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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敗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影響
甲午戰敗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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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國之每一次進步,無不與巨大的歷史災難相聯系。如果說鴉片戰爭只是在淺層次上對中國的知識階層有所觸動的話,那么甲午戰爭則從深層次上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它導致了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有識之士高舉起救亡、變法的大旗,掀起了近代中國第一次文化啟蒙運動。甲午戰敗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盡管只邁出了一步,但它成為一個歷史的新轉機,從此把中國近代化運動推進到了效法日本變法維新的新時期。
      一
  長期以來,中國的士大夫把日本當作東洋“蕞爾”小國,不加重視。1868年的明治維新并沒有引起中國社會的關注。事隔6 年之后(1874年),當日本軍隊武裝入侵中國的臺灣時,近代中國人才開始重新認識日本。但縱觀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除了王韜、黃遵憲等明確稱贊日本,主張學習日本外,大都持批評和否定的態度。尤其對日本改變祖宗成法,仿效西洋政治制度的作法不能接受,諷之為“東頭西腳,西腳東頭,不成東西”〔1〕。然而,正是這“不成東西”的日本,在1894年9月開始的甲午戰爭中,將中國洋務派苦心經營10多年的北洋海軍打得全軍覆沒,幾十萬湘淮軍節節敗退,并向中國提出賠款兩萬萬兩、割讓臺灣及遼東半島等一系列苛刻的議和條件。
  甲午戰敗這一殘酷現實,強烈地震動了中國社會,同時也深深地刺激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1895年4月底,戰敗的消息傳到京師, “舉國嘩然”。廣東舉人梁啟超聯名百余舉子,湖南舉人任錫純、文俊鐸、譚紹棠各聯名數十舉子“首詣察院,呈請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貴州、江蘇、湖北、陜甘、廣西、直隸、山東、山西、河南、云南諸省繼之。士子們為戰爭的慘敗和日本的要挾所激怒,紛紛上奏章、遞條陳,痛心疾首,慷既陳詞,反對議和。一時上書言事的士人之多,以致都察院門外“車馬闐溢,冠衽雜沓,言論滂積者,殆無虛晷焉”〔2 〕。
  在所有這些士人學子上書“數日不報”的情況下,1895年5月2日,康有為、梁啟超聯絡18省舉人1300多人齊集都察院門外上書請愿,要求光緒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成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強調前三者只是“權宜應敵之謀,而非立國自強之策”,中國的根本出路在于變法,“非變舊法,無以為治”。并要求光緒帝改革封建體制,建立議會制度,“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于太和門,三占從二,下部施行”〔3〕,在政治、經濟、軍事、 文化等各方面進行全面的資本主義改革。
  公車上書雖然沒有上達于光緒帝手中,卻“遍傳都下,士氣憤涌”〔4〕,引起朝野各界的巨大震動。1895年6月初,上海哀時老人“刻其文及姓氏以告天下”,盛贊其文“驚天地,注鬼神”〔5〕。 公車上書不脛而走,刊出后行銷數萬部。士子們輾轉傳抄,“一時間天下墨爭磨”〔6〕,其影響也迅速從京城擴展到全國。
  “中國維新之萌蘗,自中日之戰生。”〔7 〕公車上書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甲午戰敗最激烈最直接的反應,卻又不以此為限。公車上書行動中的集會、討論、請愿等手段帶有鮮明的資產階級政治活動的特點,它突破了早期改良主義者王韜、鄭觀應等人分散活動的局限性,從書生議論發展到有18省1300多人參加的集體上書言事的社會活動。梁啟超認為:“中國之有群眾的政治運動,實自此始。”〔8 〕公車上書的舉人們散歸鄉里,把維新思想傳到各地。公車上書后越來越多的傳統知識分子“漸知天下大局之事”,走上了維新救國的道路。康、梁也因其在公車上書中的杰出作用成為維新變法的政治領袖。
  甲午戰爭不僅是中日兩國之間的軍事較量,同時也是對兩國近代化力量的大檢閱,也可以說是中日兩國近代化程度的較量。甲午戰敗客觀上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由是談洋務者,漸為世所詬病”〔9〕。
  甲午戰敗后,康有為等主張維新的傳統知識分子站在“今歐日之強,皆以開國會行立憲之故”〔10〕這樣的認識高度對洋務運動進行了批判。譚嗣同認為洋務派所言所辦的只是輪船、火車、槍炮、織布機和煉鐵廠等物器而已,“于其法度政治之美備,曾未夢見……此皆洋務之枝葉,非其根本”〔11〕。康有為批評洋務派是“變其甲不變其乙,舉其一而遺其二,枝枝節節而為之,逐末偏端而舉之”。他非常恰當地評論“此皆變事而已,非變法也”〔12〕。嚴復批評洋務運動是“大抵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13〕,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14〕。梁啟超形象地批評洋務運動是“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他指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 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15〕主張維新的傳統知識分子大都從甲午戰敗這一事實中認清,只有工藝技術等層面的局部的枝節改革是遠遠不夠的;洋務運動失敗的關鍵在于,只有經濟改革,而政治改革闕如。整個戊戌維新時期,變法變法之聲響徹于國中,“一般洋務時務之士靡然成風,舉世若狂”〔16〕。世風為之一變。這與甲午戰敗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甲午戰敗后,在政治上檢討洋務運動的同時,傳統知識分子還對洋務運動的指導方針——中體西用進行了突破。
