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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哲學:廢名小說藝術觀照的底蘊
生命哲學:廢名小說藝術觀照的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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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名(1901—1967),原名馮文炳,湖北黃梅人,中國現代文學早期小說家。他的小說作品主要有長篇小說《橋》、《莫須有先生傳》,小說集《竹林的故事》、《桃園》、《棗》等,他的小說上承周作人,下啟沈從文,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小說流派的關鍵人物。然而,這種表層的承上啟下,并不意味著他們的作品在深層意蘊上的契合,廢名小說在藝術的明朗性上又與周作人、沈從文有著比較明顯的差異,顯現出另一種意味。正因為如此,所以對廢名其人其文,歷來也就評價各異,魯迅認為他的小說“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1], 唐tāo@①認為他的小說“多寫鄉村兒女翁媼之事,于沖淡樸訥中追求生活情趣,并不努力發掘題材的社會意義,雖為小說,實近散文。其初作如《講究的信封》、《浣衣母》等,內容雖嫌單薄,但有某些進步傾向。此后的作品如《桃園》和《棗》、《橋》等,專寫家常瑣事,風土生活,富有藝術風格和個人特點,惟以一味表現朦朧的意趣為滿足,語言的雕琢也日趨生澀古怪”[2]。至于在小說流派的歸屬上,或謂之鄉土派,或謂之田園派,或謂之語絲派,或謂之現代派……應當承認,以上種種說法都存在某些合理內核,但是,由于傳統的文學解讀方式和批評范式的局限性,它們都很難揭示出廢名小說的深層意蘊。我認為,要正確地解讀廢名的小說,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必須將其置于中國現代早期文學整體背景下來認識。由此,我們很容易發現,正如中國現代許多杰出作家一樣,廢名既是一位風格別致的作家,同時又是一位見解不凡的思想家。所不同的是,大多數現代作家受近現代西方哲學影響,對社會現實抱冷峻的批判態度,以期用自己的作品去啟蒙愚昧黯弱的國民,而廢名則是一位深受東方古典哲學影響的作家,對社會現實持佛陀式的超然態度,作品滲透著悲劇人生的意味,又表現著達觀的情調。如用生命哲學(這里指對生命的體悟,而非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的眼光去洞悉廢名的小說,那么籠罩在廢名作品中如謎面一樣文筆敘述所生成的迷霧將隨風飄散,豁然露出謎底的奇峰——廢名小說是生命的沉思錄,是生命哲學的悲劇演示。
      一、孤獨情結
  李健吾先生在評價廢名及其創作的時候,曾這樣評價他,“仿佛一個修士,一切是向內的”,“永久是孤獨的,簡直是孤潔的”[3]這個評價,對廢名的為人和為文來說, 應該是較為中肯的。讀廢名的小說,我們總是強烈地感受到在他的藝術世界中游蕩著孤獨的幽靈,它踽踽獨步在夕陽晚照之下,彳亍于一無依傍的橋頭,有時也會以無聲的恐懼逼上心頭,它既留戀鄉下的古樸田園,也游蕩于都市的熱鬧喧嘩之中。
  在廢名小說世界里,對孤獨的表現集中體現在三組小說意象之中,那就是:“橋”、“黃昏”和“聲音”。在廢名的小說世界里處處有“橋”,王馬橋、龍錫橋、賽公橋、仁壽橋……他小說中的人物都喜歡過“橋”。莫須有先生小時候“最喜歡過橋”,他最忠實的女兒也“最喜歡過橋”(《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之后》);江南游子出城踏青,無興查考古跡,“一徑去過橋”(《墓》);童年小林每每忽然出現在城外的橋上,都市歸客程小林仍時時“站在橋上望一望”;紫云閣的老道姑化緣完畢,“柱著棍,背著袋,一步一探”,消失在史家莊的橋頭(《橋》)……橋的自然稟性,一無依傍,獨立特行,而一個人佇立橋頭,目光迷茫,若有所思,這幅情景,則浸透了孤獨、寂寞的意緒。
