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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報業思想對其小說理論及小說創作的影響
梁啟超報業思想對其小說理論及小說創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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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895年參與創辦《萬國公報》開始,梁啟超先后創辦了《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政論》、《國風》等一系列報刊雜志。“若夫立言之宗旨,則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發揚民力,務使養成共和法治國國民之資格,此則十八年來之初志,且將終身以之者也。”(注:梁啟超:《鄙人對于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冊。中華書局1941年版。)作為思想啟蒙的重要支柱,梁啟超將小說拉進了維新的行列,將小說作為開啟民智、改良群治的重武器來加以使用。因而,梁啟超的辦報思想和辦報經歷(本文所論時限,主要集中于戊戌維新前后),無疑也會對他的小說理論和小說創作發生影響。在今天,研究梁啟超的小說創作、小說理論,探討中國近代小說理論特色形成之原因及其對近代小說創作的影響,從梁啟超報業活動和報業思想的角度入手,也許是一種新的方法、新的嘗試。
      一
  1912年10月22日,梁啟超在北京報界歡迎會上追述《中外公報》(應為《中外紀聞》,系梁氏記憶之誤)的緣起時說:“當甲午喪師以后,國人敵愾心頗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勢。……但知欲改良國政,不可無此種團體耳。而最初著手之事業,則欲辦圖書館與報館。”(注:梁啟超:《鄙人對于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冊。中華書局1941年版。)1895年8月,22 歲的梁啟超協助其師康有為創辦《萬國公報》(后改名《中外紀聞》),梁啟超“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梁氏特別指出,該報“只有論說一篇,別無記事。”(注:事實上,梁啟超的這種說法并不準確。《中外紀聞》實有閣抄、照譯路透電、選擇西報、錄各省報、譯印西國格致有用諸書等欄目。至于論述,僅見《中西紀年比較表》(11月21日)、《論墾荒廣種屯田為農務之本》(11月27、29日)兩文。此外還有康有為寫的作為維新派政治宣言的《開會主義書》(即《強學會序》)。參見湯志鈞:《戊戌變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136頁;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頁。 )這說明他對報刊的“論說”是十分重視的,“報館之議論既浸漬于人心,則風氣之成不遠矣。”(注:梁啟超:《五月間與穰卿足下書》,《汪康年師友書札》(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3頁。)1898年8月,梁與黃遵憲、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創辦《時務報》,他任該報主筆,負責抒發言論之事。《時務報》共發表政論、文章133篇, 他一人就撰寫了60篇。(注: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 第557頁。)“每期報中論說四千余言,歸其撰述。”(注:梁啟超:《創辦〈時務報〉原委記》,轉自戈公報:《中國報學史》,中國新聞出版社, 1985年版,第114頁。)該報于第一冊發表了梁的《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梁認為報刊的作用是“去塞求通”,“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他強調說:“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
  此時,梁啟超已開始涉足小說理論領域。在《時務報》上,梁開辟了“域外報譯”、“西文報譯”諸專欄,刊登各種譯作,篇幅幾占全冊報紙的二分之一。《時務報》第一冊發表漢譯偵探小說《英國包探話喀迭醫生奇案》,連載《華盛頓傳》。連載于該報的梁氏著名的《變法通議》一文,在第16—19冊上專列《論幼學第五》一節,專論“說部”,提倡革新“誨盜誨淫”的傳統小說,取而代之以新編說部書,“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圣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為補益,豈有量耶!”他甚至主張把這種用白話新編的說部作為幼學教科書,列入課表,請教師每日為學生解說。這一年的9月,梁在為其友人葉浩吾、 汪甘卿創辦的《蒙學報》和其門人章仲和、章伯初合辦的《演義報》所作的序中,竭力稱贊他們創辦的報刊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教小學,教愚民,實為今日救中國第一義”,并且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歸功于小說:“西國教科之書最盛,而出以游戲小說者尤夥。