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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價值觀的哲學意蘊
生態價值觀的哲學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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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018 文獻標識碼:A
  如果說,哥白尼發現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這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偉大的變革意義,那么,我們現在有理由認為,人類不是自然界的絕對中心,這同樣具有偉大的變革意義。
  —題記
  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向我們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每一代人究竟應當怎樣衡量自己創造的文明成就,又應當如何評價自己的決策與行為的功過得失,要回答這個問題,關鍵在于價值觀,在于價值的取向與判斷。
  價值觀是關于價值的根本觀點。什么是價值呢?馬克思說:“‘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是人們所利用的并表現了對人的需要的關系的屬性”;“表示物的對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屬性”[1]。從宏觀的角度看,價值觀是社會文化體系的核心;從微觀的角度說,價值觀是人的世界觀的組成部分。價值觀作為社會現象的反映,必然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遷。社會經濟的發展,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導致人們價值觀的變化,反過來它又會左右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進而影響社會的發展。因此,對生態價值觀的哲學思考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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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由蒙昧、野蠻走向文明,由農業時代步入工業時代進而達于信息時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人與自然的沖突日益突出。大自然對人的每一個勝利都進行了報復。全球變暖,“溫室效應”加劇;大氣臭氧層日漸耗竭,甚至出現南極空洞;酸雨肆虐;有毒化學品危害;垃圾泛濫;土壤侵蝕;森林銳減;沙漠擴大;水源短缺;物種滅絕;全球生物多樣性減少。人類文明創造了文明自身衰落的條件,作為人類活動結果的生態危機使人們反思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并進而提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價值觀。
  生態價值是人類社會多樣性價值體系中一根極其重要的價值標桿。它是自然物所具有的滿足人和社會的能力。它表現人與環境關系中環境屬性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意義。生態價值觀是關于自然的價值的觀點。自然的價值問題,在傳統哲學和科學中是被忽略甚至被否定了的。特別是自休謨(David Hume,1711-1776)提出“是”與“應該”的關系問題以來,西方學界強調科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在事實與價值之間開掘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因此,科學不承認自然界的價值。在自然無價值這種觀點的指導下,人與自然之間發生了日益尖銳的沖突。
  人與自然的關系具有歷史性,大致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
  (1)蒙昧階段 人類早期,自然的力量過于強大,生產力水平又極端低下,人類處于受自然界控制的階段。在這蒙昧時期,人把自然尊奉為神,自然界具有崇高的地位。
  (2)效仿階段 隨著人類力量的增強,人們慢慢認識了一些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自然現象,在實際的生產和生活中,人類開始順應自然,效仿自然,以求生存。在整個農業文明時代,人類還是尊重自然的,奉行天命論的哲學,走“天人合一”之道。
  (3)征服階段 工業革命以來,生產力迅猛發展,人類借助科技的力量,開始大舉征服自然,這時人是自然的統治者和主宰者。但自然界的強力報復也使人類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4)和諧階段 這是正在形成的階段。生態危機的日漸嚴峻使人開始認識自然的價值,形成一種生態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轉變是一場深刻的變革,只有在這種價值觀的指導下,人與自然才能和諧相處,也才有利于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
  自然界是有價值的。余謀昌教授在《生態學中的價值概念》[2]一文中,曾討論了生態問題上價值概念的不同層次的含義:①廣義理解的自然界的價值,指生態系統對人的一般意義和作用。②表示事物對人的效用即可利用性,或者說具有使用價值。③狹義的理解,即自然資源具有經濟價值。對自然價值的多樣性,羅爾斯頓表述為13種:①支持生命的價值。②經濟價值。③科學價值。④娛樂價值。⑤基因多樣性價值。⑥自然史和文化史價值。⑦文化象征價值。⑧性格培養價值。⑨治療價值。⑩辯證的價值。(11)自然界穩定和開放的價值。(12)尊重生命的價值。(13)哲學和宗教的價值。