  對“黃昏”景象情有獨鐘,也映照了廢名身上濃濃的孤獨意識。黃昏,在一天之中它是白晝的尾聲,黑夜的序幕。對于人來講,它是最便于散步思索的時辰,也多少暗示著生命的結束。黃昏時,夕陽西墜,烏雀歸巢,萬象逐漸隱入黑夜。因此,對黃昏的描寫是最容易引起人的孤獨感、家歸感與漂泊感的。古希臘女詩人薩福的《黃昏之歌》最先抒發了這種情懷,“黃昏呵,你招回了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驅散的一切,你招回了綿羊,招回了山羊,招回了小孩到母親身邊。”在廢名小說中,北游的旅客,“多半在黃昏時孑然一身”,面朝落日動了“鄉愁”(《棗》);莫須有先生也常在黃昏里“自顧盼,自徘徊”,品嘗“絕世的孤單”,“愴然而涕下”(《莫須有先生傳》)。他還常把黃昏作為不幸而垂暮的人生的一幕遠景,浣衣母李媽的黃昏,在燥熱的蟬音,喧鬧的人聲中,流盡了無依無靠的凄苦身世,疊印著哀哀無告的蒼老靈魂(《浣衣母》);“老猴”“烏龜”陳大爺與駝背長工“陳聾子”(《小五放牛》、《菱蕩》)的黃昏,都在一片牧歌聲,搗衣聲,融融的笑聲里,展示了屈辱或酸辛的遭際。在黃昏之美的映襯下,孤獨的人生更顯得飄泊無駐。
  “聲音”意象,在廢名筆下也被譜入了孤獨的旋律,他筆下的人物常常喜歡有聲的世界,恐懼無聲的宇宙。江南游子渴想雷雨天的蛙鼓蟲簫(《半年》、《北平通信》),陶醉于深夜的落葉聲(《棗》);患病的阿毛姑娘愛聽深夜的更鑼聲(《桃園》);莫須有先生替“沉默的牛”“難過”,為伙伴聚會出現“鴉雀無聲”的空檔感到“恐怖”(《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之后》);程小林愛聽老虎狂吼,牛的兀叫,萬壽宮的風鈴響(《橋》),他為蜻蜓、鷂鷹“總不叫喚”而“寂寞”,以想象里,夢境中的“雨相思”徒有顏色而“無聲”為“缺憾”(《橋》)。
  孤獨,一般說來,并不是一種正面的、積極健康的情感,但孤獨若是從人的生命中汩汩流出,又寓含著深刻的人生況味,則這種情感又另當別論了。廢名作品中孤獨的情感正是在后一層意義上獲得提升的,并成為廢名生命哲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影響著他的藝術觀照方式。可以說,廢名作品中的孤獨是他童年孤獨、寂寞生活在成年時代的無意識呈現,它是一段驅之不散的情感之結,是他生命中情感生活的合理延伸,同時,它又是生活在現代都市,避亂于鄉村的廢名對人生況味的一種難以言說的體悟。
      二、生命感傷
  向來哲人、文人對生命的流逝都是十分敏感的,孔子對著不息的川流喟然長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屈子踟躕江畔,徒然哀求:“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彌節兮,望崦嵫而勿迫”;李商隱悵望野原,頹然感喟“從來系日乏長繩,水去云回恨不勝”。廢名的小說,在藝術觀照上也表現出對生命流逝的強烈關注。
  《桃園》里營造的桃園世界,從春日黃昏到秋日黃昏,從驕陽似火到殘陽如血,從落紅滿地到枯葉飄零,阿毛的生命經歷焦灼、冥想、疲憊、倦怠,最后至于憔悴、凋謝,展示了生命流逝的悲劇全過程。《橋》寫到三啞叔與程小林在早春時節,站在史家莊的河岸邊兩個人的交互觀感:三啞叔從眼前“頂天立地的小林哥兒”回想到“還離開他不遠”的童年小林,又聯系著河邊的兩株小楊柳已經“長大參天”,真是10年彈指一揮間,不由得他不百感交集。程小林則從時間飛逝,“并不向你打一個招呼”,然而史家奶奶都70歲了,三啞叔也老了,自己離家,還鄉,一去一來也已10年了,感覺到生命流逝的“可哀”。而更為可怕的還在于:時間飛逝不止,生命卻呈相對停滯狀態。三啞叔還是三啞叔,史家莊人也“還是那樣”,沒有什么大的變化。