故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蓋以悅童子以導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創辦報刊,登載小說,對國人特別是幼童、愚氓進行啟蒙教化,成為此時梁氏心目中“救焚者之突梯,救溺者之桔槔也。”(注:梁啟超:《蒙學報演義報合序》,《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冊。)此時, 梁已漸漸地把小說作為維新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開啟民智的利器來看待,并進行了理論上的闡釋與宣揚。梁啟超小說理論的初步形成,一開始就得力于報刊,得力于開通風氣、啟迪民智、鼓動變法的政治需要。這也基本上決定了梁氏小說理論其后的發展歷程和主要內容的形成。
  1898年的維新變法運動只堅持了一百天就被絞殺,從此也一舉擊碎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指望依賴光緒皇帝、推動全國變法的政治夢想。梁啟超等人自此也將工作的重心由皇帝的身上轉移到輿論的宣傳上,開始了大規模、多層次地對民眾進行啟蒙思想教育的工作:“自是啟超復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志,暢其旨意。”(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頁。)1898年12月,驚魂甫定的梁啟超在日本橫濱發刊《清議報》旬刊,在《清議報敘例》中,梁將該報的宗旨定為“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增長支那人之學識。”(注:梁啟超:《清議報敘例》,《清議報》第1冊,1898年。 )對一份報紙有如此之高的期許,正可見梁氏報業思想之一斑。1902年,梁相繼創辦《新民叢報》半月刊和《新小說》月刊,并陸續在這兩個刊物上大量刊登小說作品和小說理論文章。《新民叢報》上,發表了《劫灰夢傳奇》、《新羅馬傳奇》、《愛國兒女傳奇》、《殖民偉績》、《十五小豪杰》等作品;在《新小說》這個近代中國第一份專門的小說月刊上,梁啟超發表了著名的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羽衣女士編譯、談虎客批評的《東歐女豪杰》,梁啟超譯《世界末日記》等中外作品。梁啟超還在這兩份雜志上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新中國未來記〉緒言》、《〈世界末日記〉緒言》、《〈世界末日記〉譯后語》、《〈十五小豪杰〉譯后語》等小說理論文章,進行小說界革命的理論宣傳工作。這一段時間,是梁啟超一生中最具有群眾影響,所辦報刊最有吸引力、感染力的黃金時期。梁的小說創作和對小說理論的闡釋、宣揚,也正是在這一黃金時期進行、展開的。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梁在我國小說理論史上的地位,即是在這一時期確定的。
  在此之后,梁雖然在《新小說》雜志上仍然有一些簡短的小說評論,也仍在報刊上繼續發表政治小說,提倡小說界革命,宣揚政治小說理論,但由于其理論與創作本身的局限,而無法再深入進行下去。雖然梁一直關注著近代小說創作和小說理論的發展,并在1915年于《中華小說界》第二卷第一期上發表《告小說家》一文,對小說創作中的不良傾向進行了譴責,但他已不再將小說作為開啟民智的利器了。
      二
  梁啟超創辦《新小說》,其目的在于“專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注:新小說報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第14號,1902年。)因此,為“發表政見,商榷國計”(注: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緒言》,《新小說》第1號,1902年。),把道理說清楚, 論辯自然也就成為小說創作最應選擇的方法了。1899年,梁在向國人介紹日本小說對于明治維新的功績時,著重指出:“著書之人,皆一時之大政論家,寄托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固不得專以小說目之。”(注:梁啟超:《飲冰室自由書》,《清議報》第26冊,1899年。)梁提倡在小說創作中,應著重闡述作者的政治思想,所謂“政治小說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懷抱之政治思想也。”(注:新小說報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第14號,1902年。)梁用寫政論文的方法來創作《新中國未來記》,對小說創作中政論化方法的贊許,其最直接的根源是受到了日本政治小說的影響。關于這一點,已有許多著述加以分析論述,在此不再多談。但是,尚有一個向不被人注意的根源:梁啟超同時也受到了自身政論文寫作的深刻影響。
