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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郭店楚簡的思想史意義及其限度
略論郭店楚簡的思想史意義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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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沙洋區四方鄉郭店村出土了一批戰國時期楚文字竹簡。1998年5月,經荊門市博物館整理、著名古文學學家裘錫圭教授校審的《郭店楚墓竹簡》由文物出版社發行。幾乎就在同時,5月2日,北京的一批學者在國際儒學聯合會就郭店楚簡中的早期儒家思想進行了首次討論;5月22-26日,來自近10個國家和地區的30余位專家學者出席了在美國Dartmouth College召開的郭店《老子》國際研討會;6月10日,《郭店楚墓竹簡》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聯想到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至今尚未全部整理完畢并公開出版,郭店楚簡在出土后所受到的“待遇”,不敢說是絕后至少也是空前的。
  從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郭店楚簡”如今幾乎成了重寫歷史的象征,諸如下面所引的這些文字,在有關的論文中隨處可見——“郭店楚墓竹簡出土以后,整個中國哲學史、中國學術史都需要重寫。……甚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杜維明語)“這次郭店的楚簡,雖說數量最少,若從學術史的角度看,也許價值最高。”(龐樸語)“郭店楚簡的出土,促使我們重新認識和評估早期儒家,而前期儒學發展史必定要改定。”(姜廣輝語)
  有見于此,本文試圖對郭店楚簡的思想史意義及其限度略作闡發,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這批竹簡的情況。據說郭店一號墓曾經被盜,竹簡亦未幸免于難。劫后竹簡剩余804枚,出土時已散亂無序,經整理,共得13000余字,全部是有關思想文化的文字。根據墓葬的形制和隨葬器物的紋樣等證據,考古學家推定入葬年代當為戰國中期偏晚,約公元前300年上下。墓主屬士級貴族,很有可能是墓中殉葬耳杯所稱的“東宮之師”,也就是楚國太子的老師。
  經整理,楚簡所包括的典籍大致可以分為道家和儒家的著作。道家著作共計兩種四篇,其中互不重復的摘抄本《老子》三篇、《太一生水》一篇;儒家著作有十一種十四篇,它們是《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各一篇,以及《語叢》四篇。不過,也有學者指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兩篇雖有近于儒家的語句,但因其過分強調禪讓,或許當劃歸縱橫家;而四篇《語叢》,雜抄百家之說,疑為教學用書,與漢初賈誼《新書》中的《連語》、《修政語》、《禮容語》等篇有些相似。
  自此,我們已經對郭店楚簡有了初步的印象,但對其思想史的意義或許還不堪了了。不過,一旦將這批竹簡與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若干懸而未決的疑案聯系起來,前面所引的那些美譽之辭也就不難理解了。
  疑案之一:孔子與孟子之間的儒學發展究竟是怎樣一個情況?
  據說孔子之后,儒分為八,其中有“子思之儒”與“孟氏之儒”。子思為孔子之孫,孟子曾受業于子思之門人,故子思之儒與孟氏之儒是較為接近的兩派。盡管《中庸》相傳為子思所作,由于《子思子》在北宋以后佚失,長期以來又沒有別的材料可資利用,所以孔子與孟子之間百余年的儒學發展的真實情況始終未能得到澄清。如今隨著郭店楚簡所含儒家著作的整理出版,孔孟之間曾經失落的歷史聯系終于有了補足的希望。
  就子思之儒的著作言,《隋書·音樂志》引梁人沈約之語,斷定《中庸》、《表記》、《坊記》和《緇衣》皆取自《子思子》。沈約的時代,《子思子》正在流傳,尚未佚失,故沈氏所說自然是有根據的。由此,《郭店楚墓竹簡》中的《緇衣》篇可以被認定為子思所作。有專家進而從子思“求己”的學術主旨與思想性格出發,根據《荀子·非十二子》對子思的批評并參考《中庸》一書,認定楚簡《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性自命出》、《六德》、《唐虞之道》與《成之聞之》的前半部分,均為子思之儒的著作,代表了從孔子到孟子之間儒學發展的鏈環。
  再就儒家心性論發展的內在邏輯看,孔子提出“性相近,習相遠”,孟子主張性善說,而郭店楚簡中《性自命出》一章所內含的心性論,正好構成了孔子與孟子之間所曾失落的理論鏈環。楚簡發展了孔子的心性論,從天—命—性—情—道的邏輯結構來討論人性的本質和作用,提出了命自天降、性自命出、情出于性、道始于情、性一心殊等命題,為《中庸》所謂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及孟子性善說的出場,做了充分的思想鋪墊。
  疑案之二:《老子》一書究竟成書于何時?
