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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語言研究中定性定位問題的初步思考
瀕危語言研究中定性定位問題的初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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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H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8575(2001)02—0120—06
  瀕危語言研究近年來在我國語言學界已引起了重視。隨著西部大開發以及環保、生態、可持續發展等話題的深入,對瀕危語言的研究和保護已成為一個逐漸升溫的話題。在國外,一些語言學家在大聲呼吁,必須重視保護、搶救瀕危語言,并出現了一些研究瀕危語言的新興研究機構。但當前關于中國瀕危語言研究的定性定位問題,諸如瀕危語言研究在語言學學科中的地位,瀕危語言研究中的術語、概念應如何確定等問題都急需探討,這是做好瀕危語言研究的基礎工作。本文就這些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與同行學者共同商討。
   一、瀕危語言研究是語言學研究的組成部分
  語言的特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語言自身的結構特點,即語音、語法、語義、詞匯等方面的特點。這是構成一種語言的“物質”基礎,是語言能成為客觀事物的依據。認識語言必須從分析、研究語言的結構特點入手。對語言結構特點的研究,屬于共時描寫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的任務。但是語言還有另一個特點——功能特點,即具體語言在社會交際中的特點。不同的語言由于制約語言使用的社會因素不同,在社會交際中的功能也不相同。語言結構和語言功能的研究在研究對象以及研究方法上各不相同,二者屬于不同的范疇。語言使用功能的研究,主要是社會語言學的任務。
  語言是人類用于表達思想、協調行動、傳承文化的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對于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其主要的功能是社會交際。但由于語言受社會各種因素的制約,使得每種語言在族際交流中,其功能呈現出不一致的差異。從靜態上看,語言功能的差異表現為使用人口的多少和使用范圍的大小。有的語言使用人口多些,有的少些;有的語言使用范圍寬些,有的窄些;有的有書面語,有的沒有。在族際關系上,有的語言為別的民族所兼用,成為區域性的或全國性的共通語;而有的語言只在本族內使用,是單一民族的族內交際語言。從動態上來看,每個語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存在著功能消長、升降的變化。有的語言的功能,在總體上或局部上或則擴大、增強,或則縮小、削弱。在功能縮小、削弱的語言中,最甚者會喪失交際功能,成為瀕危語言。瀕危語言的再衰退,則可能導致語言完全失去交際的作用,不再為人們所使用,最終成為一種消亡的語言。所以說,瀕危語言是語言功能變化過程中的一種變異現象,是一種語言走向消亡前的臨界狀態。
  一種語言從瀕危走向消亡,在世界語言演變發展過程中已有不少先例。中國歷史上有一些語言曾經被廣泛使用過,但后來由于社會變化的原因而逐漸衰退,最后走向消亡。如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西夏語,在西夏王朝(公元1038年—1227年)期間,曾使用于今天的寧夏、甘肅、陜西及內蒙古西部和青海東北部等地,與其他地方政權的書面來往也多使用西夏文;曾用西夏文翻譯出版了一批漢文典籍,出版了大批文學、法律、軍事、歷法、醫藥等圖書。公元1227年西夏王朝為蒙古所滅,此后黨項人逐漸融入其他民族,其語言也逐漸由瀕危而走向消亡。又如屬于印歐語系的焉耆—龜茲語(又稱吐火羅語),也是一種已經消亡的語言,曾經在我國新疆地區使用過。除了這兩種語言之外,現在還能知道的已經消亡的語言有粟特語、于闐語等。至于無文獻可考的消亡語言肯定還會有一些。
  目前在中國,某些語言其功能逐漸衰退的趨勢仍在持續,處于語言瀕危的狀態。如土家語。土家族分布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的武陵山區,共有570多萬人口(1990年人口統計), 但目前仍會土家語的大約只有30萬人,僅占土家族總人口的6%。 在我們所調查的湖南省永順縣雙鳳村,在建國前,這個村除少數幾位在外的讀書人會說漢語外,基本上還是全民使用土家語的單語社會。如今以土家族為主體的聚居村落結構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土家族仍占該村總人口的86%,但這個村40歲以下的土家族基本上沒有會說土家語的。一些現在仍保留說土家語的地區,如龍山縣的坡腳鄉、靛房鄉、他砂鄉,土家語的使用功能也處于衰退之中。