  中體西用作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方針,雖然已經開始突破了傳統的華夏中心論,但批判的理性卻被緊緊束縛在技術、工藝等層面(洋務派認為“中國文物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狂火器萬不能及”〔17〕),這樣舊的束縛了新的,死的纏住了活的,批判的理性在現實中停滯了增長。不僅如此,中體西用帶有的“衛道精神”(取西人氣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18〕)極有可能再度狂熱起來,淹沒僅有的一點理性,回歸到傳統的華夏中心論中。
  甲午戰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這是對中體西用最殘酷最無情的批判。與此同時,批判的理性也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中再度成長起來。1895年7、8月間,譚嗣同率先從洋務派設置的“器由道出”、“變器不變道”的唯心主義胡同里走出來,深刻地指出:“道,用也,器,體也,體立而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變而仍為器,亦仍不離乎道,人自不能充,又何以棄道哉?”〔19〕譚嗣同對道器、體用關系的嶄新認識把被洋務派顛倒了的道器觀、體用觀重新恢復了過來。這就為維新思潮的高漲提供了條件。它表明一部分傳統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敲擊中體西用的喪鐘了。1901年,張之洞、劉坤一在《江楚會奏三疏》中重彈中體西用的洋務宗旨時,嚴復次年嚴正地指出:“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用者也。”他又進一步申論道:“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議者必欲合之而以為一物,且一體而一用也,斯其文義違桀,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烏望言之而可行乎?”〔20〕嚴復的這段話盡管稍晚于戊戌維新,卻很可以代表甲午戰敗后一部分主張維新的知識分子在體和用問題上的清醒認識。整個戊戌維新時期,盡管在許多維新志士的思想中仍留有不少尊崇儒家文化的影子, 光緒帝在1898年6月11日的定國是詔中也仍有“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 又須博采西學之切實者實力講求”〔21〕的字樣,但在行動上的廢八股、設立京師大學堂、頒布《振興工藝給獎章程》、詔選宗室王宮游歷各國等無一不體現出突破中體西用的痕跡,這種舊的發展了新的、死的推動了活的的現象不能不說是與甲午戰敗有關。
  甲午戰爭是推陳出新的助產婆,甲午戰敗后傳統知識分子對洋務思想的檢討及其在體用關系上的突破,表明19世紀60年代以來占主導地位的洋務思潮開始消退。
      二
  19世紀60—70年代,太平天國、捻軍和邊疆各族人民起義相繼平息下去,清政府的對外關系也在《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下維持著相對和平的局面,史稱同治中興。這引起了相當一部分傳統知識分子的迷惘和虛驕。如1875年陳在編纂《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時就夸大其詞地稱頌同治的政績是:“削平僭偽,綏靖邊陲,偉列豐功,為書契以還所罕見。”〔22〕1879年王之春更吹噓說:“我朝威靈震壘,一道同風,受萬國之共球,萃涂山之玉帛,聘問之使聯翩而賦皇華者,幾無遠而弗屆焉。蓋中天運會所開,初非秦皇漢武徒逞遠略所可同年語也。”〔23〕傳統知識分子的這種迷惘是對時勢和自我認識不清的結果。它基于自欺,其惡果遠甚于自欺,影響了中國的自我認識和自我批判,延誤了中國近代化的歷程。1883年—1885年中法戰爭中清軍在陸地上的勝利則更加劇了一部分傳統知識分子和封建官僚的昏聵和迷惘。中法戰爭之后,清政府雖然接受馬尾海戰的教訓,以大治水師為主,但1888年以后竟開始挪用海軍軍費作修建頤和園之用。從1888—1894年整整6年, 清王朝海軍的主力北洋艦隊竟未再添置任何船只和設備。甲午戰爭以前盡管黃遵憲作為先行者已提出了師日的主張,但一般傳統知識分子對日本還是瞧不上的。“征日論”的調子不絕于耳,甚至在戰爭爆發之際還有很多人做著征服“一島孤懸”的日本,同時“攝服泰西諸國”〔24〕的美夢。應該說是甲午戰敗除了中日雙方實力懸殊以及戰略戰術上的失誤等諸多因素外,中國社會普遍缺少理性,昧于世界大勢也是失敗的原因之一。
  甲午戰敗后,理性重新回到了現實中。梁啟超直言中國的處境是:“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25〕康有為指陳當時的環境是“瓜分豆剖,漸露機芽”,他警告光緒說:“恐自爾之后,皇上與諸臣雖欲茍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26〕傳統知識分子在戰敗后對現實危機的清醒認識正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第二階段(戊戌維新)的思想基礎。