  老子其人其書的時代問題可謂千古公案:老子是什么時代的人?《老子》成書于何時?抄本源流如何?太史儋就是老聃嗎?這些問題在太史公那里就已搞不清楚,在古史辨中更成為了中心的話題。關于《老子》一書的成書年代,現代學者主要有三種看法。早出說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呂振羽、高亨、張岱年、陳鼓應等人,認為老子在孔子之前,《老子》一書當成書于春秋末年;顧頡剛、劉節等人主張晚出說,認為成書于秦漢之際或漢文帝之時;而王國維、梁啟超、馮友蘭、侯外廬等則持戰國說,認為《老子》成書于戰國時期(當然,彼此之間也有戰國初與戰國末的不同)。
  1973年湖北長沙馬王堆帛書《老子》的出土直接否定了晚出說,證實《老子》一書的成書年代至少是在戰國時期。但是,帛書《老子》仍留下需要進一步回答的問題,即《老子》的成書究竟是在戰國時期,還是在春秋末年?如果說是在戰國時期,那么,究竟是在初期、中期,還是晚期?現在,郭店本《老子》(三組)的出土,又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比帛書本更早的另一種《老子》傳抄本,為解決上述疑難提供了新的非常有利的證據。考古學家確定郭店一號墓的入葬時間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由此可推斷郭店本《老子》的抄寫時間應該更早一些。如果這個估定時間大致準確的話,那么,《老子》一書的成書就當不會晚于戰國中期。
  疑案之三:道家在戰國時期若干支派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
  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作為先秦思想的重要流派,道家在戰國時期又分化出哪些支派,各個支派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在這方面,郭店楚簡同樣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線索。在楚簡中有《太一生水》章,認為太一生水,是道生一;水輔太一而成天,乃一生二;天又輔太一而成地,為二生三。天地相輔,以成神明、陰陽、四時、寒熱、濕燥,故太一為天下母。最后一句襲自《老子》第一章“萬物之母”無疑,但“太一生水”在思想上與《老子》又殊有不同,因而只能理解為對后者的一種發展。那么,《太一生水》究竟屬于道家的哪個支派呢?
  《史記·老子列傳》載,老子西出函谷關,關令尹喜索老子著書五千余言,故關尹乃老子弟子。《莊子·天下》以老聃、關尹為一派,其學“建之以常無有”,尚可與《老子》對應,而“主之以太一”則不見于《老子》,當為關尹的學說。《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關尹子》一書久已亡佚,今傳本系偽書。《呂氏春秋·不仁》說“關尹貴清”,《莊子·天下》引關尹之語云“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如水,其靜若鏡,其應著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這些文字頗與《太一生水》所持“太一藏于水”之說相近。所以,有專家學者指出,郭店楚簡中的道家著作很可能是關尹一派所傳,其中就包含著關尹的遺說。
  疑案之四:早期儒家與道家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關于早期儒道兩家的關系,司馬遷在《史記·老子列傳》中曾有所描述:“世之學老子者則黜儒,儒學亦黜老子。”人們通常由此認為儒道之間勢若水火。其實,司馬遷講的是“學老子者”,即老子的后學。這說明儒道兩家的相互關系經歷了一個演變的過程,二者的對立是孔、老后學的事,一開始并非如此。
  郭店本《老子》的出土,為我們重建早期儒道之間的真實關系提供了珍貴資料。今本《老子》十九章為:“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茲;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眾所周知,“圣”和“仁義”是儒家推崇的德行,故絕棄此三者,顯然就意味著道家明確的反儒傾向以及儒道兩家在價值觀上的截然對立。但是,郭店本《老子》甲的開始一段卻是:“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有;絕為棄作,民復孝慈。”(依龐樸釋文)“為”與“作”,皆言人的有意作為,即非自然的、非真情的行為。所謂“孝慈”,則指親子之間真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不容有半點造作。于是,《老子》所要充絕的便是辯、為與作等,而這些也是儒家常常鄙夷視之的。事實上,就在同時出土的楚簡儒家著作中,就有把為、作為孝慈相關聯的文字:“為孝,此非孝也;為弟,此非弟也。”所以,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郭店本《老子》的出土,大大減弱了今本《老子》中所內含的儒道兩家思想的尖銳對立和激烈沖突,而早期道家思想的反儒性質以及儒道之間的真實關系,也應藉此給予重新估定。
  二