  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轉型所帶來的社會的巨大變化,中國境內的語言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語言的變化中既有語音、語義、詞匯、語法結構方面的變化(如舊詞的消失,新詞的不斷產生等),又有語言使用功能的變化。在語言功能的變化中,隨著現代傳媒的普及,有的語言在現代化建設中使用范圍有所擴大,使用功能有所加強,但也有一些語言,其功能有所衰退,語言轉用的現象有所增多,甚至出現瀕危的趨勢。但不管是功能的增強還是衰退,都是語言隨著民族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社會、民族、語言發展的客觀規律。
  語言學研究的基本任務是認識語言的構造、功能及其演變規律,因此瀕危語言研究也是語言學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研究瀕危語言,在理論上有助于認識人類語言演變的規律,特別是語言功能變化的規律。更重要的是,瀕危語言的研究還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由于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所以,研究瀕危語言對解決語言功能衰退的民族如何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如何開展語文教育、如何保存和傳承民族文化等,都能提供必要的依據。
  既然語言瀕危狀態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是語言演變中的一種客觀的現象,語言學工作者就要研究它,理智地認識其性質及其演變的規律,并根據理性認識確定既符合語言演變規律,又有利于民族團結和民族現代化建設的科學對策。瀕危語言研究當前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其原因主要是認識問題。因為有的人把語言瀕危與民族消亡聯系在一起,以為語言瀕危就意味著民族消亡,因此認為,瀕危語言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不宜公開討論,以免傷害民族感情。實際上,語言瀕危與民族消亡是既有聯系,又不能等同的。歷史上有些民族的語言消亡了,但民族仍然存在;有些少數民族雖不使用自己的語言,但仍保持民族的獨特性。如中國的回族,雖然他們都轉用漢語,但仍然作為一個特色鮮明的民族存在。當然,也有這樣的情況,即民族消亡了,民族的語言也隨之消亡。如西夏王朝的黨項族等。我們認為,對語言瀕危的現象應該正視它,研究它,并理智地對待它,這才是科學工作者應有的態度。
   二、瀕危語言的概念和界定的標準
  漢語“瀕危語言”一詞,是近十年來語言學研究中的一個新概念。“瀕”為“臨近”之義,“瀕危語言”即指“臨近消亡的語言”。英語的瀕危語言為“endangered language”,日語為“瀕死の言語”, 其涵義均指“面臨危險(死亡)的語言”。漢語的“瀕危語言”一詞,大約是從英語翻譯而來的,其構詞方式及意義與英語相同。“瀕危”一詞過去多用來指動植物物種即將消亡,因而有人據此認為語言與動植物不同,用“瀕危”一詞來描述語言似有不妥。其實,在本質特征上,語言雖與動植物不同,但二者都有產生、演變、消亡的共同規律,因而,可以使用“瀕危”一詞來描述語言消亡前的臨界狀態。何況一些語言學家左思右想,至今還未找到一個更為合適、可以替代“瀕危”一詞的其他術語。簡而言之,所謂瀕危語言,實際上就是指在交際過程中使用功能或活性趨于衰退并面臨消亡的語言。當然,這只是對瀕危語言概念從定性研究角度所作的界定。
  關于界定瀕危語言的標準問題,目前中國語言學界尚未形成一致的觀點。如有人提出,可以根據語言使用人口的多少,把使用人口不超過一萬的語言界定為瀕危語言;有的提出,可以根據母語使用者的年齡,把只有40歲以上的人還使用的語言定為瀕危語言;還有人根據母語使用者的不同年齡特征把語言瀕危分為三個層級等等。這些看法,無疑有助于加深對瀕危語言現象的認識。但僅憑任何一個單項的標準都難以確認語言瀕危的狀態,而必須依照多項綜合的指標體系,才能全面客觀地判斷一種語言是否是瀕危語言、語言瀕危的程度如何等。因為客觀事實存在某種語言雖然使用人口很少,但從發展趨勢上并沒有出現語言使用年齡斷代的現象,所以也就不能判定這種語言是已臨近瀕危狀態的語言。