  生態價值觀認為,人類不是自然界的絕對中心。人既是自然之子,又是自然之友。人和自然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命運。人類要想永續發展,就必須充分認識自然的價值,善待自然,尊重自然,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并維護和促進地球這個生命共同體的長久的穩定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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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價值觀的確立具有豐富深刻的哲學意蘊。
  (1)價值觀的反思
  生態危機日趨嚴峻,迫使人們反思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建立人與自然相互協調發展的新的價值觀。
  人類中心主義的最早明確表述是普羅泰哥拉(Protagoras,BC485-410)的“人是萬物的尺度”,稍后,伯里克利(Perikces,BC495-419)提出“人是第一重要”的論斷,進而蘇格拉底(Sokrates,BC469-399)則把人的思維和理性作為萬物的尺度。整個古希臘的人類中心主義,最后為古羅馬天文學家托勒密(C.Ptolemaeus,約90-168)的“地球宇宙中心論”推導出的一種觀念所概括,其核心論點就是主張人類居于宇宙的中心。中世紀由于宗教神學觀的主宰,人類中心主義以上帝造人,人為上帝看管地球的形式曲折表達。只是到了文藝復興時代,人類中心主義才真正得以確立。工業革命時代形成人類對自然進行強力征服的人類中心主義。英國近代科學鼻祖F.培根(F.Bacon,1561-1626)提出“知識就是力量”,首先將人類中心主義從理論推向實踐。他認為,人類為了統治自然,就需要了解自然。科學作為手段,它的真正目標就是了解自然的奧秘,從而找到一種征服自然的途徑。法國科學家笛卡爾(Rene Descartes,1596-1650)主張“借助實踐哲學使自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和統治者”。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提出著名的命題:“人是目的”。他認為只有人是目的,人的目的是絕對的價值;而且,人為自然界立法,“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
  在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指導下,現代科學認為自然界是沒有價值的,人是自然的統治者和主宰者。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不僅涉及以人為中心的哲學、科學的知識體系和技術體系,而且涉及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它的核心觀點就是:一切以人類利益作為惟一的尺度。很顯然,這種價值觀與生態危機有一種較為明顯的因果聯系。因此,人們逐漸建立起一種新的生態價值觀:它肯定人內在于自然,融合于自然。人既是自然之子,又是自然之友,人和自然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命運;它倡導人類應該在促進生物圈的穩定與繁榮,促進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的基礎上改造和利用自然,這樣才能永續發展;它認為尊重和保護自然就是尊重和保護人類自己,人應和自然共生共榮。這一新的生態自然觀的確立將引起一系列革命性的變化。
  (2)自然觀的更新
  生態價值觀作為一種新的世界觀的組成部分,它的出現進一步克服了工業時代自然觀的機械論傾向。工業時代的自然觀把整個世界看成是由某種宇宙之磚的終極實體組裝而成并按照一定的規則,朝著一定的方向運轉的機器,相信人類完全可以根據純粹的客觀知識,利用技術手段去認識和操縱這架巨大的自然機器。它認為人是完全理性化的,認為人的價值理想和達到價值理想的科學技術也是理性化的。在這個“機器”的隱喻中,自然界的秩序、規律、目的被認為是源于某種自然之外的精神性的東西,即“上帝”。上帝設計出一套原理,把它放進自然界并操縱自然界運動,而且自然界本身完全是被動的、受控的,它僅僅是一架“機器”。這種以牛頓力學機械論原理所建構起來的自然觀的核心,在理論上主要體現為“守恒性”、“轉化性”和“不滅性”。在這一自然觀的支配下,人們認為自然資源和能量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即使某種物質和能源被“耗盡”(轉化為他物)后,也總能找到另一種新的替代物質和能源。
  出于對傳統自然觀的反動,產生了一種新的生態自然觀。它以系統論、生態學等現代科學為基礎,在生態價值觀的影響下形成,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自然觀。系統論認為,世界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在這一整體中,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整個世界就是由物質轉換、能量流動、信息溝通的多樣性運動和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機統一體,一物的存在離不開與它物的聯系和對整個系統的依賴。現代生態學認為,現在的生物圈是宇宙在幾十億年中進化出來的有機系統,它把地外物質環境、地球上的無機物和生物種群協調為一個維持自我平衡的和諧整體。這個整體在其每一個層次上都有其特殊性和同一性,每一物種所具有的特性都是對生物圈中某一特殊環節適應的結果。每一生命形式的進化都對其他生命形式的進化,以及生物圈系統功能的完善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沒有任何一個物種可以單獨生存和發展,它們只能在大的合作背景下相互競爭和相互利用,在共同維護生命支持系統存在,促進生物圈穩定的前提下來實現自己的生存發展。在此基礎上,新的生態自然觀指出了不同于傳統自然觀的另一種新的世界圖景。地球相對于宇宙來說,是一個封閉和孤立的系統。它的資源、能源和自身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它的物質和能量只能從可利用到不可利用、從有效到無效、從聚集到發散、從有序到無序……這樣一個方向演進。任何超過環境承受能力的物質、能量的消耗都會導致整體的變化以致某一功能的消失。這種新的自然觀有助于人們重新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促成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3)思維方式的轉換