  戊戌時期,政論報刊如雨后春筍般崛起。以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為代表的政論性報刊,既不同于以闡揚教義、勸人信教的外國傳教士所辦的宗教報刊,也不同于以牟利為目的的商業報刊。它以政論為報刊的統帥與靈魂,政論成功則報刊興,政論失去光芒則報刊亡。《時務報》前期大放異彩,應完全歸功于梁一系列政論文章的魅力。梁在開始主持《時務報》時,一至五十五期幾乎每期都有一至二篇論文。《時務報》的銷路,也因為梁的政論文章而由原先估計的四千份激增至一萬余份。(注:胡思敬:《戊戌履霜錄》卷2《康有為構亂始末》。 )而當時一般報紙雜志的銷量不過數百份。(注: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三聯書店出版社,1955年版,第102~103頁。)《時務報》的銷路之廣、影響之大,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稱許《時務報》的出版,定能“漸開風氣,增光上國”,并對“曠世奇才”梁啟超“益為神往”(注:陳三立:《致汪康年》,轉自湯志鈞:《戊戌變法史》,第177頁。)。汪恩至則吹捧道:“雖天下至愚之人, 亦當為之蹶然奮興,橫涕集慨而不能自禁。”(注: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頁。)《時務報》的廣行天下,使梁名聲鵲起:“當《時務報》盛行,啟超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札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 ”(注:胡思敬:《戊戌履霜錄》卷4《黨人列傳·梁啟超傳》。)1901年,梁啟超本人還興致勃勃地回憶當時人們爭閱《時務報》的情形:“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余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注: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100期,1901年。 )《時務報》政論文章的巨大沖擊力和政論報刊的巨大影響,使梁也將此移植到創辦《新小說》雜志和創作《新中國未來記》之上,這正是情理中的事了。
  梁啟超的政論文確實開一代風氣之先。所以如此,除了文字的平暢通達外,其議論之精辟,氣勢之磅礴,感情之充沛都是重要的原因。所謂“雷鳴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風云,震駭心魂,時或哀感曼鳴,以歌代哭,湘蘭漢月,血沸神銷,以飽帶情感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洋洋萬言,雅俗共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或怒發沖冠,或熱淚濕紙。此非阿諛,惟有梁啟超之文如此耳。”(注:吳其昌:《梁啟超》,勝利出版社,民國三十三年版,第29頁。)而梁啟超戊戌時期的文論(主要是小說理論),其實正是他政論文的一部分!這只要讀他那篇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就可以一目了然。文章劈頭一句就是典型的梁氏筆法——振聾發聵,語驚四座:“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接著更是振振有辭,滾滾而下:“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小說之力大矣,大到可以改變一切?!我們現在當然不會再相信小說有這樣匪夷所思的魔力,這樣的神話早已不攻自破。但在那時的中國,卻不只是新人耳目而已,實有石破天驚之勢的。此點我們不必深論,只看梁的邏輯思路即可明白:原來新小說乃是為了“新民”之政治目的,那么,所謂的小說理論,所謂的對小說“不可思議之力”的闡釋,說到底,就只是他功利的政治理論的表述罷了。
  1902年,《新小說》雜志上發表了梁的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構思這部小說已有五年的時間,《新小說》雜志創刊的目的,就是用以督促自己,“限于報章,用自鞭策”,完成這部“專欲發表區區政見,以就正于愛國達識之君子”(注: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緒言》,《新小說》第1號,1902年。 )的政治小說。基于這樣的創作指導思想,梁在這部作品中不厭其煩地錄入了大量的法律、會黨章程、名人演說的文字。在已完成的五回小說中,第三回《求新學三大洲環游論時局兩名士舌戰》,集中表達了梁的“政見”。這一回中,主張君主立憲的黃克強和主張激進革命的李去病,就兩個政治主張的優劣進行了長篇累牘的論辯,幾乎沒有故事情節和小說框架可言,只是一種簡單的對話的記錄,先是李君說,接下來是黃君的反駁,然后又是李君的申述,黃君的再反駁,“拿著一個問題,引著一條直線,駁來駁去,彼此往復到四十四次,合成一萬六千余言。”(注:平等閣主人:《〈新中國未來記〉第三回總批》,《新小說》第2號,1902年。)這完全就是政論文的寫法。梁通過黃、李這兩位剛從國外留學歸來的青年學生之間的辯論,非常清楚地向讀者傳達了作者此時主張改良、反對革命的政治主張,從而也實現了他寫作這部小說的真正目的:“但提出種種問題一研究之,廣征海內達人意見,未始無小補,區區之意,實在于是。讀者諸君如鑒微誠。望必毋吝教言,常惠駁義,則鄙人此書,不為虛作焉耳。”(注: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緒言》,《新小說》第1號,1902年。)話都說到這個份上, 我們還能指望他真心實意地把小說當小說來寫?