  甲午戰敗同鴉片戰爭以來歷次對外戰爭的失敗相比較,一個顯著的差別就是這次打敗中國的不是西方列強,而是一個向來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瞧不起的東洋“蕞爾”小國。這就在更大程度上加劇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心理傾斜。康有為的“夫以中國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比于日本,過之十倍,而為小夷熳侮侵削,若kuī@①羊縛豕,坐受剝割,恥既甚矣,理亦難解”〔27〕,正是這種心理傾斜的典型寫照。心理的傾斜又導致他們最深刻的反省自我。康有為說:“吾既自居于昧弱,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亂亡,安能怨人之取侮。”〔28〕譚嗣同更直接地說是“中國自己求亡。”〔29〕。嚴復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論思想分析中國失敗的原因,得出結論是“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30〕。總之,責己不責人,反躬自身、發憤為雄代表了當時主張救亡圖存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態。
  甲午戰敗后,越來越多的傳統知識分子認識到明治維新在日本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康有為等人甚至把明治維新看成是日本成功的唯一動因。康有為指出:“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能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鑒。”〔31〕梁啟超也說日本是“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臺灣也”〔32〕。要救國,只有維新,只有學西方,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這給當時主張變革的傳統知識分子以極大的啟示。為了救亡,中國的維新派準備向昨天的敵人日本學習,康有為明確地向光緒提出“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33〕。
  由于交通方便,風俗相似,文字易懂,加上中日兩國原來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相似,甲午戰敗后,越來越多的傳統知識分子把師日看作是學習西方、救亡圖存的一條捷徑。康有為說:“日本地勢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取而法之,尤易措手”〔34〕。又說:“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有異道”〔35〕。梁啟超也主張充分利用日本學習西方的成果。他說:“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本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則要書畢集矣!”〔36〕他們相信,只要中國仿效日本實行新政,就可以事半功倍,后來居上。康有為樂觀地預言說:“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37〕
  在甲午戰敗的刺激下,在主張變革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宣傳鼓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下詔定國是,決然變法。 該詔書“以變法為號令之宗旨,以西學為臣民之講求,著為國是,以定眾向”〔38〕。開始了為期103天的維新運動。 戊戌維新促進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整個中國從此開始了實質性的社會變革過程。戊戌維新失敗后,大批中國的知識分子涌向日本,形成了20世紀初年聲勢浩大的留日潮。當時的人們分析留日潮的原因說:“日本學習歐美,故其強同歐美。吾學習歐美如日本,則其強亦必如日本然。吾文學風習去歐美甚遠,勢難直接為之,不若間接以學習日本為便。庚子以后,各省留于東京者驟增數倍,其不本此意以為宗旨者,恐百無一人也。”〔39〕這話與康梁等主張師日維新的理由如同一轍。20世紀留日潮的形成正是甲午戰敗后傳統知識分子師日思潮的繼續和發展。它與師日維新的主張一樣,同甲午戰敗對傳統知識分子的影響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三
  甲午戰敗猛烈地沖擊了晚清社會,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有識之士開始對傳統的政治制度、道德結構和思想準則提出了懷疑和挑戰。
  三綱五常是封建主義的精神支柱。傳統的儒家思想竭力把它宣揚成先驗存在的天經地義的道德規范(朱熹說“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甲午戰敗后,譚嗣同首先向綱常名教發動了猛烈的攻擊。他認為三綱五常完全是統治者為自己統治的需要而提倡的單方面的強制性道德規范。他說:“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其制下而不能不奉之。”又說:“獨夫民賊固樂三綱之名,一切刑律皆以此為率,取便己故也。”他抨擊名教的罪惡是“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錮其心,使不敢涉想”。從“仁——通——平等”的觀念出發,他提倡父子平等、男女平等的新型道德準則,并說:“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40〕譚嗣同被梁啟超譽為晚清思想界之一大慧星。他對三綱五常的批判預示了傳統的道德規范和思想準則在知識分子中即將崩潰的命運。