  生態價值觀促進人們從分析主義的思維方式轉向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從功利型思維方式轉向互利型思維方式。
  近代以來,培根經驗主義的自然觀,笛卡爾崇尚分解的科學方法和牛頓力學的機械論世界圖景,導致人們將作為整體而存在的自然還原、拆卸、分解為各種孤立存在的基本單元,作為人類征服、改造和統治的對象。這種分析主義的思維方式通過分析主體與客體、主觀性與客觀性等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人被稱為不同于自然中其他存在的理性存在,并高于其他存在,那些存在只是服務于人的對象。這種分析主義的思維方式導致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機械地操縱世界,任意地割裂世界。生態價值觀為人們提供了新的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我們不能將某些要素從整體中抽取出來,也不能在分離的狀態下認識它的真相。我們應對地球生命共同體這個我們生活和行動于其中的支持著我們生存的生命之源有一種真誠的關心和愛護,一切從這個整體的角度來思考。
  以往傳統的思維模式也是一種功利型的思維方式,它以追求功利為最高目標,絕對地以人為中心,以人的利益為惟一的關注和思考對象。在這種功利型思維方式的支配下,人們絲毫不考慮自然的價值,只是永無止境地掠奪自然。這是一種反生態學的思維方式,是導致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緊張的最為深刻的根源。互利型思維方式考慮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的互利互惠,考慮人與自然的共生共榮、和諧發展。這是一種生態化的或“綠色”的思維模式。只有確立這種互利型的思維模式,才能真正克服功利型思維方式造成的短視行為,既保證整個人類的利益又保護了自然的生態利益,真正確保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4)倫理觀的拓展
  生態價值觀有助于倫理觀的拓展。傳統的倫理觀只考慮人與人的關系,只是以人的利益或人類的利益為出發點和終極目的,只把“人”作為道德的對象,只承認人的道德地位和權利。正因為如此,這種傳統的倫理觀也就無視自然界中其他的生命現象和生命體的存在:人只要需要,就可以恣意地砍伐和采挖、瘋狂地掠殺和滅絕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今天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不就是這樣造成的嗎?
  新的倫理觀將人與人的倫理關系擴展到人與一切生命之間。它認為:一個生物多樣性的地球生態系統,對于整個地球生命的存在是必要的、有利的,從而對人的行為,有必要在更寬泛的倫理學范圍內作出“嚴于律已”的規范——對所有生物的尊重和愛護。概而言之,新的倫理觀的理論要求是確立自然界的價值與權利,其實踐要求是保護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新的倫理觀所追求的文明,不再是傳統的農業文明,也不再是工業文明,而是生態文明。這超越了傳統的以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為中心的倫理觀,是一種新的世界性的以人與自然關系為中心的生態倫理觀。它要求尊重和維護自然的權利和價值,担負起愛護和保護大自然的道德責任,破除自我中心主義,樹立起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觀念,保持自然生態平衡的良性循環,建立人與自然的平等觀,使人與自然互相協調發展。
  倫理觀的拓展是非常必要的。巴西世界人類環境會議秘書長莫理斯·斯特朗指出:“人民和國家總是希望把自己的安全放在首要地位,并且提供必要的資金來維護自身的安全。現在世界大家庭面臨的我們在環境問題上造成的后果,給我們共同安全造成的危險要大于傳統的相互之間軍事沖突帶來的危險。道德倫理和精神方面的價值是人民和國家產生動力的最終的基礎,我們應當加以利用,并表現在創立新的‘地球道德’,從而激勵人民共同加入包括南方、北方、東方和西方在內的新的全球伙伴關系,確保地球的一體性,使之成為我們這一代和后代子孫的安全、平等和溫馨的家園。”[3]
  (5)實踐觀的變革
  價值觀念驅動人們的實踐行為。生態價值觀的形成,使人們的實踐觀及行為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革。
  傳統的實踐觀習慣于用某種單純的經濟參數,如以國民生產總值(GNP)和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尺度,以物質財富增長為核心,以經濟增長為惟一目標,并認為經濟增長必然帶來社會財富的增加和人類文明的發展。因此,追求經濟的無限增長、追求物質財富的無限增加就是至高無上的目標。傳統的實踐觀認為資源是無限的,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資源是無價的,可以無償使用;資源是無主的,可以誰采誰用;環境的容量是無限的,可以對人類生產和生活中的廢棄物和污染物進行無限地同化和自我凈化。這必然抹殺生態價值,導致對自然的掠奪性開發,導致生態平衡的嚴重破壞,最終造成生態危機,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嚴酷的現實迫使人們思考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價值觀,并形成新的實踐觀。在實踐中,人們認識到資源是有限的,自然是有價的,環境容量是有限的。人類應該保護自然環境,維護生態平衡,在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的基礎上發展經濟。新的實踐觀主張資源型經濟向效益型經濟轉化。資源型經濟以大量消耗資源,造成嚴重浪費,成本過高為特征。效益型經濟則著眼于降低消耗,提高效益,從而節約資源,有利于持續發展。新的實踐觀也主張污染型生產向清潔型生產轉化。污染型生產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將治理環境污染的包袱甩給整個社會,形成人類永續發展的嚴重障礙。