  從閱讀小說的讀者角度來看,梁啟超這篇“似說部非說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論著非論著”的小說,實在是個“四不象”。就連著者自己也“不知成何種文體,自顧良然失笑。”但是,他的讀者諸君面對這部“編中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的“小說”作品,(注: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緒言》,《新小說》第1號, 1902年。)是無論如何笑不起來的。時人評曰:“此卷(按指《新中國未來記》)所短者,小說中之神采(必以透切為佳)之趣味耳(必以曲折為佳)。”(注:黃遵憲:《與飲冰室主人書》,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頁。 )梁自己也承認這篇小說“毫無趣味”,有些愧對讀者(注: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緒言》,《新小說》第1號,1902年。)。 但從表達作者“政見”這個角度來看,這篇“諒來看小說的人眼也看花了”(注: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第三回、第一回楔子、第二回、第三回。)的小說,其創作手段卻是十分便捷的了。事實上,按照作者的交待,《新中國未來記》是將“現任全國教育會會長文學大博士孔覺民”的《中國近六十年史講義》“從頭至尾錄出,一字不遺。一面速記,一面逐字打電報交與橫濱新小說報社登刊”的。(注: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第三回、第一回楔子、第二回、第三回。)“還有那緊要的章程,壯快的演說,亦每每全篇錄出。”(注: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第三回、第一回楔子、第二回、第三回。)梁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創作著他的“小說”。盡管他本人也意識到“小說之作,以感人為主,若用著書演說窠臼,則雖有精理名言,使人懨懨欲睡,曾何足貴?故新小說之意境,與舊小說之體裁,往往不能相容。”(注: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第三回、第一回楔子、第二回、第三回。)但是,他的小說還是這樣做了,并且還十分得意地在小說行文中對自己的這種“著書演說”進行吹噓:“諸君,你看從前維新老輩的思想議論氣魄,怎么不叫人五體投地呢?這場駁論,一直重疊到四十幾回,句句都是洞切當日的時勢。原本最確的學理,旗鼓相當,沒有一字是強詞奪理的,不單是中國向來未曾有過,就在英、美各國言論最自由的議院,恐怕他們的辯才還要讓幾分哩。”(注:《〈新小說〉第一號》,《新民叢報》第20號,1902年。)所以如此,原是因為“既欲發表政見,商榷國計,則其體自不能不與尋常說部稍殊。”(注: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緒言》,《新小說》第1號,1902年。)這也就是說,為了作者政治思想的表達, 創作者不得不以犧牲小說的本質特征來作為代價了。梁作為思想啟蒙運動的宣傳家,提出小說界革命,創作政治小說,目的在于推動政治的變革。因而,他不可能讓政治遷就于小說,而是努力要用小說這個通俗易懂、人人樂觀的形式作為傳播其政治思想的載體,更好地為政治服務。早在1899年,梁在向國人介紹日本政治小說的社會作用時,就明白地提醒國人,日本政治小說的作者,“皆一時之大政論家,寄托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固不得專以小說目之。”(注:梁啟超:《飲冰室自由書》,《清議報》第26冊,1899年。)“不得專以小說目之”,即是說,這些作者首先是政治家,這些小說首先是他們表達政見的載體,是“借尸還魂”,只要有“魂”、“魂”在,怎樣的“尸”是無關緊要的,至少是次要的。說白了,小說不過是一個工具,一個拿在手中既順手又好用,還能起到好的效果的工具。
  梁啟超這種用寫報刊政論文章的方法來創作小說,對于近代小說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東歐女豪杰》、《女媧石》、《女獄花》等作品及其評點,也都表現出了對小說政論化傾向的熱衷與褒揚。政論化小說的流行,和報刊刊登小說引起小說書面化傾向有著很大的關系。(注:參見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897—1 916),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89~93頁。)