  伴隨著傳統道德規范的趨于崩潰,甲午戰敗后,君主的權威和神圣也遭到了質疑和挑戰。嚴復認為人們原本不需要君主來統治自己,只是因為人民中間有各種“相欺、相奪”的糾紛,生命財產受到了威脅,而自己又忙于耕織工賈,所以才“通工易事,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為之君”,以維護民眾的利益。他說:“故曰,君臣之倫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為道之原。”〔41〕譚嗣同也說:“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為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舉一民為君。”〔42〕譚嗣同和嚴復對國家的起源在學理上的探討,使兩千多年來的君臣觀念受到了有力的沖擊。在否定君權神授的同時,傳統知識分子還對君主制的罪惡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梁啟超指斥二十四朝的當道者都是些民賊。嚴復認為:“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于民而已。”〔43〕譚嗣同說:“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不復入理。”從君由民共舉共廢的資產階級民主觀點出發,他疾呼:“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無所謂叛逆也”,因此應當“廢君統,倡民主”〔44〕。甲午戰敗后傳統知識分子對君權的否定和批判,為近代資產階級民主觀念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基地。
  甲午戰敗還產生了一個重大的社會后果,就是加深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政策的懷疑和批判。八股取士是從隋唐沿襲下來的傳統文化制度,甲午戰敗以后,主張維新的傳統知識分子從宣傳西學、培養有用人才的角度出發,對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攻擊。梁啟超批評說:“八股取士,為中國錮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學者墜聰失明,不識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45〕他認為,“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者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46〕。嚴復批評八股有“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三大弊害。他認為“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欲講實學,非另立選舉之法,別開用人之途,而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47〕并說:“救亡之道在此,自強之謀亦在此,早一日變計,早一日轉機。若倘因循,行將無及。”〔48〕傳統知識分子對科舉制度的這種攻擊真正擊中了封建文化制度的弊害,引起了社會各階層廣泛反響,許多士人從此與八股制度決裂。廢除八股也是戊戌維新時期文化變革的主要措施。當時廢除八股的詔書一下,“一時縉紳士庶,田夫市儈以及識字婦女,學語小兒,莫不交口而訾‘八股無用’”〔49〕。這很足以說明傳統知識分子對封建文化制度的批判所引起的巨大啟蒙作用。及至變法失敗,頑固派恢復了科舉制度,但對八股文“不獨聰明英銳之士,不屑腐心焦腦以問此亡國之物,即于高頭講章、舌耕口穡數十年號為時藝正宗者,亦謂之無味,不如多閱報之為愈也”〔50〕。
  在批判傳統的舊道德、舊文化的同時,傳統知識分子還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廣泛地開展社會啟蒙:
  (1)創辦近代報刊:為了鼓吹社會變革,宣傳維新變法的主張,1895年6月, 主張維新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北京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張機關報——《萬國公報》。同年12月《萬國公報》因與歐美傳教士所辦的報刊同名而改名《中外紀聞》。1896年8月,梁啟超等創辦《時務報》,該報以議論新穎別致、文字通俗易懂一時風行海內外。在《時務報》的影響下,同時也是在甲午戰敗后民族危機的刺激下,各地報刊蔚然興起,影響較大的還有《知新報》、《國聞報》、《湘報》30多種。這些報刊或議論時政、宣揚變法,或介紹和翻譯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為維新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當時的人評價說,如果“把中日戰爭比作使中國震動的一次電擊”,那么這些報紙“就不啻是一個強烈的電流,因為通過這個電流,可以把新的思想傳布到全國各地去”〔51〕。  (2)組織學會:康有為認為:“近世嚴禁結社,而士氣大衰,國之日孱。”為了廣聯人才,創通風氣,1895年11月,康有為、文廷式等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強學會的創辦是中國近代開風氣的一件大事,它打破了有清一代禁止士人結社的規定。從此“學會之風遍天下”〔52〕。據不完全統計,從1895年到1897年,維新派在全國創辦的學會至少有33個。這些學會廣泛聯絡社會各階層支持變法的人士,宣揚維變法的主張,一時間“民智驟開,士氣大倡”〔53〕。起了極大的啟蒙作用。
  (3)介紹西方學術文化: 西方的學術文化是傳統知識分子批判封建文化、啟迪民智的思想武器。主張維新的傳統知識分子非常推崇西方的學術文化,強調西學是“致學之本,富強之由”〔54〕。為了推動西學在中國的傳播,1896年,梁啟超寫成《西學書目表》,次年又編成《西政叢書輯要》,并與康廣仁一起創辦了大同書局。整個戊戌維新時期,維新派創辦譯書局2處,報館9家,學堂17所,廣泛地宣傳和介紹了西方的資產階級文化。維新派的報刊也經常介紹和翻譯西方的論著,《時務報》曾專門聘請英、法、日、俄文的翻譯,譯述的內容也從自然科學逐步向社會科學過渡。