  郭店楚簡的出土,其意義并不僅僅表現在為解決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若干疑案提供了珍貴的線索,從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角度看,它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1923年,顧頡剛發表了《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主張把古史理解為一個“層累地造成”的過程,由此引發了關于古史的持久討論,而他本人也就成了古史辯中疑古派的代表人物。所謂“層累地造成”,是指:第一,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越長;第二,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這就是說,越是早出的文獻,所涉及的古史越短;越是晚出的文獻,它所構造的歷史便越長。從邏輯上說,后起時代的人,似乎不應詳盡地記敘前代人尚未提及的人物和事件,一旦出現了這種記敘,則其可靠性便值得懷疑。
  疑古派對于傳統的古史系統的解構,以理性的存疑精神和實證的態度方法為前提,因而在推動傳統史學的近代化、科學化,破除神話及對古人的迷信等方面有其積極的意義。但是,在存疑的旗幟下,疑古派常常過分地強調“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胡適),其疑古往往有時而疏。以對“禹”的考辨為例,顧頡剛僅僅根據《詩經》等文獻中的某些材料,便推斷西周以前“禹”被視為神;又根據《說文》等材料,進而將“禹”歸結為某種動物。雖然顧頡剛后來對自己的看法有所修正,但在古史討論初起之時提出的這些論點,已經對歷史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疑古之風盛行,似乎流傳下來的古籍多半都不可信。
  疑古派人如上偏頗是與他們把古史材料狹隘地理解為傳統的文獻材料聯系在一起的,其工作方式往往局限于對現有典籍的辨偽考信,即通過互相參照、比較,從中發現可疑之處。與疑古派的如上局限相對,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提出了著名的“兩重證據法”,主張以出土文物所記載的新材料和傳統文獻所記載的舊材料,相互補充、互相印證,從而獲得對于古史的新解。通過這樣的方法,新材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舊材料可以得到重新鑒定,而人們關于古史的立論,也就可以得到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的雙重判定,從而做到確鑿可信。以“兩重證據法”為前提,王國維在古史研究中所運用的材料之廣、考辨之深入,往往為前人所不及,他對殷周歷史、西北地理、蒙古史與元史等作了廣泛而扎實的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
  近幾十年來,考古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竹簡和帛書,為文獻考據提供了一大批可靠的實物資料。這些來自地下的新材料引導著學術界走出一味疑古的誤區,使我們能夠不斷剝除疑古派施加于傳統文獻材料上的迷霧,重建真實的歷史。例如,歷史學家借助地下出土的漢簡來解決有關《孫子兵法》之作者的爭論,就展示了“兩重證據法”的生命力。
  再來看郭店楚簡的出土對于“兩重證據法”的意義。前面我們已經談到,《老子》一書的成書年代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疑古派的顧頡剛等人主張晚出說,認為成書于秦漢之際或漢文帝之時。帛書《老子》的出土,其意義首先就在于否定晚出說,證實《老子》一書的成書年代至少是在戰國時期。如今,郭店本《老子》的出土,又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比帛書本更早的另一種《老子》傳抄本。考古學家確定郭店一號墓的入葬時間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由此可推斷郭店本《老子》的抄寫時間應該更早一些,這就是說,《老子》一書的成書當不會晚于戰國中期。
  總的來說,無論是對孔子和孟子之間儒學發展缺環的重建,還是對《老子》成書于秦漢之際的否定,從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的角度看,郭店楚簡與馬王堆帛書、銀雀山漢簡和睡虎地秦簡一樣,糾正了疑古派的某些偏頗,繼續證明著王國維所提出的“兩重證據法”的正確性和有效性,進一步推動著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走出疑古的時代。
  三
  無論是具體的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還是一般意義上的歷史研究,其目的之一總是指向歷史事實之真,但歷史人物與事件的一次性和不可重復性又是不可否認的本體論事實。因此,要達到歷史人物與事件的真實面目與客觀狀況,無論在邏輯上還是事實上都是不可能的。從這一前提出發,盡管歷史學家不會放棄對于歷史之真的承諾,但對歷史之真的追求必定展開于歷史學家同歷史資料之間永無止境的對話之中,并往往以歷史學家之間的共識為其現實的形態。