而清潔型生產充分考慮“人—自然”系統的平衡及環境的承受能力,既發展了經濟,又維持了生態的良性循環,有利于社會長久的發展。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曾談到人類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需要的擴大而出現的對自然的破壞及盲目性的問題。馬克思認為,人類在改造自然的同時,應當注意合理地調節這種矛盾,盡量地克服這種盲目性,以獲得人類在改造物質世界這一領域的“自由”。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實踐觀的基本精神正是馬克思思想的合乎邏輯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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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實質上是當代社會的生存危機和文化危機,是人與自然的沖突危機,根源主要在于我們既有的社會機制、人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必須對人的價值觀念和社會機制進行根本的改造,將人和社會融于自然,使之成為一個整體,才有可能解決生態危機和文化危機。其中,就價值觀而言,生態價值觀不失為一種較好的選擇。我們每個人都應自覺地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把人與自然的認同視為一種崇高的境界,通過最大限度地發掘人內心的善,并宏揚這種善,來達到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只有轉變我們的價值觀、自然觀,調整我們的思維方式,提高我們的倫理素養,變革我們的實踐觀和實踐方式,才能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我們以及我們子孫后代的美好生活提供根本保證。
  收稿日期:2002-05-31
自然辯證法研究京13~15,29B2科學技術哲學錢俊生/彭定友20022002由于生態危機日趨嚴峻,迫使人們反思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建立人與自然相互協調發展的新的價值觀。生態價值觀作為一種新的世界觀的組成部分,克服了工業時代自然觀的機械論傾向,使人們從分析主義的思維方式轉向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從功利型思維方式轉向互利型思維方式。同時也使傳統的倫理觀和行為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革。生態價值觀/思維方式/倫理觀/作為方式  ecological values/ways of thought/ethical view/behavior pattern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Ecological Values  QIAN Jun-sheng,PENG Ding-you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Beijing 100091,China)Since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human being has becn forced into reflecting the values of central-humanism,building the new mutual coordinated growth values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nature.As a constituent of a new world view,ecological values has overcome the tendency of mechanistic theory of the natural view of industrial era,led peoplc from the ways of analytic philosophical thought to the ways of integral thought,from the ways of utilitarianism thought to the ways of mutual beneficial thought.At the same time,it has brought deep transform to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view and behavior pattern.錢俊生(1942-),江蘇灌云人,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科技哲學教學和研究工作,近年來主要研究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北京 100091 彭定友(1967-),湖北公安人,中共中央黨校 西方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中共中央黨校 哲學教研部,北京 100091 作者:自然辯證法研究京13~15,29B2科學技術哲學錢俊生/彭定友20022002由于生態危機日趨嚴峻,迫使人們反思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建立人與自然相互協調發展的新的價值觀。生態價值觀作為一種新的世界觀的組成部分,克服了工業時代自然觀的機械論傾向,使人們從分析主義的思維方式轉向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從功利型思維方式轉向互利型思維方式。同時也使傳統的倫理觀和行為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革。生態價值觀/思維方式/倫理觀/作為方式  ecological values/ways of thought/ethical view/behavior pattern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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