  與生命的流逝感相伴隨,廢名小說在環境的設色上,通過對綠色與白色的反差描寫,也浸透了他對生命流逝的感悟。綠是草色,廢名時有“草相思”,他筆下的程小林“最愛春草”;綠,又是生命的元色,象征著青春與朝氣,故阿毛姑娘為病火燒灼的心刻意移植幾叢綠橘,好使滿目瘡痍的秋日桃園一派生機(《桃園》);在程小林的意念里,女子的“發林”也是綠色的(《橋》)。白,在廢名筆下往往代表老人的發色,是衰頹疲憊之色。它是生命疲軟的象征,慣常有桑榆暮景,日薄西山的意味,給人顧影自憐,孤獨寂寞的滿腹愁情,史家奶奶的白發白得使昏暗的油燈發亮,琴子看著“很惘然”。從白發與綠草的互相映襯中,我們不難悟出:這就是“白發與少女的標記”(《橋》)。代表青春、生命的綠色,與代表衰老、孤獨的白色,產生情感的落差,情感于兩極產生巨大的張力,從而造成對生命流逝的強烈感悟。
      三、死亡體悟
  有對生的眷戀,就必然會有對死的思索、探究。孔子面對生死問題時,說“不知生,焉知死”?他的積極入世的人生觀使他企圖以生的執著來回避死的困惑;司馬遷在《報任安書》里,言及自己受辱而苛活的原因時,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如鴻毛”的價值論,初步建立起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死亡價值觀;而陶淵明則仿佛一位看透了死亡本相的末世老衲,以多少帶一點幽默的黑色筆調感嘆道:“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廢名的小說,在藝術觀照上也十分突出地表現出對死亡這一人生永恒題目的思索、探究。
  廢名是死亡意識最強烈的中國現代作家之一,他曾在《中國文章》一文中寫道,“中國人生在世,確乎是重實際少理想,更不喜歡思索那‘死’”。在這里,他對執著人生現世,不信歸宿的傳統人生哲學進行了批判,對重人生感懷,少死亡冥想的文學傳統表明了叛離的心跡。因此,在他多少帶有自傳色彩的《莫須有先生傳》里,莫須有先生常在忙里偷閑,漫游于“生死之岸”,想象那“不可言說的境地”。北游的旅客面對友人之墓,產生“共運命”的“實實在在的意識”(《墓》)。總起來看,廢名作品中的死亡意識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廢名筆下,“死亡”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是生命的“忽然”,“不可知”而又“必然”的終結。
  廢名小說中的“死”跟“生”一樣,一終一始,一去一來,皆行色匆匆,無牽掛,不恐懼,缺少驚心動魄的故事。《浣衣母》寫沒出息的酒鬼李爺“確乎到什么地方做鬼去了”,不爭氣的酒鬼哥兒又在李媽不經意的詛咒下“真的死了”,天真的駝背姑娘也在某天某時遽然“死了”,一家人都死得無聲無息,了無痕跡。《竹林的故事》用“綠團團地坡上從此不見了老程的蹤跡”一句,告示老程的死。《阿妹》寫幼小的阿妹“并不等候”尚在煎熬的“菩薩的藥”,被“哄哄地扛走了”。廢名以過分客觀、冷靜的筆致,寫出極端輕捷、迅疾,安寧坦然以至于枯寂狀態的死,反給人以強烈的心靈震撼。這種死,仿佛抽掉了全部內涵,出現情感真空。這隨隨便便到不可思議地步的“死”,既體現了儒家以“死”為息,樂生安死的價值觀,也蘊含了道家“齊生死,等物我”的無為哲學。
  第二,在廢名筆下,“死亡”又是瑣碎人生的徹底解脫。
  廢名筆下的“死亡”,有時又表現出某種厭世的傾向。7 歲的小阿妹飽嘗疾病與寂寞之苦,對“死”有著朦朧的感悟,“很欣然去接近”,并不怕(《阿妹》)。沉湎床第的病人把“死”想象為無邊無際的“慈母的懷抱”,認定“死”是一條干凈利索的“脫路”(《病人》)。莫須有先生也說:“無論世上的窮人富人,苦的樂的,甚至于我所贊美的好看的女人,如果閻王要我抽簽,要我把生活重過一遍,沒有一支簽中我的意。”(《莫須有先生傳》)。廢名認為,在人生之幕上,爬滿了五光十色的卑微與繁冗,冷漠與陳腐,匱乏與乖戾……它們標志著生命力的萎縮,故“世界未必不可厭”(《談新詩·(妝臺)及其他》)。既然如此,“死”作為“生”的解脫,作為無生命狀態的否定與斷離,也就擁有了積極意義。
  第三,在廢名筆下,“死亡”還是一縷永恒的寂寞思緒。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杜甫《夢李白》)大詩人李白尚且如此,何況平凡人生!廢名考察“死后”,發現死亡本質上是一種孤獨感,是對生命的孤獨體驗。死,“那從來不曾有旅人回來過的烏有之鄉”(哈姆雷特語)遠遠超出了人類的認識視野,毫不可知,所謂死后寂寞,無非也是生者的想象推理。