  梁啟超在回顧其創作《新中國未來記》時說道:“余欲著此書,五年于茲矣,顧卒不能成一字,況年來身兼數役,日無寸暇,更安能以余力及此。……鄙人自審十年來之宗旨議論,已不知變化流轉幾許次矣。此編月出一冊,冊僅數回,非亙數年,不能卒業,則前后意見,矛盾者寧知多少。況以寡才而好事之身,非能屏除百務,潛心治此。計每月為此書屬稿者,不過兩三日,雖復殫慮,豈能完善。故結構之必凌亂,發言之常矛盾,自知其決不能免也。”(注: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緒言》,《新小說》第1號,1902年。 )除了自謙和自我辯解的成分外,我們從此還是可以見出梁氏當時創作此小說時的窘狀,雖自知非“屏除百務,潛心治此”不可,然而終于不能。于是,只能從其時最迫切的現實需要出發,按照他其時最擅長的寫作思路和方法,用最快捷的方式來進行寫作了。這一點正是與他創辦《時務報》等報刊的經驗及其影響密不可分的。實際上,《時務報》中就有不少文章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牽強附會的毛病,也反映了作者寫作態度上的輕率。這倒并不是他故作輕率。對此,梁曾作了自我解剖:“當《時務報》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猶矜持,而筆不欲妄下。數月以后,譽者漸多,而漸忘其本來,又日困于賓客,每為一文,則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脫,已付鈔胥,非直無悉心審定之時,并且無再三經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責亦幾不免。”(注: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冊。 )造成這樣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有這樣的思路:“創此報之意,亦不過為椎輪,為土階,為天下驅除難,俟后繼起者之發揮光大”,“自求為陳勝、吳廣,無自求為漢高”,只要能打開局面,言論得以傳世,其中的思想發揮了影響,具體的細節問題無須那樣認真,更何況時間又是那么緊而少。另一方面,則與作者對報刊文章的認識大有關系:“以為此不過報章信口之談,并非著述,雖復有失,靡關本原。”(注: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冊。 )梁創辦《新小說》雜志,原本就是他開啟民智、進行維新宣傳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類旨在宣揚維新、開啟民智的文章是為“覺世”而非“傳世”(注:梁啟超:《湖南時務學堂學約》,《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冊。)。覺世之文的價值不體現于文字, 而表現在啟蒙的功效上。“報館者救一時,明一義者也。”(注: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飲冰室合集·文集》第4冊。)“應于時勢, 發其胸中所欲言,被之報章,供一歲數月之遒鐸。”(注: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原序》。)這類報刊文章,即使是“泰西鴻哲之著述”,“過其時,則以覆瓿焉可也。”(注: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原序》。)因此,盡可以不必太認真。盡管梁主張“名為小說,實則當以藏山之文、經世之筆行之”(注:《〈新小說〉第一號》,《新民叢報》第20號,1902年。),然而,時代不等人,也急不得這樣的小說。寫小說的目的在于開啟民智,作者的“政見”通過議論在小說中表達清楚了,那么,所期望的效果也當可以達到,所以,小說也就可以說是完成了。至于小說的藝術性,那倒是次要的,而小說理論的總結則更是要向后靠的了。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對梁啟超而言,凡此種種的事實和觀念,都與他的辦報思想和他對報刊文章的認識相關聯。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兩者之間是一種直接的影響關系。此外,還有一個事實,近代許多“新小說”,象梁的《新中國未來記》那樣,大體只寫到一半,甚至剛開了個頭就無法再繼續寫下去的作品有不少,其原因也多與此相同。
      三
  基于將小說作為開啟民智、進行群治之載體的需要,梁啟超對小說之所以能夠發揮社會作用的根源給予了充分的重視。
  小說要發生社會作用,首先必須要通過影響讀者的思想感情才能收到成效。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總結了小說“支配人道”的四種“力”:熏、浸、刺、提(注: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新小說》第1號,19 02年。)。概括地說,熏、浸、提三種力,指的是小說作用于讀者心理的一種描述。而“刺”之力,則是小說對讀者的教育效果——使讀者處于一種忘我的精神狀態。梁關于小說這四種“力”的說明,目的在于揭示小說對讀者的教育作用。它不是一種簡單的說教,而是一種作用于讀者心靈、引發讀者之強烈感情,于不知不覺中被感化的審美移情過程。這四種“力”最終歸根于“提”,它是小說的讀者與小說作品的相互融化,是作品中的思想對讀者某一或幾個方面的觀念的轉變。這也是創作小說,使小說產生社會作用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梁啟超對小說移情作用的認識,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他對報刊宣傳方法的認識。梁為了使報刊收到預期的宣傳效果,起到教育、開啟民眾的社會作用,他從讀者的心理出發,提出了兩條著名的宣傳方法:浸潤的方法和激烈的方法。