  在當時所有介紹西學的譯著中,以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影響最為重大。甲午戰敗對嚴復這樣的傳統知識分子是一個大刺激,他因“國勢日危”而“腐心切齒”,遂“致力于譯述以警世也”〔55〕。1896年嚴復開始翻譯《天演論》,同年底成稿,1898年春譯稿出版。嚴復的《天演論》及其按語大力宣傳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生物進化學說,指出中國如果能夠順應天演的規律,實行維新變法,就能自強保種,由弱變強,否則亡國滅種,為天演所淘汰。在《天演論》中,嚴復于“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嚴譯的《天演論》敲響了民族救亡的警鐘,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激起了極大的反響。桐城派古文大師吳汝綸譽之為“大海東西奇絕之文”。他不僅親錄副本,而且撰寫序文,對嚴復的“高文雄筆”表示“傾倒之至矣”〔56〕。維新派的重要人物幾乎無一不對之加以稱頌。梁啟超最早讀到《天演論》的譯稿,就在自己的論文中加以宣揚和闡發。康有為也稱贊嚴復“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57〕。《天演論》宣傳的變化和發展的觀點,成為甲午戰敗后傳統知識分子要求變革的理論基礎。中國要求維新的傳統知識分子宣傳《天演論》中的變革思想,在社會上起了極大的啟蒙作用。30多年后,胡適回憶說:“《天演論》出版之后,不上幾年便風行全國,競作了中學生的讀物了……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后,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后,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后,這種思想象野火一樣燃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也是這種風氣下的紀念品。”〔58〕甲午戰敗后傳統知識分子翻譯的其它西方學術著作的影響雖不及《天演論》那么大,但仍可從《天演論》的風行中略窺其社會啟蒙作用之一斑。
  傳統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的弘揚和對封建文化的批判,一起構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文化啟蒙運動。
  注:
  〔1〕闕名《日本雜記》。
  〔2〕〔5〕〔10〕〔12〕〔13 〕〔21〕〔27〕〔57 〕《戊戌變法》(二),第154、155、241、215—216、319、17、167、525頁。
  〔3〕〔31〕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
  〔4〕〔52〕〔6〕〔55〕《戊戌變法》(五),第130、338、10、183頁。
  〔7〕梁啟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飲冰室專集》卷3。
  〔8〕〔9〕〔18〕〔46〕〔54〕《戊戌變法》(一)第440、399、160、448頁。
  〔11〕〔19〕〔29〕《譚嗣同全集》,第202、197、225頁。
  〔14〕《嚴復詩文選注》,第147頁。
  〔15〕〔32〕〔45〕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卷1。
  〔16〕《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
  〔17〕《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
  〔20〕《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
  〔22〕陳tāo@②《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
  〔23〕王之春《談瀛錄》。
  〔24〕李岳蘅《策倭要略》。
  〔25〕梁啟超《南學會序》,《飲冰室合集》卷2。
  〔26〕〔28〕〔33 〕〔34〕康有為《上清帝第五書》。
  〔30〕〔37〕〔41〕〔43〕〔47〕〔48〕〔49〕〔50〕〔51〕《戊戌變法》(三),第46、5、79—80、81、 57、70、345、156、497頁。
  〔35〕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跋。
  〔36〕梁啟超《讀〈日本書目志〉書后》,《飲冰室合集》卷2。
  〔38〕〔53〕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全集》卷1。
  〔39〕《大陸》1903年第7號。
  〔40〕〔42〕〔44〕譚嗣同《仁學》。
  〔56〕吳汝綸《答嚴幼陵》,《桐城吳先生尺牘》卷1。
  〔58〕胡適《四十自述》。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近代史博士)
                     〔責任編輯 田衛平〕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圭加刂
  @②原字為韜的繁體字*
  
  
  
河北學刊石家莊91-95K3中國近代史楊宏雨19961996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91-95K3中國近代史楊宏雨19961996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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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學者大師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革命先行者民國之父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本名孫文,字載之,號日新、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是醫師、近代中國的民主革命家、中國國民黨總理、第一任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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