  年幼的阿妹不怕死,但當母親把“死”具象描繪為“一個人睡在山上、下雨下雪都這樣睡”時,她卻不能不愕然無以對了(《阿妹》)。“送路燈”風俗緣于這樣的幻想:死者去彼岸世界,需途徑村廟向土地神掛號登記,活著的人便送路燈,替他們在漫漫征途上“留一道光明”(《橋》)。人死了,獨自長眠,獨自投村廟,這是多么寂寞孤苦,多么可憐的事!人生本寂寞,人死又復歸于永恒的孤獨。
  廢名筆下對“死亡”的寂寞思緒,還表現在對生者健忘的敘寫之中,通過對生者的寡情薄幸的描寫,從而在更深的層次上寫出這份寂寞,因為“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魯迅《空談》)。廢名寫生者的淡漠,更多著筆于冥事風俗上。城里人出殯,孝男孝女穿孝衣以示闊綽,沿街觀眾會心微笑(《毛兒的爸爸》),扛杠子,抬棺木的人群中竟有“夾在當中打瞌睡”的(《浪子筆記》、《北平通信》);清明節上墳、焚香、燒紙、鳴炮,次序井然,卻有“好事者”,把祭奠死人的腌肉、鯉魚、就香火烤了吃;送路燈,親朋摯友頭裹白布,手持燈籠,排隊進村廟,談笑風生,燒香喝酒而散(《橋》)……廢名的眼光,略帶黑色幽默,每一種喪葬儀式都是一出荒誕的鬧劇,一幅滑稽的漫畫。
  第四,在廢名筆下,“死亡”還是一種美。作為生命的終結,它具有亙古不變,絕對神圣意義,在永恒的觀念上,“死亡”與美達到了內在的一致。
  在廢名筆下,詩人之死“自成世界”,其靈魂跟黃土“疏遠”(《墓》);少女之死是一瓣“不可思議的空白”,一個“無邊色相之夜”,一幅“畫得一朵空花的藝術杰作”(《莫須有先生傳》);少男之死是“長春”,“對于青草永遠是一個青年”(《橋》);孩子之死是一個“游戲”,美麗而悲哀(《打鑼的故事》)。廢名以“唯美”的眼睛審視死亡,渲染出一個夢幻般的藝術世界。
  最后,廢名筆下的“死亡”還是一種精神境界,是對現實人生的超越和升華。
  廢名的生命哲學中,對死亡還有著獨特的解釋。一方面,“死亡”并非生命的終結,而是生命的另一種存在方式。莫須有先生悟出世界的本質是“理”不是“物”,是“心”不是“形”,而對于“理”與“心”來說,則“無所謂死與生”(《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這樣看來,死只是物滅與形無,并非“心滅”與“理無”。生死的界限一經模糊,死亡便成為生命的另一存在方式,另一形態的延續。生命在死后飛揚,在脫胎換骨中更生,意味著生命經過超越過程走向精神的永恒。另一方面,對生者而言,思索死亡也是一種自我超越。死亡本是無法確定的神秘領地,充滿了偶然與未知,絕難把握,但生命的不朽原表現為精神的執著求索,從對永恒的苦思徹悟中實現理想的升華。廢名的生命哲學,恰以“死”為基點,思索存在,思索人,從自我之死,看到自我之生,從虛無窺見存在。死亡是生存最高的限界,思索死亡,實是人生的逆向透視。
  廢名小說中的人物,像莫須有、程小林一類都是哲學家,他們通過思辯死亡,探索虛無以檢省自我,向往永恒,從而實現了生命對死亡的超越。
      四、禪與解脫
  廢名生長在禪宗五祖的故鄉——湖北黃梅,童年的寂寞遭遇和憂郁內向的性情,使他與禪宗很早就結下了難解之緣。他喜說五祖、六祖故事,曾鉆研佛學,著有《阿賴耶識論》,并實踐過禪定之事(俗稱打坐)[4]。
  禪宗教義,親自然,求解脫,空物我,重頓悟。其修行之法,不求“有為”,而在于“無心作事,就是自然地作事,自然地生活”[5]。據佛典記載,四祖道信起初請三祖僧璨授以解脫之法門,僧璨說:“沒人綁你,求什解脫法門?”道信頓悟。而舂米和尚慧能只因口吐一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是針對五祖大弟子神秀所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而言的),便得到了五祖傳下的袈裟而成為六祖。這就是所謂“無心作事”,“自然地生活”,而“求解脫”,“勤拂拭”,則都不過是自尋煩惱,離開了“無心”和“自然”的禪機。
  廢名的小說創作當然也受到禪宗哲學的影響。他的作品中總是有意無意地追求一種現世自我解脫的人生境界,表現出識破塵緣,任運隨緣,超然世外,清靜本心的人生旨趣,滲透了禪宗的宇宙觀念和人生態度。而正是在這一點上,廢名的作品在藝術觀照方式上達到了生命哲學的徹底解脫和超然妙悟的極致。
