“四蔽”、“二 病”、“三端”的反面就客觀地構成了梁啟超心目中所理想的“新史學”模式,這就是 “知有國家”、“知有群體”、“知有今務”、“知有理想”和“能別裁”、“能創作 ”以及“易讀”、“易別擇”、“有感觸”。從時間上看,梁啟超提出“新史學”固然 要比魯濱遜更早一些,但梁啟超的“新史學”的批判對象是中國傳統史學,而魯濱遜的 “新史學”卻是以西方近代史學傳統為對象。這兩種“新史學”不是一種性質的“新史 學”。所以,梁啟超的“新史學”的“新”是極有限的,即它只適應于中國傳統史學, 而對于西方近現代史學則毫無“新意”可言。正是在這點上,體現出梁啟超的“新史學 ”同魯濱遜的“新史學”之間的根本差異。魯濱遜的“新史學”是針對西方近代史學而 言的“新”。與梁啟超相比,魯濱遜的“新史學”則顯得更為成熟和深刻。
  魯濱遜史學思想之形成與當時美國社會變革有很大的關系。當時,“科學技術和經濟 的巨大變化引起了人類文化的徹底變革,使得人們探溯文化及社會制度的發展不能再局 限于憲法史、政黨發展史、外交的糾纏或王朝的世系”,社會的變革呼吁史學也必須作 出相應的調整。又加之他在1888年赴歐洲求學數載,深受歐洲史學變革潮流的影響。在 某種程度上,魯濱遜之思想主張“實際上也是對19世紀60年代以來這場歐洲文化史運動 的一種繼承,但卻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出現于美國史壇”(注:張廣智:《美國新史學派 述評》,《世界歷史》1984年第12期。)。魯濱遜不僅提出了新史學的系統理論主張, 而且在哥倫比亞大學廣聚門徒傳授其所倡導的新史學,從而在美國史學界形成了一個頗 有聲勢的新史學派,對美國史學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魯濱遜的《新史學》之所以能取得極大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民主的政治環境 、自由的學術氛圍、開放的教育體制、高水準的史學訓練手段、合理的學術傳承方式等 。另外,它們還都有自己的學派刊物、大量的出版支持者,它們還有自己的學術結構、 廣泛的學術傳播陣地,同時又不乏對現代科學技術手段的大力運用。這些條件,促成了 他們的榮耀和成功。
  而梁啟超設想的“新史學”卻沒有產生預期的后果,原因何在?回顧20世紀中國史學所 走過的道路就會發現,與西方史學相比,20世紀的中國史學缺乏成熟的考實性研究的重 要環節。表面上看,梁啟超倡導新史學時,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是基本同步的。但中國 提出新史學的背景與西方截然不同。西方在反對以蘭克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史學,呼喚“ 新史學”時,已經有近百年的在科學主義影響下發展的實證史學傳統,其新史學思潮是 在19世紀蘭克史學根基動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梁啟超所面對的是有著過重傳統負 担和深厚積淀的中國古代傳統史學,盡管經歷了乾嘉學派的洗禮,但乾嘉學派缺乏近代 科學主義的理論依托,這種史學考據學也遠沒有其成熟的形式,盡管有學者稱其與蘭克 史學有相似之處。因此,20世紀的中國史學沒有科學主義基礎上的近代史學積累,再加 上新史學理論本身的不成熟和過于粗糙,基本上還是一種口號和宣傳,具體內容不多, 可操作性也不強。這些復雜因素釀造了梁啟超“新史學”的命運。
  收稿日期:2002-09-11
  
  
  
中州學刊鄭州124~129K1歷史學宋學勤20032003本文對20世紀中西方史學史上比較典型的兩種“新史學”范型的普遍共性、不同特點 及優劣得失進行一番認真而深入的批判性分析和全面總結。梁啟超和魯濱遜在史學上沒 有什么直接的聯系,但他們的史學思想卻在時代的感召下產生了某種“共振效應”,同 時又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梁啟超/魯濱遜/“新史學”思想商丘師范學院歷史系,河南 商丘 476000  宋學勤(1970—),女,河南永城市人,商丘師范學院歷史系講師、北京師范大學訪問 學者。 作者:中州學刊鄭州124~129K1歷史學宋學勤20032003本文對20世紀中西方史學史上比較典型的兩種“新史學”范型的普遍共性、不同特點 及優劣得失進行一番認真而深入的批判性分析和全面總結。梁啟超和魯濱遜在史學上沒 有什么直接的聯系,但他們的史學思想卻在時代的感召下產生了某種“共振效應”,同 時又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梁啟超/魯濱遜/“新史學”思想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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