  浸潤,就是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讀者。他提出報紙要“為吾國前途起見,一以國民公利公益為目的,持論務極公平,不偏于一黨派。”(注:梁啟超:《〈新民叢報〉章程。)他強調指出:“報館之視政府,當如父兄之視子弟,其不解事也,則教導之;若有過失也,則撲責之”,“教導于撲責同時并行,而一皆以誠心出之,雖有頑童,終必有所感動,有所忌憚。”報紙之于國民,則“當如孝子之事兩親,不忘幾諫,委屈焉,遷就焉,而務所以喻親于道,此孝子之事也。”(注: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飲冰室合集·文集》第4冊。 )報紙應該明確宣傳宗旨,“宗旨一定,如項莊舞劍,其意常在沛公,旦夕而聒之,月月而浸潤之,大聲而呼之,譎諫而逗之。”(注: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100期,1901年。)也就是說,用潛移默化的方法,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接受熏陶,使思想發生變化。“浸潤之收效緩”(注:梁啟超:《〈國風報〉敘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9冊。)但“浸潤所得為深造之勢力, 故其效之錫類溥施,亦每為浸潤之人始愿不及。”(注:梁啟超:《〈國風報〉敘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9冊。)這種宣傳方法, 顯然同“熏”、“浸”之力有相通之處。這也就是說,梁在1901年對報紙“浸潤”宣傳方法的認識,實際上也影響了他對小說移情功能的認識。
  激烈,就是用高強刺激的情感化詞語、意象,在大聲疾呼中使讀者猛省。“夫人之安于所習,而駭于所罕聞,性也。故必變其所駭者而使之習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漸進。”他舉例說:“某說部嘗言,有宿逆旅者,夜見一婦人,摘其頭置案上而梳掠之,則大驚。走至他所,見數人聚飲者,語其事,述其異。彼數人者則曰:是何足怪,吾儕皆能焉。乃各摘其頭,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驚。此吾所謂變駭為習之說也。”他總結說:“大抵所駭者過兩級,然后所習者,乃適得其宜。某以為報館之所以導國民者,不可不操此術。”(注: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飲冰室合集·文集》第4冊。)“某以為業報館者, 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為病。”(注: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飲冰室合集·文集》第4冊。 )對照梁啟超對小說“刺”之力的認識:“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刺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使人于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在這里,梁同樣列舉了人們讀《水滸傳》、《紅樓夢》、《西廂記》、《桃花扇》這幾個說部(梁將戲曲也列為小說)的不同刺激效果。他接著總結說:“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為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注: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飲冰室合集·文集》第4冊。)
  因此,無論是報刊浸潤、激烈的宣傳方法、策略以及對讀者的影響效果,還是小說“四種力”,歸根結蒂都是要達到“提”的境界和目的。“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即“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注: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新小說》 第1號,1902年。)此入于彼,即是此被彼所化,也就是接受了作者的宣傳、導引。
      四
  1915年1月,梁啟超在回顧自己自1895 年以來的生活時寫道:“吾二十年來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惟好攘臂扼腕以譚政治,政治譚以外,雖非無言論,然匣劍帷燈,意固有所屬,凡歸于政治而已。”(注:梁啟超:《吾今后所以報國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2冊。)是的,戊戌前后的梁啟超首先是作為一個政治思想家、啟蒙宣傳家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的。梁的小說創作、翻譯和小說理論,給人最為突出的印象,就是這種創作和理論同其開啟民智、改良群治的政治活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梁從理論上探討小說的社會意義、自己動手著、譯小說,創辦小說雜志,都同他力圖用小說來為維新運動服務的中心思想有關,與他將小說當作宣揚其政治思想、開啟民智的利器有關。