  廢名的小說無論是長篇還是短制,大多寓含禪意,滲透了禪的達觀、飄逸、自然本心。周作人曾說,廢名小說中的人物都是在一種“悲哀的空氣”中行動,“一切生物無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覺得互相親近,互相和解。在這一點上,廢名君的隱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勢力”[6]。 這種“空氣”,這種“隱逸性”,當然并不就是佛性和禪意,但其中不無禪的影響和因緣。為什么是“悲哀的空氣”呢?因為人世本是悲苦的,勞動人民更是悲苦中度日。廢名寫其互相親近和解,不是不見或是忘了他們的悲苦,而是以慈悲之心寫人間悲苦在美好的人性人情中得到消解。這種不刻意創造典型人物的筆法,在藝術上使廢名的小說缺乏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頗具田園風味,同時也極易模糊小說和散文的界線;但從作者對生命哲學的感悟來看,它卻將生命的存在形式推向解脫的極致,即以禪的達觀、自然,寫出了人生的悲苦況味。這里,我們僅以他的長篇小說《橋》為例,來看看他的禪意世界:
  許許多多的火聚成一個光,照出了樹林,照出了綠坡,坡上小小一個白廟,——不照它,它也在這塊,琴子想告訴小林的正是如此。(《橋·送路燈》)
  頭上的楊柳,一絲絲下掛的楊柳——雖然是在頭上,到底是在樹上呵,但黃昏是那么靜,靜仿佛做了船,乘上這船什么也探手得到,所以小林簡直是搴楊柳而喝。(《橋·黃昏》)
  琴子納罕茶鋪門口一棵大柳樹,樹下池塘生春草……
  走進柳蔭,仿佛再也不能往前一步了。而且,四海八荒同一云!世上唯有涼意了。——當然,大樹不過一把傘,畫影為地,日頭爭不入。(《橋·茶鋪》)
  這樣的筆墨,在《橋》里觸目即是。這就形成了一種“空氣”,彌漫于其中的是詩的意境與禪的意趣的結合,清涼的人生與靜默的哲學的交融。在這里,形相歸于空無,空無化為形相,光明里見暗夜,暗夜里現光明。既然在禪意世界里,宇宙萬物一片化機,那么寂寞人生還有什么不能解脫呢?
  然而,廢名又并不是一名飄逸出世的釋家弟子或一位離群索居的現代隱士。他的小說于孤獨寂寞中企求心靈超脫,又蘊含著現實人生體驗的憂傷,滲透了作家對生活、生命的摯受。誠如他談到他的《掐花》一詩時所說:“‘我’飲花怕成仙,是不愿棄舍愛,希望死后還是個凡人,實是表現自己‘忠于人生’”[7]。
  收稿日期:1997—11—03
  注:
  [1]《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年10月影印本。
  [2]唐tāo@①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頁。
  [3]王澤龍《廢名的詩與禪》,江漢論壇,1993年第6期。
  [4]馮健男《廢名與家鄉的文學因緣》,黃岡師專學報,1993 年第3期。
  [5]馮友蘭《闡宗:靜默的哲學》,《中國哲學簡史》。
  [6]周作人《苦雨齋跋文·桃園·跋》,天馬書店,1934年3月版。
  [7]引自《談新詩·(妝臺)及其他》,人民出版社,1957年11 月版。
武漢教育學院學報23~2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彭松喬19981998本文將廢名小說置于中國現代早期文學整體背景下,從孤獨情結、生命感傷、死亡體悟、禪與解脫等方面對其深受東方古典哲學影響的思想底蘊予以了揭示。廢名/小說/生命哲學 作者:武漢教育學院學報23~2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彭松喬19981998本文將廢名小說置于中國現代早期文學整體背景下,從孤獨情結、生命感傷、死亡體悟、禪與解脫等方面對其深受東方古典哲學影響的思想底蘊予以了揭示。廢名/小說/生命哲學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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