  我們主張以量化的多項綜合指標體系為依據來判定一種語言是否是瀕危語言。語言現象紛繁復雜,語言的使用人口、分布地區、使用范圍、使用功能、演變規律等千差萬別,如果沒有一個量化的、可操作的指標,僅僅依據對瀕危語言的定性界定或某一單項指標,就很難斷定哪些語言的使用功能在逐漸衰退,哪些語言已經臨近消亡,哪些語言的生命力還十分旺盛等。只有以量化的多項綜合指標體系為依據,才能對瀕危語言現象作出客觀的判斷。
  綜合指標體系應包括哪些內容呢?任何一種語言,都是用來交際的,都離不開使用語言的人。因此,在考察一種語言的功能時,應該特別注重其交際功能和語言使用群體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狀況,即要考察語言外部的社會相關變量。而語言交際功能的大小或強弱,仍離不開語言使用的人口、范圍、頻率等,也離不開這一語言群體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發展的狀況。
  語言功能的大小、強弱還會影響語言結構的特點,因而,衡量語言是否瀕危的綜合指標體系還要考慮語言結構變化的特點。總體來說,要依據語言的外部和內部兩方面的情況來建構衡量瀕危語言的指標體系。這個指標體系包括的內容有主有次,其核心指標是主要的,是決定語言是否是瀕危語言的主要依據。
  1.衡量瀕危語言的核心指標
  [指標1]喪失母語人口的數量。如果一個民族中80 %以上的人已轉用了第二語言(漢語或其他民族的語言),并呈增長趨勢,那么,該民族語言可視為已走向瀕危狀態的語言。這是衡量語言是否瀕危的最重要的指標。我國少數民族語言中符合這一指標的有:土家語(92.95 %)、畬語(99.74%)、仡佬語(87.64%)、赫哲語(85.22%)、 滿語(99.99%)等。
  [指標2]母語使用者的年齡。 如果一種語言只有中年人或年紀較大的人使用,具體地說只在40歲以上年齡段的人中使用,這種語言可視為已走向瀕危狀態的語言。我國少數民族語言中的滿語、赫哲語等就符合這一指標。
  [指標3]母語使用能力。這里我們所說的語言能力, 包括母語聽、說、讀、寫方面的綜合能力。如果母語使用者大多數只具有母語聽的能力,而沒有說的能力,說明該語言的交際功能已嚴重衰退。
  以上三個指標是核心指標,是估量一種語言是否是瀕危語言的主要標準。這三個指標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相互補充的。要綜合這三個指標才能對一種語言作出科學的判斷。如對土家語的考察,如果只依據指標2和指標3,則土家語不能歸入瀕危語言之列,因為土家語還有40歲以下的使用者,同時還有部分具有聽說能力的土家語使用者。但是依據指標1,土家語應該算作瀕危語言, 因為母語單語使用者的人數只占土家族總人口的1.78%,而92.95%以上的人喪失了母語能力, 轉用了漢語。因此,在這三個指標中,指標1是最為核心的。當指標2和指標3 與指標1發生矛盾時,以指標1為主。在參照核心指標時,還要注意考察語言演變的速度。從一種語言在不同時期使用人口、使用范圍的變化,看它是否處于急劇下降的狀態,從而根據其演變速度的快慢來看語言瀕危的程度。當一種語言的使用功能是處于急劇衰退的狀況時,其未來發展趨勢也是不容樂觀的。
  2.衡量瀕危語言的參考指標
  [指標4]母語的使用范圍。當一種語言廣泛運用到社會、政治、經濟、貿易、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時,它的生命力是很強的,反之當一種語言只限于家庭內部使用時,其生命力相對較弱。許多語言演變的實例表明,家庭往往是語言得以保留的最后一道防線。因此,語言的使用范圍可以作為考察語言狀況的一個重要參考標準。
  [指標5]民族群體的語言觀念。語言觀念是人們對語言的聲望、功能所作出的價值判斷,體現人們對語言的心理態度。當一個民族群體對其母語產生淡漠、“無所謂”等疏離觀念時,也就表明該語言維系其民族情感的功能正在衰退。特別是當年輕人甚至是年紀大的人對母語的語言價值觀念發生變化時,語言的消亡將是難以阻止的。
  此外,在分析一種具體語言時,還有必要參照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語言是否跨境、是否有民族文字、語言和宗教的關系等等。至于如何根據一種語言的語音、詞匯、語法結構的變化,來確定衡量瀕危的參數,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總之,在研究中,我們可將上述指標體系視為一個開放性的體系,讓它隨著研究的深入而不斷完善。
   三、我國當前瀕危語言研究的主要任務