  就對郭店楚簡的研究而言,無論是強調它有助于重建孔孟之間的歷史聯系和理論鏈環,確定《老子》一書的成書年代,再現早期儒道兩家的真實關系,還是期待它能夠幫助我們重寫整個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這一切都表明:我們在“馬王堆時代”之后又迎來了“荊門時代”。我們有理由相信,對于郭店楚簡的研究必將大大推進先秦思想文化的研究,從而幫助我們實現對歷史之真的追求。不過,就在郭店楚簡有可能為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諸多疑案開啟謎底的同時,也在海內外學者之間引發了不少新的爭論。針對荊門博物館整理的《郭店楚墓竹簡》一書,不少學者就殘簡拼接、釋文和注釋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至于楚簡各篇的性質與內容,更是眾說紛紜;就是在考古學家所確定的楚簡年代幾成定論的情況下,仍有學者對此提出了疑問。這些事實說明:郭店楚簡的出土并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疑案、結束爭論,因此我們同樣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個新時代繼“荊門時代”而起。到那時,我們回頭來看借助于郭店楚簡而重建起來的歷史,再結合新發現的地下材料,很可能就會對現在的某些提法、結論作進一步的琢磨。
  追求歷史之真體現了歷史研究是一種客觀性認識,但歷史研究的目的更重要的或許還在于進行意義理解和自我認識,因為歷史總是人的歷史,是人的本質力量在歷史實踐活動中的對象化。按解釋學之見,理解在本質上是一種“效果歷史的事件”。根據這種觀點,“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一個客體,而是自身與他者的統一,或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理解的真實。一種名副其實的解釋學必須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真實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這種東西叫作效果歷史。”(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p267)如果沒有理解錯的話,就進行歷史理解的主體而言,“效果歷史”這個概念強調的是理解的歷史性,即理解始終無法超越理解者所處的特定視域;就歷史理解的客體而言,“效果歷史”強調只有在歷史流傳中產生效應的客體才構成理解的真正對象。
  由此出發,一方面,對郭店楚簡的解釋和理解總是以研究者的先見為前提,也就是說,不僅要受各種客觀因素(如時代條件、文化傳統等)的影響,而且總是受到研究者當下具有的知識經驗及其情感、意志等眾多主觀條件的制約。顯然,現階段對于郭店楚簡的研究,很難被認為是不刊之論,而對于孔孟之間歷史聯系與理論鏈環的重建等,仍有待于將來所發現的新材料作進一步的檢驗。另一方面,以《老子》一書為例,不管是何人在何時何地寫了《老子》,也不管郭店本是否是一個完整的傳抄本,也不論郭店本、帛書本與今本《老子》之間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系,都不妨礙老子哲學之為老子哲學。盡管上述思想史問題在重建歷史之真時都是無法回避的,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在沒有搞清楚這些問題的前提下,老子哲學已經通過今本《老子》(主要是王弼注本)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換言之,真正具有歷史效應的《老子》不是新近出土的郭店本,而是通行已久的今本。
  一言以蔽之,郭店楚簡的思想史意義是有其限度的。
《人文雜志》西安128~132B5中國哲學晉榮東20012001郭店楚簡自出土后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幾乎成了重寫思想史的象征。它不僅為解決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若干疑案提供了珍貴的線索,從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角度看,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本文指出,只有認清郭店楚簡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局限性,才能對它更好地加以運用。郭店楚簡/思想史/限度晉榮東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 作者:《人文雜志》西安128~132B5中國哲學晉榮東20012001郭店楚簡自出土后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幾乎成了重寫思想史的象征。它不僅為解決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若干疑案提供了珍貴的線索,從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角度看,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本文指出,只有認清郭店楚簡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局限性,才能對它更好地加以運用。郭店楚簡/思想史/限度
2013-09-1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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