  客觀地說,梁啟超的小說理論在中國小說理論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視、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梁把小說作為維新運動的工具,進行啟蒙宣傳的這種做法,實際上也順應了時代的需要。在他的號召下,一大批政治小說之類的“新小說”作家應運而生,創作了不少的小說作品。對小說社會作用的鼓吹與強調,也促使了傳統小說觀念的崩潰,促成了近代小說與近代小說理論的產生。同時,梁在小說理論的闡釋上也頗多建樹,如他對小說特征的初步描繪,對小說語言通俗化的強調,小說創作方法的劃分界定,小說欣賞心理活動的闡釋,等等,都表現了他對小說理論探索的創新精神。梁啟超的小說理論使我國的小說理論出現了新氣象,并使之開始了由傳統向近代的轉化。
  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梁啟超用小說作為開啟民智的工具,用寫作報刊政論文的方法寫作小說,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宣傳的效果,但這種創作小說的方法和這種小說理論,是有悖于小說本身特性的,是以剝奪小說之所以成為小說的美學特征、本體特征為代價的。梁啟超等人政治小說的非小說化的議論傾向,在政治思想的啟蒙過程中恰恰將政治小說窒息了。時人對此給了激烈的批評:“近時之小說,思想可謂有進步矣,然議論多而事實少,不合小說體裁,文人學士鄙之夷之。”(注:俞佩蘭:《女獄花·敘》,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頁。)“近來改革之初,我國志士, 皆以小說為社會之藥石。故近日所出小說頗多,皆傅以偉大國民之新思想。但其中稍有缺憾者,則議論多而事實少也。”(注:海天獨嘯子:《〈女媧石〉凡例》,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132頁。)政治小說并沒有取得多大的創作業績,小說界革命也很快地遭到冷落,同小說創作中政論化傾向大有關系。這樣的小說,在讀者看來,“以大段議論羼入敘事之中,最為討厭。”(注:別士:《小說原理》, 《繡像小說》第3期,1903年。)甚至連書商也抱怨這類“新小說”“于小說體裁多不合也。”(注:公奴:《金陵賣書記》,《清議報》第48頁,1901年。)究其原因,就在于梁啟超等人是在用辦政論報刊的方法在辦小說刊物,用寫報刊政論文的思路在創作小說。以梁啟超為代表的這類小說理論家在小說理論的闡釋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高,這與他們的辦報思想與經歷是分不開的。
  更進一步地說,梁啟超本人對中國傳統小說的思考并不多,對西方小說也是耳食多于真知,對外國小說理論更是處在略知皮毛的程度,而且,他是以啟蒙思想家、宣傳家的身份去看待中外小說及小說理論的,他不可能為小說藝術犧牲了表達政治思想的強烈愿望,在他思想的深處,他原本就沒有真正地將小說視為“文學上之最上乘”(注: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新小說》第1號,1902年。)的藝術形式。梁贊揚日本政治小說的宣傳威力,提醒人們“不得專以小說目之”,也正是出于他對小說的根本理解。
  梁啟超主編的《新小說》雜志,原是用來“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于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為中國國民遒鐸之一助。”(注: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第4冊。)但到第三期(1903 年初),梁啟超已沒有什么作品可用來發表,只由羅普勉力支撐著局面。直到第八期,才得到上海吳趼人、周桂笙等人的譴責小說、偵探小說的接濟,而這類作品又已與梁所提倡的“政治小說”大相徑庭,《新小說》至第九期以后,基本上已見不到梁、羅的作品。從1905年2月第13 號起,《新小說》開始在上海出版,此時,它已完全脫離了梁為它設計的運行軌道,變得面目全非了。《新小說》的歷史,充分證明了梁啟超的報業思想帶給了中國近代小說與小說理論的偏頗影響和不良后果。
  梁啟超的報業思想對近代小說語言的變革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白話小說的提倡,也是近代小說理論的重要命題。限于篇幅,在此略之。
  
  
  
文藝理論研究滬51~58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程華平19991999程華平,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作者:文藝理論研究滬51~58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程華平19991999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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