  一些學者估計,世界上現有的6000多種語言,在21世紀將有70%—80%消亡。近十年來,國外已經重視對瀕危語言的研究。199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這一年確定為“瀕危語言年”;1995年在日本東京召開了瀕危語言研究國際學術會議;199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西班牙召開了瀕危語言政策國際會議。一些刊物發表了有關瀕危語言研究的論文。如美國語言學雜志《語言》1992年第1期(總第68 期)就刊登了數篇論述瀕危語言的論文。其中有Ken Haled 的“論瀕危語言和保護語言多樣性”、Michael Krauss的“危機關頭的世界語言”、Akira.Y.Yamamoto的“母語人對語言衰退的反映”等文章。還有一些關于美洲、非洲、大洋洲、亞洲的瀕危語言的個案調查研究文章。王士元(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鄒嘉彥(香港城市大學教授)、石鋒(南開大學教授)主持的“中國南方的瀕危語言”項目(1996年12月至1998年9月), 對中國南方的部分瀕危語言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中國也有部分學者對少數民族語言轉用、語言瀕危現象進行研究,還有學者對某個瀕危語言的跟蹤個案調查研究,有幾本瀕危語言的描寫性著作出版。最近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和《民族語文》雜志社共同召開了“中國瀕危語言問題研討會”。這些都表明瀕危語言現象和瀕危語言研究在中國語言學界已引起重視。根據我國語言學發展的現狀,以及我國瀕危語言的狀態,我們建議當前對瀕危語言的研究應重視以下幾個問題。
  1.不斷深化對瀕危語言研究的定性定位問題的認識
  瀕危語言研究是一個新課題,過去研究甚少,因此對其定性定位問題目前尚未取得比較深入的認識。究竟什么是瀕危語言,達到一個什么程度才算是瀕危語言,為什么要研究瀕危語言,這些問題都值得不斷進行探討。不能認為所有功能衰退的語言都是瀕危語言。因為有的語言在某個歷史階段由于某種社會歷史原因,出現功能衰退,而這種語言的功能衰退到一定的程度后不見得就非走向消亡,或許功能衰退到一定程度后就穩定下來。已瀕危的語言也可能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得以復蘇。所以確定某個語言是否是瀕危語言,一定要慎之又慎。科學地解決瀕危語言的定性定位問題,才能為瀕危語言的研究提供扎實的基礎。如何客觀地認識語言的瀕危現象,怎樣估計我國和世界上語言瀕危的程度,既不要忽視也不要夸大,需要認真對待。至今,語言學家對世界語言的狀況還并不完全清楚,所以,難以作出全方位的、比較準確的判斷。上面我們談到,瀕危語言是一種客觀存在,是語言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語言研究是多方面的,怎樣從語言學研究的總任務中確定瀕危語言研究的方向,如何予以正確估量,也是需要做一番探討的。
  2.必須抓緊對瀕危語言的個案調查
  我國對瀕危語言的研究,目前只處于起步階段,對語言瀕危的現象認識很少。要對瀕危語言現象有科學的認識,必須開展深入的個案調查,積累豐富的語言資料,全面了解各個語言的狀況。這是瀕危語言研究的基礎性工程。從研究的內容來說,既要有對語言功能的調查分析,又要有對語言結構的分析描寫,缺一不可。因為,語言功能的衰退,必定在語言結構上也有所反映。瀕危語言的語言結構特征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存在什么演變趨勢,這是語言學工作者必須認識的。除了語言功能、語言結構的研究外,還要廣泛研究影響制約語言瀕危的各種社會因素,從中分清主次,并認識各種社會因素間的關系。此外,還要研究瀕危語言所涉及的語言關系,從語言關系中認識瀕危語言的處境和地位。瀕危語言的出現不是孤立的,與周圍的民族、語言存在密切的關系,因此,要以系統論的觀點來分析、研究瀕危語言,而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如果能做好瀕危語言的個案調查,對瀕危語言的認識就會有新的飛躍。
  3.必須加強瀕危語言的理論研究工作,著力研究語言瀕危的原因
  對瀕危語言現象逐漸認識的過程,也就是構建瀕危語言理論的過程。在瀕危語言理論研究中,應該特別著力于研究語言瀕危的原因。
  一種語言為什么會逐漸走向瀕危,其原因是什么?我們所能看到的影響語言瀕危的因素很多,比如族際交流、人口、散雜居、族際婚姻、雙語教育、語言學習等方面的因素。但是只憑其中的一兩項都不足以闡明語言瀕危的原因。因為在現存的語言中,還存在反例否定這些證據的科學性和周延性。人口少對語言的保存是不利的,但不一定是人口少的語言都必定走向瀕危。如云南的獨龍族雖然人口少,僅5825人(1990年),但獨龍語仍被獨龍族廣泛使用,極少有語言轉用的。又如,白族是大雜居小聚居的民族,與周圍民族關系十分密切,約有54%的人使用雙語,但90%的白族人口仍使用本民族的語言,白語在白族的日常生活交際中仍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只有9%的人口轉用漢語。可以說, 白語仍然是一種有活力的語言,不能把它看成是瀕危語言或走向瀕危的語言。致使語言走向瀕危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必定有一個是最重要的,起主導作用的。語言功能的大小、語言活力的強與弱,是由說這種語言的社會及其周邊的社會特點決定的。只有當支撐這種語言獨立使用的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時,即在多元文化社會中,當一個民族的文化在主要方面被另一民族的文化融合時,該民族母語維系族內社會交際的功能就會逐漸削弱,甚至走向瀕危。
  4.必須認真思考對待瀕危語言的對策和措施
  如上所述,對瀕危語言的研究,除了具有理論價值之外,還有其應用價值。語言屬于文化的范疇,負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任何一種語言的消失,都是一種文化的損失,也是該民族的不幸。瀕危語言的“回轉”或“復蘇”,以及延緩瀕危語言的消亡時間是否有可能,這在理論上還未解決。但通過各種手段將瀕危語言記錄下來使之成為文獻語言,作為一種民族的文化遺產保存下來并傳至后世,則是可能的,也是可操作的。對瀕危語言是任其消亡,還是采取某些必要和可能的保護性措施,使之不至于在我們面前消失或消失太快,這是我們各級政府以及人文科學工作者(包括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人員)必須思考和研究的問題。不要等到語言消失之后再根據某些只字片言的“遺跡”進行考證或構擬。近代一些學者在做有重要科學價值的古代語言構擬工作時所遇到的困境和所付出的代價,提示我們應該重視瀕危語言的研究及保存問題。
  〔收稿日期〕2000—11—10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京120~125H1語言文字學戴慶廈/鄧佑玲20012001瀕危語言研究在我國語言學界已引起了重視。界定瀕危語言的指標體系有主有次,當前瀕危語言研究的主要任務是要解決定性定位和個案調查,要研究原因、思考對策和措施。瀕危語言/定性/定位/指標  Endangered languages/determination of nature/determinationof position/indexes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on the Determinatin of theNature and Position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DAI Qing-xia,DNEG You-ling  (College of Linguistics, Central University for EthnicMinorities,Beijing 100081,China)A discussion of the position of the languages, which areendangered, in linguistic science, defining the principleindexes for determining 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some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endangered languages.戴慶廈,中央民族大學 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  鄧佑玲,中央民族大學 學報編輯部 北京 100081  戴慶廈(1935—),男,福建仙游人,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鄧佑玲(1966—),女(土家族),湖北省建始人,中央民族大學期刊社編輯,在職博士生。 作者: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京120~125H1語言文字學戴慶廈/鄧佑玲20012001瀕危語言研究在我國語言學界已引起了重視。界定瀕危語言的指標體系有主有次,當前瀕危語言研究的主要任務是要解決定性定位和個案調查,要研究原因、思考對策和措施。瀕危語言/定性/定位/指標  Endangered languages/determination of nature/determinationof position/indexes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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